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信金融终端超赢版7.50破解版】《万众瞩目的中美高层会晤透露重要信号》：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16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 消息不多，但此次夏威夷会谈还是很受关注，两国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高层外交。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在香港、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上也摩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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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处理面临两难境地 美为“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
【研究员】：wh
目前美国并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进行超级马拉松赛跑，即一场会延续几代人的经济和技术竞赛。如果美国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虽然竞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其关键是地缘经济，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这对于未来获取军事优势和商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长期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投资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将创造新的产业、公司和就业机会，正如我们在上一代太空竞赛中所看到的那样。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DIUx）主任迈克尔·布朗、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埃里克·丘宁及国防创新小组顾问帕夫尼特·辛格于2020年4月联合发表《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报告。报告指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将会持续数代人，其中核心制胜要素是技术和创新。对此，报告系统分析了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的异同，认为美国未必赢得下一轮战略竞争，称“若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此外，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国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技术竞争的对策和不足，认为美国尚未准备好与中国进行超级“马拉松”竞赛，并针对性提出研发投资、科技人才、战略统一、资本市场改革四方面政策建议。该报告突出强调了未来中美科技竞争的长期性和深刻性，显示出美政府高层已形成以对抗为主线的对华战略共识，未来其或调动更多力量在贸易、人才、技术创新、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与我进行直接“对抗”，相关动向值得我高度关注。该报告原文翻译节选如下： 目前美国并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进行超级马拉松赛跑，即一场会延续几代人的经济和技术竞赛。如果美国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虽然竞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其关键是地缘经济，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这对于未来获取军事优势和商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长期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投资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将创造新的产业、公司和就业机会，正如我们在上一代太空竞赛中所看到的那样。 虽然中美间和上一代冲突的冷战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深刻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 中国深知冷战的历史教训，并承诺不仅要与美国竞争，而且要实现技术超越，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虽然美国欢迎全球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但中国追求和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往往超出国际经济、金融和技术体系的规范。美国必须动员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完全参与，为现在这一代最重要的竞争做好准备。具体来说，美国应（1）支持联邦基础投资；（2）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吸引和发展人力资本；（3）制定完整的经济治理策略；（4）着眼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这种地缘经济竞争的结果绝不肯定，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决心和纪律，以提高竞争力，这是一个两党应协调并强力支持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为这场超级马拉松做好准备，美国将屈从于成为一个二流强国，彼时全世界都将寻找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和观点的新全球领袖。 一、背景。 当前，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冷战后诞生的美中关系是由美国与苏联和朝鲜半岛对峙的历史经验所界定的：首先是将中国认定为共产主义对手；然后，在尼克松1972访华之后，作为对苏联的楔子，中国利用美国的商业利益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新兴市场。 虽然今天的美中紧张局势似乎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僵局有相似之处，但实施同一种遏制战略将是无效的。当前与中国的竞争是美国从所未见的，要求美国在政治词汇和创新政策思维中有一个独特的术语。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超级马拉松赛中，经济和技术竞赛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美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如果美国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虽然竞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其关键是地缘经济，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这对于未来获取军事优势和商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二、与冷战类似。 中美竞争与冷战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美苏竞争也是全球性的和多维的，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对个人和社会、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除国家安全外，冷战也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景的战争。 此外，二者的核心理念都是技术创新决定竞争优势。冷战时期，美国注重对科学和基础研究的投资，通过全球定位系统、精确制导弹药等创新技术谋求了长期的军事领先优势，从而赢得冷战的胜利。同时，技术创新还会引起产业模式变革，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现阶段的大国竞争中，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样也取决于技术优势和创新。 三、不是新的冷战。 （一）中国的经济规模。 苏联顶峰时期也不未超过美国经济的57%，一些专家计算数字低达43%，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经济从70年代的经济规模第十增长为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指数看，中国已经比美国高出25%，一些预测者预计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自从成为世界领先大国以来，美国从未面临过拥有更大经济体的竞争对手。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的联合经济也超过轴心国的两倍。 （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融合。 苏联自始至终不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成员，贸易不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出口国，其海外利益包括：在海外工作的100万多名中国公民，每年有1.4亿的中国人出国旅行，全球大约有4万家中国企业，海外的财产和投资为7兆美元。每年有超过30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这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出现，中国经济受到破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是美国无法实施遏制策略的一个关键原因。 （三）中国对操纵全球机构的渴望和能力。 中国正“领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通过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以及扩大其在现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事实证明，北京非常善于塑造多边体系，以达到其预期的结果。此外，通过“北京标准2035”项目，中国的目标是控制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这与苏联否定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中国拥抱军民技术融合。 中国认识到技术投资可为技术领先者创造外溢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事实上，通过积极推进军事、民用、工业、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融合，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正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技术，和军事超级大国，同时确保这些要素的国家权力控制仍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与冷战相比，中国技术变革的步伐急剧加快，这意味着工业、生态系统和全球贸易的颠覆性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从AI到5G的许多数字技术都是两用的，在商业上和军事上都很重要，甚至可以决定军事优势。正如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的，“人工智能将改变战争的性质。我相信首先掌握它的人将在战场上统治很多年。” （五）与冷战不同，西方盟国在如何应对方面缺乏共识。 美国或盟国之间对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或国家安全威胁缺乏共识。在奥巴马政府接近尾声的时候，虽然官员们对外国政府资助的网络活动和国家支持的半导体技术收购提出了重大关切，但没有系统地评估应如何应对中国。美国的政治领导层现在均认同美国曾经的对华政策没有奏效，需要采取更激进的姿态。虽然一个广泛的、准备与中国竞争的两党联盟已经出现，但目前尚不清楚多国政府是否应采取同样的方式，就像其在冷战期间采取的遏制战略一样。 此外，由于英国政府最近不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的决定，说明了许多美国最亲密的传统盟友迄今为止更不愿意在经济问题上公开挑战中国，即使涉及到国家安全。北约可能可以很好地适应中国传统的军事挑战——正如北约秘书长Jens Stoltenberg在2019年12月联盟会议结束时所说的：“我们现在当然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所有盟国都会产生安全影响。”但是自由民主国家常沉浸在自由市场思维中，在讨论解决共同的地缘政治问题和共同行动上较为放松，而当关注地缘经济时，则更为宽松。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对苏联使用的方法在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中是行不通的。与冷战进行隐含了潜在的观念，即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因此也将赢得下一个战略竞争。 四、为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 为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必须设想一种新的多代竞争模式，即两个大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强国。虽然“超级大国马拉松”一词意味着一条人为的终点线，但美国的战略应该旨在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无论未来给中国带来什么。美国应该期待与中国的长期共存，而不是像冷战那样得出最终结果。技术，尤其是商业技术，在推动经济竞争方面几乎肯定会比冷战时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场马拉松赛中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源自于这一经济实力，不是独立的层面。 （一）美国政府。 当美国政府有统一的目标时，它就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体。军事、经济和科学工具的结合确保了美国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在历届政府和两党的支持下，政府培育了无与伦比的科学企业，政府在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研究中里取得登月的突破，私营部门将其商业化，为国家和经济安全创造了创新的良性循环。明天的作战空间将包括不对称技术，旨在抵消美国的优势，如反卫星武器、小型无人机和简易爆炸装置，以及网络和空间领域的新竞争。许多是两用技术，使对手能够规避或攻击国防部的单一文化能力。因此，国防部面临着一个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挑战：在对现有平台（如核三合会）进行现代化的同时，还应通过投资人工智能、太空、网络和小型无人机等两用技术来改变部队组成。此外，作为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回应，五角大楼成立了国防创新部门，以加速将商业技术应用到军队中，并扩大军事供应商的基础，使其包括拥有尖端技术的公司。同样，随着美国陆军期货司令部和美国空军风险投资的加入，军事部门也在转变，以更快的速度从工业领域采用更多的商业技术。 然而，总的说，这些创新活动仅占五角大楼采购的1%或2%，不足以影响投资者或企业家考虑国防需求进行设计。其目前仍存在以下不足：（1）创新活动投入仅占国防采办的1%-2%，远不足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家基于国防需求开展创新活动；（2）美国政府未将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所有因素有机结合，也未与盟友制定综合计划以开展有效竞争；（3）受持续多年的削减预算影响，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不足。 （二）学术界。 人才培养是大国竞争的重要支撑，但由于目前美国学生更青睐于法律、金融等高薪职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毕业生大幅减少，美国学术界参与应对复杂国家安全挑战的动力不足。据统计，中国STEM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6-8倍，美国STEM毕业生自2010年至2015年下降5%。此外，由于美国移民政策不佳，美国还面临STEM领域外国人才的流失风险。 （三）私营部门。 自上世纪80年代的股东革命以来，企业越来越关注资本回报，而牺牲了长期的研发和技术开发。随着公司机构所有权的增加，公司关注的焦点从平衡员工、股东和社区的利益相关者转向了财务回报。资本市场在奖励股票价格表现中的资本效率方面加强了这一点。从2006年开始，大多数股票的持有时间都不到1年(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间是8年)。在美国和欧洲，目光短浅是一种常态”。 近年来，风险投资者的增长扩大了对短期股东回报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提高回报，旨在创造出随后的出售或流动性事件以回报投资者。华尔街也从日益增多的交易中受益。在这个时代，企业变得越来越注重短期收益，因为CEO们必须把季度收益作为一个关键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收购或维权投资者(activist investor)的兴趣。此外，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的是现在CEO的任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平均任期处于5年的历史低点。美国公司注重短期利润和资本效率，而不是平衡这些目标与长期能力发展的研究投资。虽然维权投资者最初瞄准的是资产密集型企业，但现在这些投资者通常会将科技公司作为收购目标。过去，股东支持杜邦实验站和AT&T的贝尔实验室等企业实验室进行长期研究和革命性发明的常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正是它们催生了新的产业，如合成纤维和晶体管。 追求更高回报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制造业的侵蚀。许多类型的制造不像设计、营销和销售那样有利可图，从而导致美国公司通过离岸外包获取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基础设施和更少监管。一个鲜为人知的结果是，随着制造专业技能转移到海外，设计技能和以设计换制造的专业技能也在转移。反过来，这种制造专业知识的丧失也减少了由于理解制造过程、供应商基础及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创新。如今，硅谷几乎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务，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半导体制造工厂不断壮大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今天的成功产品，如苹果的iPhone，推动了一个由富士康(Foxconn)等中国外包制造商组成的产业。 其他两个趋势也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首先是全球化将制造业资产和就业转移到海外。