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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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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8 08:12: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短线宝破解版操盘总纲和谐版共享版】《美中紧张关系引发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深刻问题》: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将亚洲的“美式和平”带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美中在敌对数十年后,恢复邦交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起飞。到1990年代末,经济壁垒逐渐消除,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越战和在柬埔寨的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得以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开始追赶其他亚洲国家。

长期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一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视为主要经济伙伴,但它们现在也越来越抓紧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业逐年增长,供应链也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几十年内,中国从在经济上对亚洲其他地区无足轻重的国家,变成本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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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紧张关系引发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深刻问题
【研究员】:WH

亚洲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然而目前,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作出令人不快的选择。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新的格局会带来更多的成功,还是会带来危险的不稳定局面?这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选择。


【博览财经特稿】“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8年向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达了这一观点。30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几十年来,亚洲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区域。在这10年内,亚洲经济体的规模将超越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总和,这是自19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然而,即使到今天,邓小平的告诫依然让人警醒:亚洲世纪既非必然实现,也非命中注定。

亚洲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然而目前,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作出令人不快的选择。

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新的格局会带来更多的成功,还是会带来危险的不稳定局面?这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选择。这两个大国必须制定出一种共处模式,在一些领域保持竞争关系的同时,不让两国之间的矛盾危害在所有领域的合作。

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与此同时,中国是隔邻的区域大国。其他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任何一方试图迫使亚洲各国作出选择一如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北京寻求在亚洲建立一个专属势力范围一美中将走上一段持续数十年的对峙之路,使长久以来预期会出现的亚洲世纪岌岌可危。

美利坚治世的两个阶段

20世纪亚洲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在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战的前几十年,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集团争夺影响力。尽管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同苏联联手对抗美国,但其经济仍然是内向型和封闭的,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很少。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正在腾飞。先是日本,然后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美国使亚洲的稳定和繁荣得以实现。美国倡导建立一个开放、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提供一个安全保护伞,使区域国家能够在此基础上合作与和平竞争。美国跨国企业在亚洲大量投资,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创意。随着华盛顿促进自由贸易和向世界开放美国市场,亚洲与美国的贸易逐渐增长。

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将亚洲的“美式和平”带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美中在敌对数十年后,恢复邦交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起飞。到1990年代末,经济壁垒逐渐消除,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越战和在柬埔寨的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得以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开始追赶其他亚洲国家。

长期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一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视为主要经济伙伴,但它们现在也越来越抓紧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业逐年增长,供应链也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几十年内,中国从在经济上对亚洲其他地区无足轻重的国家,变成本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

尽管如此,“美式和平”依然发挥效用,中国地位的这些根本性变化便是在其框架内发生的。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没有试图这样做。事实上,它采纳了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作为指导思想,将农业、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放在军事力量建设之前。

因此,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着牢固的联系,从而享有两全其美的好处。它们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共同努力,为植根于亚细安组织的区域合作建立一个开放式架构。亚细安在1989年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成立亚细安区域论坛,以及2005年以来每年召开东亚峰会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中国充分参与了这些进程。每年,中国总理都会到访一个亚细安成员国,会见亚细安各国领导人,准备充分地阐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看法,并提出加强中国与亚细安成员国合作的建议。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不断增加,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有助于加深中国与邻国的合作,当然也提高了其影响力。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中国并没有绝对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重要的参与者,它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和《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等倡议,巩固区域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其经济参与。亚细安还与欧盟、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对话机制。亚细安认为,这样的联系网络为合作创造了更强有力的框架,并为在国际上推进其成员国的集体利益提供了更多空间。

至今为止,这个做法行之有效。但“美式和平”的战略基础已发生根本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的经济、技术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成倍增长,它对世界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引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箴言。中国视自己为一个大陆大国,也渴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它一直致力于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以使将其军队转变为一支世界级的战斗力量。中国越来越希望保护和推进其海外利益,并确保其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超级大国的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宏观战略。随着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的减少,目前尚不清楚它是会继续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任,还是会转而采取更狭隘的“美国优先”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华盛顿对其在全球体系中的责任提出根本性反思之际,它与北京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中的重大抉择

美国和中国各自面临重大抉择。美国必须决定,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并试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或是承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如果选择后者,美国就必须制订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尽可能促进合作和良性竞争,而不让竞争伤害整体关系。理想情况是,这一竞争将在商定的多边框架内进行,并采用类似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所遵循的规则和准则。

美国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痛苦的调整,尤其是华盛顿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与北京的接触已经失败,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维护其利益。但是,无论这项任务对美国来说有多艰巨,在现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体系内,尽最大努力满足中国的抱负还是值得的。这一体系规定了所有国家的责任和限制,加强信任,帮助管控冲突,并为合作和竞争创造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

反之,如果美国选择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就有可能引发反弹,使两国走上长达数十年的对峙之路。美国不是一个衰落的大国。它有很强的韧性和实力,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够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在九位诺贝尔科学奖华裔得主中,有八位是美国公民或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进的技术;它远不是一个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编按: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也不是苏联最后几年摇摇欲坠的计划经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任何对峙,都不太可能像冷战时那样,在一个国家和平崩溃的情况下结束。

就中国而言,它必须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不受制约的大国,为所欲为,凭借其绝对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取胜,但也要冒着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强烈抵制的风险。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剧紧张和不满情绪,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个真实的危险: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亚洲和西欧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尽管中国最近努力在海外打造软实力,例如通过孔子学院网络,以及中资国际报纸和电视媒体等,但形势还是对它不利。

又或者,中国可以承认自己不再积贫积弱,并接受世界目前对它抱有的更高期望。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有理由享有它在较小和较不发达时所获得的优惠和特权,例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慷慨条款。一个更大、更强大的中国,不仅应该尊重全球规则和规范,也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维护和更新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国际秩序。如果现有规则和规范不再适用,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出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订正安排。

创建新秩序的道路并不平坦。强大的国内压力推动和制约着两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在当前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即使有,其主要焦点也是“美国优先”这一主题不同版本的论述。在中国,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并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软弱和屈辱之后,再次展现出一个古老文明正在崛起的雄心。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中会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来处理双边关系,甚至拥有互利共赢的共同愿望。两国不一定会走上对峙的道路,但也不能排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亚太区域的势力变化

世界各地将上演这些势力变化,但一个关键的舞台将是亚太区域。美国在本区域一直拥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美国消耗了大量资源,也付出了流血的惨重代价,并险些失去了三位未来的总统。它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为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巩固社会和经济,赢得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斗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美国慷慨、开放的政策极大地造福了亚太区域,这些政策源于根深蒂固的政治理想,及其作为“山巅之城”和“光照诸国”的自我形象,但它们也反映了其明智的自身利益考虑。一个稳定而繁荣的亚太区域,首先是冷战时期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堡垒,然后是世界上一个由许多对美国友好、稳定而繁荣的国家组成的重要地区。亚太区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生产基地。这也难怪美国在亚洲有几个最坚定的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还有一些长期合作伙伴,如新加坡。

中国在本区域也有重大利益。东北亚依然笼罩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阴影下。东南亚是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来源地、经济合作伙伴,以及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为了保护能源安全,它也将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视为必须保持开放的咽喉要道。但与美国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中国将亚太区域视为俄罗斯所谓的“近邻”(near abroad),因此对其自身安全至关重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他也说,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习近平是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让美中两国和平共处,有重叠的朋友圈和伙伴圈呢?还是认为它足够大,两个大国可以将之一分为二,形成敌对的势力范围?新加坡和其他亚太国家会倾向哪种解读,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它们可能对事态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还是热切希望不要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的安保力量对亚太区域仍然至关重要。没有它,日本和韩国将不得不考虑发展核武器;两国都是核门槛国家,而这个课题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公开讨论中,特别是考虑到朝鲜日益增长的核武器能力。幸运的是,这些事态发展仍然只是假设,但其前景既不利于东北亚的稳定,也不利于全球的防扩散努力。

自二战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它确保海上交通线保持安全和开放,从而促进了贸易和经济增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但它还是无法取代美国所发挥的安全角色。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与本地区的几个国家存在海洋和领土争端,这些国家会认为,中国的海军部署是为了推进其海洋和领土主张。

阻碍中国接替美国在目前所扮演的安全角色的另一个障碍是,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华裔少数民族,他们与占多数的非华族的关系往往很微妙。这些国家对任何中国对其华裔人口有过度影响的看法都极为敏感,尤其是回想起中国在1980年代初之前,一直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叛乱的历史。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敏感因素将制约中国在东南亚事务中的角色。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多元种族国家。事实上,它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唯一拥有如此人口结构的主权国家。然而,新加坡却为打造一个多元种族,而非华族的国民身份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它还极其小心地避免做任何可能让自己被误认为是中国的爪牙的事情。为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成为除文莱外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

当然,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它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善意和支持,并参与其发展。从飞机、手机到手术口罩,全球供应链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庞大规模使其成为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美国在本区域的所有条约盟友,以及新加坡和几乎所有其他亚细安国家。

美国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像美国自己没有中国市场是不可想象的一样。中国是美国商品的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但中国也无法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全球金融体系主要依赖于美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近期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尽管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超过对美国的出口,但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中国的大公司已开始在海外投资,但它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拥有与美国同样规模和水平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将全球生产链结合在一起,把亚洲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并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基于这些原因,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它们希望与双方培养良好关系。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代价,而其他亚洲国家将尽最大努力,不让任何单一的争端主导它们与北京的整体关系。与此同时,这些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打算对其亚洲外交政策进行“再平衡”时,亚洲国家的态度大体上支持,不过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明显表态。让它们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与友邦和盟友分担成本和负担的问题,但它也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并宣布打算加强美军的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不过,这些亚洲国家也意识到,美国是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的当务之急和紧迫的优先事项。它们的态度是务实的,如果紧张局势加剧,或更糟的是发生冲突,不能自动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准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捍卫自己的国家和利益。它们还希望美国明白,如果其他亚洲国家促进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在与美国作对。(当然,如果这些亚洲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它们也同样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

包容性的区域架构

美中并不是唯一在本区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其他参与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日本,鉴于其经济的规模和先进程度,对本区域的贡献良多。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做出了比以往更积极的贡献。例如,在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后,日本挺身而出,推动其余11个成员国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PP,简称CPTPP)。该协定汇集了太平洋两岸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亚太区域朝自由贸易迈出的一步。

印度也具备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印度作出战略调整,宣布“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其他国家也期待看到这一政策付诸实施。东亚峰会接纳印度为成员国,是因为其他成员国希望,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它将更感悟到区域合作的价值。印度也是最初谈判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的国家之一。RCEP是一项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整合亚太区域所有主要经济体,类似于将北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经过广泛的磋商,印度去年决定不加入RCEP;其余15个参与国则继续推进这项协定,可是没有印度,它不免打了折扣。

大多数亚洲国家都认识到,此类协定的价值超出了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些平台使亚太国家能够相互合作,在彼此的成功中发展利害关系,并共同塑造区域架构和管理该架构的规则。这种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它们不应有意无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门外,破坏现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对立集团,或迫使各国选边站。这就是为什么CPTPP成员国为美国再次签署协定敞开大门,也是为什么正在努力组建RCEP的国家,仍然希望印度有朝一日会加入。

这也是亚太国家支持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提出的各种“印太”构想,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合作倡议的出发点。许多其他亚洲国家认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是适应中国在本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建设性方式。如果实施得当,并遵守财政纪律,该倡议的项目可以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迫切需要。一些此类项目因缺乏透明度或可行性而受到批评,但没有理由相信,该倡议的所有项目就一定会给各国带来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或阻止它们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这样的后果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发展新的区域安排,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忽视现有的多边机构。这些来之不易的多边安排和机构继续为所有国家,特别是较小的国家提供一个共同努力、促进集体利益的框架。但是,许多现有的多边机构迫切须要改革: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和战略现实,这些机构已不再有效。例如,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结束以来,世贸组织要达成有意义的贸易协定已越来越困难,因为任何协定都需要其164个成员国取得共识,而这些成员国的利益和经济政策却是大相径庭。自去年以来,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陷入瘫痪。这是所有国家的损失,我们应该为改革这些组织开展建设性工作,而不是削弱它们的效力或完全绕过它们。

热切的希望

美中两国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塑造新兴全球秩序的格局。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它们的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它将决定人类在气候变化、核扩散和传染病传播等全球问题上能否取得进展。

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清楚地提醒我们,各国携手合作是多么重要。疾病不受国界限制,我们迫切需要国际合作来控制这场流行病,并减少对全球经济的损害。即使美中关系大好,对冠病采取集体应对措施,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幸的是,冠病疫情正在加剧美中之间的对抗,使不信任感加深,比看谁更高人一等,并不停地相互指责。如果疫情成为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主要议题(现在看来似乎在所难免),情况肯定会恶化。我们只能希望,事态的严重性能使人们集中心思,理智地对待问题。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正为对抗冠病,以及克服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区域的其他诸多难题,而忙得不可开交。它们的成功,以及亚洲世纪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战胜分歧,建立互信,为维护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秩序作出建设性的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来源:经济学家圈(ID:dalianpapapa)作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翻译:黄金顺)




政经观察




有趣的经济数据和现象背后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经济现象
【研究员】:WH

中国还有3000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年收入低于2300元是我国定义的贫困人口,目前我国仍有3000多万人年收入低于2300元。同时我们还另外统计了一个数据,中国有3.6亿工薪阶层,其中超过9000万人年收入低于3万元。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工薪阶层,月薪是低于3000元的,尤其在三四线甚至五六线城市更为明显。这些人的底层基础消费与消费代际差异带来的消费动力会是未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博览财经特稿】在长期的行业调研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经济现象。很多经济现象其实都让我们非常诧异,而这种诧异的背后,往往代表着某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产业机会或者生意机会。

我们梳理了一些遇到的有趣的经济数据和现象,仔细思考你就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经济现象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从“覆盖深度”、“人口结构”、“区域结构”、“经济体量”四个维度与大家分享我们观察到的有趣经济现象。

维度一:覆盖深度

首先,从“覆盖深度”这个维度来看,我们发现有一些这样的现象。

第一,2018年中国民航局统计全年搭载乘客6.1亿人次。其中很多是单人多次往返,比如我个人一年的飞行次数就在120次。但是这个乘坐人数和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国内仍然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2017年出境游人数是1.3亿人次,拥有护照的人口也是1.3亿人。所以按这个逻辑来推理,中国还有13亿人是没有进行过出境旅游的,可见出境旅游未来市场依旧会非常非常大。

