政经观察
从政府寄予厚望到痛批质疑 是时候反思中国互联网经济了
【研究员】：wh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社区团购”又上了热搜：滴滴、美团、拼多多、阿里、今日头条、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杀入社区团购……
你当资本家是慈善家吗？当资本垄断了市场以后，当初你贪的那点小便宜会连本带利的被收回去，甚至可能要多付出无数倍的代价！
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网约车殒命，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监管不力……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
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时时、处处有益？现实正在给出答案。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冗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劳动力，由于已完成农业革命，英国在一段时期内不存在粮食负担。
工业产品领先优势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反过来又继续促进农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这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故事。
富国强兵的愿望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后发国家基本无例外的优先选择引入先发国家的工业技术、医疗卫生技术，因为工业上不追赶，那将一直面临以低价农产品换取高价工业品的命运。
一是工业化人口不足。为了“弯道超车”实现工业化，必须将部分农业人口强行迁至工业领域，而在农业革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导致一个时期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不足，一边工业化一边饿肚皮，这是20世纪初全球很多国家的常态，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战争的原因。
工业化的技术是需要从先发国家引入的，这就需要农业国以大量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出口换来少量的工业技术。
正因这个原因，在南美，外债负担是常态；而在中俄，外债负担没有南美那么大，但农村、农业问题突出。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史，非常形象的说明，外来科技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一是后发国家不得不跟随，因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是稀缺资源，具有高附加值；二是要跟随发展就会有高昂的付出。
所谓“弯道超车”，最终是一种补贴或者取舍状态下的局部追赶或超越，长期来看，那些“局部之外的部分”，正是未来的局限性所在。
经济结构失衡下“弯道超车”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建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直接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以基建、地产拉动。资金大举投入到本已过剩的行业，金融与地产基建继续捆绑，短期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还带来了小阳春。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非常关键的年份。2008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制造业升级。政策面对就业的担忧，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而大量的基建投入为今后十年的互联网红利奠定了基础。
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后，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
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2007年，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而2008年仅上半年，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等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77万亿。
电商产品的山寨化，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信贷泡沫之下，大量实业主转向证券和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快速实现了垄断？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
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累。
最早开始去工业化的是美国和英国，分别在1953年和1955年，当时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4%和35.9%。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1987年和1989年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2%、35.2%和28.7%（参阅Barry Eichengreen、Dwight H. Perkins及申宽浩合著的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Economy）。
对后发国家而言，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无人区”）；要么选择继续跟随，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