第二个是美国税法，直到2017年，它都为海外制造业提供激励。由于差别税率高达25个百分点，美国企业所得税后收益有可能升高40%，而这些收入可以在海外得到保护。最后，提高财务回报的一个额外行动是公司股票回购。公司使用他们的现金余额甚至借款回购股票来提高每股收益(EPS)，而不是通过提高盈利能力。仅在过去十年，就有3.8万亿美元花在了股票回购上。在追求资本效率的名义下，这一投资集中体现了短期思维，对企业能力的增长和长期健康发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这些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趋势达到巅峰，导致了“美国在许多曾经活跃的军事和商业领域形成对工业能力的破坏，这些已经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未被承认的威胁。”由于政策聚焦于金融而不是生产，美国越来越无法生产或维持其经济、军事和其盟友所依赖的重要系统。”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COVID-19危机提醒了美国人，美国80%的药品成分和97%的抗生素都来自中国。与一个国家竞争的有效长期计划需要50年,而不是几个季度，是体现价值观的战略性技术优势，而不是财务回报,美国需要一个长期性奖励技术开发与风险承担的资本市场。虽然风险投资行业一直与风险承担密切相关，但目前美国90%以上的风险投资资金都投资在软件上，而许多硬件或涉及研究的创意都很难找到美国资金。 五、美国在技术竞争中的表现。 虽然美国在技术领域领先中国，但技术竞争的环境正在迅速演变。中国已经在高超声速、小型无人机、量子通信、5G、面部识别软件、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拥有7亿互联网用户）、电动汽车、清洁能源技术（风能和太阳能）、高速铁路和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工程数据库的部署等方面领先美国，同时，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计算和量子传感器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的目标很明确——“赶超”美国。下面两个军民两用的技术展示了对商业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巨大影响：5G技术和量子技术。 （一）5G。 自上世纪70年代末1G技术问世以来，移动无线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每一代都推动了商业和军事领域的许多技术进步，其价值呈指数级增长。美国在2008年推出了4G和LTE网络服务，其数据传输速率是3G的10倍。根据2018年的分析报告，在2011年至2014年，4G使无线技术行业达到70%的增长，在提升GDP的同时，无线技术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80%以上。通过引领4G发展，美国得以建立一个由网络提供商、设备制造商和应用程序开发商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从而塑造了4G的未来，并对所有实施4G的国家产生了影响。 在无线技术发展中，先行者享有为未来产品设计基础设施和网络规格的能力。美国现在正处于实施5G技术的风口浪尖，5G有望在速度和延迟方面带来更多改进，使自主车辆等应用和其他物联网（IoT）创新（如人工智能医疗）成为可能。虽然美国事实上在5G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华为已进行了提前部署，其声称在2025年前将拥有超过25万个5G基站，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占12亿预期用户中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最先进通信基础设施的军事优势有很多：低成本、几乎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与领先的设备和服务提供商合作，对对手进行监视或拒止服务；提高军事物联网应用的速度，减少延迟，比如成群的无人机。 虽然5G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技术，但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对经济竞争力和军事能力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量子技术。 量子技术处于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在通信、传感器和计算中符合爱因斯坦所说的量子物理的“怪异”特性。美国新安全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可能改变军事和战略平衡。”尽管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量子计算上，理论上量子计算可以提供破解当前加密方法的能力，但量子计算还有许多其他应用。经典计算和量子计算的结合可以提供更高级的模拟，增强机器学习能力，更容易从嘈杂的、非结构化数据中突出有用的信息。具体的应用可能包括促进材料科学进步、更好地理解用于开发药物的新化学物质，以及下一代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可以应用于传感器，更好地探测近乎无声的潜艇，以及不依赖GPS的精确导航。虽然与5G技术相比，这些技术显然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但不难想象，这些技术会创造出新的行业和生态系统，在这些行业和生态系统中，先发优势将至关重要。 六、超级大国马拉松建议。 为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新的多代竞争模式，其战略应围绕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并寻求与中国的长期共存，而非像冷战时期一样旨在分出最终胜负。正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提及中国时所说的，“中美间一切合作都是可能的，但需在必要的地方进行积极竞争”。对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关注以下四个优先事项： 一是加强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投资。近年来，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经费已从冷战时期GDP的2%下降到0.7%，美国必须再次在科学和基础研究工作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基因工程、自主系统、网络和太空等领域，并通过激励措施和税收政策，刺激企业的基础研发工作，推动新兴硬件企业和制造业复兴。此外，还需与企业、学术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合力研发新技术，积极应对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竞赛。 二是吸引、发展和保留STEM领域的人才。政府应通过提供政府实习、就业机会、减免学费等方式，为STEM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并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学习，明确美国绿卡和公民身份的获取条件，确保在美接受教育的STEM人才可为美国所用。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反情报活动的投资，以确保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杜绝间谍活动。 三是制定综合性的经济治国战略，并建立执行该战略的机构。首先，应统筹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与中国竞争相关的政府组织，打破其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各政府组织之间资本、人才和思想的自由流动，调动美国的经济活力。其次，通过制裁、市场准入、出口管制以及前沿军事威慑等手段，整合并灵活调动经济和金融工具。最后，还需对“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进行经济评估，明确其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产业、就业和经济增长。随着中美经济的脱钩，美国政府还须激励国际社会，动员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支持其未来经济秩序。 四是着眼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美国资本市场和私营部门需摒弃短视思维，着眼于长期技术研发。这项改革应由公司高层和投资者共同推动：首先，延长股权投资期限和相应基准观察指标至更长的时间段，以改变大多数投资期限不足一年的情况，并关注长期研发在创造新产品方面的有效性。其次，通过税收激励等措施来延长股票持仓时间，鼓励股东作出长期承诺。最后，对不能创造长期价值的金融工具进行适当管制。（来源：腾胜全球高科技 作者：刘霏霏、张宇麒）
政经观察
万众瞩目的中美高层会晤透露重要信号
【研究员】：WH
两大体系，隐隐的分别以中、美为主导。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中，战略关系的突出特色是基于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以中国为主导的体系中，推行的是不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商业关系和开放市场模式。背后是大国脱钩已成必然的巨大忧虑。但两大体系又不同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壁垒森严。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檀香山，一场长达7小时的中美会谈在低调举行。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16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 消息不多，但此次夏威夷会谈还是很受关注，两国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高层外交。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在香港、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上也摩擦不断。 在外界看来，这场近期双方最高层级的会晤至少是一次为局势降温的努力。中美是当今国际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制衡和合作都是以中美关系为政策之锚，眼下中美之锚上下波动，极不稳定。 全球秩序正在重塑，不幸的是，各种势力和力量在重新寻求均衡的过程中，混乱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看到了一道道令人不安的“墙”，正在世界各地筑起。 听到了悲观主义者发出了“全球化终结”的哀叹。甚至也能真切感受到，国与国、族群和族群之间的隔膜更厚了。 见证一个对抗性时代并不是平头百姓的荣幸，而是在重大决策上、财富保卫上、甚至是人身安全上的更大挑战。试图描绘未来的全球图景，变得更加困难重重。两大体系，三个世界，或将是新的格局。 两大体系边界模糊并非一元结构 两大体系，隐隐的分别以中、美为主导。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中，战略关系的突出特色是基于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在以中国为主导的体系中，推行的是不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商业关系和开放市场模式。 背后是大国脱钩已成必然的巨大忧虑。但两大体系又不同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壁垒森严。 当时以美苏为中心的东西阵营是制度对立、平行发展，地缘政治的分界线相当清晰，站队要旗帜鲜明，两大集团在政治制度上对峙、经济相互封锁、军事激烈对抗。 今天的两大体系显得边界模糊，并非一元结构。中国不具备当时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全球实力，至少在经济方面，都不像苏联一样做到阵营内部都把同一种货币（卢布）作为记账单位。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深化，高水平的专业分工，国际权力的分散，地区性力量的增长……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网络变得更加密集、多维度、多层次，不会轻易因为两大国的对抗而拆伙、站队。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通道正遭受冲击 我们一边强烈感受到，两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从美国断供华为、到中概股不安地从美国股市撤出，从抖音的海外版Tik Tok被审查、到快手的海外版Zynn被谷歌下架，不管是战略、商业还是技术，两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过去给人以信心的压舱石——两国经贸关系，不再是确定性十足的因素。从2018年到2019年，美国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下降了17％，总计下降了约900亿美元。同期，美国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制造业进口增加了310亿美元，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也增加了130亿美元。 
美国的商业咨询公司FTI Consulting在5月12日至14日对1012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从中国购买产品。 
美国人强烈希望将更多的制造业产品从其他国家带到美国，他们更多地关注供应链，有78％的人表示，如果制造产品的公司将制造业务移出中国，他们愿意为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即便企业的决策层不会只单一考虑政治因素和一个简单的民调，但拥护“普世价值观”的美国公众内部确实已广泛存在“务实的民粹主义”。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通道——香港，正在遭受冲击。在中国的外围，很多人也都能看到，墙一道道在筑起。这修的是“去中国化”的墙。就连中国公司也不得不自我筑墙来应对这样的趋势。 
据Pingwest报道，字节跳动正在逐步收紧中国员工访问海外产品和服务的数据权限，在中国业务和海外业务之间进行对抗的技术切割。 这场技术之争的真正赢家可能不是中美 同时，又能看到体系内部的成员国左右为难，被迫开展更加困难的平衡外交。 今年一再推迟的G7峰会，出现很多戏剧性画面。特朗普要拉拢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参加对抗中国，将G7扩大成G11。 韩国喜忧参半，一边是终于能有话语权的开心，一边又怕中国不高兴，扭扭捏捏最终才答应下来，但这就威胁了日本作为东亚唯一G7成员的优势地位，打破势力平衡，日本就连连表示好困惑。 俄罗斯说，如果G7峰会的范畴扩大，那么也应该邀请中国参加，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样的会议形式就缺乏全球意义。 坚决为多边主义而战的默克尔则干脆不参加。而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欧洲问题专家德罗兹迪克还披露，默克尔在和马克龙视频通话时曾说过，“我不想和那个人呆在同一间屋子里”。 在产业链“去中国化”浪潮中，“去美国化”也在西方企业中同时进行。 《经济学人》称，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可能导致半导体产业去美国化。 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化最彻底的产业，美国也很难约束整个产业，毕竟对于企业来说，比起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国庞大的市场更加诱人。 “首先，华为的手机和基站是由代工厂商来组装的，台积电为华为制造的芯片正是发送给这些厂商而不是华为来完成组装。成品通常直接发给华为的客户。华为无需在任何节点触及被列入黑名单的芯片。这也许能让华为摆脱麻烦。其次，亚洲芯片代工厂的无尘室可不容易监控。更重要的是，价值412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已高度全球化，即使美国的司法长臂也鞭长莫及。新出口管制也许更有可能导致美国芯片制造业的一部分撤离本土。” 也就是说，在美国海外建设一个非美系设备生产线，甚至把专利转移到海外，以规避美国司法长臂管辖。 现在全球前12大半导体公司只有1/5的厂房设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场技术之争的真正赢家可能不是中美，而是第三方——亚洲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将从研发撤离美国中受益，也将从中国买家那里获得更多销售收入。 
芯片设备制造商KLA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那里有一块主要的制造业务。但在5月5日的业绩电话会议上，KLA首席执行官Rick Wallace将KLA在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制造设施描述为“我们在寻找、考虑最佳选址时的一个筹码和一个选项”。 全球化不会走向终结，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多层次。 三个世界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 我们所看到的三个世界也不再是以冷战下意识形态的区别而划分。从经济角度上讲，三个世界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但结合地缘政治重要性和国际权力，三个世界俨然是： 第一世界：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 第二世界：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印度等具有相当地区影响力的国家。 第三世界：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 而一些夹缝于大国竞争中、内部又存在深刻分裂的战略地带，比如中东、朝鲜半岛，则是来搅乱体系的，这里经常会发生一些影响地区甚至是全球的事件。 一个更加复杂、联系更紧密的国际权力体系当然更有利于应对全球动荡，但两个体系的国际气候又不利于寻找出路。 正如彭博所评论：“从德国的天真，俄罗斯的好战，中国的‘野心’，特朗普主义的美国无政府状态，到朝鲜的边缘政策，前景都很严峻。最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忙于“（全球）贸易战”和“疫苗的民族主义”，他们甚至无法想象与他们讨厌但应该与之交谈的人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这种活动以前被称为外交。 但是他们必须超越自己。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其他人都应该强迫他们。 从长远看，只有耐心的多边主义才能使我们得救。否则，使用冷战的比喻，世界各国将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充满汽油的房间里，每个房间都在计时，直到谁被点燃为止。”（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作者：路口大爷）
中国大搞新基建背后大家未认知的真正战略意图
【研究员】：wh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进程被迫“暂停”，我国将面临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讨论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是大家最近讨论非常多的问题—— “民粹”和“去全球化”。不管是涉及到中美关系，还是国际环境，或者是国际环境中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都要理解“去全球化”和“民粹”。从2009年开始，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印了大量的钱，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流动性，尤其是发达国家。