第二,国家事业体系直接雇用的人员达到4500万人口,其中包括公务员、公共事务、工商联、妇联等等工作者,占到全国总人口的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最近推出的党政学习APP学习强国,它的日活跃程度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同样这也意味着这些人持续的党建类学习,需要各个地方有关支出的平台开发费用,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第三,中国整过容的人超过800万。据统计,中国现在有800万人进行过整容或者是微整容,其中男女比例是1:13。

所以如果你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几千万的人口里,你可能会发现你身边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至少微整过容的。

第四,中国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其实只有1.95亿。仅占整个中国人口的14.3%。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能考上大学,其实你已经比大多数人的职业发展空间以及人生状态好很多了。这也意味整个职业教育还有极大的空间。

第五,中国还有3000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年收入低于2300元是我国定义的贫困人口,目前我国仍有3000多万人年收入低于2300元。同时我们还另外统计了一个数据,中国有3.6亿工薪阶层,其中超过9000万人年收入低于3万元。

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工薪阶层,月薪是低于3000元的,尤其在三四线甚至五六线城市更为明显。这些人的底层基础消费与消费代际差异带来的消费动力会是未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六,甚至你可能都没有想过,中国有大概1500多万的4-6岁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中可能有一半的人都是有潜在足部畸形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里面可能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包括足部健康、足部保护,甚至包括一些保健知识教育等等,都可能产生的一些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以上第一个维度,从整个覆盖深度看,在国内一个非常小的事情,积累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事。可能一个我们看起来很常见的事情,在很多人的人生里可能都不是标配。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中国经济的纵深现象。

维度二:人口结构分布

第二个维度,我们从人口结构分布来看整个中国经济纵深的情况。

第一,中国60后大概有2.2亿人,70后有2亿人,80后有2亿人,90后有1.6亿人,00后有1.2亿人。我们从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思考中国经济未来会发生哪些变化。

很明显,整个老龄化进程未来20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很可能10年之后中国的主要劳动力就会少掉一个亿,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劳动力、养老,包括老年疾病,可能每一个都是一个重大的市场,甚至你会发现未来能够交养老保险的人,比拿养老保险的人要少得多,至少目前看要少一个亿人口。

甚至我们还去调研过,目前养老可能面临着很多供不应求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在中国每千名老人能够共享的老年病床只有24.4个,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1000个老人中如果出现老年问题,需要老年病床或者老年养护,只能满足2%不到3%的人。

甚至再研究下去,你会发现,目前老年痴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年病,在中国现在老年痴呆已经超过1000万人口,这里所面对的养护、用药、甚至日常生活习惯产生的相关用品,也是一个非常巨量的市场。

第二,中国整个GDP越高,人的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抑郁症患病的风险就越大。整个国内目前按统计,轻度抑郁人群已经接近9000万人,轻度抑郁其实有些层面上是可以不用通过治愈就可以恢复的。

但是有些严重的情况就需要通过药物治疗,那整个国内能确诊为抑郁症病情的,这种发病率大概是3%,意味着整个中国具备确诊条件的抑郁症患者有2600万人,但是国内现在的识别率,因为各种社会环境、社会认知的问题,整个识别率是不到20%。

而且,只有10%的人是真正接受过药物治疗的,所以整个抑郁症还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且中国每年抑郁症死亡人数接近6万人,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这对应着是整个中国未来心理健康产业的崛起。

第三,中国整个城镇失业率大概是3.8%,就是意味着中国在官方口径认可的失业数量,每年就得突破3千万人。在这样一个量级下,失业培训、失业补贴,可能都面临着创业机会。

我们发现,全国本科生毕业平均只有5000元钱起薪,但是我们看一些特殊技能行业,比方说建筑工人基本上月薪都要4700起甚至更高,空调安装工超过8000元,汽车修理工超过1万元,月嫂超过1万元,按摩师超过17,000元,就这些方向能够明显的看出,整个现在产业结构在人口上劳动力分布的反应。

第四,中国现在男女单身人口达到2亿人,这意味着整个单身经济、结婚经济所对应的商业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现在这种互联网的环境下,很多人都处在一个不婚状态。

随着经济发达的程度,很多人为了匹配经济压力,晚婚晚育都会带来相关的机会,而且每年还有增量的变化,会带动相亲产业、医疗保健产业、成人用品行业、消费娱乐等多个行业。

第五、在消费升级过程中,中国对宫颈癌疫苗的消费力有多少?中国每年有10万例宫颈癌病例,能够占到整个全球发病率的1/5,每年大概有3万人是死于这个病的。

这种情况下,国内在去年有超过200万人去打过HPV疫苗,而且基本上,去香港注射HPV都是供不应求状态,基本上每天都排队,尤其9价HPV疫苗,基本上现在售价都达到2000元甚至更高。

如果算上,注射过程中所产生的游购娱相关的消费,一次要注射三针,很可能一针HPV一个人能带动2-3万元的相关消费,你想想这会是一个多大的消费市场。HPV现在国内在推国产化,相关的股票也非常火爆,那这个市场的预期是非常好的。

我们推论,如果其他疫苗免疫类产品进一步成熟,想象一下,如果未来平价化的干细胞治疗与免疫在国内推广,会有多大的空间?甚至包括其他病种,比方说老年痴呆、某些性病、某些妇科病的免疫与预防,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小结一下,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机会很大程度要取决于人口结构的底层变化,这个是市场需求变化的一个底层逻辑。

维度三:区域结构

第三个维度,从区域结构的角度来看看整个国内区域纵深的情况。

第一,我们发现南方人比北方人在消费上更讲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全国便利店数量在广州超过4万家,但是广州只有1500万人;上海有2.7万家便利店,人口有2500万;成都1600万人就有2.6万家;北京2500万人只有2.4万家便利店,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南方的零售业态是比北方要更发达更精细化的。

第二,我们看三四线城市的消费结构,基本上今年过年的时候进口水果的消费主力基本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而整个线上数据分布,支付宝每月的新增用户中,有超过55%的用户来自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力量已经变成国内消费升级的主动力了;三四线城市的通信设备活跃度每个月累积达到6.1亿台。

第三,从农村看,有44%的家庭没有电脑,但是93%的家庭都是有手机的,在手机的普及率下,整个农村现在变成互联网的一个巨大的入口。

第四、农村人口在1995年时,高峰期有8.6亿人,现在农村人口已经变成了5.6亿人。而且农业是整个全国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个大行业,如果除掉相关农业方面从业人员,估计农村人口应该有2-3亿,2-3亿农民养活了整个中国15亿人。

但去看美国,美国真正的农民其实只有280万人,背后所对应的农业科技、农业智慧化、农业信息化、智能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这也意味着国内目前所面临的产业机会以及在整个农业科技方向上未来的潜力和空间。

所以从第三个维度看,我们看区域结构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量目前的状态,你会看到越往下,越往基层的经济空间越大,在区位结构上带来的落差会带来大量的生意机会。

维度四:经济体量影响

第四个维度,从经济体量的影响上来看,有一些数据可能会让你感觉比较搞笑,但又意味深长。

第一,南京有800万人口,但是南京一年能吃掉一亿只鸭子,因为南京人非常喜欢吃盐水鸭,也确实特别好吃,基本上每个南京人平均每年要吃12只鸭子。

第二,四川人每年要吃掉将近2亿只兔子,四川不到一个亿人口。基本上全球兔肉产量200万吨,其中中国的产量大概有30%。但是光四川消耗量就能达到42万吨,这意味着要吃掉2亿只兔子,所以基本上中国产的大部分兔子是被四川人吃掉的。

第三,我们想象一下,中国一年要吃掉多少只小龙虾,这个数据是一年500亿只。全国有超过5000家的小龙虾养殖社,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而且整个小龙虾所对应的需求量非常非常大,超过200万吨。

其中最能吃的是武汉人,武汉一年要吃掉30亿只小龙虾。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龙虾背后所对应的疫苗饲料,甚至包括专业培训、专家资源,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量,甚至包括对应小龙虾的调味料,这些都是巨大的市场。

第四,中国现在有40万家火锅店,整个规模4800亿,看起来海底捞的占比数量其实不太大,但是海底捞占据了整个市场最牢固的盈利能力,是整个行业的标杆。

全国有40万家火锅店,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机会?假设你去给火锅店做智能洗碗机,你觉得这个生意会不会很好?40万家店需要多少从业人员,这些从业者的培训怎么做?这背后会不会带来相应的机会。

第五,中国的奶茶店,保守估计应该有50万家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以10万家新店的数量增长。虽然每年有很多奶茶店倒闭,但是基本上每年还能以20%的增速进行新开店。

基本主力用户80%是女性用户,而且现在单杯消费数量以及客单价都在增长。这些休闲饮品类的供应链机会,甚至包括带来的装修类的机会,我们认为这些叫配套产业,也会有源源不断的生意。

第六,中国每年进口粮食1.08亿吨、谷物进口2000万吨、大豆进口8000万吨。你想象一下,这些产品如果一旦在上游种子技术有突破,种植技术进一步成熟,与下游的消费进一步结合,推动国产化技术的成熟,这些又意味着国内多大市场的崛起。

第七,中国快递数量已经达到了507亿件,基本上每个人每一个月平均要寄三个快递,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个快递都需要2平方米的瓦楞纸进行包装, 你想象一下这个消耗量会需要多少木材?我们测算了一下,基本上支持中国物流快递量的瓦楞纸木浆消耗数量,等于一百万棵树木的消耗量。

第八,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基本上中国原油消费对外依赖度已经提高到了70%。2018年,原油进口量为4.6亿吨,对应着每天进口量是920万桶,这个数量基本上是加拿大加上伊拉克的总产量加总还不够。

从这样一个能源结构上,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产业机会?这意味着国内有各种动力和政策在支持其他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如果在中国能找到一些新的能源能够替代石油,那它未来的消费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目前我们就非常看好生物质能源在供热和供电上的应用。

我们的思考

你听了这么多经济现象,你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感知和感受?你认为机会在哪里?你有没有发现其他有意思的中国经济纵深现象?背后都意味着哪些所对应的产业机会?

你还可以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前10名的出口商品都有哪些?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哪些?

第二,中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是哪些,背后所对应的产业机会是什么?

第三,中国从业人员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哪些?这些行业背后对应的产业规律和现象又是哪些?

第四,在中国哪些行业产值和从业人员的比值是差距最大的?你能不能找出10个单人产出GDP最高的行业?这些行业背后的产业逻辑和产业现象有哪些?我们可以在不断的探讨过程中去论证,到底还有哪些经济机会?你还有哪些新发现?(来源:国务院客户端 口述:君为科技董事长曾乔)





疫情对全球经济形成两次巨大冲击波
【研究员】:WH

从疫情本身看“第一冲击波”在欧美已经见顶,但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仍将持续释放。由于检测不足带来的数据问题,我们仍无法真正了解“第二冲击波”的严重程度,但其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可估量,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空前力度的政策干预下,世界经济将免于1930年代初大萧条的局面,但衰退程度较之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得多。


【博览财经特稿】现在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万方多难”的时刻。新冠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全部人口,成为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截至5月12日的统计显示,全球感染总数已达420万,病逝者超过28万。对遭受冲击的国家来说,新冠疫情是对医疗、治理和经济体系的极端压力测试,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纷纷暴露出来。

从全球范围、经济视角看,疫情出现两大波冲击:“第一冲击波”从东到西,依次经历了东亚、欧洲和北美三波,中东的情况也很严重;“第二冲击波”从北到南,由北半球经济发达地区到南半球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延伸。

从疫情本身看“第一冲击波”在欧美已经见顶,但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仍将持续释放。由于检测不足带来的数据问题,我们仍无法真正了解“第二冲击波”的严重程度,但其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可估量,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空前力度的政策干预下,世界经济将免于1930年代初大萧条的局面,但衰退程度较之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得多。展望“后新冠时代”,世界经济增速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全球化进程将遭到进一步削弱,国际格局也将面临重大调整。

“第一冲击波”的空前打击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主要是因为隔离措施导致经济停滞,这是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发生的。

从各国的具体情况看,疫情严重程度和应对模式不同,经济停滞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也有很大差别,各方面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同。

如果发生大范围企业破产和大规模失业,将导致消费、投资和总需求不足,经济危机就会发生。如果对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乃至整个信用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如果政府债务规模和赤字率过度扩张,则可能导致债务危机。

面对疫情冲击,“非必要”(non-essential)服务行业占比高、宏观经济风险高、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更显其“脆弱性”,储蓄投资率高、数字化程度高、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经济体则更具“抵抗力”。疫情冲击过后,经济难以很快恢复,某些损害将长期存在;短期反弹的高度取决于企业经营、就业和消费恢复的程度,而政府应对疫情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将发挥关键作用。

新冠疫情“第一冲击波”主要影响的是东亚(包括中日韩)、西欧和北美,这些地区占世界经济的70%以上,决定了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据4月14日IMF发布的季度《世界经济展望》估计,2020年世界经济将下降3%,情况较之2009年严重得多。从1月份3.3%的估计值到现在-3%的变化意味着全球产出超过6个百分点的降幅。

各主要经济体的情况差别比较大,IMF对中国、美国和欧元区GDP增长率估计值分别为1.2%、-5.9%和-7.5%。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GDP降幅在5%到12%之间。从第一季度情况看,由于疫情肆虐的时间差,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所受冲击程度不同。中国第一季度经济衰退最为严重,初步核算显示GDP下降6.8%;美国第一季度GDP降幅为4.8%;欧盟第一季度GDP环比下降3.5%,同比下降2.7%。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望回升,而美国和欧洲的衰退将变得极其严重。综合分析上半年情况,中国经济的谷底是2月份,美国经济的谷底是4、5月份,欧洲则介于两者之间。

展望下一阶段,各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中国的问题在需求;美国的问题在失业;欧洲的问题在债务。

中国首先遭受疫情冲击,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具有早、烈、短的特点。中国经济结构中,制造业占比高,房地产影响大。从一季度的情况看,汽车和房地产等重要行业形势极其严峻。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近39.9%,由于三月份情况好转,一季度降幅为26.3%。2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暴跌81.7%,三月降幅缩小至48.4%,一季度的整体降幅为45.4%。2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猛降至35.7%的历史最低水平,非制造业PMI则骤降到29.6%,两者于3月迅速回升到52.0%和52.3%,显示疫情冲击强烈,但持续时间较短。