在制造业创新引领的过程中，冗余劳动力转向低附加值行业不可避免，这是导致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长期失衡，遭遇国际金融冲击、外需放缓，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以及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
但另方面，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
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与日韩新台类似，都是政策主导下的产业追赶，也就是所谓“东亚模式”。日韩新台的成功在于，受制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在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追赶到一定阶段后，为了维持外向型经济和应对全球竞争，或主动、或不得以的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这种创新大到汽车、船舶，小到铆钉、芯片。当最终突破了创新领域的高附加值部分，才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中国大陆所欠缺的，或者说近十年来都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很显然，互联网经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非只能通过这种模式。
平台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甚至几乎唯一的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
尤其是当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流量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选择产品的最主要渠道时，平台对这些低附加值行业的盘剥还会进一步加重。
在高附加值产业类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术连与高附加值产业结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谈何以信息化促进创新？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像“华为”那样的高附加值的企业，而不是把低附加值聚集到一起依靠规模获利的低附加值企业！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也就是说，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
劣币继续驱逐良币。中国电商与美国电商生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GMV的数额（成交额），也不在于利润的差异，更不在于能否用无人机或无人车送货，而在于这些电商平台背后那些制造业主和服务业主，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机会的快递小哥在未来的生存状态。
平台本身只是一个规模化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也不配拥有非常高的估值。以金融资本堆积出的所谓“创新企业”，最终将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时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及其成因
站在今天，我们丝毫不能理解在一个拥有《反垄断法》的国度，几家互联网企业是如何在短短两三年时间之内就垄断整个网约车出行市场的？
更加不明白，在一个立志要自主创新的国度，如何才能以足够低的成本，将山寨仿冒品驱逐出平台企业的销售页面？
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
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在平台趋于垄断后，不只是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制造商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失去了选择权。 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市场中居于优势地位者，都会成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拥趸，而居于市场优势地位者，总会以类似“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猛烈的抨击传统制度在抑制“创新”，进而去突破传统的制度。
Carl Polanyi，在其历久弥新的巨著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指出，“社会会保护自己，以对抗自律性市场所具有的危害”。当时“人吃人”的圈地运动者，正是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而反对圈地运动、保护社会底层的，却是代表封建落后的都铎王室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室。
从工业革命开始，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消费者运动、产品质量运动乃至环保运动，都是社会自发矫正以资本利润为目标的自由市场机制所导致恶果的表现，而相关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则是工业化时期人类文明的硕果。这些维系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深深的嵌入了市场经济的骨髓。而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与前述制度一起，构成了目前所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市场法治根基，由此塑造了一个严厉规则下的高效市场经济模式。
平台可以筛选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筛选消费者、甚至可以替消费者筛选产品。但平台两端的人们，却无法选择离开平台。Who is the big brother（谁是老大）？