【博览财经特稿】过去几个月，尤其是最近，中国的政策、经济和周边环境都发生很多变化。包括奇虎360、哈尔滨工业大学、云从科技在内的33家公司或学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5G”、“AI”、“大数据”，即“新基建”的身影。可见，新基建不仅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全球各国正在努力争夺的战略高地。那么在新基建的浪潮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发展进程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进程被迫“暂停”，我国将面临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 讨论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是大家最近讨论非常多的问题—— “民粹”和“去全球化”。不管是涉及到中美关系，还是国际环境，或者是国际环境中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都要理解“去全球化”和“民粹”。 从2009年开始，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印了大量的钱，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流动性，尤其是发达国家。 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当这种生产要素的可及性大量增加，用钱赚钱的人比用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要赚得更快、更多，如此就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事情在过去100多年中也发生过，只是2009年这次的总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贫富分化增加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差距增加，通过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即使绝对收入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一定是下降的。只有用钱赚钱的人才会比较富裕，因为他的金融资产是被反复循环购买的。在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下，体力劳动工作者会对现实不满，而对现实不满就要做出政治表达，因为做政治表达是最容易把世界变得跟以前不一样的方法。 也正因这种方式，所以在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特殊的政治现象，如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因为相对贫富差距的增加，导致底层，或说劳动群众对现实不满而做出政治表达的方法。我参与投票告诉你，我希望以后变得和今天不一样，和过去不一样。这些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疫情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全球的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疫情问题，都开始释放充裕的流动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疫情和经济放在一起，往后看3~5年，大概率会再一次出现由经济现象产生的政治表达，这个政治表达和上次是一样的，而政治表达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短期内大家都能控制，如此就不用转嫁各种各样的国内矛盾，但这次非常麻烦，面临失业问题，面临公司解散问题，这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最大。 如果疫情时间稍微长一点，大家转移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可能就各不相同了，再拖下去，大家可能会把矛盾转移到国际上。 中国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的措施，在看“4万亿计划”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产业链的发展。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最早主要跟农业有关系，因为中国先推的是包产到户，解决农村劳动力，那时中国有10多亿人，全国接近一半的就业人口当中70%多都是在农业这个行业工作。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 
那么是怎么解放的？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农田，于是都拼命地劳动，生产效率也因此提高，人口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就被陆续解放出来。正如图中最下面的那条线。 这些箭头代表了中国过去大概40年当中，按顺序依次发生且仍然同时存在的产业链环节。 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后去做什么了？去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这个词最早叫作“田间地头的手工业作坊”，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业和工业稍微放开了一点，直到1984年之后，乡镇企业在政策上才得到允许和鼓励，当时还出现了“流通业”，也就是所谓的万元户。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被就地改造成初期的产业工人，1995年，乡镇企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占当年GDP的25%，也就是说，当时中国GDP的四分之一都由乡镇企业贡献。 但在90年代末，我们就很少再听见“乡镇企业”这个词了，这是因为乡镇企业达到高峰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原来的乡镇企业变成了民营制造业企业。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但我们在讨论产业转移时，有几段历程是很难被抄袭和拷贝的。 我们大概有8亿劳动力，其中有30%在工业中，而且这30%并没有包括农民工，如果加上农民工的话，我们大概有40%，也就是大概3亿多劳动力在工业和制造业的环节上。这3亿多工业劳动力是怎么来的呢？是先从农村解放出来，经过技能培训，然后从小工厂转到大工厂，接着变成了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工人，最后进入到不同的行业。这也是中国劳动力的过程。 中国劳动力的过程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再抄一遍，因为第一得有足够多的闲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第二，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经过初级培训变成产业工人，最难的是得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果想转移中国的产业链，所涉及的产业规模大概需要把南美、东南亚的大概四五个国家全部加起来，此外，这里还涉及到教育水平、人口分布、收入结构、年龄结构问题等等。所以说，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很难被copy。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的产业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呢？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大概走到了“高附加产品工业品”与“高附加值服务”共存的阶段，也就是链条中的最后两个环节都存在的阶段。那么之前的环节我们都长成了什么水平？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发展为全球的第一名，全球最大。以基础建材为例，水泥和钢材，我们是全球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从1996年，中国成为全世界粗钢产量的第一大国，如今我们依旧保持全球第一。1996年我们的产量刚过1亿吨，现在我们的年产量大概有9亿吨。 其他国家呢？第二名原来一直是日本，现在是印度，印度有1亿吨，日本大概有9000万吨，美国有8000万吨……就算把后边的2~10名加起来，与中国的9亿吨还有很大的差距。 工业品、中间品和化工更是如此。工业品大概有多大？联合国曾规定过40多个所谓工业品的相关产业链，全世界只有中国在这40多个品类中是全齐，而且在400多个子类当中，我们有一半以上都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工有多大呢？2019年，中国化工产量产能总量大概占全世界的40%，预计在5~7年内，将会达到50%。 消费品就更大了，哪怕是比较难做的，比如说消费电子行业，手机的装配大概占世界装配产能总量的75%。 此外，消费电子行业中难做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我们也是世界第一。2015年，芯片进口成为中国花费外汇第一大行业，全世界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有接近90%是中国一个国家做的。当然不幸的是，我们生产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当中，芯片有90%是进口的，这也是导致在过去这么长时间，芯片一直是我们花费外汇占比最高、绝对总额第一的行业的原因。 继续回到“4万亿计划”。2008年，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来刺激经济，那么这4万亿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 
这4万亿的基建主要花在图中第二个链条上。 高铁。十年我们修了3.5万公里高铁，大概花了4~5万亿人民币。现在我们国家的高铁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概是全世界高铁总量的一倍还多，也就是说，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建设量加起来也不到我们的一半。 高速公路。我们现在大概有17万公里的可通行里程的高速公路，当然，它的修建比较便宜，一公里不到1亿人民币。 地铁。地铁也很贵，一公里大概是4~5个亿。我们大概修了6000公里的地铁，花费2万多亿人民币。 机场和航空。中国是增量世界第一，存量世界第二，大概再过3~5年，会变成世界存量第一，增量第一。 这些是2009年到今天，这10年做的事情，把这两个链条加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最外边的“新基建”链条有着紧密联系。 过去的40年，除在高附加值工业品和高附加值服务这两块外，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消费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规模最大，并且完整性最强。不管是消费品、工业品，还是其他相关的化工产品，我们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虽然第二条链条饱受争议，但它却带来了惊人的结果。比如物流。中国的物流大概状况是什么样？我们一年的物流，包含仓配在内，总规模大概是14.6万亿，去年（2019年）中国GDP是99.1万亿，如果按100万亿算，物流相关行业占中国GDP的14.7%。 可能会有人问，物流行业占一个国家的GDP比例高好，还是比例低好？ 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比如说美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8%。大概在7年以前，中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17.8%。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国不会低到像美国那样，因为我们运送的东西多，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进行传递，比如说，首先我们要把钢运到哪里去，把煤运到哪里去，把水泥运到哪里去，其次再把它加工，加工完之后，变成化工品、中间品、工业品，接着我们要再加工，把它变成电子产品、变成消费品，最后我们要再把它运到港口，运出去做外贸，或者分散到各个地方做内贸。 中国的物流行业占比高，是因为它介入的环节多，且运送的总量大，为什么运送的总量大？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运送的总量自然也大。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物流成本占整个生产过程的比例下降，意味着我们提质增效，总量增加，占比降低。此外，当运的东西越来越值钱，物流成本占比也会下降。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4万亿，觉得没有争议。这是因为你认为它对中国今天能持续拥有底下那条长产业链非常重要，它搭建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使得这些产业链相互之间的连接，能既保持规模，又成本低价。 由此可见，这两条线加起来产生的效果，是除了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都做不到的事。链条上这么多环节我们都做到世界第一，链条之间高效连接。此外，还有一条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就像一层保护膜将它们充分连接。 高效低价的物流网络 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论“新基建”，也就是图中最外边的那一个圈中的内容，总量上能不能拉动中国的经济。 
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无法从经济学角度回答，但是我可以从投资的角度分析。 两条最大最全的链条形成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在此基础上，将最外圈的东西与之相连接，使得链条和网络的使用以及调度在整体上变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这个事情怎么实现的呢？方法很简单，随便从里边挑跟数据有关的事情，如果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每一根链条上的环节都代表着每一个厂，每一个生产方式，每一个是机器设备等等，且每一个我们都知道它具体什么状态，我们就知道了全中国发生的两个链条上，所有的事情和状态。 产生的结果是：不盲目生产。可能原来我们只管自己这一环的操作和运输，首先进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车把它运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再把它加工出来，接着再考虑把它运给谁，最后再考虑把它卖给谁。 但现在，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节点上知道它的供需和状况，知道今年或现在我们需要进口多少油，能产出多少油，应该把这些原料或能源分别运给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多一点，哪些少一点，并利用高效网络提供给就近的需求来生产，这在成本效率上是最高的。 把这一圈东西搞明白了，你就会知道中国40年搭的网络，之所以能在全局上有一个完整的效率调度，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链条相互之间到底应该谁生产什么，怎么连接，运到哪里去，下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可以卖给谁。 最外边圈的总量是高技术密集型的，虽然需要的投资总量不一定很大，但是有了外边那个圈，它产生的结果会使得里边环节变得比以前高效很多。 那么这些其他国家能做吗？当然，这件事情其他国家也能做，但是用处不一定像中国这样大，因为你需要调度所有的环节、运输足够多次数、做足够大量的供需匹配，如此，最外边那张网络的用处才会变成最大。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与新基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我们举例来说。在输变电技术上我们有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站，它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个是损耗小，用特高压直流来输送时，电的损耗少；第二个是传输距离长；第三个是占地少，占地少的概念就是需要的塔少，所以占地相对少。 我们日常生活和外面那张网有什么关系？有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把能发电的能源集中到某一个地方，然后把电运上网，送到各个需要能源的地方把它落地，然后变成你的能源。 第二种情况以车为例，中国从2017年开始成为石油进口第一大国，每年进口5亿吨原油，大概花费2000亿美金以上，原油炼成车用汽油，供给中国2.6亿辆左右的汽车。 该怎么分配能源呢？第一个，最节约效率的方法，我们先把所有的进口原油尽量都运到一个港口，在那个港口建一个巨大无比的石油炼化厂，把5亿吨石油变成1亿多吨的汽油。其次从炼化厂派非常多的运油车，把它运到全中国各地的加油站，然后再开车到加油站去加油，最后再到处跑。这是一种能源循环方法。 另外一种，假定我们还拿石油来发电，运了很多石油之后，我们在港口就地建一个火电厂，把石油变成电，然后把电变成特高压或者智能电网，智能电网的概念跟我们刚才那一圈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火电厂发的电通过特高压，根据电网的分配，把它输送到你家里的车用充电桩上。 通过这两个能源循环，我们知道电网的智能化和输电低损耗高能量的传输过程，对能源流转会起到很大的提高效率的作用。 最外面那一圈网，不管今天的争议是在于体量够不够大，绝对规模够不够大，还是能否刺激经济，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为了解决里边那两个已经存在的链条，能够最高效的被使用、最小程度的被浪费，完成最高效的全局调度。 简单讲，如果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中国哪里能生产口罩，哪里有炼化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料，以及这些口罩不同地区分布的产能大小，如何运到武汉去，调度的结果会和1、2月份的时候不一样。当然这些的实现，是要有了外面那一圈。 所以，结论是往后看10年，外面那一圈会使得我们里边那两圈效率非常高。当然从物流网络来看，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最好的调度网络，这个效率没有国家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超过，因为我们运的东西又多又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还能整体调动如此大量的供需关系和物流过程，使得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高附加值产业 如今，中国走到最后两格的公司屈指可数，比如华为，今天的华为被推到风口浪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乃至过去几周里。 