由于疫情传遍全世界,波浪难免返回来产生影响,中国经济也将从需求方向受到冲击。以美元计的出口1-2月下降17.1%, 3月份降幅收窄至6.6%,4月份翻转为3.5%的正增长——出口情况改善主要是复产复工的结果。由于外需骤降、订单取消,后续外贸形势将很严峻;从全球海运的预测数据看,冲击可能将在5月份的海关统计中开始显示出来。内需方面,疫情导致的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和边际消费减弱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全面恢复尚需假以时日。换言之,因隔离措施导致供给需求同时消失,现在供给逐渐恢复,但需求却难以跟上。

疫情对欧元区和美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巨大。欧美都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服务业占GDP四分之三左右。所以,在疫情中不得不关闭的“非必要”服务行业决定了直接短期冲击的影响程度。在欧洲,这部分服务行业占了总产出的1/3左右。因此,严格的隔离措施持续一个月就意味着GDP年增长率近3个百分点的下降。另外,还要考虑失业增加、消费减少、制造萎缩、金融冲击和宏观风险等诸多因素。

从美国情况看,3月零售额环比下降8.7%,这是有史以来最大降幅;工业产值下降幅度为1946年以来最大值。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衰退将出现大幅萎缩,各机构对GDP增速的预测从-40%到-10%不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失业方面的冲击非常严重。3月15日至4月25日的六周内,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分别为330万人、690万、660万、520万、440万、380万和320万,总数达到3300万,而之前的最高周纪录只有70万。5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有2050万人失业,失业率达到14.7%,超过1948年10.8%的记录,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估计,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可能还要高5-10个百分点,并将继续扩大。

针对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政策应对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于3月15日一步到位降息至零;于3月23日宣布实施无限量QE并首次购买公司债券;4月9日进一步宣布推出2.3万亿美元的增量资金,对企业和州及地方政府提供支持,并扩大其债券购买范围。财政政策方面,美国3月27日通过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实施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计划。该计划直接对美国家庭发放现金,并对企业、劳工和医疗机构提供支持。

巨额支出将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率和净债务负担大幅上升,而最终这些负担将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QE显然是实现这种转移的主要途径。CARES法案中的“薪资保护计划”对中小企业提供总额达349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帮助其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及其他费用,在资金耗尽后又追加了3100亿美元的第二批资金。然而,巨大的资金支持并未阻止美国就业形势的迅速恶化。同样,QE对资产价格的支撑作用明显,但对实体经济的输血功能有限。5月12日,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超过3万亿美元的新的纾困法案,能否通过尚不得而知。

欧洲也采取了必要的经济应对举措,但规模、力度远弱于美国。货币政策方面,QE的实施是关键。欧洲央行在这方面的行动非常迅速,于3月18日宣布实施年度规模7500亿欧元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财政刺激方面,欧盟将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复苏基金”,有的成员国则先行一步。其中,德国于3月23日宣布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1560亿欧元的增量预算将通过举债实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于3月20日决定暂停对成员国实施3%的赤字限制。理论上,只要存在国际市场融资需求,而主权债务评级又掌握在别人手里,债务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的确,意大利疫情刚刚缓解,惠誉就于4月29日将其信用评级下调至“BBB-”。对欧盟而言,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基本制度问题仍然存在,而现在一些成员国债务规模大幅增长,债务风险迅速扩大。这是否会演变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取决于欧盟的团结和制度灵活性。制度完善将围绕加强欧洲央行和欧洲稳定机制的作用进行,但围绕推出共同债务工具(如“新冠债券”)的分歧仍然明显。

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政策应对迄今仍很“低调”。值得注意的是,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涉及3.1万亿增量信贷。货币政策方面:一季度央行基础货币净投放量大增,利率中枢下行;4月20日LPR报价1年期和5年期分别下降20个基点和10个基点;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3万亿,M2同比增速达到11%。实际上,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仍然很大:一是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息差本来就偏大,现在又进一步拉大;二是全球衰退带来了巨大的通缩压力,这缓解了中国货币当局在通胀方面的顾虑。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尚未宣布大力度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看似按兵不动,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已箭在弦上。从政策基调看,4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从“六稳”到“六保”,这显示中国政府对疫情经济冲击有清醒认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望设定在一个现实、理性的水平。

“第二波冲击”的致命威胁

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具有明显的南北差别——这里所说的南北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又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截至2020年5月12日,“第一冲击波”所影响的东亚、中东、欧洲和北美四个地区感染总数约350万,占了全球感染总数420万的近85%。其中欧洲和北美占全球人口的一成多,感染人数却占了超过七成。比较而言,热带和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受新冠疫情影响程度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气候因素相关,可能由于城市化程度和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疫情传入较晚、速率较低、规模较小。但是,一旦疫情从输入转为社区传播,病毒自身的传播规律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受到严重冲击。

另外,还存在几个特殊因素:一是大范围隔离措施虽然实施,但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其二,很多国家有巨大的贫民窟,人口密度极高,卫生条件很差,成为疫情传播的温床;其三,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净水洗手等最基本的防疫措施都是问题。如果说“第一冲击波”的影响主要看欧洲和美国,“第二冲击波”则要看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巴、印两国的感染总数已经分别超过17万和7万,而秘鲁、墨西哥等南美诸国紧随其后,形势非常严峻。

对于各国疫情的研判,几个重要指标包括:1)首个病例出现日期;2)测试人数、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特别是以人口为分母的相对指标;3)传播率R0和病死率CFT。对医疗体系而言,人均医院床位、呼吸机和ICU数量,以及医护人员数量和个人防护用品供应决定了其应对疫情的能力。在疫情暴发、热点出现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到轻症隔离、重症救治、其他重病不耽误,还需要大量的临时性医疗资源投入。

南方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医疗体系落后、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非洲人口超过12亿,但所有公立医院的呼吸机总数不到2000台,仅为当下中国几天的产能;相比较而言,美国则拥有超过17万台。

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检测能力不足、统计口径太小导致数据报告偏低。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疫情传播早期非常突出,现在在疫情暴发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尤其严重。例如,4月1日墨西哥报告了约1400个病例,但总测试量只有约1万人,而其时美国仅纽约州就测试了20万人;因此有估计认为,墨西哥的实际感染数为报告数的近10倍。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有约6.7万人感染,2400人病逝,同样可能存在严重低估。根据世卫组织的模型估算,如果遏制措施失败,非洲将有2900-4400万人感染,8-19万人死亡。

面对新冠疫情的“第二冲击波”,南方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疫情本身的冲击是一方面。另外,很多国家本来就有严重的公共卫生和营养不良问题,并存在艾滋病等其他传染病的大范围感染;一旦新冠疫情大规模传播,多重风险叠加释放会非常危险。低收入国家较低的收入、生产水平和落后的商业、供应体系意味着,隔离措施带来的冲击较之高收入国家更加显著。对后者而言,这导致经济衰退,对前者则可能意味着饥饿和死亡。

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前期推出隔离措施、后期决策放开经济时面对的是民众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面临“病死”和“饿死”之间的两难选择。一旦疫情失控,部分低收入国家可能出现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局面,其威胁将是“致命”的。经济方面,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心的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全世界面临严重饥饿的人口总数可能在2020年增加一倍至2.65亿人。

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格局看,南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工业制成品在这些国家出口中所占比例普遍很低。对很多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农业和采掘业占经济的比重很高,一些国家的服务业则依赖国际旅游者。因此,新冠疫情导致的基础商品价格大跌、国际旅游来源枯竭使这些国家出口收入锐减。

从基础商品价格的变化看,除贵金属由于其金融投资属性出现价格上涨外,其他各类商品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跌,油价下跌尤甚。综合来看,Bloomberg商品价格指数从1月初的80以上大跌到3月中的60左右,之后在60-65之间的区间盘整。总体上,基础商品价格大跌对资源型经济体的影响很大,表现在出口收入、国际收支、就业、财政和货币等很多方面。同时,政府债务状况恶化和国际资本外流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部门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际收支、货币金融和公共债务等方面的危机。

对世界经济而言,“第二冲击波”意味着需求冲击,更意味着供给挑战,并可能带来粮食和资源安全方面的问题。3月中旬以来,多国宣布限制或暂停粮食出口,其中包括越南、泰国、印度等大米出口大国,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埃及等粮食生产大国。粮食自给率低、储备量少的国家难免受到影响,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恐慌性购买和投机行为也会加剧这方面的风险。正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心,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3月31日发表声明,呼吁各国在防疫过程中将对粮食供应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矿产品的生产、运输和供应链也因为新冠疫情暴发出现问题,并影响了全球市场上的供给情况。

这首先出现在黄金、钯金等贵金属领域,也向铜、铁矿石等工业金属蔓延。例如,3月中旬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淡水河谷公司出现新冠病例,巴西政府旋即决定关闭数十个矿场。具体商品价格的变动取决于新冠疫情下供给受限和需求不足的相对程度,但总体上供应稳定性将下降,市场波动风险将加大。如果国际上情况持续恶化,粮食自给率高、储备量大的中国也不能高枕无忧;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产品进口国,如何在新冠疫情“第二冲击波”影响下确保资源安全也值得思考。

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将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1930年代初大萧条之间。具体取决于疫情能否在2020年上半年得到有效控制,这比较符合疫情“第一冲击波”的情况,但“第二冲击波”则存在变数。如果疫情在南半球经济落后地区失控,又于秋冬流感季节在北半球经济发达地区卷土重来——如同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时的情况,世界经济将出现严重萧条的局面。当下的中国既面临前期经济恢复问题,又要对后期外部冲击做充分准备。前者主要取决于国内可控因素,而后者更加复杂,不可控因素多,也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恢复经济增长“杀手锏”的大规模投资势在必行。这方面,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确定同样重要,具体需要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相结合,着重于新型、绿色、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速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致力于塑造一个更有活力、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展望“后新冠时代”

新冠疫情冲击终将过去,经济却难以回到疫情前的状态。如何展望“后新冠时代”的全球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笔者做出了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双重转变”的判断。的确,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发生了从“5字头”(5%以上)到“3字头”(3-4%)的显著转变;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全球化由强转弱,特别是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明显。笔者预测,后新冠时代世界经济增速可能再下一个台阶至3%以下的低速增长阶段。同时,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能使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进一步增强,保护主义政策加码,企业供应链调整加速,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从而导致全球化进一步退潮。

对微观经济主体而言,从疫情前的旧常态、旧均衡到疫情后的新常态、新均衡意味着巨大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资产配置、业务布局和市场发展方面的机遇。对各国来说,谁受到的冲击较小,谁能够率先复苏、优先布局,谁就能够在后新冠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政策方面,前期旨在缓解困难的“救济政策”和后期力求促进增长的“刺激政策”同样重要。对后者而言,既要努力让经济走得更高、更快,又要让经济变得更强、更好。

面对新冠疫情的大冲击、大挑战,(货币)“大放水”、(财政)“大刺激”成为必然选项,但各国政府的政策能力却存在显著差异,一般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包括中美欧在内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非常重要,但现在看形势不容乐观。首先,发达国家的政策运用接近底线,后期政策空间显著缩小。其次,国际合作氛围不佳,大国之间的信任程度大不如前。再次,在反对保护主义方面,多边贸易体系和G20等机制已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从中期来看,如果新冠疫情得到遏制、大国分歧得到管控,世界经济可望于2021年走向复苏。反之,全球经济则难免陷入低迷,国际局势也可能出现动荡。

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然而,世界各国尚未展现出充分的国际合作,全球领导力明显缺失。疫苗无疑是阻止新冠疫情蔓延的关键,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协调,确保其成为全球公共产品。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空前挑战,应重申国际人道主义,倡导全球多边合作。在有效遏止“第一冲击波”空前打击的同时,应竭力防范“第二冲击波”的致命威胁,特别是避免疫情在中低收入国家传播可能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各种次生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第一冲击波”见顶、自身经济稳住阵脚之际,亟需对面临“第二冲击波”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显然,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这表现在分享防疫经验、输出医疗资源和提供援助资金等诸多方面——这无疑是当前“南南合作”的关键。(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梁国勇)





现在的“风浪”不算什么 特朗普大选翻盘几率非常大
【研究员】:WH

放狗的这句话,特朗普可不是随便说说的,1953年,正值黑人运动的高峰,在美国伯明翰市举行的抗议中,来自伯明翰市政府的公共安全专员康纳命令警察,动用水炮和警犬攻击在场的黑人。当现场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的各大报刊上后,参与运动的黑人们得到了美国大众的支持。这一语言,势必会揭开很多当年参加运动的人心中的伤疤。同时,特朗普似乎在肆无忌惮的挑逗着让局势更加恶劣,一再呼吁暴力镇压,一面对整个事件的起因,佛洛依德之死毫不同情,甚至在对弗洛伊德的家属通电话的过程中,匆匆两句就挂断电话,仿佛故意让他们不满。


【博览财经特稿】现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似乎大势已去,众叛亲离,被全球各界痛批,没人敢给他说话,别说五眼联盟,连蔡省长都乖乖闭嘴了,特朗普已成为全美公敌!