既然平台还只是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的工具，既然平台本身不会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既然平台无法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既然平台为了私利不断的破坏本就建立不易的各种市场规则和社会保护机制，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
反思整个互联网经济，并不在于批评大而强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无法依靠互联网企业去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人类从没有在一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巨量的货币，光是美元就有五分之一是今年印出来的，也就更加不知道引爆危机的会是什么，是债务雪球，是资产泡沫，是更加严重的社会撕裂，还是说最终能够理智收场。
第一件事和通胀有关
现在河南对永煤有多少怨怼不消多说，反正自永煤违约之后，先后4只河南地方国企债券被迫取消发行，至今还没听过当地哪家国企成功发了债。不要小看地方信用问题，融得到资，才能钱生钱，发展更快，信用分化，也会加速区域经济的分化。
有人调侃，这该不会是高层一盘大棋吧，价格继续涨，才能化解煤企沉重的债务；也有人猜测这是政策调控的信号，监管层还是会将动力煤价格维持在每吨520至570元左右，既确保矿山有足够的获利能力，同时又能让电价受到控制，不让电厂太难受。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新闻：“国内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涨近7%，站上970元/吨，创2013年10月以来新高。”；“玻璃期货主力合约2101刚刚突破单吨2000元大关，创出2037元/吨的历史新高。”；“国内鸡蛋期货主力合约持续拉升，涨近5%，突破3900元/500千克关口，创近1年新高。”……
11月大宗商品已经是涨多跌少，统计局11月的PPI环比已经开始往上走，12月工业金属的价格飙升速度也没有停下来，上游涨价开始传导，中下游不涨价没利润，不降价没市场，左右难受。
中国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出现2009年以来的第一次通缩，但通缩几乎只是猪价起伏带来的数据假象。如果按周小川的想法把资产价格也考虑进来，那么11月百城价格指数同比为4.3%，创下本轮最快增速。
通胀的魅影从来就没有远去，现在更甚。
12月8日，郭树清再次让金融科技巨头绷紧了神经。他说：“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现在中国家庭的债务风险已经开始冒头。助推年轻人们提前消费的，不只是网贷。
越来越多眼睛盯上了居民消费这块蛋糕。拿中国消费信贷余额、信用卡持有量来对比美国，确实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内循环就是要靠大家敢于消费。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家庭债务暴增约3800亿美元，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增量的四倍。
有能力负债消费的中产已经一头扎进了房贷，不敢消费，更承受不起房价的下跌。收入尚低的年轻人反而艺高人大胆，控制不住消费欲望，拆东墙补西墙，利滚利，被债务逼入困境。而这些才是中国家庭债务的大盘子。
另外，地方债务率在逼近警戒区间。12月8日，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说：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元，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下限，如果按今年规模继续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券前门逐步开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风险也在集聚。”
市场重新定价，利率开始上升，国债收益率接近18个月高点，银行间拆借成本上月升至1月份以来最高。
第三件事事关人民币
出口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11月的出口成绩单大幅超出预期，达到2680.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为2018年2月以来增速最快的月份。按美元计价，增长了21.1%，人民币计价则增长了14.9%。每年中国春节之前，出口都还会有一波高峰，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这还不是最好的成绩。
但是，我这位朋友算下来之后，反而觉得今年的利润少了很多。
但这位朋友告诉我，只有大公司才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格力，小品牌、小工厂几乎不可能，留住客户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航运成本飙升。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目前比今年初翻了一倍。
三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风险。原材料价格上升，提价提不上去，本来就是薄利了，如今再加上交易都是美元计价，换成人民币之后到手的钱反而更少了，利润掉得更快。
而出口的强劲反过来也会继续巩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放水，让全球形势乱了套。货币的锚偷偷变了，多年消失不见的通胀吹起了风，债务在疫情的掩饰下狂飙，国际经济体系加速洗牌。
哪些城市将衰落？哪些城市又将崛起？如何正确地判断一座城市的前途？城市犹如磁极，未来，将会有更多人奔赴城市圈；城市亦是器皿，哪里是我们的容身之所？
看香港视野要国际化一些
中国内地人对香港的评价比较奇怪，容易呈现左右两极，难有中立客观。在九七之前，很多内地人以仰视的态度看香港，追捧TVB港剧、宝丽金流行曲、武侠小说以及各种服装发式时尚。
随着去香港的内地游客越来越多，内地人对香港的了解增加。越来越富有的内地，对香港的崇拜快速下降。自由行促使大量内地人涌入香港，两地矛盾愈演愈烈，港府只能通过立法来制止一些行为，比如奶粉限购、打击水客、降低深圳通行证入港次数等。