五六年以前，没有人会想到华为会成为一家世界级的电子消费品牌产品生产企业，或说是跟三星一样，仅次于苹果，正在追赶苹果的企业。2014年、2015年，华为手机显然不被认为是高档有品位的礼物，但今天别人送你一部华为P40手机，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情怀，有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华为现在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消费产品。 苹果赚了产业链上绝大多数的利润，叫高附加值产品，华为现在也正如此。 那么什么叫高附加值服务？微软和谷歌大家都知道，典型的全球大公司，它们在全球卖的所有东西里没有所谓的物体产品，它卖的都是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换句话来讲，高附加值的服务，就包括了金融、医疗，也包括了其他相关的计算机软件服务、知识产权等。 图中华为跨了两个格，这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多的技术。华为大部分的技术自主化是通过海思芯片公司实现的，这是华为自有的芯片公司。2019年海思在世界芯片公司排名上位居第7名，这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进全球排名前10的芯片公司，过去连进前20名的都没有。 当然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块也包括一些与金融和药物研发等等相关的，与华为各占一半。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碰见的问题，意义非同寻常。以美国针对和打击华为为例，这是因为对于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来讲，不容易或暂时不能接受中国在产业链结构上，拥有和诞生出像苹果或者像微软和谷歌一样的国际企业。这种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再举一个抖音的例子。抖音在国外叫tiktok，正在竭尽全力做国际化，我们可以大概预测一下，如果发达国家或美国暂时不能接受，有像苹果一样代表着行业最高技术水平，且是国际性第一流的公司诞生在中国的话，tiktok在美国或国际上大概也会碰见类似于华为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我猜它将来可能会遇到。 图中右上角是美国的典型国际化公司，其中很多在产业链结构上只占最后两个环节，而中国是将前边所有的环节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开始走到最后两个环节。 回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新基建的话，可能外边画的那一圈所有的技术，即能制造外面那一大圈链条的能力，几乎大部分都在最后两个环节。所以，我们做了最外面那一圈之后的结果，是里边那两个链条就会变得几乎是全世界最高效，且能更稳定的长期存在。 谁能做最外面那一圈链条，谁就能在其中起到更多的作用。简单来讲，最后那两个环节和能力强的企业，会在最外面那一圈形成时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那两个环节的企业，除前面那些环节外，整个链条的附加值都做到了极限。打个简单的比方，因有华为、小米、VIVO、OPPO这样的公司存在，所以我们能够让手机的装配制造产业链在中国较长期、较大规模的存在。虽然我们也会转移一部分出去，但如果没有华为和小米和VIVO、OPPO这样的企业，只有苹果和三星，那么很多跟手机装配有关的产业链，就被转移走了。 道理上讲，因为有产业链结构最高端链条的存在，所以才导致这个产业链的稳定性提高。所以，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投以前没有投过的技术行业，不管是芯片还是生物医疗，我们要做的原因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个链条都已经足够大了。 但是中国有个挑战，就是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率。我们把东西，比如说某种原材料或者某种能源材料运进来之后，把它加工完了之后再卖出去，这个叫增加值。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30%，我们一个国家，相当于日本、德国、美国的累加。但是强不强呢？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加率是33%、35%这个水平，我们是21%、22%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 如果我们接着想把这个链条做强，只能靠有高附加值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企业，比如华为。 再举个汽车的例子，因手机和汽车是要求产业链的配套多样性最复杂的产业。比亚迪是从1995年开始下海做电池，2002年成为诺基亚在中国地区第一个锂电池合格的配套厂商。2003年它开始造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016年~2018年这三年它一直都是全球电动车产量的第一名，但在2019年被特斯拉超过。 丰田在汽油发动机、氢能源和锂电池这3个技术方向上都是全球最好的或最好的之一。去年中国的畅销车型当中，不管是广汽还是上汽的两款丰田，都榜上有名。 但就是这个在所有方面都很牛的丰田，在去年“允许外资车企在中国投资汽车企业占比超过50%”这条规定情况下，于今年4月初与比亚迪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合资厂，研发新能源车下一代。 而且这个汽车厂有如下几件事，听起来匪夷所思。 第一件事是，丰田完全有能力控股或独资成立汽车企业，但它这次却和比亚迪1:1合资。 第二件事是，将来研发的电动车企业将会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 第三个问题更不可思议，合资企业1:1的以丰田品牌卖的车是比亚迪的底盘加比亚迪的三电技术。 也就是说一个全球最好之一，掌握最先进技术和销售水平的车企，在中国做合资企业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只做1:1，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牌子来卖车，卖的车还是中国企业做主要技术提供的车。 这是中国在产业链环节上走到最后两个环节的代表。 底下还有一条更长的线，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年的发展，大概从最早的做工业中间品的流通，做消费品的销售、流通和国际化，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平头哥（做芯片的），到最后的服务贸易，此外还有云计算。 讲一个你可能没印象的数，中国去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4万亿人民币，美国大概是43万亿人民币，比我们多1.7万亿人民币，就是2019年我们与美国差了4%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我们一季度受到影响，二季度看起来会保持略微增长，三四季度可能会持续增长，然后今年内需压力也比较大，刺激政策也比较多。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货币贬值了2.3%。去年中国的问题也是货币贬值了3%。 也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品市场，我们比第一大的差距是4%，本来去年差距应该更小，但是去年我们货币贬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差了4%。今年的问题是疫情对两个国家的影响还不能确定，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已经可见了，但对美国的消费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美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占60%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定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稍大一点，可能中国今年的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就会变成全球第一大。 继续来说华为，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华为大概是从2002年、2003年开始生产电话的，一直在做电信设备，不愿意做电话，生产电话的时候也是从固话小灵通的最后一波和固话开始的。而且刚开始生产的电话水平不好，固定电话主要都是送出去的，还经常碰见点技术问题，一打雷电话就会出问题。2006年、2007年一直在生产手机，这是它的道路，只不过道路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变。 1999年左右，工信部当时下发了牌照，允许各种各样的厂发牌生产手机，就是生产手机的资质相对放开了。 为什么发放了这个牌照？是因为发了牌照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把装配产能挪到中国。2002年、2003年出来了第一波手机品牌，也就是俗称的“手机中的战斗机“们，如果你还有印象，应该还记得波导、金立等那一大批贴牌机。 但是，现在到2006、2007年，这些战斗机们你已经不太看得到了，这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贴牌进来的，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挪进来了，快速的产生了第一批的贴牌品牌，然后贴牌品牌没有hold住这个市场。接下来把我们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诞生了第二个中国在手机产业链上的特殊情况，叫山寨机。我们给全世界造相对便宜、高性价比的手机。 这两波手机热潮过后，我们的装配生产制造能力，在链条上已经比较完整了。就在这时诞生出了一些今天在A股非常著名的公司，比如说歌尔声学、瑞声科技、舜宇光学、欧菲光、立讯精密等等。 这些现在A股市场上1000亿、2000亿甚至3000多亿市值的公司，在当时是这么产生的：手机产业链挪进来之后，他们从相对简单的装配和零部件生产开始，然后变成了今天这样。 这些厂家，在生产供应链的链条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变成能生产精密零部件的代工企业或生产企业。然后中国的手机走到了升级阶段，就是从普通的诺基亚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而在换成智能手机的同时，中国终于开始快速扩张消费市场。 从2012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市场。当我们变成了最大的市场，且有足够多的精密零部件生产环节之后，这两者之间做了连接，并且产生了第一个公司——小米。 为什么会有这个连接的机会？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市场，大家都要照顾这个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就会按照这个需求来生产产品。 如果凑巧你要调动的产业链资源在生产精密零部件企业的周围，那你的进化过程会非常快。经过多次进化，就可能走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程度。 中国产业链的特殊时间与特殊机会 把新基建这个事讲完后，大家难免有这样几个问题，如只有中国能做这个事吗？或说就今天而言，中美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科技上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在想尽办法让制造业回流，中国会不会经历跟美国一样的过程？如果不会，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机会？或在做新基建的时候，我想做最外面那一圈企业，有没有能力做得成？ 中国赶上非常特殊的阶段和结构，就是说我们在讲产业链的生产结构又全又大又完整的时候，赶上了产业链要升级，而产业链升级需要依靠的是技术。那么技术需要依靠什么？需要依靠人才；人才需要依靠什么？需要有足够多的人才总量。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程师红利”。 
以化工为例，中国的化工产业，虽然占全球产能总量的40%，但我们的精细化工还不够好，精细化工怎么才能好？必须得有学化学和化工的人来把它精细。 这件事靠谁呢？靠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大概有37万化学和化工的毕业生，在美国化学化工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每年大概有13.1万人。当然，这些毕业的都是高等教育以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每年扩招毕业生，尤其从2003年之后化工专业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有接近40万名化工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平均劳动成本暂时是美国的1/3多一点。 换句话说，我们有既便宜又多的工程师，加上产业工人以及已经是最大的产业链结构，我们想不从化工大国变成精细化工大国都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在2019年高校毕业生的选聘单位当中，在排中国前12名的学校里边，华为排名第一。其实从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华为就开始持续做校招。 什么叫持续做高校校招？中国从2003年之后就开始大量生产工程师。我们广义上的工程师，多么大量呢？扩招是1999年开始，2002年的毕业生是67万人，2003年扩招毕业生大概是120多万人。2019年我们认为人口结构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年轻人都已经变少了，但2019年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仍旧非常多，有多少呢？是1000万。 1000万是什么概念？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的1/4。在这个基础上，以华为为例，意思是说它做了20年的工程师红利，才有今天这些技术。 再举个例子，药明康德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叫药明生物，它做的是药物研发过程当中的CRO，即合同研究外包。简单讲，就是大的药企在研发药物时，自己雇人做实验，从头到尾觉得太麻烦，效率太低且成本高。所以，它就找很多外包公司，比如我想要从A合成到B，来找足够多的人帮我合成，按人头付钱，或者按合同金额付钱。 药明康德靠什么赚钱？靠的就是想办法做比甲方更高效的实验，且雇到的工程师比甲方雇到的工程师便宜。 2001年药明康德开始做时，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的医药研发，就是刚才讲的研究合同外包这个领域占比连个位数都占不到。但在化学方面的药明康德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中国所有研究合成外包的人数总量加起来，大概已经超过了全球总量的一半多。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之大，甚至有两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 这是因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过去20年，你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化学、生物、生化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而且还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就把他们雇过来。 这件事情也是药明康德或叫药明生物在过去18年的成长，能变成两个千亿市值的公司，并且在化学方面全球最大的原因。但如此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个特殊性，而且这个特殊性，也不容易复制。 比如说美国也能做，但想同时有1.2~1.6亿高等教育毕业生总存量是不可能的（这个数还是刨掉每年退休的人之后的数量），因为美国只有3亿多人，其中50%是劳动力，也就是说大概有1.6亿的劳动力。而我们仅高等教育毕业生就1.6亿左右，此外我们还有约4亿的产业工人。所以说这个特殊性其他国家一时半会儿是复制不了的。 其实还有一个特殊性，大家讨论国际政策时，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来自于三四十年前做的产业战略规划，这件事当时有错吗？不一定有错，因为在当时的产业规划过程中，把低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不一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技术应用核心大部分发生在了产业中。换句话来讲，我们投资行业在5年以前，认为最热、最时髦、最难做的技术是自动驾驶。 很多厉害的人都去做了自动驾驶。5年过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在自动驾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所有做自动驾驶算法和数据的公司必须跟造车的公司合作，你得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车上，且有足够大的市场，有人愿意买这个车来开，然后才能开始去循环使用和调教这些算法，使得你靠近自动驾驶这条路线。 如此看会发现，全世界认为最牛的技术，最后的结果是必须要跟造车的企业结合才有用。 那30年前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30年前、40年前代表生产力最高效率，也就是今天代表美国市值前10名当中的大部分企业是什么？是信息技术企业，是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些，做的是纯信息效率和软件层次的技术和提高。 言下之意，它们不是自动驾驶，而是做提高信息效率和信息传递、处理技术，单独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这与你看到大部分的技术需要跟产业结构结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机器人也好，自动化也好，甚至是5G当中的一些应用等相关的事情也好，它可能都需要跟产业结合，需要跟实体结合，才开始有效率。这时有实体，且赶上了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就变得极其重要。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要做这件事，这个结构才有用。是因为凑巧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凑巧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含芯片在内，这些新的技术应用都是为了解决具体产业的整个效率提升，或者跟产业结合之后的效率提升，而不是纯粹的信息效率本身。 如果你现在要做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应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愿意跟你合作的造车的人在你边上，此外最好还有足够多愿意买车的人在你边上，这样你才能把自动驾驶迭代更快。 这是非常特殊的，是正好碰到这个时间节点才发生的。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只是在今天来看是这样。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只讲新能源汽车，从2014年开始中国变成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事实上，我们的汽车从2009年开始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只不过从2009年到2014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换了个跑道，我们从燃油发动机换到了电池。电池的核心技术是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 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多件事都变成全球第一，此外，我们电池还变成了全球第一。但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在一季度的时，宁德时代第一次从第一的位置降到第二的位置，LGChem变成第一。 在过去的三年里，宁德时代都是第一名，比亚迪是第三或第四名。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占了汽车成本的70~75%。 你也可以看到这三项，是在过去的5年，为什么是5年呢？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文章给了误导，前一段时间有非常多人在传一篇文章，说信息与工业化部的苗圩部长，说全世界的制造业分成4个等级，中国尚处在第3等级，意思就是我们还不强。 这些话是他在2015年11月份的政协会议接受采访期间说的，他说这句话时是没错的。但是2015年到2020年这5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2018年到2019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情况下，全球认为市值第一的消费电子产业、最高端的电子产业，核心供应商将会发生改变。 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 东盟国家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和美国。对此，很多人问，中国会不会有产业链的迁移？中国相对劳动密集程度最高，附加值不高的一些装配产业，确实会迁移，迁移到哪里去？迁移到东南亚。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来说，虽然它具有产业链，且具有劳动力成本价值优势，但是需要从中国买中间品来加工，同时会把终端产品卖回给中国。 