不仅仅将抗疫搞得一塌糊涂,而且在美国的暴乱中,坚持将游行集会上升至「敌我矛盾」,要求美国暴力机器果断射杀。

就在4个月前,特朗普还是顺风顺水,在国情会议上一手遮天,掌声欢呼声山呼海啸,佩罗西恼羞成怒,手撕咨文。结果在短短的4个月后,形势逆转直下。

目前的2020大选的支持率,民主党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已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反之特朗普每天正在大幅度的丢失支持率。

让人疑惑的特朗普

不仅如此,随着抗议持续升级,纽约市实行了最严格的宵禁,美国多州州长拒绝了特朗普派遣军队的提议,多地行政官员,对特朗普进行公开批评,毫不隐讳。「美国州长身份比加拿大总理他们高得多」

而特朗普绝不悔改,在与美国各州长的电话会议中,肆无忌惮的宣泄自己的情绪,会议上,特朗普怒斥多个州长,并称「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笑柄,整个世界都在笑话我们......」

特朗普,好像已经走投无路。甚至于口不择言,一面躲在白宫的地下室瑟瑟发抖,一面抖狠怒骂,竭尽威胁之能事。一连四推,对集会群众破口大骂。

「如果敢抢劫,我们马上开枪」

「如果抗议者冲破了白宫的围栏,迎接他们的将是最凶恶的狗,以及我所见过的最凶狠的武器,他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放狗的这句话,特朗普可不是随便说说的,1953年,正值黑人运动的高峰,在美国伯明翰市举行的抗议中,来自伯明翰市政府的公共安全专员康纳命令警察,动用水炮和警犬攻击在场的黑人。当现场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的各大报刊上后,参与运动的黑人们得到了美国大众的支持。

这一语言,势必会揭开很多当年参加运动的人心中的伤疤。同时,特朗普似乎在肆无忌惮的挑逗着让局势更加恶劣,一再呼吁暴力镇压,一面对整个事件的起因,佛洛依德之死毫不同情,甚至在对弗洛伊德的家属通电话的过程中,匆匆两句就挂断电话,仿佛故意让他们不满。

这个可是和特朗普善于作秀的风格完全大相径庭。4个月前,特朗普在国情咨询会议上,专门邀请了一对黑人母女,表示了对她们的关心,黑人单亲妈妈和她的女儿吉亚娜,因为家境贫寒,吉亚娜无法去她梦想的学校,特朗普高调表示全力赞助吉亚娜完成她的心愿。

特朗普动情「虚伪」的说:我不能让任何一个有能力但因为贫穷的孩子,读不起书。

论作秀,一定要相信,这个21世纪最强大的网红,在能力上,不逊色于任何人,本次的佛洛依德事件,特朗普完全有能力,有把握,表现出一个关注民生的人,但是他就是对着干。

你可以说特朗普的执政能力不行,处理国际事务水平有限,但是,论作秀,论煽动,特朗普为当世第一高手,在2020年的国会国情演讲中,用黑人母女、爱国者、阿富汗士兵的代表充分展现了自己对三个群体的关心,大肆欺骗民心。

结果,短短几个月,特朗普的水平直接真的成了弱智儿童,要知道,还有5个月,就是决定他命运的时刻了。

为什么特朗普敢于强硬到底,死撑着要干死游行示威者,一点都不服软?

4年前,特朗普之所以能钻空子胜出,完全是靠欺骗底层人民拿到的选票,现在直接叫嚣对人民集会开火射击,这个和他的历程太不符合了。

所有人都认为,特朗普已经完蛋了。但是安倍一定不敢这么想,4年前,他就是和全世界人民一样,认为特朗普来竞选总统,简直就是个天大笑话。大选之前,他跑到美国,忙不迭的给希拉里送殷勤,表忠心,完全没有想过特朗普的事。

最后大选结果出来,安倍傻了眼,买码买错了,为了这个事情,特朗普让他穿了4年的小鞋了。

理论上来说,现在民主党只要不出错,仿佛已经胜券在握,甚至于,牵条狗出来,都要比特朗普的胜率要高,因为特朗普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犀利的攻击对手的错误。所以在4年前,没有从政,成了特朗普的一个大优势,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将白宫的黑幕揭个底朝天,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内外勾结,全部给抖了出来,直接把建制派给打蒙了,特朗普只是个商人,没有在这个方面的污点,你要攻击他,还真的是没有办法下手。

选举的这个游戏,美国两党已经玩到烂熟,如果狗有美国籍,民主党一定让狗来竞选,特朗普会瞠目结舌,因为狗没有犯过错,他没有办法攻击,而且狗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结果会自己会成为民主党的活靶子,所有的错误被放大,千夫所指。

老奸巨猾的拜登

现在拜登已经频频出手,2日在费城发表公开演讲,他指责特朗普对眼下全国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抨击他正在煽动「仇恨之火」,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战场」,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不能让愤怒吞噬我们」。同时,拜登去看望游行示威的群众,民主党去保释因为游行而被逮捕的人。

拜登同情黑人吗?信他的话才有鬼。拜登说:如果我当总统,我会在100天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但是怎么解决?拜登永远一句话都不会告诉你,他只是告诉你,我一定比特朗普做得好。

然后拜登说:你还有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支持我还是特朗普,那你就不是黑人。

我不禁要说:真TM的狡猾啊。拜登永远不说解决方案,因为美国的无耻政客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无解。

如果美国黑人的比例不是13.4%,而是34.4%,想都不用想,拜登会连夜做好方案,第二天开始全美国演讲,告诉黑人如何去拯救他们,拿出自己的一揽子计划。

拜登只会表示同情,甚至说:「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应该向袭击者的腿部而不是心脏开枪,以避免杀害平民」

然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谴责特朗普,骂特朗普煽动民族仇恨,事情处理有失公允、残忍毒辣.......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警察暴力执法,针对现在的暴乱如何处理,如何解决种族歧视,他多一个字都不会说

为什么拜登这么做?因为,这次的游行集会,大概率会向打砸抢的方向蔓延且形势继续恶化,如果不小心说错了话,后果很严重。而且,为了13.4%的黑人去得罪白人,拜登不会干这个蠢事。

美帝索我的命,我抢美帝的苹果

好多人说,他们就是抢个LV包,抢个苹果手机,还革命?

首先,你不能拿伟大的中国革命比,和毛泽东的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一比,全球就没有革命了。

美国90%的本次集会,都是高度克制的和平游行,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10%不到的人在抢东西,他美国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疫情来了不检测,不重视,疯王一问三不知,动不动说:你去问中国。

说的好像中国就是美国的爹一样,出了事情都该中国管。

现在他美国搞的经济崩溃,死亡率感染率全球第一,全国人民4000多万人失业没饭吃,少数人抢几个苹果,这个问题谁先负责?

切格瓦拉说过: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路,不是他们良心发现,是因为我们来过。

2020美国革命的人说:我们抢了他们的iphone、Nike、LV,他们会对你们好一点,不是他们觉得底层人民是人了,是因为我们让他们亏钱了。

美国政府不只是对外狠,对外不讲诚信,他美国公平得很,在最近的国民警卫队的福利事件上,特朗普把国民警卫队服役的最后一天取消,本来承诺的90天福利,直接让警卫队干满89天,就是最后一天不给人家算。

黑人的抗议行动,昨天老中青三代黑人的对话被刷屏,黑人完全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找不到解决的方案,也想不到这一切的底层问题如何分析,最后崔娃也说了,不如去抢实在。

美国共产党一度威信极高,和平参政,遵纪守法,党员达到10万人,结果,党的领导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谋杀。马丁路德金采用和平抗议的方法,在即将迎接胜利的前夕被FBI谋杀,黑豹党不是被谋杀就是被监禁......

美国政府的政治体系,本身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鱼肉百姓用的,用资产阶级的政治体系去革资产阶级的命,不是太荒谬了吗?

直接点说,集会被破坏,稍微有点影响力就搞死你,敢闹革命反抗打死你,不如抢点东西实在。

所以,现在的美国革命,只能有领导而不会有领袖,只能有集会而不能有组织。

最后劣币驱逐良币,所有人都去抢东西了,演变路径是:美帝索我的命,我抢美帝的苹果,当然,可怜的黑人不知道,抢到的苹果只当砖头用,苹果可以让IPHONE都停止服务。

在游行的队伍中,我们看到很多黑人甚至保护警察,守护店铺,白人妇女围起人墙,隔离黑人与警察,黑人持枪守卫店铺。

我告诉你,那都没有用,最后一切只能变成打砸抢。现在很多媒体怀疑打砸抢里面有美国政府的便衣,我们在视频中也看到了一些穿制服警察的参与,但这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4000万失业人口、没有储蓄,没有饭吃,全民持枪的前提下,抢劫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没有主义,没有主张,还不如抢NIKE和LV实惠点。

特朗普现在在做什么呢?煽风点火!拜登他敢明确表态吗?他当然不敢,如果站错了队,同情暴徒,他就损失巨大。

特朗普的阴谋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和平互助的照片记不住几天,所有的人,都会记住抢劫放火的画面,1个月之后,陷入暴力抢劫的城市多于20个以上,特朗普成为铁腕镇压暴乱的英雄,维护了人民和资本家的财产,但是拜登是个糊涂虫,在同情犯罪。

记住,特朗普的所有言论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暴徒,是无政府主义,是恐怖主义。

至于是谁制造了恐怖主义,谁制造了暴徒,没有人会记得的。他现在正在用一切过激语言为暴力推波助澜,让群众的合法行为最后失控。

还是那句话,现在打砸抢里面有没有特朗普的便衣?有很多人拿出了资料,我们姑且认为没有,但细思极恐。

在美国连续百年的反智的民主制度下,人民只会记住那个救火的英雄,却不知道是那个英雄有重大的纵火嫌疑

不要高估美国人民的智商 不要低估特朗普的情商

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特朗普主业是网红,是心理大师,副业才是总统,他深知人性之恶,既没有道德也没有责任,为了当选总统,不介意让整个美国燃起战火。

这是我能想到的,特朗普面对本次黑人运动的唯一行动理由。最顶级的传销组织,严格按照传销组织的流程,能够如果连续14天的时间,让初中没有毕业的流氓,把大学教授忽悠成死忠粉。

不是大学教授蠢,是传销组织充分运用了人性的弱点,一个民间组织都能这样,何况科技占优势的美帝的国家力量。

所有的美国人面对此次集会,只想一个问题,我要把特朗普投下去,投下去解决问题了吗?根本解决不了,但是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的自由有了出口,这个是拜登现在最大的期望。

美国人根本不会有人深度去想,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制度,数百年前就做好了局,让他们在一坨狗屎和一坨牛屎中来选择。

一个人告诉美国人:我会用鞭子抽你。

一个人告诉美国人:我会用匕首捅你。

这就是底层美国人的悲哀,而且他们会很骄傲:我们有选择权。即使是死,也是我自己选的。

但是最终,事情也许会向特朗普的顶级计划前进,现在全美人民同情黑人,但是一旦打砸抢全面蔓延,当美国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所有人都会觉得特朗普是对的。

不要置疑这句话,可能你会同情窃贼,那是因为窃贼没有偷你的东西。现在的局面是,反而和特朗普唱对台戏的州,游行集会的势头更大。

一切,都在向特朗普的计划前进。当普通美国人自己的财产受到威胁,什么政治正确,什么种族歧视,全闪一边去了。

特朗普,已经通过甩锅中国,成功的躲开了第一次危机,而且,对于美国的资产阶级和所谓精英来说,死10万人,真的不是个事,他们不介意死100万人。

美国,在30年前,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伴随向金融资本和技术型企业的转移,事实上,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一个做10亿产值的工业企业,需要1万人。

一个做10亿产值的互联网企业,只需要1000人。

美国,现在多出来了1亿人,只需要移民制度来吸纳全球的精英,而不是需要底层人民。

疫情死亡的10万人,不是老人就是穷人,事实上是在帮美国甩包袱,当然,这些特朗普和美国都不会说出来,也永远不会承认。

特朗普的死忠盘

我们看特朗普的铁杆粉丝。小企业主、农场主、白人底层,这些构成了特朗普的基本面不会因为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而反对他,也没有因为疫情和暴动有影响。美国的大选投票率事实上只有50%不到,特朗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他的死忠粉全部去投他的票。

至于黑人,占美国全国人口的13.4%,这一部分的投票率本来就不高,而且,特朗普也没有明确的说反黑人,反的是暴徒与无政府主义,这些会在一个月后打动很多人。

至于黑人,在未来的5个月时间,特朗普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演戏,来抓人心。特朗普未来的5个月,会一条道走到黑,会不停的散布暴力言行,驱使暴力事件升级,然后当国民警卫队收拾不下去的时候,开始派驻军队,面对这个巨大的失业率,非常有可能。目前暴力事件升级,20%的失业率恐怕还会进一步上升。

我认为特朗普翻盘的几率非常大,现在的这个风浪,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如同我们认为3个月前,疫情袭击美国,结果特朗普用了极其荒谬反智的方法,甩锅中国,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么拙劣的骗局,居然就过关了,死了10万人,也没有因为此事而闹事。

特朗普说他疫情控制的好,连续说100次,假的也会变成真的。只能说美国人的洗脑搞得太好了,我们常常说:总统是你们选的。美国人也这么认为,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权。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如同抖音的15秒传播,特朗普把所有的传媒学学得深入骨髓,就是:现在的时代,只有标签化的人物和过激的语言,才能让人记住!

特朗普深刻知道如何去贴标签,如何去用激进的语言让人记住。在这些方面,真的可以暴捶拜登。

谁更好

最后,拜登和特朗普谁当选对中国有利?

一坨牛屎和一坨狗屎谁更好的问题,没有人回答的出来。尤其在目前的现状下,中美已经不可逆的由7分合作,变成了战略竞争的关系。

我只能说,如果是希拉里和特朗普,我肯定会选特朗普,特朗普更多是说话疯狂,希拉里是做的更疯狂。而且,特朗普好歹给大家生活带来笑料和乐趣,会让美国更糟糕。

如果让特朗普选择,他毫不犹豫的会选做一个战火连天的美国的总统,而绝不考虑美国是否会死。

现在的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明显的看到特朗普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去牺牲自己的主权。可以说在香港问题上,特朗普没有办法,如果中美脱钩,会给中国带来压力,但美国同样面对巨大的问题,就是中美终止合作,如何避免日韩欧盟不和中国做生意,美国没有这个能力杜绝这样现象的前提下,会加速让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或者让欧盟做大,美国同样面临挑战。

或者说,我更加认为,在面对疫情和大选来临的前提下,特朗普更需要针对中国来表一个姿态,显示自己为美国考虑,但一旦当选总统,可能对中国妥协的几率有30%,因为真的搞不定。当然,我不认为美国的妥协,对中国是个好事!