最近这一两年，尤其是去年深圳GDP首超香港，不少学者大谈香港问题，鼓吹深圳。有趣的是，不少学者对香港的认知与研究，与新闻编辑差别不大。对香港的认知，多数来自香港影视剧、走马观花的自由行、“棺材房”、“蝗虫论”等新闻报道、经不起推敲的经济数据，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盲目自信。大致言论是香港颓了，被房地产绑架了，云云。
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大国（至少人多地广），我们已习惯于用一个大国的思维去思考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我们很少人想过，像新加坡、斯里兰卡、梵蒂冈、瑞士这些“小国”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如果你跟他说，要有大格局、大视野，走入内地、奔向全球，他们会觉得你太飘了。所以，香港很多店都开得很好，很多小店的美食做得精道美味，这是一种工匠精神。
很多人批评香港，制造业衰落了，整个城市只剩下房地产和旅游。香港，制造业衰落，确认无疑。但是，香港的金融、国际航运、商贸、高端知识服务以及生物医疗等非重工科研，一直保持着亚洲顶级。
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一座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可能像中国内地一样，既发展金融，又发展制造业，搞全产业覆盖。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市中心也有大量工厂和库房，蓝领工人住在市中心，富人和白领住在郊区，市中心成为肮脏、犯罪滋生之地。但后来金融发展起来，工厂和工人都迁移出城，这座城市如今没有制造业，但是没有人敢轻视纽约。
纵观全球，能够覆盖全产业链的国家，也就只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以及中国五个国家。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比较完善，但在高端制造领域依然缺口很大。就连韩国都没有建立全产业体系，三星占据了20%韩国GDP，几大财阀控制了经济核心，但不能说韩国这个国家日薄西山。
第二种大国思维就是纵深感。什么叫纵深感？当年拿破仑、希特勒打到莫斯科，俄国人坚壁清野，火烧连城，然后跑到乌拉尔山乡下躲起来。这就是纵深感。
城市，没有纵深，无法回农村，反过来只会越来越集中。香港，没有纵深，没有农村，没有地可扩展，唯一的办法只能填岛。香港的面积只有北京的1/15，人口却是北京的1/3。我们现在感觉北京很拥挤，要分流人口，想想香港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香港怎么解决居住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影视剧和新闻里面的“棺材房”所误导。住在唐楼里、“棺材房”里的市民，一些是信用破产，另一些在等候公屋和居屋。这座城市，没有纵深，只能在这弹丸之地想办法解决居住问题。纵观全球经济发达体，经济水平达到这一高度、人地矛盾如此之大，还能配置如此完善的福利房的国家及城市也是极少的。
香港与北上广深以及内地所有城市，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座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国际市场，资本、人才、物流、商贸、信息自由进出，港币自由兑换。这座国际都市，自开埠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经济风暴、国际风浪的冲击。
香港楼市、金融资产、港币以及财富，都是国际市场说了算，由国际市场定价。港币紧盯美元，是相当硬通的货币。曾经紧盯美元的拉美国家、亚洲国家都因为无法跟着美国经济节奏而崩盘。自从1983年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以来，港币一直盯住美元，港币对美元坚挺说明香港经济的坚挺。这说明香港具备相当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内地这几十年飞速发展，北上广深崛起，香港日渐式微，深圳GDP总量超过香港，但是这不能说明北上广深比香港强。因为中国内地还是一个相对封闭市场，北上广深的竞争力并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检验。前些年中国太极被格斗武士打得满地找牙，这并不是说中国太极不行，是因为格斗的实力是经过擂台经验并一次次地打出来的，而太极是套路功夫，没有经过实战检验。
举个最简单例子，最近深圳南山区出现了亿元豪宅，如果中国市场开放，你有一个亿，会选择在深圳买房，还是香港、纽约、旧金山、伦敦、东京、新加坡买房？前两年，天津在挤GDP水分，如今长沙也在挤，房价一直没涨。假如中国加入全球市场，深圳的房子、资产、GDP以及人民币本身，还是这个价吗？我想，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香港的核心问题是，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香港的精英流失严重，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本土资本、人才及企业大量撤离，政府治理及社会治理能力倒退。随着精英流失和新移民的加入，香港的精英文化、法治精神、狮子山精神在衰落。
所以，这座城市只要掌控五大产业，在亚洲依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市民的生活状况很难得到改善，甚至社会矛盾会在内部腐蚀这座城市的竞争力。香港，是一座不能高看，也不可低估的国际都市；近观，方可。
很多人拿杭州来气上海，问上海，你们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出不了阿里巴巴？面对这些质疑，上海一直保持高冷，这个有点像深圳，不管别人怎么黑，都懒得回应。或许，这两座城市都太忙了，忙于赚钱干实事，无暇顾及口舌之争。
我们似乎随处可见上海的“中年富态”，这座城市高端奢华、豪华洋气。上海欢迎外资、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小资本、小公司、创业公司入不了他的法眼，不少上海大学毕业生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似乎是为外企准备的。所以，有人说，上海充满了打工文化，而深圳到处都是创业激情，一个西装革履，一个则打了鸡血。于是，一座创业的城市比打工的城市更有前途，一座激情的城市比冠冕堂皇的城市更有前途。
打个比方，澳门巴黎人里，一楼热闹非凡，很多客人在玩各种赌博游戏，15楼则冷清不少，少部分包厢里，藏着几个国际大佬在玩大的。这不能说明哪些市场好，哪个市场差。就像白马市场人山人海、讨价还价、竞争激烈、充满活力，万象城则客流稀少，几十个国际大牌长期霸占。但不能说明万象城就比白马市场差。