为什么要卖回给中国？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变成全球单一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为什么要从中国买？因为在之前说的那个链条上我们每一个环节上都是最大的，所以要买那些半成品。 简单讲，东南亚国家把半成品买回去加工成成品再卖回来中国。因为它是相对低工业附加值的生产过程，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它两端成本都敏感，就是你运东西进来的原材料，或者是中间品成本要敏感，然后你卖出去的成本也要敏感，因为你是低附加值。 所以，从各方面因素看，它都是从中国买去加工再卖回给中国最划算。因为离得近，有消费足够大且能承受。此外，物流成本占比低，这也是东盟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原因。 今年3月和去年10月、11月，东盟国家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伴随着中国产业链部分转移以及贸易结构的改变，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中国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中国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外贸受伤，或叫受损严重的情况下，有一个外贸是出现同比增长，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不等，这个出现增长的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是运到中欧的14个国家，刚开始是通过2个方向来运往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 2011年中欧班列通车，国家在陆续增加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做了接近9年的，这几件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作用？ 我们把中欧班列先放一边，因为那是“一带一路”。如果我们统计“一带一路”的话，“一带一路”就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查东盟的数据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跟东盟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是进口和出口同时大。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大概在9年前，我们在修这些基础设施时，中国的高铁通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有竞争优势。因为来往需要两次，要从中国运东西过去，然后再把生产出的终端成品运回中国，如果直接通高铁，就意味着你在两次成本上有优势。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从中国运过去来加工，然后还都要运回到中国，你有直达线路就会有巨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在过去十年的高铁修建过程当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叫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个区域性经济结构在今天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一个叫长三角，一个叫珠三角或者大湾区。 在疫情期间，有个“散装江苏”的说法，这是因为我把这些小的地区通过一条高效运输网络连起来之后，这个产业链就连起来了，不需要把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只需把产业链在沿线分布，它们就能变成完整且具有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大湾区和长三角的经济结构的原因。 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世界，或者把整个中国理解为一大片的东南亚或者“一带一路”这一大片区域，你就理解5条铁路加一个港口的作用。如说长三角经济区，最大的好处是上海是作为人才和高科技的科研中心，最高附加值的部分在上海，相应的生产制造配套加工在长三角边上按照城市的发达程度逐渐散开，现在又把安徽也放进去，大概就是这么构建的。理解这个结构后，会发现整个中国周围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此。 全球资产配置格局的改变 此次疫情对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影响，全球的资产配置格局都发生改变。我们知道，除中国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已经都是零利率和负利率了。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概念，就意味着你不要持有现金，因为你持有现金，第一不能保值，第二不能升值，很有可能还贬值。 
为什么会贬值？是因为假定有通胀你就贬值，因为你是零利率，假定是负利率你更倒霉，你存钱你就等于亏钱。 从这个意义看，在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应该极少的持有现金才对，鼓励去投资和买资产。 但在过去的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全球范围之内，所有的资产在3月中下旬的全都快速贬值，大家全都在卖资产，不管这个资产是比特币、黄金、国债、股权，是资本市场还是股票，所有的东西都在贬值，原因就是大家出于恐慌情绪全要拿现金。 所以，非常特殊的是美国的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总额，在今年的一季度还增加1万亿美金，在它本来储蓄率就不高的情况下，就是11%的储蓄率增加1万亿美金。中国在今年前三个月，居民端的储蓄存款意外增加8.07万亿人民币，我们的总额大概是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意外地增加了10%左右。 这是全球范围之内，非常特殊的事情。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下跌，因为大家全在卖资产回现金，但同期拿现金在手里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是零利率和负利率，这个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特殊现象，叫做在最不应该持有现金的状况里，所有人都大量持有了现金。 既然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不会长期在一个零利率环境持有大量现金，这违背经济规律和个人意愿。所以你会重配资产，什么叫重配资产？在你不再为疫情恐慌之后，你会重新把钱从现金拿出来，去购买资产和进行投资。 这个经济的现象极其少见，因为它不符合正常规律。换句话讲，经济在储蓄是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都抛掉资产，不管是从资本市场看，还是从各种资产类别看，或是从央行的数据来看。大家都抛掉了资产，持有现金，在最不应该持现金的时候都大量持有现金，同时大多数国家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即发了大量的钱，那就意味着钱会变得更多，然后现金的持有比例就会空前的高。 所以，一旦恐慌情绪之后，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现金重新购买资产的现象。那问题来了，这一次重新再买资产，会跟之前的资产结构一样吗？可能是不一样的。 如按4月央行银保监会做了一个统计数据，虽然饱受争议，但我们认为它挺客观，它是统计了3万户城市居民。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户均持有资产371万，其中有1.49套房，户均不是人均，所以别认为你没到1.49套房就没到平均水平，是户均，就是一家人全算一块。 接下来先假定个极限情况，在疫情期间2~3月份，你因为害怕出问题，为了安全，想要回到现金，所以你把你们家所有的股票全卖了，所有的房子也全卖了，你把所有的这371万的平均资产全部都回了现金。那么中国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正在恢复正常。今年6月份开始，你会重新再买回1.5套房吗？不一定会。原因是你觉得房子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升值那么快了，你可能就会去找升得快的，但是又怕再出现什么问题，搞一回钱就没了。 所以，你在重配资产的时候，会按照先安全性，再增长性重配一遍。你不一定会买回1.5套房，可能会考虑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多买点黄金、比特币、A股、港股等等。 你要知道，全球有无数的钱，尤其现在有很高比例在现金上，全球大概在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都会再做一遍思考。 所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就是在不该持有现金的时候，全球很多钱都变成了现金。然后因为零利率和负利率，大家会重配资产，不会长期持有现金，就出现了和回现金之前的资产配比不一样的结果。（来源：混沌大学 作者：李丰）
全球化曲折发展下中国要建立起一道安全防火墙
【研究员】：wh
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原文题目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接到写作邀请，我本能地想到两个题目，一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又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最近我到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一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二）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四）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五）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5.550, 0.04, 0.73%)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二）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来源：潇湘经略 作者：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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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亿人月收入千元以下 脱离绝对贫困状态并非没有贫困
【研究员】：wh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师大的抽样调查，结果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达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打击，仅仅是地摊经济复苏的其中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并非人们所嘲讽的那样，也不是人们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所迫。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下同，约5900新元），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一数据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 李克强总理这里所说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的收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即包括劳动人口、老人、儿童等无收入人口在内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强总理的数据既有统计的支撑，也有抽样调查数据的支撑。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本身就已经接近“月入1000元”。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李克强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吻合。 北师大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调查发现，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概括地说，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师大的抽样调查，结果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达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打击，仅仅是地摊经济复苏的其中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并非人们所嘲讽的那样，也不是人们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所迫。 中国中产阶层仍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仅仅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精准扶贫置于头等政策议程。 
中国的这一国情实际上不难观察到。不用和发达的欧美国家作比较，仅仅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至70%。中国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赚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脱离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的关切点仍然在富人。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世现象，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财富转。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然而，这是基本事实，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同时，尽管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没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够把此现象说清楚。 在政治层面，最近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了不同的性质。中国因为落后而改革开放，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而追求富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基尼系数”“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嘘国家的成就，而不谈甚至掩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显富摆富也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中国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理解。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显现出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通过不同的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台湾和香港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严峻的收入差异现象。 中国则不然。早期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现公平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速，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世界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落到了少数人手中。在西方，中产社会演变成富豪社会。中国尽管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富豪社会，但情况也异常严峻。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在任何社会，社会制度基础建立在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中国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反而遭到破坏。19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结果，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品。再者，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穷人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充实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中国须追求公平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其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们相信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更有效地达成多数人的富裕。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邓小平已经确立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主题——发展和公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因为此前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尽管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但人们必须问“什么样的增长”。