有这个可能性特朗普毕竟是个商人,需要为自己的家族生意考虑。而且,在破坏美国的这个事情上,没有人会比特朗普战斗力更强。

而面对拜登,以他的年龄和状态,事实上是民主党推出的一个代表,而身后是多个民主党的利益集团,民主党在仇视中国的问题上,是完全不逊色于共和党的。

对于多数人的习惯来说,与其选择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不如选择已经熟悉的对手,他的套路,基本上中国已经了如指掌。

拜登当选,前景如何不可知,但优势可能就是最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坐庄各4年,这样谁的政策都延续不下去,以党争代表国策。

而我们就一边吃瓜一边看宫斗大戏。(来源:一个坏土豆 ( iamhtd ) 作者:坏土豆)




人物广角




优秀的企业家都有“现实扭曲场”
【研究员】:WH

从菲尔德到马云再到马斯克,最杰出的企业家都曾有过被视为骗子的经历。张维迎经过35年的研究发现,真正的企业家确是一种不同的人。企业家的决策不是科学决策,而是依赖经验与直觉;企业家不是在给定条件下做事,而是要改变做事的条件;企业家也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他们有着超越利润的梦想。正因此,他们经常要濒临或陷入失败,而一旦失败,在成王败寇的大众视觉里,这些之前做大梦、说大话、搞大事的人便与骗子无异。


【博览财经特稿】这篇是张维迎先生为《杜厦自传》所做的序言。是旧作,却很适合当下。

从菲尔德到马云再到马斯克,最杰出的企业家都曾有过被视为骗子的经历。张维迎经过35年的研究发现,真正的企业家确是一种不同的人。企业家的决策不是科学决策,而是依赖经验与直觉;企业家不是在给定条件下做事,而是要改变做事的条件;企业家也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他们有着超越利润的梦想。

正因此,他们经常要濒临或陷入失败,而一旦失败,在成王败寇的大众视觉里,这些之前做大梦、说大话、搞大事的人便与骗子无异。“乐视失败了,并不是因为它违反了商业本质。而是因为它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它违反了商业本质。”张维迎对正和岛说。

这话发人深省。除了价值观有重大疏失的“企业家”,我们对失败的企业家是否应多些理解、宽容与尊敬?

什么是企业家?

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结交的朋友中,杜厦是一位天生具有领袖气质的人。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他身边总是有一批追随者。

他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计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是参加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125位代表之一,本有希望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有潜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他最终选择弃学去政,经商办企业。

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天生的企业家!他的选择不仅适应了时代,而且改变了时代!如果没有众多像杜厦这样的企业家,我们生活的环境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什么是企业家?依我的理解,企业家就是那种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定的信念,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大胆的冒险精神,把假设的事情变成现实的人。

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假设是假设,现实是现实,但对真正的企业家而言,假设就是他们想象的现实,把假设变成现实,就是他们的使命。

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所谓“决策”,就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目标。这样的决策模式或许符合大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但与真正的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对企业家来说,约束条件不是给定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他们不仅试图改变资源和技术约束,甚至试图改变人们的偏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力。

或许,我们可以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古语诠释企业家与常人的不同。对常人而言,米是做饭的先决条件,没有米,确实做不出饭来。由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为常人的不作为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但对企业家来说,无米不是做不成饭的借口;只要想做饭,就一定能够找到米---即使找不到现成的米,也可以说服人们种谷子,只要后者相信他能支付足够高价钱。

事实上,正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没有米就做不成饭,因而放弃了做饭的念头,企业家做的饭才能卖出个好价钱,赚上一大笔钱。

当然,假设能否变成现实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再伟大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控制所有这些因素。这就是生意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家的计划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所以在常人看来,当企业家的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是“空想家”,甚至是“疯子”;当企业家的设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但如果企业家的计划失败了,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骗子”。

套用炊米的比喻,如果他们确实找到了米,也做出了顾客可口的饭,借给他们米的人(或在他们的诱惑下才播种谷子的人)得到了自己的收入,酒足饭饱的顾客们心满意足,拿到工资的雇员笑逐颜开。但如果他们找米失败了,想来吃饭的顾客会说他们是“牛皮大王”。或者,即使找到了米,但由于断水断电或别的什么的原因,没有按计划做出可口的饭,因而没有收入支付当初许诺的米钱,借给他们米的人会指控他们欺诈,他们就成为众矢之的。

因而,企业家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之类的人。与骗子不同的是,骗子从始到终就是想方设法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而企业家想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新的财富来。

失败的企业家很容易落个“骗子”的名声

作为企业家,杜厦是成功的,是“王者”。但从这本书讲的故事中,他也多次差点落为“寇”。让我用其中的一个故事说明这一点。

杜厦是1987年“下海”的。靠咨询和组织“李宁告别体坛晚会”,到1989年初,他的“克瑞思公司”已积累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此时,他决定投入200万元在香港市场做外汇交易,想成为一位金融家。

开始的时候,一帆风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净赚200万,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这让他变得过于自信(这是人类的通病),野心越来越大,开始托朋友担保从银行借钱炒外汇。他赌的是日元升值,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由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位首相,加上其他要素,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一路下跌,到6月份,他不得不“斩仓”,总共亏损了1800万港币,把自己原来赚的钱都搭进去,还留下1400万港币的债务。

如果就此躺倒,他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骗子”,不仅会连累朋友,失去友谊,变成孤家寡人,甚至可能遭受牢狱之灾。他也确实曾有过从办公楼所在地深圳国贸大厦50层的天台上跳下去,一了百了的念头。

但杜厦就是杜厦,像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一样,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失败击跨的人。他想的是,如何在10个月的时间内赚到足够的钱,把所欠的1400万债务还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很快有了一个奇思妙想。

当时,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他断定,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间各种交流活动即将全面开始,而首先解冻的,一定是文化交流活动。他对1957年在北京看过的苏联国家大马戏团的精彩演出,仍然记忆犹新。如果趁着中苏解冻的机会,把精彩纷呈的苏联大马戏团,请到中国来做商业巡演,一定会获得成功。如果这个“奇思妙想”能够实现,说不定可以一举还掉所有欠债。

为了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他首先得说服文化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都是由政府出钱、官方操办。要说服文化部同意把中苏文化交流这样的大事交给他这个个体户操办,不啻是个近乎天方夜谭的疯狂想法。何况,他和文化部八竿子也搭不上任何关系。但他还是做到了。

他找到了让文化部主管官员心动的道理。他说,由他来操办商业化演出,既给文化部提供了一个拔得头筹的表现机会,又开创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崭新形式,还给文化部节约了大量的预算经费。对于文化部来说,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

他的提议确实让文化部的主管官员动心,但后者还是担心,如果商业巡演赔钱,半途干不下去了,你杜厦可以撂挑子走人,但文化部就要被迫再重新把项目接过来,加倍地花钱,继续完成巡演任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仅比文化部自己从头干要艰难很多倍,还要让主管官员们在部里丢人现眼。“你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放心的保障措施吗?”

为了打消文化部主管官员的担忧,杜厦承诺给文化部一份50万美金的不可撤销担保函,该担保函由国家官方金融机构提供。有了这一担保,主管官员和文化部便不会有任何财务风险。文化部的事情就这样搞掂了!

这是真真切切的空手套白狼。如果文化部的主管官员知道杜厦当时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他们绝不可能把这个中苏文化交流项目授权给他。但如果真能让金融机构开出50万美元的担保函,文化部又何必在乎他现在是否有钱呢!

他去哪里找50万美元呢?其实,在大年初二去北京的火车上,他就盘算好了这步棋。他深圳居所隔壁的邻居,是“中国租赁总公司”总经理李西元,他决定说服后者与自己合作。

回到深圳后,他向李西元建议:在这场势必轰动全国的商业巡演中,我在全程近百场的体育馆大型演出中,给你一块重要的广告位置,置放中国租赁总公司的横幅场地广告。李问需要支付多少广告费?

杜厦回答:一分也不要。如果中国租赁总公司愿意出具50万美金的担保函,你们的广告全程免费。李觉得捡到一个大便宜。50万美元的担保函就这样搞到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邀请到苏联马戏团,那才是真正的“米”,没有这“米”,“饭”是做不成的。但直到此时,杜厦本人还没有去过苏联,与苏联马戏团没有任何联系。要邀请到马戏团,必须亲自去苏联谈判,而且必须由文化部官方出面,因为当时的苏联还是计划体制,对外演出都是政府主管部门统一安排,苏联文化部不可能接待一个中国个体户。

组团去苏联谈判需要经费,杜厦没有钱,中国文化部也不可能出钱。他说服李西元出钱,并随团去苏联参加谈判。后者答应了,因为那毕竟是一笔小钱。

到了莫斯科后,杜厦才知道,苏联有80多个马戏团,个个有精彩的节目,但由于演出场次少,连工资也发不出来,所以组成马戏团不是问题,问题是演出费用。

谈判对手是苏联文化部对外演出总公司总经理马克西莫夫,他拥有决定苏联对外演出一切事宜的权力。马克西莫夫傲慢、蛮横且绝不妥协。他开出的价是每场演出五千美金。他说,这是充分考虑了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后,给出的最优惠报价。杜厦自己判断,五千美元一场确实不贵,但还是立即回绝了,给出的还价是一万人民币。

对方回复“这是不可能的。”协议没有达成。

五天之后,中国代表团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但双方各自坚持自己提出的价格,毫不妥协,谈判陷入僵局。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当天上午,马克西莫夫把每场演出的报酬降到3500美金,杜厦还是拒绝了,仍然坚持一万人民币,一分也不能多。

就这样,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个个情绪低落,为这次出访没有达成最终成果而感到遗憾。他们都认为,3500美元,甚至5000美元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不明白杜厦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搞砸。

但杜厦本人并没有像其他成员那样沮丧。他有自己的判断。根据他对苏联演出市场的分析,他坚信对方最后会接受自己的报价。所以告别时,他给对方留下话:如果一周内改变了主意,同意一万人民币的报价,可以用传真告诉中国文化部。

商业谈判确实是一场心理战。回国后,是坐立不安的等待,但杜厦赢了!在约定期限的最后一天,离莫斯科下班时间不到15分钟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发来了传真,接受了一万元人民币的报价。

几个月之后,由83位苏联演员和一群老虎、狮子、骆驼、大象组成“苏联国家大马戏团”浩浩荡荡从满洲里进入中国,转战七个城市,为期三个月,演出上百场,场场爆满。最后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演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观看。

苏联马戏团在中国的巡回演出,也创造了商业奇迹。扣除所有成本和费用,杜厦净赚了1500万元人民币。这样,在到期之前,他还上了欠银行的1400万债务。

他兑现了自己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他成了英雄!

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家要把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需要他们自己创造。而且,这些条件是相互依赖的:条件A依赖于条件B,条件B依赖于条件C,条件C又依赖于条件A。它们中任何一个如果不能实现,都会使得整个计划流产。

正因如此,失败的企业家很容易落个“骗子”的名声。可以设想,如果杜厦不能成功说服中国租赁总公司总经理开具50万美元的信用担保,在文化部主管官员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骗子;如果苏联演出公司总经理在最后一刻坚持不妥协,甚至中国租赁总公司总经理也会把他当作骗子;如果演出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原来借钱给他炒外汇的银行也会认为他是骗子。

幸运的是,他把每一个条件都做成了。当然,他的成功靠的主要不是运气,而是他的企业家精神。杜厦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普遍性。

“昨天还被当作民族英雄,现在不得不像罪犯一样躲避朋友”

美国企业家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因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而名垂青史。但他也曾因为最初的失败被认为是个大骗子。当他于1854年提出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设想时,学者们都激烈反对,认为这不可能,甚至连电报发明家莫尔斯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风险。

尽管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早已于1850年成功铺设,但连接美洲和欧洲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各种因素尚不为人知。海洋的深度还没有测出,海底的地质结构也只有大概的了解,电缆能否承受住海水的压力还没有进行过试验。还有:从哪里弄到巨船来运载两千海里长的电缆?又从哪里弄到大功率的发动机来这么长距离地不间断传送电流?绝缘材料是否可靠?大洋深处的磁场是否会导致电流疏散?如此等等,人们有每一个理由怀疑他的想法。

尽管如此,凭着他过去积累的良好信誉和坚定的信念,菲尔德还是说服了大西洋两岸的一些有钱人投资他的事业,他的股东名单上有英国著名小说家萨克雷和拜伦夫人的名字。

1857年8月的第一次铺设从爱尔兰开始,到第六天的时候,铺设了335海里,但第六天晚上,电缆从放缆车上断裂了。要找到那扯断的一头是不可能的。1958年6月的第二次铺设也因为天气原因失败了。两次失败已消耗掉资本金的一半,可是什么结果都没有。股东不干了,董事长主张把剩下的资产卖掉,副董事长附和,并且辞职,以此表示他不愿再同这件荒唐的事有任何瓜葛。

但菲尔德坚定的信念并没有因此动摇。他解释说,什么也没有损失,经过这样的考验,证明电缆本身的性能非常好。在他的坚持下,第三次铺设启动了。1858年7月28日,两艘铺设船在大西洋中间预定的地点会合,然后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到8月5日,向西的“尼亚加拉”号报告说,它在铺完1030海里后,现在已到了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海湾,并已看到美洲的海岸;向东行使的“阿伽门农”号也报告说,在铺设完一千多海里之后,它看到了爱尔兰海岸。

成功了!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的贺电传到了纽约,美国总统布坎南也向维多利亚女王回了电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把一个想法瞬时飞越大西洋!全球轰动了!

8月17日,报纸用特大号的醒目标题欢呼这次胜利。

8月31日,纽约全城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菲尔德成为大英雄,坐在游行队伍的第一辆马车上,美国总统坐着第三辆马车参加了庆典。但此时,电缆突然不工作了。

9月1日之后,不再有电报信号传来!这个坏消息不胫而走,菲尔德成了罪人,人们说他是个大骗子,欺骗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有谣传说,越过大西洋的电报从来就没有传来过,那份英国女王的电报完全是菲尔德自己捏造的。还有人说他早就知道电报失灵,但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隐瞒事实,并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股票高价脱手。

这个昨天还被当作民族英雄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一样躲避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崇拜者。

在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沉寂了六年之后,菲尔德又重新站起来了。当时美国处于内战期,他从英国曼彻斯特、伦敦、利物浦筹集到了60万英镑,获得原来的经营权,两天之内就买下了当时最大的船---伟大的东方人号,并且为远航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伟大的东方人号吃水两万两千吨,能负载全部电缆,1865年7月23日,这艘船装载着重达九千多吨新的电缆,离开泰晤士河。

没想到,第一次试验又失败了---在铺到目的地以前两天,电缆断裂,损失60万英镑。

菲尔德重整旗鼓,1866年7月13日,伟大的东方人号第二次出航,终获成功!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电报信号十分清晰。1866年7月29日,维多利亚女王和约翰逊总统交换了正式的电报信息。

更巧的是,数天后,原先那条失踪的旧电缆也被找到了。这样,两条电缆终于把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成一个世界!电缆运营服务的第一天就赚了1000英镑。菲尔德也洗刷了自己背负的“骗子”名声,再一次成为大英雄!