任何一个大都市，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从创业文化走向职业文化。纽约、东京、伦敦、香港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创业型城市。全世界最顶级的这几个城市，都是高度职业化的城市。某种程度上说，职业化程度越高，这座城市越发达。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定位、优势和角色。上海，只负责高大上。这座城市是中国内地最好的对外窗口，它的任务是为中国大地吸引更多的外资、外企，辐射整个长三角经济圈。上海其实对标纽约，外企、跨国企业、大企业、高端职业人才则选择上海。这是一座逐步走向成熟，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都市。
当然，有人会怀疑，这座没有活力、创新、创业及激情的城市难道不会没落吗？高端城市的竞争不是比人口，而是比人才；不是比跑腿，而是比脑力；不是比声音大，而是比智慧深。
上海的竞争，是一种于无声处的竞争。杭州的崛起，不会替代上海，反而会强化上海。杭州以及长三角城市圈的创业文化、制造体系，与上海的职业文化、金融市场、高端经济相匹配。
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远比上海高，若香港强化与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系，那么或许会有更多资本、企业、人才从香港进入大湾区、中国内地，而不是上海。香港、澳门加入大湾区后，珠三角的竞争力前景，要强于长三角。
看深圳需要更多的谦卑和反思精神
看香港，视野要开阔一些，国际化一些；看上海，需要站得高一些，格局大一些。那么，看深圳，则需要更多的谦卑和反思精神。
但正因此，深圳才需要更多的反思。思考过去四十年成功的真正因素是什么，未来还能否如此快速发展。毕竟“树不会一直涨到天上去”，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过去四十年大跨越的发展思维去丈量未来。
深圳过去的成就，得益于其“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各地人才进来，没有历史负担，没有文化牵绊，没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在这里因生意而打交道，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中国市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所以，深圳吸收了全国人才红利、人口红利，以最小的投入收获最大回报。深圳不需要建大学，投入培养人才，北京、西安、武汉、上海等大批大学生都会投奔而来。那是深圳年轻人居多，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花钱建太多医院、养老设施，甚至不需要建太多学校。
目前，深圳的平均年龄为33岁，应该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城市。但是，这批年轻人不少都已经有孩子，或计划生孩子。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生孩子”发愁，深圳却拥有巨大的幼儿优势。但是，培养幼儿成才，深圳还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
目前深圳各类幼儿园1771所，公办园只有68所，占比仅为3.8%。最近深圳政府推出学前教育发展计划，将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计划明年将新增900所以上公立幼儿园，教师工资全部翻倍。到2020年，全市幼儿园总量预计要达到1967所。其中，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占比80%以上，全市公办约984所。
除教育，深圳的医疗资源也极为紧缺，全市医疗水平与北上广不在一个层次。随着幼儿人数的增加，不少年迈的父母也跟随子女来到深圳，如此幼儿和老人叠加，深圳的医疗资源更加紧缺。
所以，教育与医疗，是钱的问题，但光有钱还不够，还需要持续投入以及时间积累。
如果这座城市无法提供与之匹配的公共服务，那么它的吸引力也会下降。深圳房屋均价是5万多，广州才3万多。同等价位，你可以在广州买更好更大的房子，孩子上更好的学校，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深圳的工资收入，与广州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你会选择广州还是深圳？
目前，深圳在重症病方面的医疗技术远不如北上广，如果人老生病了，还得去广州看病，这必然会降低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深圳，这座城市也逐渐在走向成熟。如今，深圳关内房价超过6万，创业成本已大幅度提高，大企业不断入驻深圳，职业文化逐渐走强。老一代深圳人逐渐也在此扎根，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下一代铺路搭桥。这座城市慢慢也会走向本地化，外来人口以及充分竞争的趋势也会减弱。
过去的深圳，就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卸掉所有包袱，一路狂奔，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的价值。如今的深圳，逐渐成家立业，拖家带口，甚至沾亲带故，吃饭的人多了，干活的人相对少了。
所以，深圳，过去及当下赚得钱，要为将来做好打算。日子还长着，深圳就像一个孩子刚出生的家庭，将来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必须未雨绸缪，为将来打算。
当今世界，评价一个城市，不再单以产业论城市，也不再单以城市论城市，而是以城市圈论城市。我们说纽约、旧金山、东京很强，意思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很强。如果单纯把纽约拿出来，用单一城市及产业的思维看待这座城市，很多人会得出“城市空心化、过度金融化”的简单结论。
上海的前途取决于长三角城市圈，上海干好第一国际化都市的事。香港和深圳的机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已没办法像过去一样大踏步往外走，而应该想办法如何与内地城市融合，做好带领内地城市走向国际的带头大哥；深圳只要弥补软性基础的短板，自然可乘大湾区势而起。（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发表于 2020-12-20 22:2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