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长都有利于社会，中国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里，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 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国情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社会底层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怎么也不会高估。疫情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美国种族问题引发的全国暴力，尽管表面上是种族问题，但本质上是阶层或阶级的问题。黑人如果不能改变其阶层或阶级上的位置，种族问题还是会不断爆发。 中国必须引以为戒。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依然庞大，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很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中共十九大前后通过制度改革，巩固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现在再次转向改革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5月11日颁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此前4月19日已经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些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的纲领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民法典》，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之后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开放方面，继早先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之后，“两会”期间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并且开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相关工作。这些比开放政策又进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开放性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亚洲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在社会的中产阶层没有达到60%至70%之前，社会稳定就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即古人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不过，即使在达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崛起，就是中产阶层不断缩小的问题。 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但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形势分析
“美国衰落论”目前有些言之过早
【研究员】：wh
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这种衰落论调一直不靠谱，且已经被历史一再证实。譬如1970年代，美国深陷滞涨深渊，傅高义便大喊“日本第一”，其潜台词无非是美国已然衰落。但事实呢？在里根的领导下，美国不独战胜了困扰了它足足十年的滞涨，还打败了苏联，且因沃尔克疗法，激活了毁灭性创造机制，从而让美国凭借互联网革命，再次领导世界。又譬如2008年金融风暴时，无数人都在谈美国衰落了。但事实呢？
【博览财经特稿】近期日本媒体似乎掀起一股“美国衰败论”，先是NHK于5月31日刊发一篇题为“美国总统‘准备派遣军队’，黑人男子死亡导致激进抗议示威”的文章。文章的末尾提到，美国近期的种种行为，如国内疫情的应对，及对黑人示威的反应，都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文章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只会把自己折腾得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弱。文章说：“美国的这套极端玩法，无异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慢性自杀。” 日本的另一家媒体《朝日新闻》，则于6月2日就美国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社论。社论分析道“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的姿态并不是美国自冷战以来长期奉行的外交战略，宣扬中国威胁论是为了掩盖自身抗疫不力，以转移民众视线。但这一企图不仅收效甚微，还因为太过拙劣而欲盖弥彰”。社论进一步强调道“在新冠肺炎这一全球危机面前，特朗普政府抛出的一系列举措愚蠢无比，特朗普带领的美国正在逐渐丧失威信和号召力，而在不远的未来，作为美国走向衰败的重要节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将被写入历史。” 
而在中国内地，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美帝国的崩溃》（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 And Then What?）一书的电子版，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 需予以说明的是，有关美国衰落的论调，实在算不得什么新话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约瑟夫•约弗（Josef Joffe）教授曾对此做专门研究，发现“美国衰落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重复发生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时间上大概每10年一个周期。对于他的这种观点，我是较为赞同的，因为在对中国会否重蹈日本这一课题予以研究时，大量的文献支持了约弗的这一论断。有意思的是，约弗的研究还发现，“美国衰败论”一般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必然衰败论”也可称之为客观论，代表人物为耶鲁大学的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肯尼迪1988年便以一本《大国兴衰》享誉全球，他在书中对当时的日本给予了无比乐观的预测：日本将于2000年依靠其金融实力，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真正的中心。而到2009年他又旧调重提，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损失者当属美国，全球权力格局已无可挽回地发生根本性裂变，开始从西方向亚洲转移。 第二类可称之为主观衰败论。代表人物当属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他曾写过一本题为《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书，在书中他说，美国不仅事实上已失去全球带头大哥的地位，且其思想上还拒不承认事实。引用其原话就是，“可悲的是，西方知识界依然沉迷于西方超级霸权的心态里面难以自拔。然而，西方之外的世界却高歌猛进。西方霸权的逐渐衰落大势所趋，无法逆转。” 其实于他们之前，就已有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等在内的美国学者纷纷预言，美国必然衰落。只是当时他们所指可取代美国者，皆为日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性是，他们都以经济实力作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 
而就是在这种衰落论调甚嚣尘上，美国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之时，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出版了。在这本书里，奈对当时盛行的“美国衰落论”予以了严厉的驳斥，他认为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他据此表示，美国并非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最强，而是因被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第三个侧面”才称雄世界。奈所指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他指出，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内容，决定了美国的强大。非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同样是美国强大的关键要素。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就如苏联和日本所表明的，强大但过于单一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无法支撑一个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性大国。 事实上，奈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就认为实力可分为四种：意识形态上的实力、经济上的实力、军事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实力。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很重视无形的实力在国家实力中的作用。他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就这样写道：“为防止对权力中心要素的误解，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摩根索还告诫人们，物质力量的顶峰，不等于国家实力的顶峰，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仅凭物质力量，就可以长期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摩根索尤其对把国家实力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力量这一观念极度不感冒：“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实力贬低为物质力量的实际运用，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可惜，大多数的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他们过分注重那些容易进行定量分析的物质实力，而忽视了实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精神力量就是决定国家实力的唯一要素，也不是说非物质力量比较物质力量更具强大，而是强调国家实力不是片面的、单一维度的，它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这和莱因霍尔德•尼伯尔“国家实力是一种复合体，它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构成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这里需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美国就不会衰退，会如约弗这位极端保守派思想家认为的，美国的国运可以做到基业长青、永续发展。因为这显然不符合生命周期中的生、老、病、死，不符合生命周期中的形成、发展、成熟、衰落这一自然规律。就如从西班牙到英国，无不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那么美国就能够逃脱这一自然规律吗？约弗这种虽不喊万岁却透出千秋万载的言论，可能是荒谬的。在这里我认可客观的“必然衰败论”。 但我们不能够就此认为约弗所批判的那些谬误不再是谬误。当然，他们的谬误不在于认为美国迟早会衰落，而在于他们认定的美国衰落的证据颇值得商榷，至少“美国衰落论”于目前而言，显然有些言之过早。美国近期固然受疫情和骚乱冲击，其实力暂时难免受影响。但就此认定它已衰落，并不靠谱。 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这种衰落论调一直不靠谱，且已经被历史一再证实。譬如1970年代，美国深陷滞涨深渊，傅高义便大喊“日本第一”，其潜台词无非是美国已然衰落。但事实呢？在里根的领导下，美国不独战胜了困扰了它足足十年的滞涨，还打败了苏联，且因沃尔克疗法，激活了毁灭性创造机制，从而让美国凭借互联网革命，再次领导世界。 又譬如2008年金融风暴时，无数人都在谈美国衰落了。但事实呢？就是今时今日，美国在硬实力方面仍然是不容置疑的霸主：它的军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且其经济力也仍然是世界第一：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排名第二的中国和排名第三的日本，外加排名第九的意大利三国的总和。 更重要的是，幻想着能够成为美国人的各国底层和精英不在少数。2009年上半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出版了一份题为《衡量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提出应该将“软实力”作为评估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报告中分析家们认为，软实力是一个相当宽泛而且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但报告还是给出了一个指标：衡量一国软实力的强弱只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可，这个问题就是“除了祖国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里？”报告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是的，人力的凝聚自古就是一国兴衰的重要指标。秦国之所以能够取六国而代之，这跟商鞅、苏秦、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韩非们争趋秦不无关系；而燕昭王之所以能将燕国再次中兴，这跟乐毅、邹衍、剧辛们争趋燕国不无关系。同样，美国真正能够取代英国，跟爱因斯坦、恩里科•费米、冯•布劳恩、爱德华•特勒、冯•诺依曼等人争趋美国不无关系。 我一直有个观点：看一国兴衰，最靠谱的方法，不是看其经济实力指标和军事实力指标，而是人口流向。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一国让人更为安心，那么无论是他国底层还是精英，都会争趋之。反之，只会逃离。 更为重要的是，诚如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罗宾•伊戴尔（Robyn Iredale）教授所指出——人力资本是财富的最重要形式。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不仅产生财富，还是解决当今生活中面临的诸多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有效因素。人聚集了，很多问题也就可能得以相应的解决。譬如美国的崛起，与其成功领导第二次产业革命不无关系。而这次产业革命之所以在美国爆发，又与其强有力的软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国经济史》作者哈罗德•福克纳根据1860年《第八届人口调查》报告做了一份统计。统计显示，1860年时生活于美国的那400万移民中： 
（1）商人为231850人。这其中就包括来自英格兰的摩根家族、爱尔兰的梅隆家族、德国的库恩-罗比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法国的杜邦家族。这些移民的到来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1848年的大革命，使大量欧洲移民移居美国，随之而来的是滚滚而来的资本。因为在革命爆发时期移民的，多是资产阶级。这些移民总会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资本，他们又经常收到欧洲亲友的汇款和帮助， 客观地成为美国吸收欧洲资本的桥梁。据统计，1839年美国共引进外资1.5亿美元，1854年达到2.22亿美元，1860年外资总数约4亿美元。这无疑成为美国工业的最具活力的新鲜血液。 （2）机械师为407524人。有美国的“制造业之父”之称的塞缪尔•斯莱特就是这些移民的典型。斯莱特（1768-1835）生于英国德比郡。14岁起学习纺织，掌握了纺织制造的全部知识。英国当时是全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它领先于世界众国前的主要因素。为了保持这种优势，英国人对工业技术如同国家机密一样，保守不泄露。为了防止科学技术外泄，1765-1789年，英国政府通过了若干法律，禁止纺织与机器方面的熟练工人迁出，也不许纺织机、图样或模型出口。但纵是如此，仍然无法阻止人们的脚步。1789年11月，塞缪尔就带着他充满于脑海的先进工业技术，不顾英国对熟练工人外迁的禁令，打扮成一个农场雇工，乘上了赴美国纽约的客船。1793年，塞缪尔凭借记忆，成功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并拿着这些机器，于当年年底，在帕塔吉特与人合伙开设了一家全新的纺织工厂。这也是美国工厂制度的开始。英国新式纺纱机的仿制成功，使美国的棉纺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成为打响美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枪。几年以后，塞缪尔的兄弟约翰也从英国来到美国，并带来了关于克隆普顿（1753—1827）发明的“缪尔纺纱机”的相关知识。正是这些工程技术移民的到来，也将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从其他国家带到美国，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不花任何代价的技术引进。为此，美国学者马尔温德•琼斯就曾说：“美国的每一个基础工业———纺织、采矿、钢铁工业，都是靠英国工匠、工人、经理带来的技术。” 也正是基于此，比尔•盖茨就曾一再强调，美国的很多成就，正是得益于移民。这还不够吗？ 对于那些美国衰败论者而言，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观察世界人口的流向。如果世界各国人民不再争趋美国，反倒是美国人民纷纷移民，且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或真的离衰落不远了。但就目前而言，美国已然衰败，显然言之过早。 很简单，虽然特朗普一再昏招迭出，但世界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的这种流向，并没有改变。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的移民人数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自1965年美国移民法律取代国家配额制度以来，美国移民人数增加了四倍多。如今，移民人口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6%，几乎是1970年的3.7倍。此外，报告还称美国移民人口族裔也非常多样化，美国移民中几乎包含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公民。 最后再来聊聊中国，40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已经让中国成长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思考中国未来走向和发展模式，这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把这种思考建立在美国正在衰落的幻觉上，那么无疑将是异常危险的。至于中国将从美国手里接掌世界领导权之说，更是言之过早，中国人切不要被这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忽悠而忘乎所以。 当然，中国固然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需要的是放眼世界，从全球战略高度，来审视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既要清晰看到中国自身面临的诸多困难，也要尽量充分发挥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也为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除此之外，中国还需要虚心学习美国，不独要继续夯实经济发展这一硬实力，同时也需建构起自己的魅力，即软实力。（来源：FT中文网 作者：韩和元）