优秀的企业家都有“现实扭曲场”

埃隆·马斯克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位从南非移民到美国的企业家,最近因为SPACE-X(太空探索公司)成功发射猎鹰号重型火箭而名声大振,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比斯蒂芬·乔布斯还要伟大的当代企业家。

但埃隆·马斯克的特拉斯电动汽车公司和SPACE-X公司都曾多次处于破产的边沿。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曾连续三次失败,到第四次发射成功的时候,公司已不得不为支付员工的工资苦苦挣扎。特斯拉公司曾有超过1200份订单,从顾客手里拿到几千万美元的资金,钱很快花完了,但只能交出不到50辆的车。马斯克曾不得不冒着坐牢的风险挪用他人的财产。

2008年5月,“汽车真相”网站开设了一个“特拉斯之死倒计时”的专栏,有一天甚至同时出现了50篇谈论特斯拉会如何灭亡的文章。

2008年10月,公司一位员工甚至写公开信,谴责公司对顾客的欺骗行为。看了公司的财务状况,马斯克自己也怀疑汽车做不下去了,他的夫人也开始把他的人生看成一出莎士比亚悲剧。

此时,原来的投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愿再把钱投进这个无底洞,有的投资者甚至想把马斯克驱逐出特斯拉公司。为了说服投资人改变主意,马斯克不得不虚张声势,谎称他可以再从SPACE-X借4000万美元完成这轮融资,而事实上,当时SPACE-X的财务状况也岌岌可危。

当经过一波三折,SPACE-X公司终于于2008年12月23日收到NASA(美国宇航局)的16亿美元的款项时,马斯克激动地留下了眼泪。这笔钱是SPACE-X为国际空间站提供12次运输的预付费,没有这笔钱,公司在几个小时内就要宣布破产,马斯克必将会以骗子的名声载入史册,而不是以杰出企业家的形象受人崇拜。

企业家要把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需要一种改变他人信念、说服他人做自己所希望的事情的能力。

在斯蒂芬·乔布斯身上,这种能力被概括为“现实扭曲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事实上,就我的观察,所有优秀的企业家都必须具有这样的现实扭曲场,尽管程度有差别。

在我与杜厦的交往中,我就切实感受到了他的“现实扭曲场”。记得2004年的时候,我曾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也确实曾拒绝了几家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邀请。但有一天,已有几年不见面的杜厦突然闯入我的办公室,他一坐下,就说要我加入他的董事会,我说这不可能,我不能破自己立的规矩。

他要我先不急于拒绝,然后就打开笔记本电脑给我谈他的公司,没谈多久,我就鬼使神差地破了戒,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位敢说“NO”的人,但他的现实扭曲场实在是太强大了。

当然,骗子也有一种“现实扭曲场”。不同的是,骗子让你相信的是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企业家让你相信的是他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

《一个人和他的时代》是杜厦用十年时间酝酿写成的自传,如书名所示,这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他要我为他的书作序,尽管我是一个不愿意给别人的书写序的人,但这一次,我还是没有办法拒绝他。(来源:正和岛 作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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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没提经济增长目标 今年经济增长靠什么?
【研究员】:WH

2019年底,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关于“保六”的争论。2020年“两会”,中央政府罕见地未提出今年的GDP目标。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大疫之年,民生压力大,不设经济目标,有助于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到底要不要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在自由市场中,经济学家普遍不主张设置GDP增长目标。张维迎教授在五年前便呼吁取消GDP目标,认为GDP目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博览财经特稿】大疫之年的“两会”备受关注。今年中央政府没有提经济增长目标,把工作重心放在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上。那么,今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保就业保民生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想要达成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经济增速也需在4%以上。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

本文探索经济目标与民生、改革、增长之关系,揭示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经济目标:是否设立?

2019年底,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关于“保六”的争论。2020年“两会”,中央政府罕见地未提出今年的GDP目标。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大疫之年,民生压力大,不设经济目标,有助于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到底要不要设置经济增长目标?

在自由市场中,经济学家普遍不主张设置GDP增长目标。张维迎教授在五年前便呼吁取消GDP目标,认为GDP目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前苏联开启了计划经济模式,以五年为期推行五年计划。历年来,中国延续了这一政策,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设立一系列经济增长目标。

反对设置经济增长目标的理由并不复杂,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国家经济增长是无数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家、工人、工程师、个体户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及经济政策复杂作用的结果。

根本上说,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不是一个由中央权力主导的经济体系。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确定经济目标,无法决定经济走势。

当年米塞斯与兰格大论战时,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缺乏价格体系,无法做货币核算:“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因为没有货币核算, 他也无法做到使生产符合消费者的需要。”

哈耶克从知识分散、自发秩序出发,推导出国家无目标理论(并非不作为)。他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无目标论或国家无目标论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体。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释放更多资源。

在转轨型国家,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政府不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资源就很难增值,无法盖工厂、建办公大楼;如果政府不放开价格管制,商品经济很难兴旺,外资及技术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如果政府不破除行政垄断,私人资本则无法进入该领域投资。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2008年,为答谢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组织的中国改革问题研讨会,张五常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县际竞争机制的核心在土地的利用上,尤其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上。

土地资源松绑,市场才可能兴起。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财政包干制,官员以经济指标为政绩考核,各级政府努力招商引资,批租土地,兴建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想办法提高当地的财政税收和经济效益。

这就是我们说的唯GDP论。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更多的原本政府控制的土地兴建了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

以GDP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从历史角度看,从经济计划时期到转轨经济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资源集中度不断下降,目标考核也在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了大部分资源,政府需要非常全面而详细的经济计划和目标。

在转轨经济时期,经济目标的作用是倒逼改革,释放市场资源。GDP考核和财政包干制倒逼各级政府相互竞争,将各类资源及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舞台重新交给市场,让企业及企业家各显神通。

这个逻辑是:先激励官员,释放市场资源,然后才有可能激励企业家及科学家。

到了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逐步转弱,国家治理目标不断强化,主要包括法治体系、民生福利、公共用品等。

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政府完全退出市场,国家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公共用品,提高社会福利,降低交易费用。

前些年,中国媒体批判唯GDP论(唯GDP论确实有问题),试图降低GDP考核压力。若GDP长效考核机制被打破,又无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官僚激励机制,这无疑不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资源垄断及保持经济增长。

在当下经济转轨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全国上下还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拾基于GDP长效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倒逼改革,释放资源,促进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

今年受疫情冲击,暂缓GDP考核,转而保民生保就业及扶贫脱困,是否更加科学?

就业民生:如何保障?

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性,大疫之下,中国经济受挫,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延续,一方面不容易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以底线思维聚焦于民生目标。

中央政府提出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等等。保民生是否意味着淡化经济增长?

发改委官方已经给出了说明,这次没有提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要看到无论是保民生、保就业,还是脱贫攻坚,都要有经济增长的支撑,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因此,虽然没有直接提GDP的增长目标,但经济增长的内容已经融在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

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GDP增速4%才能达成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

换言之,今年要实现这些民生目标,比如新增900万以上的就业、1000万左右的人口脱贫,经济增速也需要保持在4%以上。

通常,失业率与经济增速呈负相关。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增加。通常,GDP下滑两个百分点,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

最近十年,中国GDP增速逐渐下降,从2010年的10.64%下降到2019年6.1%,十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

按照奥肯定律,这十年,中国的失业率应该增加2个点以上。但是,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没有下降:2010年到201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为4.1%。2016年开始不升反降,到2019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到3.6%。

这说明中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速之间并非是“平滑”的。这样,刘元春教授所说的要确保6%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GDP增速需要达4%,就未必成立。换言之,到年底,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可能顺利完成,但是GDP增速可能在4%以下甚至更低。

所以,确保民生目标未必能能够倒逼经济增长。如果追求就业率的方式不恰当,可能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及技术创新。

弗里德曼曾经有一个勺子挖运河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亚洲考察时偶然来到一个工地。

弗里德曼发现工人们在用铲子挖运河而没有使用重型机械,他感到很奇怪,便询问了当地的官员。官员回答说:“用铲子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

“噢,原来是就业计划,我还以为你们是在修运河呢。” 弗里德曼说道,“既然是想创造就业,那别用铲子了,用勺子挖吧。”

用铲子或勺子挖运河,可以降低失业率,政府因此可完成就业目标。今年要完成失业率目标压力并不会太大,国企雇佣一些“第三方”的大学生,政府部门雇佣一批协警、临时工城管。再不济,雇佣一批工人反复挖路、修路。

但是,这种低效的就业,其实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及技术创新(重型机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低效的就业属于失业——隐性失业。

隐性失业的概念,是经济学家琼·罗宾逊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就业或者半就业半失业。比如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人浮于事、无所事事,其实属于隐性失业。我们很难确定央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存在多少隐性失业。

有人说,国有企业的职责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稳经济、保就业。但其实,这种方式既不能稳经济,也不能保就业。真就业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假就业”则未必。根本上来说,这群人并没有就业,依然处于失业状态,只是用财政供养着。这就是表象与本质的区别。

难道这么多人失业,政府可以不管吗?

当然不能不管。现代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案,主要是公共用品,即失业援助(如失业金)和职业培训。

失业援助和国企供养,都需要花费财政预算,哪个更划算?

国企供养隐性失业者,进一步恶化国企内部的竞争体系,降低国企经营效率,造成更大规模的冗员,不利于国企市场化改革。

所谓“市场的归市场,凯撒的归凯撒”,失业援助走得是公共用品渠道,不会破坏市场竞争规则。政府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失业者领取失业金,有助于其在市场中重新就业。

有人问,如果失业者领取失业金,会不会像国企一样养懒人?

失业金的一部分是失业者自己缴纳的,以应不时之需。失业者有失业金维持生活,可增加其在就业市场中的自由选择度,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时,失业者可参加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这就是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

大疫之下,不少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其中一部分人转战直播带货。直播带货的兴起,犹如口红效应,是一种“低价产品偏爱趋势”,预示着经济不景气。部分失业者加入直播大军,也是在寻求新机会,谋求新生路。

通常,若有失业金作为基本保障,失业往往是劳动力自我调整、修复以及寻求突破提升的阶段。这也是市场自我调整的一部分。罗永浩加入直播带货大军虽有些别扭,但也算是从锤子创业失败中走出来寻求新突破。

政府需要完善失业保障体系,加大对失业金以及职业培训的投入。

再回归头来看,保障就业民生等目标的完成,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有时可能是相反的结果。因此,保障就业民生目标的同时,政府依然需要设立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学家樊纲所说:“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经济增长是手段,是保障民生之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有一根经济增长的“弦”。我担心,如果这次将这根“弦”放下,由发展思维转向守成思维,改革动力衰退,难以再释放资源及权力释放。

如果设立经济目标,再搞经济刺激怎么办?

经济增长:如何实现?

经济目标不是不能设立,关键是看用何种方式达成。如果靠货币刺激,低效基建及房地产拉动,这种GDP增长不要为好。低效基建、低效GDP与隐性失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好比反复修路,失业率下降了,GDP数据上去了,但效益低下,甚至浪费财政与资源。

今年1-4月,全国50大城市卖地收入合计达1.22万亿,同比上涨10.3%。其中,有21个城市的卖地金额同比增加100%以上,南阳市、北京市卖地金额同比增长逾1000%。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4月份土地溢价率也出现明显的上行,一二线城市的的平均住宅土地溢价率是2019年下半年来的最高位,平均溢价率高达15.54%。

很多人担心,大疫之年,若在经济增长目标上施压,地方政府倾向于卖地获取财政收入,然后扩张财政,加大政府投资,以完成经济目标。

这其实不是经济目标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及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各地方政府设置经济目标的前提是,不搞大水漫灌,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

在朱总理时代,货币闸门守得很紧,地方政府想要增加收入,完成经济目标,没有捷径,只能靠改革开放,只能靠放权让利,只能靠招商引资。这就是政府目标与地方经济相一致。

1993年,海南地产一度火热,朱总及时出手打压,杜绝了地产泡沫向全国其他城市蔓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开始出现,拮据的地方政府开始谋求卖地增收。

1998年房改,2003年国有土地拍卖入市,此后房地产市场一日千里。从1998年到2008年,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不算太高。换言之,当时各级政府完成经济目标,实现财政增收,依然得靠改革开放、招商引资。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货币闸门大开,政府救市成为了主旋律。此后,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

2019年,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极高,广州、武汉、南京、郑州、杭州、成都、东莞、西安、昆明、太原、青岛等15个大城市的土地依赖度超过70%。其中,杭州、广州、昆明、南京超过100%。

如此,经济目标越高,土地财政的势能越强,越是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民生背离。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发现,在16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处于转轨期,政府如何解决财政收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通常,政府有两种方式解决财政收入:一是建立一套规则,使垄断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政府税收收入增加。

垄断租金,如通过无限制的征税垄断权增加税收收入,通过国有土地资源垄断权长期收取租金,通过央行的货币发行垄断权直接印钞为政府融资。

5月争议颇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反对?因为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合法化、常规化,政府可以轻松获得垄断租金收入(印钱),便容易失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垄断租金,政府的目标便与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的目标发生背离。

诺斯发现,16世纪后的法国、西班牙的王权强大,国王掌握征税权可获得垄断租金,阻碍了这两个国家向自由市场转型。后来,路易十六因向第三阶级征税而引爆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则在“价格革命”中衰退。

英国、尼德兰面临同样的财政问题,因王权尤其是征税权受限,难以获得垄断租金,只能靠破产市场障碍,开放港口与市场,发展自由贸易和工业产业,才能扩大税收收入。如此,英国、尼德兰王室的目标与国家的转轨目标、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城市的土地,用于搞房地产和招商引资发展产业,都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但给社会民生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刺激性手段,获取土地垄断租金;后者是改革性手段,政府、经济与社会民生皆受益。

如今,是不是出现第三种增长方式民生性增长?

我们来看这三种增长方式:去年保六之争时,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刺激性增长,另一部分则反对,提出改革性增长。还有一些是中间派、理想派,提出轻松减肥之法,用刺激性保增长,用改革性谋发展。

事实上,改革性与刺激性本是对立的,刺激性政策定然伤害改革。政府可获得巨额的土地财政或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自然失去改革的动力。

刺激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及危害性,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得到了论证。持续的经济刺激带来低增长、高泡沫、高负债及贫富差距。这次,中国没再施加经济目标的压力,或许正是担心,刺激性势能将带来更加严重的经济后果。

与刺激性相比,更加温和的民生性增长是否更适合?

根据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另外,还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

这次的债务扩张计划其实是小于市场预期的。从目标导向来看,财政安排倾向于社会民生。

大疫之年,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未尝不可。但是,民生性增长缺乏持续的动力。

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处于国际关系骤变的中国,改革更不能停。

中美正在走入“囚徒困境”,未来不管两国持续对抗,还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金融开放,改革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根本之法,是降低资产堰塞湖、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根本之法。

李总理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说明既得利益者非常顽固,若没有经济目标这一高压线,改革缺乏足够的动力,既得利益者或形成守成之势,甚至反噬改革开放。

有人想,今年修养生息,保民生保就业,明年搞改革。我担心的是,今年修养生息后,明年重启经济刺激。

总结起来是目标需明确,手段需改变。

今年主要任务是保民生,但经济目标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目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目标考核,是政府政策改革、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激励政策。目前,政府未公开经济目标,不清楚内部是否设有经济目标,不确定明年是否恢复设立经济目标。

大疫之下,最能增强市场信心、振奋国人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资源要素市场、国有企业等改革。若农村集体土地、限制性竞争行业这两大领域能够有实质性的改革,可激活万亿级市场规模,提升内外资的投资预期与国人的消费预期。

但是,设立经济目标的前提是杜绝垄断租金,即守住货币闸门,严控土地财政,将政府的目标调整到与经济增长、社会民生相一致。如此,才能保持改革开放之势能,重启经济增长之动力。(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




形势分析




几万亿旧改“蓝海”相对棚改依然十分艰难
【研究员】:WH

在2015年之前,棚改是一项不温不火的民生工程。那时候,土地上的房子太破旧,不能住了,就得拆掉重建。政府会根据家庭人口评估面积,或者拆一补一的方法,进行实物安置,也催生出不少拆迁暴发户。但当时由于棚改资金来源主要地方财政,像这种需要耗费巨资的大拆大建推行的很慢。变革在2015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放缓,楼市行情不好,大多数城市的房子处于高库存状态,卖也卖不掉。为了重振楼市,央行宣布参与棚改进程,并研究出了一个武器——PSL(抵押补充贷款)。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一位关注我好几年的粉丝找到我,说要咨询买房。他说,通过半年的艰苦努力,自家的老旧小区终于要旧改了。从上个月动工,换电梯改铝合金窗,每天尘灰缭绕,叮哩哐啷。像他这样的小区,附近还不少。

老房子虽然在旧改,但物业和户型还是跟不上自己的需求,怀了2胎,一直想换套房子。但心存疑虑。

因为前两年城市搞棚改,房价涨得心疼,一肚子憋屈。本以为消停了,结果现在开始轰轰烈烈搞旧改,很害怕,房价会不会又跟风疯涨一波?

在我们这地方,搞什么房价都能涨起来,真的很神奇。其实不仅是我这位粉丝,这段时间旧改咨询的话题非常火热,背后原因,正是源于刚开完的大会。

大会强调了房住不炒,棚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便是由旧改接棒,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一步”,并列出了今年的目标:2020年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达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比去年要增加一倍。

中国有多少符合旧改条件的老旧小区呢?根据之前住建部给的数据,是17万个,按照官方的想法可以拉动5万亿的投资。

以此换算,2020年的3.9万个小区,则预计可以拉动投资达到1.2万亿左右,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算得上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那么旧改到底和棚改有什么本质区别,对楼市的影响是怎样的。

棚改的本质

先来复盘棚改。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在2015年之前,棚改是一项不温不火的民生工程。那时候,土地上的房子太破旧,不能住了,就得拆掉重建。政府会根据家庭人口评估面积,或者拆一补一的方法,进行实物安置,也催生出不少拆迁暴发户。

但当时由于棚改资金来源主要地方财政,像这种需要耗费巨资的大拆大建推行的很慢。

变革在2015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放缓,楼市行情不好,大多数城市的房子处于高库存状态,卖也卖不掉。为了重振楼市,央行宣布参与棚改进程,并研究出了一个武器——PSL(抵押补充贷款)。

稍微懂点儿金融学的人应该明白,PSL就是央行向国开行定向注水,国开行拿到钱后贷款给地方。

俗话讲,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方为了加快老旧小区的棚改进程,直接用货币安置取代了实物安置。意思就是,直接给你补贴人民币,让你去买房。

棚改户第一天还呆在破房子里,第二天抱着百万现金呆在大街上,傻傻看着被推平的房子,感慨万千。这时候他们怎么做?买房呗,不然往哪儿睡?

楼市瞬间催生大量购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看到楼市大火,其他人也着急了,房价再涨就买不起了,于是风风火火全城人民开始跑进售楼处接盘。

货币有乘数效应,房价依然有,2015-2019年,全国房价翻番,货币化催生的楼市乱象历历在目。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因为这波棚改,反败为胜续了命。

总结下来,货币化棚改是央行对楼市定向放水,并且通过政策,「强制催生了天量购房需求」的一种民生工程。那么旧改呢?

新旧改上线

其实旧改和一开始的实物安置棚改差不多,这些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民生工程推行缓慢的主要原因,也是地方没钱。

如果单靠居民去自发筹钱更新社区环境,简直天方夜谭。因为每家每户对住房需求的诉求不同。

A业主住在6楼想加个电梯,B业主住在1楼说电梯跟我没啥关系,C业主说干嘛要旧改,我又不住在这里……

旧改这东西,利好是多项的,“既保民生,又稳投资,同时拉内需,一举多得“,简直是当下梦寐以求的经济刺激方式。

这时候央行又出来了,你们这节奏太慢,咱们再研发一个武器,“新旧改”。我给你们出一半钱,你们自己出一半,咱们一起改还不行吗?

这时候虽然核心矛盾还未解决,但有人给花钱改自己的房子,当然答应了。

那么到底改什么呢?根据官方的解释,旧改工程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重点改造小区的水电路气及光线配套,有条件的可加装电梯,配建停车场,在小区改造的基础上引导发展社区养老、托幼、医疗、保洁等服务。

这里面需求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便是装电梯,其次就是停车场、水电路气、光线配套。算下来,跟棚改下的大拆大建还不是一个量级。

这时候我们再来追溯本质。你会发现,旧改虽然是央行定向放水,但钱没有直接塞进人们裤兜里,旧改户只能把钱用来改善住房环境。

而且,旧改和棚改不一样,改来改去,只是在原有存量房上动刀子,并不会创造新的购房需求。

反之,旧房子翻新又能多住十年,不少人要打消购房念头了。那么市场上潜在的购房需求反而是减少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旧改反而利空房价。

和一个西部城市,在住建部上班的老朋友聊天,他说,“三四线其实对旧改的动力非常低。因为新房都矗在那里卖不完。你把旧房子改好了,大家不买新房子怎么办?这直接关联到土地行情。现在三四线城市有一个主要矛盾,不申请旧改,缺少经济刺激方式,但申请旧改了,又怕对房价造成压力。”

当然旧改对于有人口增量的一二线城市楼市来说,影响不大。尤其是人口保持长期流入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老旧小区所在的地段,因为配套成熟,反而复活了。

可以预见,未来被旧改的房子,由于硬件环境提升,小区房价和租金较之前有一定的上涨,而且抗跌能力更强,更容易流通了。之前没有电梯,可能一个月才能租2000块钱,现在有了电梯,一个月就变成了25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有购买老房子的打算,一定要问清楚,在旧改之前上车。

新旧改之困

当然这几万亿旧改工程虽说是一片蓝海,但相对于棚改,还是十分艰难的。

棚改按照家庭人口发了钱,双方皆大欢喜,各干各的。旧改不同,需要在多方利益中权衡,需要一套非常好的解决方法。

譬如加装电梯这一项,低楼层肯定拒绝和高楼层平摊费用,甚至反对加装电梯。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访谈节目,低楼层老奶奶说,“这电梯遮了我的眼,扰了我的耳,凭什么同意你们装?”

5楼的老奶奶则不同,“我上都上不去了,你不替我想想吗?”最后几十年的邻居成了仇人。

2019年7—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20个部委和单位,深入3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3个市县,对213个老旧小区开展了调研。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个城市不一样,每个小区都不一样,甚至每个单元每家每户都不一样,愁坏了调查组。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最后调查组研究出了一系列武器,其中一个很重要,“居民自行解决+引入社会力量”。

原来旧改,政府主导,现在全权交给小区。老旧小区如果想加装电梯,需要每个单元去自行协商出资比例,一般1-2层可以不收,3层以上逐增。协调不到位的,政府拒绝参与旧改,意味着这个小区所有旧改项目都泡汤了。

小区住户为了争取补贴,基本很少出现钉子户,否则会成为全小区的敌人。

其次引入社会力量。除了中央和地方补贴以外,社会企业可以入驻参与旧改,例如投资一台电梯,可以根据情况设定使用费用,如果你想用它就必须得交钱。

在楼市,没有任何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钱还不够。由此而来,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接下来的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潮会加速实现。

总结

相对棚改,接下来的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较为温和的。大家不用担心房价大涨。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质上,这依然是中央定向对楼市放水的举措,只不过水流到了老旧小区。在这其中老旧房子拥有者,水泥钢筋等传统制造业、参与设计的企业、地方是最大的受益者。

不在此范围的人们则是相对利空。尤其是之前买不起新房的刚需,在选择老破小的空间上,又小了一些。

但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项民生工程,能保持初心,保民生、拉内需,不要走偏锋,真心诚意地服务大众。(来源:子木聊房(ID:zimuliaofang)作者:子木)





中概股信任危机牵一发动全身 国内资本市场改革“背水一战”
【研究员】:WH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蔚然成风。截至目前,以存托凭证或普通股的形式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共248家,总市值1.6万亿美元(1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国内A股总市值的三分之一。除腾讯外,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网易、拼多多等有代表性的新经济公司均在美国上市。究其原因,除了国内资本市场的门槛太高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IPO之前,大多数公司都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等海外VC的投资。在中国资本账户仍受管制的背景下,选择在美国上市是早期投资退出的最优方式。


【博览财经特稿】资本市场贯穿于企业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于中国实现动能转换、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过去20年,中国新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壮大更多地是依赖于海外(包括美国和香港)的资本和资本市场,一者在于任何国家资本的积累都需要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二者在于国内资本市场制度仍然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制度更新落后于产业发展。时过境迁,一方面,40年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转变不仅使美股中概股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还增加了国内企业赴美上市的难度。“瑞幸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美股“中概股”遭遇集体信任危机,在中美竞争难有转机的背景下,美股中概股或迎来退市潮。香港是首选目的地,国内资本市场改革面临“背水一战”。

美股中国公司面临更严格的信息和独立性审查

4月2日,瑞幸咖啡首席财务官自爆财务造假一事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19日,瑞幸发公告称收到纳斯达克退市通知。瑞幸创造了最快上市纪录,也创造了最快退市纪录。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此单一事件或可能被无限放大。美股中概股集体遭受信任危机,负连带责任。

5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中国公司监督法案》(Chinese Company Oversight Bill),旨在加强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进行审查,包括财务审查和独立性审查。若该法案得以立法,中概股公司将有法律义务向美国证监会(SEC)或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披露信息,如果三年内不符合要求,公司将被禁止:(1)在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交易;(2)通过SEC监管的其它交易方式交易,包括俗称的“场外交易”。这一法案或加速美股中概股私有化或“转板”进程。

“瑞幸事件”只是导火索。早在2018年12月,SEC和PCAOB就已联合向投资者发出警告,称美国监管机构在试图对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上市公司进行监管时面临挑战。《中国公司监督法案》的起草者之一、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透露,该法案早在2019年3月便已有草案。2019年6月4日,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在华尔街日报(WSJ)上发文称,已引入一项新的法案——“公平法案”(Equitable Act),意在改变美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双重体系”,确保所有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都遵守同样的标准和规定,其内容与《中国公司监督法案》一致(可参考我们2019年7月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美金融博弈:中概股或成“不速之客”》)。

名义上,该项法案是要求中国公司与其它在美上市的公司遵守共同规则,但中国公司还可能遭遇“特殊待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2019年年报中向国会提议,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发行证券,如果:PCAOB不能及时查阅与公司在中国经营有关的审计工作文件;公司披露程序与美国和欧洲交易所的最佳做法不一致;公司采用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公司不遵守《公平披露条例》,该条例要求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布重要信息。

对于中国公司,USCC建议公布的信息包括:1)中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包括:直接补贴、赠款、贷款、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等形式的政府支持;

2)提供这种支持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出口业绩;从特定的当地生产商采购要求;采购当地知识产权;指派中国共产党或政府人员担任公司职务。

3)在公司内设立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包括:设立公司党委,该党委在公司内的地位,该委员会由哪些公司人员组成,以及这些人员发挥什么作用;目前在中国公司、美国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职员和董事中,目前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或中国政府官员(中央和地方),包括职位和地点。

吸引美国政府注意力的并非只限于股票市场,还有包括风险投资(VC)在内的私募(PE)股权投资,因为这可能导致技术所有权的转移。在美国《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MMA)新增的4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受管辖交易”中,关键技术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范畴。在《301报告》(更新)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专门考察了“至少有一名中国投资者参与的美国风险投资交易的价值”(图1)和“至少有一名中国投资者参与的美国风投交易数量”(图2)。

美国所担心的,就是中国要集中全力发展的。资本和科技创新构建了美国霸权地位的护城河,也必将成为中美竞争的长期关键词。

资本与技术是中美竞争的长期关键词

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信念支配下,任何威胁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实体都可能受到美国当局特殊对待。无论是在经济总量和,还是具体产业上,中国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尤其是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但是,它们的发展过于依赖海外资本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的市场或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保护。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蔚然成风。截至目前,以存托凭证或普通股的形式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共248家,总市值1.6万亿美元(1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国内A股总市值的三分之一。除腾讯外,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网易、拼多多等有代表性的新经济公司均在美国上市。究其原因,除了国内资本市场的门槛太高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IPO之前,大多数公司都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等海外VC的投资。在中国资本账户仍受管制的背景下,选择在美国上市是早期投资退出的最优方式。当然,这还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关,美元融资有助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除资本的因素以外,国内的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为此,特朗普政府官方文件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领域等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中概股信任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首次公开募股(IPO)是企业成长,及与资本市场打交道的中间环节,在此之前的天使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前后都有可能的兼并/重组/定向增发等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美国监管政策趋严加大了中国公司赴美IPO的不确定性,也将打压已上市中概股估值倍数。对于新经济公司来说,这无疑是极端不利的。因为,没有二级市场的退出方式和高估值的吸引力,吸引早期投资的难度也将增加。没有早期资本的加持,企业的市场边界会显著收缩,这对于盈利的规模门槛越来越高的互联网信息产业可谓致命打击。没有市场资本的加持,从基础科学到创新,再到创新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形成,都难以实现(图3)。