财务造假和退市一定程度标志瑞幸“烧钱模式”终结
【研究员】：wh
毫无疑问，瑞幸曾经是幸运的。这不仅在于，它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看似走完了星巴克近二十年走过的路，创造了迄今为止从创立到成功IPO的最快上市记录；而且在于，它迎合了中国快速崛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搭上了互联网时代共享理念下和独角兽元素包装后的新经济发展的便车。然而，瑞幸又是不幸的。瑞幸从美国被退市和陆正耀本人未来面临的公诉和刑事追责这一“果”很大程度是瑞幸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烧钱模式这一“因”导致的。
【博览财经特稿】按媒体对瑞幸调查进展的最新报道，瑞幸董事长陆正耀“对于公司财务造假曾发送指令性电子邮件”。如果上述调查属实，意味着陆正耀将被公诉，进而面临刑事追责。 毫无疑问，瑞幸曾经是幸运的。这不仅在于，它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看似走完了星巴克近二十年走过的路，创造了迄今为止从创立到成功IPO的最快上市记录；而且在于，它迎合了中国快速崛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搭上了互联网时代共享理念下和独角兽元素包装后的新经济发展的便车。然而，瑞幸又是不幸的。瑞幸从美国被退市和陆正耀本人未来面临的公诉和刑事追责这一“果”很大程度是瑞幸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烧钱模式这一“因”导致的。 公允地说，瑞幸只是近年来采用烧钱模式的诸多新经济企业中的一家。回顾瑞幸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把烧钱模式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远远超过同行业头部企业的速度快速扩张。从2018年1月试运营，截至2020年5月12日，瑞幸咖啡门店总数达到6912家，平均每天新开8家门店左右。如果新开一家店的成本像瑞幸估算的120万，这意味着瑞幸光用于新店开张的投入每天就需要近1000万。作为对照，1999年开始进入中国的星巴克，用近20年时间才开设3600多家门店；而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国连锁咖啡品牌Costa在中国仅有450家门店。 
其次，短期内大量的外部融资需求。在先后完成天使轮、A轮、B轮和B轮+的融资后，瑞幸于2019年5月17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立两年来，瑞幸咖啡通过股权融资筹集资金7.5亿美元，通过各种借贷累计融资12.85亿元。 再次，脱离成本收益核算的消费补贴。致力于“做每个人都喝得起、喝得到的好咖啡”的瑞幸咖啡在经营战略定位上，明确将门店从以往“成本和利润中心”转化为“用户的履约中心”，采用“线上获客+线下门店履约”的核算方式。通过技术平台打通前后端，瑞幸咖啡的销售流程被完全自动化和线上化，员工只需要把咖啡做好。而在销售策略选择上，瑞幸咖啡采用用户下载注册APP首单免费、 买二送一、买五送五、邀好友再免单、送1.8折大师咖啡优惠券等等形式多样的补贴来吸引用户注册下单。在用户注册购买后，还会收到各种优惠短信，刺激重复购买，增加用户粘度，希望以此带来用户爆发式增长。 最后，不计成本的营销宣传。瑞幸咖啡一度邀请汤唯和张震两大当红明星作为品牌代言，并“怒砸”3亿在分众电梯媒体、分众影院等广告上，希望以此快速进入消费者视野，提高瑞幸咖啡品牌认知度。 在上述烧钱模式下，对瑞幸陷入亏损严重，急需大量现金流补充的窘境并不难想象。按瑞幸公开披露的财报，2018年瑞幸全年净亏损16.19亿元， 2019年前三季度瑞幸共计亏损17.649（第一季度5.52亿元，第二季度亏损6.81亿元，第三季度损5.319亿元）。这意味着，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净亏损已经超过2018年全年。瑞幸前CEO钱治亚对此的解释是，“通过补贴迅速占领市场是我们既定战略，亏损符合瑞幸的预期，会持续补贴到3-5年，目前不考虑盈利”。 
滴滴、ofo、摩拜、丰巢、途歌、淘集集、美团等新经济企业在发展早期，都不同程度采用了类似瑞幸如今采用的烧钱模式，大量补贴消费，短期不追求盈利。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烧钱，有些新经济企业成功了，而包括瑞幸在内的有些企业却失败了呢？那么，烧钱模式在“成败之间”的边界究竟应该如何确定呢？ 烧钱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早期烧钱形成未来稳定的盈利模式，使钱最终没有“白烧”。也许，从瑞幸、美团和滴滴等有限的案例对比中，可以简单总结归纳在烧钱之后一个新经济企业盈利的稳定性来自哪里。尽管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目前可能并非进行最终总结的最佳时机。概括而言，一个新经济企业烧钱之后未来盈利的稳定性可能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静态看，没有基于网络外部性的瑞幸烧钱模式并未突破传统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边际收益递减（成本递增）魔咒。 虽然用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理念和独角兽资本市场元素进行包装，但瑞幸的主营业务咖啡饮品制作和销售依然属于传统餐饮行业。同样是烧钱，美团核心业务是依靠互联网技术和物流服务，解决客户和餐饮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消费供应脱节问题。它没有像瑞幸那样，开实体店。虽然瑞幸咖啡在营销，甚至支付结算等方面，都采用了互联网技术和理念，但实体店的开设依然使瑞幸无法借助网络外部性，走出传统产业规模成本递增的魔咒。具体而言，瑞幸一家希望覆盖两平方公里的实体店（以北京市为例，瑞幸咖啡从东城西城平均不到两平方公里即有一家门店，到丰台石景山等远郊区平均超过12平方公里才会有一家门店），如果它的消费客户群体无法支撑前期的固定成本和经营成本支出，那它必然是亏损的。一家门店如此，其他门店则同样如此。 反过来，作为对照，美团基于互联网形成的网络外部性，把客户和餐饮提供商原本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完成的消费交易，借助美团这一平台得以实现。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更大地理空间范围内，在更长的餐饮时间段上，促成众多消费者和众多餐饮提供商之间的消费交易，从而形成所谓的网络外部性。尽管物流作为传统产业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限制，配送范围因而对美团而言并非无限，但由于不涉及实体店的开张，美团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网络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克服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问题，由此带来相对稳定的盈利模式。 有时在想，如果瑞幸当初不选择现在的发展模式，而是选择类似于星巴克的实体店，“做每个人都喝得起、喝得到的好咖啡”，成为“国内咖啡第一品牌”，根据客户的需求，成熟（收益足以覆盖成本）一家，开设一家，也许今日将看到的是不同的瑞幸。因而，瑞幸烧钱模式的失败很大程度源于以互联网理念堆砌的外表，然而在实质上却依然从事传统业务经营，并没有跳出传统产业“规模报酬递减”的魔咒。由于收益最终无法覆盖成本，瑞幸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命运。 
第二，从动态看，瑞幸并不可能通过建立进入壁垒，形成一定程度的事实垄断，用未来的高额垄断收益反补当下烧钱模式下的大量前期投入。 传统上，由于进入的门槛并不高，流通地域限制形成的地理空间分割和不同地区饮食习惯的差异使得一家经营餐饮业的企业很难形成长期垄断。作为对照，滴滴和美团通过前期烧钱培养的客户消费习惯和编织的庞大用户和服务提供商的网络，会形成客户消费的路径依赖。尽管依然是鲍莫尔所谓的并未完全阻止竞争的“可竞争市场”，但无疑它们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形成具有垄断属性的市场，今天烧钱的亏损也许可以通过明天的盈利来弥补。 第三，从空间看，瑞幸并不能通过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使得下游产业的亏损可以通过上游产业的盈利来弥补。 客观地说，瑞幸在重构产业链上并非没有进行积极尝试。例如，瑞幸在咖啡之外，尝试推出轻食、酸奶、小鹿茶、果蔬汁、周边潮品等新的产品；在销售模式上推出无人零售机、Airpods等营运方式。但上述工作很大程度只是在延伸轻食等产品或无人零售机等服务的产业链，而并没有形成瑞幸自身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产业链，更没有形成反哺咖啡销售补贴亏损的产业链。 由于瑞幸的烧钱模式并不能从（时间）静态、（时间）动态和空间三个方面建立反哺前期烧钱投入的有效机制，使瑞幸的烧钱模式变得不可持续，无可避免地走向财务造假、公司被监管当局强制退市、面临中小股东的集体诉讼，造假当事人则面临刑事追责的失败之路。 尽管一些同样没有很好解决上述问题的新经济企业幸运地被收购（如在快递柜市场，丰巢拟与作为中邮速递易运营主体的中邮智递进行股权重组。交易完成后，中邮智递将成为丰巢网络全资子公司），但更多类似的企业将被迫选择退出市场，以此物理终止不可持续的烧钱模式。与有限的被并购案例（摩拜被美团收购、中邮智递被丰巢收购）相比，被迫选择退出的新经济企业数量更多。如共享单车的Ofo、共享汽车平台途歌如此，曾经半年累计1亿用户、从上线服务到并购重组失败、宣告破产只存活了一年多时间的电商平台淘集集同样如此。 从瑞幸的案例看到，未能从静态、动态和空间三个维度建立反哺前期烧钱投入的有效机制的瑞幸烧钱模式也许并不适合绝大部分企业，目前尚不能成为一种可复制的成熟的商业模式。在上述意义上，瑞幸财务造假曝光和退市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上述“烧钱模式”的终结。（来源：FT中文网 作者：郑志刚）
新闻视点
张玉玺打造的新发地商业帝国能否安然度过危机
【研究员】：wh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发地市场慢慢崭露头角，面积逐年扩大，菜贩越聚越多。菜贩在早晨现买现卖，一杆大秤和一个大筐就是一个“摊位”。场面虽说热闹，但是极其混乱。这换做其他人，貌似也没什么，毕竟那个年代，只要能赚到钱，谁还去关系其他事呢。但是张玉玺不一样，他的经历与知识决定了他的视野，他的视野决定了他对这种场景的不满。如何管理农产品市场？没人懂。张玉玺首先想到了理论知识，但新华书店一本相关书籍都没有。
【博览财经特稿】“新发地”，一个大多数人没怎么听说过的地方，在这两天成为了热词。继几十天的消停后，6月初，全国抗疫已基本取得胜利，所有工作的重心转向外防输入。但最近北京市新发地市场爆发的多起病例，又让人们原本放下的心又悬起来。尤其新发地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菜篮子”和“大果盘子”，承担了北京80%以上农产品供应，其人流量、客流量都是惊人的。 新发地能做到今日这般规模，成为北京市农产品最重要的流通地，与一个家族有着密切联系。 青年农民张玉玺 出生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新发地村的张玉玺，有着中等的个头，宽厚的肩膀，这种身材非常适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尤其是以种地为主的传统农业。 他学习成绩谈不上优秀，家庭谈不上显赫，在那个除了升学、招工才能离开农村的年代，张玉玺唯一的出路是种好家门前的几亩地，做一个勤劳的农民，娶一个持家的老婆，生几个和他一样壮实的儿子，保住一家人的口粮。 但这个生于1949年10月10日，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农民，仿佛天生就有着干大事业的运气。1969年夏天，19岁的张玉玺像往常一样在菜田里忙碌。生产大队领导把张玉玺叫到队部，通知他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二十周年国庆游行。 首都的村民不得不说有着天然的便利，他们有很多这种机会。在学生时代，张玉玺曾参与过不少大型活动，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欢迎外宾、在“五一”劳动节参加庆祝游行。这让如张玉玺般的青年农民，有了接触政治、感触国家、学会纪律、拓宽交际的机会。 国庆游行前，张玉玺和其他农民代表一起投入紧张的军训。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站军姿、齐步走、踢正步，每天汗流浃背。但张玉玺却从中感触到了军人的神圣与自豪感。 那个夏天，张玉玺不仅与农民代表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还让他下定决心走出农村，参军入伍，走向更宽广的天地。 国庆游行后不久，刚过完20岁生日的张玉玺报名参军。在那个年代，20岁参军算是一个很晚的年龄了，可见张玉玺当时是多么的渴望当时的生活。 从没有见过大海的张玉玺，入伍后被分配到了位于宁波的东海舰队37510部队的一艘舰艇上。这时，冷战阴云密布，两岸关系极度紧张，张玉玺和他的战友始终处在高强度训练、备战的状态下。不过张玉玺很感谢这段时光，日后他曾提起军旅生涯把他“磨炼的坚韧、坚强、稳重而扎实”。 
1976年，无法提干成为军官也没有入党的张玉玺，从东海舰队退役回到家乡新发地村。 那时的张玉玺并不是如后来很多媒体报道的那样——仿佛他退伍回家就是为了带领乡亲们致富。当时的他退伍只想去国营企业上班当个工人。但造物弄人，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留在了农村。 张玉玺成了一名村集体的“工人”，也就是虽是农民身份，但是并不种地。他在村里先后被安排干过基建队小工、统计员、放映员、养鱼等工作。 虽然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张玉玺对村子状态并不满意，他望着辛苦种菜却生活贫困的村民，倍感失落。不过，在这几年里，他在村里生活的却还舒适。他成家立业，加入了党组织，并迎来了儿子张月琳的降生。 1982年，31岁的张玉玺被当时的村领导班子推荐去丰台农校学习蔬菜栽培。两年后，他拿着专科文凭毕业回村当了主管科技的生产队副大队长。 当时中国乡村热衷于搞集体企业，张玉玺又成为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副总经理、新发地村蔬菜公司经理。现在的报道，常认为先有张玉玺后有新发地，其实新发地村本身就是个走在改革开放前沿村庄，八十年代初，新发地的生产大队就改为农工商联合公司，各个生产队改为分公司。 这次学习意义非同，一是让张玉玺成了村民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他以后能将新发地系企业在集体企业衰落中异军突起发挥了作用。二是高学历加退伍军人的双重利好身份，使他很年轻的时候便成为村班子成员，有了可以施展商业才华的平台。 初试经商 对于一个人的成功，鸡汤导师会说“干就完了”，佛系中年会说“听天由命”。只有一位长者把话说全了——“一个人的成功,既要看个人的努力,又要看历史的进程”。巧了，此刻的张玉玺，个人素质到位后，历史也将给他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际遇。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种的蔬菜必须统一由北京第二商业公司收购后销售给市民。 1985年，北京开始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期。北京第二商业公司作为专业“赚差价”的中间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开始可以将部分自种蔬菜自行对外出售。 新发地村周边农民向政府交完指定数量的蔬菜外，便在村里两条公路(今天的黄陈路和南苑西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集中摆摊售卖剩余的蔬菜，北京各地的菜贩子也争相来这里收菜。 
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越来越大，以至于堵塞了交通，逼得丰台区政府不得不出面整顿。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张玉玺头上。 张玉玺可能是城管界的祖师爷。那时他每天一大早就带人去市场轰人，这种治理的效果如同今天城管与小贩的猫捉老鼠游戏一样，撵走了又回来，小摊贩貌似永远清除不了。 张玉玺想起在农校学习时，英国一位农产品市场专家讲过“办农产品市场要具备四个要素，市场的早期是自发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市场距离消费终端，运输不超过一小时”这四个要素，新发地村全具备。 知识总还是有用的。只不过一些人理论联系实践能力太差，在实践中根本想不起来理论，然后倒因为果，认为理论一无是处。 而此时，村支书孟有发也是有想法的人，他也看到了蔬菜交易的潜在商机。经过村委讨论，决定让张玉玺负责筹建一个市场。这就是后来张玉玺津津乐道的“三个15”：带着本村15个青年，用15万元（丰台区出资3万，花乡2万，新发地村10万），用15亩集体土地，开始了创业。 1988年5月16日，一个简简单单的用于初级农产品集散和交易的地方正式挂牌成立，这就是新发地市场发展的雏形，这一天也是新发地市场启航的起点，更是张玉玺人生的新起点。 初露锋芒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发地市场慢慢崭露头角，面积逐年扩大，菜贩越聚越多。菜贩在早晨现买现卖，一杆大秤和一个大筐就是一个“摊位”。场面虽说热闹，但是极其混乱。这换做其他人，貌似也没什么，毕竟那个年代，只要能赚到钱，谁还去关系其他事呢。 但是张玉玺不一样，他的经历与知识决定了他的视野，他的视野决定了他对这种场景的不满。如何管理农产品市场？没人懂。张玉玺首先想到了理论知识，但新华书店一本相关书籍都没有。 没关系，毛主席讲过，要重视调查研究，不要老是搞教条主义，山沟沟里才有真正的马列主义！张玉玺扮成商户，拉着两车西红柿到内蒙古的市场里体验菜商生活，十几个本地“菜霸”想以低价全部收购。在张玉玺无奈之时，市场的管理人员出现在张玉玺面前，为他解了围。 这让张玉玺明白了市场治安的重要性——市场想留住商户，就要在市场管理和商户服务上下功夫。这种深入一线、深入最基层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张玉玺风格，也几乎是创业一代企业家共同的工作风格。 当过六年军人的张玉玺。套用军队简单、粗犷的管理模式，提出“三大纪律、八项原则”等市场规章制度，成立保安队伍，严格管理交易秩序。 靠着这简简单单的道理，新发地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北京市当时最大的农产品流通中心。在日后，进京的外地蔬菜，基本都是通过进入新发地的蔬菜市场，然后流通到北京市民餐桌上的。 
商业帝国 九十年代时候，新发地菜市场做大了，但这还是不够的，一个乡村集体企业能否走的更远，还需要更多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以及更大的经营规模。在这方面，新发地村的村支书孟有发和已是新发地联合公司总经理的张玉玺意见十分一致。 新发地的发展路径是一面做大农副产品市场业务，另一方面是利用村集体资产和市场开展多种经营。为了做大规模，新发地一直采取的是“今年收入变明年投入”的方式，如“滚雪球”一样逐年增添配套设施、扩大经营面积。虽然这样的发展模式，导致新发地村民长期以来能拿到的分红极少，但这种蛮横的资本积累的手段，让新发地获得了极快的扩张速度。 最终，新发地经过32年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北京乃至亚洲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现占地1680亩，管理人员1500名，固定摊位2000个左右、定点客户4000多家，日吞吐蔬菜1.8万吨、果品2万吨、猪牛羊5000多头、水产1500多吨。承担了首都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2019年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人民币。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已连续十七年双居全国第一” 
除横向的全国布局，新发地还试图在农产品产业链上有所作为，布局了诸多蔬果种植基地、货运公司、城市零售网点。 从多种经营方面更可以看出新发地的实力。北京一直是房地产开发的热土，作为拥有近5000亩土地的新发地村，自然也想成为开发商。而且他们有着天然的两群客户：回迁村民和市场的商户。 天伦锦城小区、新发地锦城园小区、期颐百年小区、天骄骏园小区·····在北京南四环拔地而起。 除房地产，货运物流也是新发地的重要支柱，位于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西侧的大片空地被开发为物流基地。雄心勃勃的新发地，最后开设了自己的长途客运站，成为北京南部重要的客运中心。 物业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宾馆、酒店、矿泉水厂、建筑材料厂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三十年的发展，新发地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帝国。 帝国的国王 现在很多媒体将张玉玺宣传为新发地的创业带头人领路人，仿佛他成了“新发地一世”。其实，张玉玺对新发地的贡献虽是最大的，但张玉玺真正完全掌舵新发地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情了。 老书记孟有发在2004年卸任，张玉玺接任。至此之后，张玉玺成为新发地村与新发地商业帝国的双重一把手。 张玉玺时代的新发地，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不得不说，张玉玺的商业头脑、管理手腕、政治意识都是一流的。将自己的市场定位为“首都菜篮子”，并且把农产品供应与政治任务紧密贴合在一起，张玉玺的这些聪明的选择，让自己在沉浮不定的商场几十年稳立不倒。 
但这个国王不是终身制的，在担任多届书记后，张玉玺将书记位置交出，并逐步退出商业帝国。但在这似退非退的时期，人们才能发现，张玉玺搭建的帝国已经成型。 细心的人会发现，接任新发地村书记的不是别人，而是张玉玺的外甥张伟，逐渐接过商业帝国权杖的也不是外人，正是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张伟与张月琳，将成为未来新发地的两大权力支柱。 张伟在接任新发地书记后，理所当然的也成为了新发地村办集体企业新发地联合公司的一把手。这个联合公司是新发地商业帝国的核心，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农产品流通）、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均是该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但张伟能控制这些企业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的总经理是、法定代表人是张月琳，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则是张玉玺。 新发地村另一个核心企业是北京市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新发地商业帝国中的交通运输产业就在这个投资中心下面，新发地长途客运站、新发地城市配送公司、汉龙货运公司均是该投资中心的全资子公司。张伟也顺理成章的当了这个全体村民入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而同样在新发地村和商业帝国任职的还有张玉玺的妻弟杨洪杰，任新发地天娇俊园党支部书记，高碑店分场副总；妻弟杨洪凯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董事长；外甥王永贵任新发地分场部门经理；妻弟杨洪斌任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副董事长。此外，还有更多的张玉玺的亲友在公司任职。这一点像极了华西村。 中国的乡村集体企业最后的归宿，除了化公为私，便是以村领导家族为核心成员的集权控制，似乎很难找出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本意的一种发展模式。 这种家族垄断，似乎没什么毛病。毕竟所有企业所有权都属于村集体，制度上讲归全体村民共有，村民是企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 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少部分人掌握甚至垄断了集体企业的经营权，而他们又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那么这部分掌权者可以尽情的施展其经营才能，几乎不受约束。 这种看似不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状态，却是新发地商业帝国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因为经营者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长期发展，不受所有权人的干涉，而且可以长期不分红甚至永远少分红，为企业留存资金，以快速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 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掌握经营权的人可以在集体企业肆意而为，任人唯亲有之，自己给自己大幅提高待遇有之。更有甚者，部分领导可以以个人名义成立私有制的公司，再让自己私有的公司来参与集体企业的运营，以达到掠夺集体财产合法化的目的。这样，他们通过控制集体企业，轻而易举的将集体企业的利益输送到个人名下的企业。 新发地也不免俗，多年以来，新发地村民的检举从来都不少。检举的核心内容便是张氏家族独掌大权，村民得到的收益相比于新发地商业帝国实现的收益而言太渺小。 多年来，张玉玺和他的亲友总能化危为安，在媒体舆论前一直保持着正面形象，他们是农民企业家、首都菜篮子的守护人、村民的致富带头人……但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能否安然度过这次危机。（来源：摆摊论江湖（ID：baitanlunjianghu）作者：民仲平）
社会透视
当摆摊上升到政策高度 意味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
【研究员】：wh
若往前追溯，中国曾出现过两次地摊高峰，分别在80年代及90年代，正对应市场经济飞速增长期及国企员工下岗潮。冥冥之中，历史再次走到相似的十字路口。受疫情影响，2020年失业率创下新高，外贸企业缩水严重，847万高校毕业生等待安置，还有千万农民工急需谋生。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地摊经济”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到重生的数次循环，尽管一度接近陨灭，却从未真正消失。而这惊心动魄的40余年风云变幻，更像一个时代的变迁缩影。
【博览财经特稿】一夜之间，“地摊经济”火遍全国，总理为它点赞，股市为它疯狂，群众为它打call，从社会边缘跃至人间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成了中国的生机。 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宣布，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列为今年文明城市考核内容；6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亲自为地摊经济正名；6月3日，江西九江瑞昌市不少商贩接到城管电话，动员其到指定地点摆摊经营。 截至目前，已有成都、合肥、济南、长春等27地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狂热之下，却少有人冷静思考，当摆摊的重要性上升到政策高度，这通常意味着，当前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 若往前追溯，中国曾出现过两次地摊高峰，分别在80年代及90年代，正对应市场经济飞速增长期及国企员工下岗潮。 冥冥之中，历史再次走到相似的十字路口。受疫情影响，2020年失业率创下新高，外贸企业缩水严重，847万高校毕业生等待安置，还有千万农民工急需谋生。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地摊经济”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到重生的数次循环，尽管一度接近陨灭，却从未真正消失。而这惊心动魄的40余年风云变幻，更像一个时代的变迁缩影。 变革与管制下的“地摊发展史”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个体经济的逐渐复苏，“地摊文化”开始涌入市场经济浪潮。何为“地摊”？ 经济学家万喆认为，“摊”主要是相对于“店”而言，地摊不见得非直接“铺”在地上，有些“店”其实亦摊亦店，所以，地摊基本就是一些个体商业“小户”或“散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地摊龙卷风很快吹遍全国。中国青年报在《个体户忧思》一文中的报道足以佐证：1978年，全国个体户仅有14万户，到1986年，这一数据飙升到1211万户，“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段子不胫而走。 
真正的高潮出现在1990年初。中国商业化大潮汹涌澎湃，经济变化日新月异，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上下为之沸腾。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黑龙江。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绥芬河为沿边首批开放城市，地方民间贸易急剧升温。5月，又发生件轰动的“大新闻”。时任市长赵明非在贸易市场摆起了摊，声声吆喝下，摊位前很快被围得水泄不通。 “市长摆摊”的消息传至千家万户，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无街不市，无巷不贩，又因毗邻边境，各类时髦物件层出不穷，往往未到开市，已是人头攒动。 1993年10月25日，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侯玉德在市场摆摊卖书，掀起舆论热议；许昌职工夜市顺利开办，机关干部和在职职工利用夜晚时间“卖货”，生意竟异常火爆。 “地摊经济”持续升温，炙手可热。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国辞职的人超过12万人，下海潮之中没辞职但办理“停薪留职”者则超过1000万。（其中就有那位打响第一枪的赵市长） 在此阶段，“摆地摊”作为社会经济的必要补充，受到国家层面鼓励。城市管理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重要性远低于促进商业发展。 
转折发生在1996年，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中国程城镇化率突破30%大关，正式进入快车道。彼时恰逢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剧烈转型，全国约6000万城镇职工下岗失业，两股洪流碰撞，“摆地摊”成了没有出路的出路。 沿街为市，四处游走的地摊大军愈发壮观。与此同时，占道经营、产品质量、环境卫生、秩序混乱、影响市容等问题开始凸显，矛盾终于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战争”。 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原4个中心城区之一，2010年裁撤，现为西城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我国第一支城管队伍诞生。 200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全国有23个省的79个一、二线城市及3个直辖市开展城管执法试点。 “城管来了，快跑！”成了响彻云霄的噩梦口号，跑慢了不仅会被没收做生意的家当，还将面临罚钱拘留，全家温饱都受影响。地摊小贩与城管执法人员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成了一道颇有“特色”的城市风景线，甚至屡屡酿成流血冲突。 
2006年8月11日，在北京市中关村，由于三轮车被强行收缴，河北小贩崔英杰在下跪哀求无效的情况下，将手中水果刀挥向执法人员，致其重伤致死，崔英杰最终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2009年5月，夏俊峰和妻子因违法摆摊被沈阳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接受处罚时，因双方争执不下，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后又重伤一人，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 2013年7月，湖南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以无证经营为由，与南强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发生肢体冲突，邓正加当场倒地死亡，涉事的4名城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年、4年、3年半。 一面是执法部门面临制度考评，一面是普罗大众需要谋生吃饭，导致红色悲剧源源不断发生。 时过境迁，“地摊出圈”的反转背后，是一场跨越过去的和解，也是再一次与未来相拥的重振旗鼓。 无数人的命运因“摆摊”而改写 何帆在《变量》中说：“无论50、60、70后，都是经历了经济增长的“被挤上车的人”。这一代人穷怕了，时时刻刻会有忧患感；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体会到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由摊而店，由店而企，由企而强，一方地摊，成就命运分水岭。80年代初，逾800万年轻人返乡，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国家逐步放开“个体户”的限制，支持返乡青年做点小买卖，摆路边摊，或开杂货店。 1980年末，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领取了中国首张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合法个体户，靠着在自家门口摆地摊卖日用品的小生意，章华妹成了早期的“万元户”之一，被视为新地摊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1982年5月，义乌摆摊妇女冯爱倩在县委机关大院门外，拦住了县委书记谢高华，倾诉自己起早贪黑进货卖货，却屡遭工商人员驱逐的遭遇，希望书记解决问题。 顶着被罢免的压力，谢高华在义乌县稠城镇湖清门划出一条长约1公里的街，小商小贩皆可在此自由交易。如火如荼的气氛下，市场开张不足3月，摊位就增加了一倍。 事态不断往更积极的一面发展。义乌一家濒临倒闭的针织厂，在摆摊几个月内，就将50万元的库存货销售一空，转亏为盈，等待裁撤的百名员工们保住了饭碗。 1982年8月25日，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诞生，谢高华将第一张营业执照发给了冯爱倩。 当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建设到第六代，这个最初一穷二白的小县城，早已涅槃为集中全球80%以上小商品的“世界超市”。2019年义乌GDP高达1421.1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121元，超越北上广，一举夺魁，全市共有100名亿万富翁、5万名千万富翁，再不可同日而语。 
90年代爆发的大规模下岗潮，让高度依赖国企的东北遭受重创，无数家庭双双失业，只得走上街头摆摊。 如今声名在外的“锦州烧烤”，正是在此夹缝中应时而生。有个黑色幽默的插曲是，原本烧烤用的多是竹签或红柳枝，因为锦州大量自行车厂倒闭，车轮贴条被贱卖或丢弃，却在意外使用中被发现其导热性能更有优势，成为铁签鼻祖。 区区10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却有近2000家烤串店鳞次栉比。很多老店多由下岗再就业摆摊起家，靠着临街烤串，不仅养活了妻儿老小，也摆脱了时代困境。 长期以来，摊贩们被打上“低素质人口”的标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和中伤，倘若翻开企业家们的创业史，就能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他们都曾摆过地摊。 1985年辍学后，15岁的蔡文胜开始了练摊生涯，并成功赚到第一桶金，为此后跻身为身价百亿的“投资大佬”打下坚实基础。 1988年，单亲母亲陶华碧不得不外出摆摊，补贴家用，在售卖米豆腐的过程中，她的辣椒酱风靡开来，生意越做越大，创下了享誉国内外的“老干妈”。 1991年，27岁的马云因创办的海博翻译社入不敷出，通过地摊卖货自救，不仅顺利解决了财务危机，也为马云创立阿里巴巴铺平了道路。 这份名单里的人物还有很长，柳传志、刘永行、鲁冠球、任正非、刘强东、杨国福等均做过“地摊党”。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看似处于底层的地摊经济里，饱含的是中国人的坚韧，中国人的勤劳，以及中国人的智慧。 “重启地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马可·吐温说过：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 对于民生而言，地摊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据《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网商银行和支付宝的分析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小店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带动3亿就业。 在全国率先喊出“地摊经济”的成都，两个月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人（要知道，成都在2019年全年新增就业仅为23万人。）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高居世界第二，但触目惊心的贫困仍然存在，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仅有1000元，这部分人的生计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地摊带来的“负面弊端”不容忽视。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积极推动，更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和引领帮扶，这将是一项长期工程。 “堵”不如“疏”，“规范管理”和“赶尽杀绝”有着本质区别，一刀切的铁腕做法并不可取，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更是劳民伤财。如2019年3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街面的商铺强制更换招牌，整齐划一的黑底白字，引发视觉冲击上极大的不适感，有网友直言充满“清明节气氛”，这样的创卫，反倒失尽人心。 
一个城市是否真的文明，不只看它外表多么光鲜，而是看它处理问题的态度，以及是否真心为民众服务。 将“地摊重启”绝对地定义为进步或者退步，难免片面。时代本身就有局限性，上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备受推崇，到上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又取而代之登上舞台，前后两者互相否定，但在当年都被“赞美”过。 恢复地摊不是施恩，而是回归常识，回归人性。总体说，摊贩从非法走向合法，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其实利大于弊。所以，这样的松绑绝不应是权宜之计，任何政策都需稳定性，若总在禁与放之间摇摆不定，将修复的伤口一再重新揭开，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冲突和问题。我们都期待着，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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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2 08:2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