美国长期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词是技术与金融资本。正如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所说的:“如果技术是美国经济的新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简而言之,美国长期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词是:科研院所的基础科学研究;硅谷的创新精神、产研融合体系和风险资本;华尔街的顶级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和美国政府的创新产业政策。要想掀起产业革命,各要素缺一不可。

当下,以5G、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量子计算等基础创新都处于市场形成或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谁能掌握更多的基础性创新,就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五次技术革命的经验总结。美国无疑已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故开启了从技术到资本的全面封锁行动。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中国都需转向独立自主。

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是“背水一战”

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是中国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解释。但矛盾已经变化,资本短缺已转变为产能过剩,需求扩张面临效率下降和外部掣肘双重约束,旧有的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融资模式。研究显示,激励创新的契约有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同时在长期内又给予成功高额的回报。这显然是银行间接融资无法满足的。在外部面临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封锁,内部又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改革面临“背水一战”。

资本市场改革在科技创业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基于对中美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难有转变的判断,以及资本市场对于产业革命的重要性的认识,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转危为机,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牵头,成立应急工作小组,联合国内头部证券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加强与中概股公司高层的沟通,开辟“绿色通道”,探索科创板吸收美股中概股回流机制。大市值公司回流科创板有助于建立示范效应,助力科创板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需两手抓,只进不出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第二,加大金融开放,将各项举措落到实处。“瑞幸事件”之后,金融改革和开放需进一步提速。在走出去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要加大引进来的力度。渐进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但需加强监测,建立风险防范预警和缓冲机制。加强对短期资本的出入管理,密切监测资本流入,分析资本流动结构,加征托宾税,提高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成本。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相关金融业务的限制,这有助于增强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的自生能力。

第三,IPO常态化,可视金融市场状况小幅调节IPO的速度,但不可轻易按下“暂停键”,因为这将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生态。IPO的不确定性会反馈至早期阶段的投资,不利于企业融资和战略布局,扰乱企业生命周期。

第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保持财政、货币纪律和维护汇率稳定,都是必要性举措。同时,在全球处于“三低两高”的宏观经济形式下,而中国却保持着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和正常货币政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在国内和国外存在时间差,中国提前进入经济修复期,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黄金窗口期”,何不尝试着在国际(包括中国香港)金融市场,或者是上海自贸区,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或多币种)标价的国债来为扩大的财政赤字融资?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降低公共开支对国内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同时还拥有成本优势。

第五,维护香港社会秩序稳定,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提高港股与A股的互联互通程度;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供给侧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就是消除金融抑制,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贷的分配、逐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以及加大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使其成为“点燃”技术革命的燃料。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确定性的方向。(来源:东方证券 作者:邵宇、陈达飞)




新闻视点




赤字货币化引发争议 警惕财富大转移
【研究员】:WH

众所周知,中国GDP与广义货币量的比例,近年早就飙升到了200%之上,高于欧美国家两倍有余。按照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的说法,只有几种投资标的打败印钞机,分别是冬虫夏草、上海车牌以及腾讯股票——须知,即使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房价,折算下来每年升值幅度也不过百分之五六。回到现实,如何理解印钞本质?印钞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来承担印钞的代价。


【博览财经特稿】“财政赤字货币化”,在2020年成为中国经济的争论焦点。在2020年“两会”期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不宜涉及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内容。

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什么?靠谱么?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后果是什么?本文从浅显角度为大家“翻译”下争议的关键。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

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政府出现财政赤字的时候,允许央行直接下场购买国债——粗暴地说,就是央行直接印钞给财政花。

货币的问题很复杂,要解释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得不解释下央行的发钞前提。一般人可能认为,央行就是印钞者,主要工作就是印钱,那么自然想印多少印多少,要买国债,自然也不在话下。但事实上,这两个说法都不正确——第一,央行,确实不是随便可以印钞。第二,央行也不是不可以买国债,但传统方式是在二级市场买,而不是在一级市场。

央行在一级市场买国债,还是二级市场买国债,有区别么?有的,区别很大。

中国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玲近期撰文表示,从理论上讲,二者货币创造的效果是一样的,但经济机制不一样,也有不同结果,“央行从一级市场买进,央行缺乏主动权,对财政纪律的制约有限,因而各国央行一般不从一级市场买进,甚至国家立法禁止央行从一级市场买入,我国《人民银行法》即有此规定。从二级市场买进政府债券,尽管央行操作时也会与财政协调,但买进数量、价格会以货币政策目标为准。而且,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曲线会形成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引导金融市场价格形成。” 也就是说,如果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国债,此时国债的价格,已经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并不是凭空产生,如此央行在二级市场的购买行为,对银行等卖者而言,就只是不同流动性的资产的交换而已,不会弱化市场机制对政府赤字的约束力量。

因此,表面上,一级购买还是二级购买,是债券市场定价与央行主动权问题,而根本上,是发钞的纪律问题。

理论争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如此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听起来当然有点非主流。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提议采取非常规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诱因自然是疫情冲击,2020年GDP一季度负6.8%的历史记录,让不少人感到有必要做点什么。

2020政策要点,关键可以说是平衡,最大体现是“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

“六稳”与“六保”,其实都需要财政更积极,货币更宽松。对比美国的刺激政策力度,中国显然相对保守。不少人就借助了现代货币理论等理论,指出中国也可以做财政赤货币化。现代货币理论核心之一就是税收驱动货币,将国家需要作为货币发行的重点。

这一轮财政赤货币化争议,首先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他在5月一次会议发言中,提议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具体做法,他建议发行5万亿特别国债,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

这一提议引发不少讨论。我认为,其中值得注意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的观点,他指出西方采取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进行赤字融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零利率,因此理论上货币发行和财政替换,对市场的冲击并没有很大的冲击。中国情况如何?刘元春强调,“我国利率水平依然很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依然很好,财政的市场债务空间依然雄厚,财政债务与央行货币发行债务完全不等价。”

观点可以自由讨论,但是理论讨论如果要落地,就必须衡量理论的边界条件。现代货币理论不仅是一种激进的货币思想,而且其是否成立,其实也基于特殊条件,未必适合于中国。

印钞背后的财富游戏

理论之外,我们来思考一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稍微从历史观点看,我们可以提炼一个洞察:货币,关系每个人。可以说,中国人往往面临的主要经济矛盾,就是”挣钱vs通胀“拉锯:这四十年一边是在努力积攒财富,另一边就是努力抗拒通胀,最大希望就是财富增值的速度,可以跑过印钞机的印钱速度。

而从结果来看,要赢得这个游戏,其实很难;而且,在软阶层的未来,整体趋势是越来越难。

众所周知,中国GDP与广义货币量的比例,近年早就飙升到了200%之上,高于欧美国家两倍有余。按照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的说法,只有几种投资标的打败印钞机,分别是冬虫夏草、上海车牌以及腾讯股票——须知,即使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房价,折算下来每年升值幅度也不过百分之五六。

回到现实,如何理解印钞本质?印钞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来承担印钞的代价。

从疫情之后的印钞实验来看,我们应该反思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中国的特殊情景。在这里,必须指出,中美国情的不同,是我们判断的基本前提。

确实,美联储在疫情中做了更激进的动作,但是美国的政策环境以及央行独立性与中国并不能简单等同。美国的财政刺激,多数直接流入私营企业和个人,如果在国内,情况会如何?在现实博弈之下,很可能如同2008四万亿一样,不少刺激份额会进入基建、国企。这种情况下,扩大刺激的后果,很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加杠杆与泡沫化,不如不刺激。既然扩大刺激弊大于利,扩大刺激的手段,自然也不应该去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

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最明显就是90年代给国内银行改制注资,相对不那么明显的,则是此前的棚改货币化,涉及不少城市的棚户区改造,借助了国开行的资金通道。

如果评价这两次操作?第一次很有必要,第二次很没有必要。就从直接后果来看,90年代银行坏账丛生,面临技术性破产,无论改制注资还是吸引境外投资者,其实也为了挽救银行,间接挽救了中国金融系统和信用,选择财政直接注资是无奈的必要举措。

至于棚改货币化,政策依据是201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补偿模式由实物货币安置并重改为货币安置优先。改造旧城区是城镇化一个要点,出发点自然是善意的。

棚改货币化,表面看起来,不是直接财政赤字化,但事实上是国开行的资金转变为地方政府的负债,且没有归还的议程,市场自然洞悉了这一本质,其结果,也有目共睹,事实上造成了印钞效应的——印钞出来的钱,没有自动消失,也带来了全国性房价上涨。

正因此,财政货币赤字化,具有深远的财富转移效应。如果此时大规模推出,必然是新一轮财富大洗牌,带来阶层进一步分化。很可能的结果,越靠近体制,越可能从中分羹。但是这样的分配,并不是市场和普通民众所希望看到的。

在普通人感觉到购买力缩水、钱越来越难挣的今天,这一政策必须谨慎。更何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重新回顾历史,会发现印钞后果不仅止步于经济,也会有政治后果。诸多前例,不绝史册,从宋代交子到大明宝钞,再到民国法币与金圆券,结果也有目共睹。试想,如果没有社会稳定,何来经济复苏?(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徐瑾)




社会透视




没必要给“地摊经济”蒙上华丽滤镜 本质是种利益博弈
【研究员】:WH

和地摊一比,那些和地摊经济重合度高的小餐饮店和杂货店就比较发愁了,还有那些信奉“一铺养三代”的业主估计哭都没地儿了。这其实也是利益博弈,在中小店铺和更多困难群众中,选择了困难群众,小店铺和业主们只能扛一段时间了,或者干脆小店主们也可以去摆地摊补贴一下。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地摊经济”迎来一片叫好,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烟火经济”,但这里我想立个Flag,我觉得这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策,今后想持续下去不容易。地摊经济本质是一种利益博弈,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温情和烟火气。

地摊经济

最近媒体上关于“地摊经济”的消息堪称“魔幻”:90后女子晚上摆地摊日卖4000买下奥迪奖励自己;成都女子摆摊赚钱买车,江西小伙慕名来拜师。

兼职摆地摊月入2万让人羡慕,普通上班族,要不要辞职摆地摊?

听说摆地摊摆得好,一天收入上千,月入好几万;地摊时代来临,房东心慌脚乱!更多的人却笑不拢嘴,直接夜入3000;创业并不难,我摆地摊月入五万;靠摆地摊买房买车,听10年资深小贩讲述摆地摊三大经验;摆地摊小伙的创业之路,三小时就赚500;大叔创业摆地摊,一天出摊五小时,赚得盆满钵满…………

一副“人傻钱多速来”的既视感扑面而来,说来也是,一不用租金,二没有税收,一天流水有4000,可不得速来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练过摊,了解真实的利润率到底有多少,但估计这些报道宣传的作用大于实际意义。

摆摊也确实不是让人去发财的,更多的是疫情中解决就业的权宜之举。毕竟有些行业已经停工半年了,未来何时复工不得而知,这段时间生计如何维持是最现实的问题。

还有的公司降薪留职,但是房贷车贷、每日花销都是刚性支出,这时候摆摊就成了为数不多的补贴家用的方法。

所以,没有必要给“地摊经济”蒙上一层华丽的滤镜,它本质是底层百姓维持生计、普通人补贴家用的一种方式而已

有人欢喜有人愁

当然了,地摊经济不要租金没有税收让很多人欢喜不已,但是另一批人就要发愁了。哪些人呢?

开商铺的店主和买商铺的业主。不过这也要分类型:大型的商铺、专业门店你没法摆地摊,地摊上古驰你敢买吗?地摊上的药品、奶粉、大件电器你也不敢买。

所以地摊对这些大型和专业店铺暂时没有影响,但是对小店铺特别是小餐饮店、小杂货店就是降维打击了。

想想看,一个小吃店,一个水果店、一个杂货店……一年租金就十几万,雇两个人一年也要十万,加上水电煤气,还没赚钱呢?几十万进去了,每天开门就欠钱。

摆摊呢?大一点的3万块钱弄辆五菱宏光,小一点的几千块攒个三蹦子,流动经营,个体雇佣,卖水果、烤串、煎饼果子、烤冷面……可选择的也很多。

和地摊一比,那些和地摊经济重合度高的小餐饮店和杂货店就比较发愁了,还有那些信奉“一铺养三代”的业主估计哭都没地儿了。

这其实也是利益博弈,在中小店铺和更多困难群众中,选择了困难群众,小店铺和业主们只能扛一段时间了,或者干脆小店主们也可以去摆地摊补贴一下。

利益博弈

从时间线上跳出今年,也跳出地摊经济本身,我们来看看地摊经济背后的博弈。

我们知道,2008年开始全球经济就靠放水来维持,央行印钱,政府发债,马上GDP增长已经无法覆盖债务利息了,人们想出负利率这种有点匪夷所思的办法。

钱和债务增多就会造成两个问题:1、通货膨胀,2、资产价格虚高。

从全球这十年放水来看,特别是中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一是因为货币都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另一个是推高资产价格了——房地产。

所以,当前全球的经济逻辑就是:在新科技没有应用、生产力没有大幅提升的当下,一边放水刺激经济一边通过资产价格上涨蓄水,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的不二选择。

从宏观上看只要控制好节奏,经济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微观来看,结构性肯定是恶化的,特别是对个人来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在中国看来,这个资产价格问题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不但让社会阶层分化开来,而且绑架了国家经济: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被抽地租,而且这个地租越来越高

普通的钢筋水泥价格抄上了天,底层民众愤愤不平,中产阶级不得已靠它保值增值,国家投鼠忌器,地方大部分收入来源就是它。

地方不让摆摊,明着是为了城市整洁、文明形象,说到底背后还是土地利益,地租不能降,因为房价不降商铺价格也没法降。当然你也可以和城市一起共享地租利益,但是你要上车早才行。

虽然地租效应对经济活动是压制的,但这条利益链绑架了太多人,想给经济减地租可想而知的难。

除非发生极端情况,比如说明斯基时刻去杠杆,或者像这次疫情给人们一个措手不及让这个链条最薄弱的群体失去生计,地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让利,先他们解决肚子问题。

当然,放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不是预示着放水模式开始失效,因为它用经济突然停滞的方式预演了放水模式未来的图景。

地摊经济其实是给某些经营减地租的行为,起因是放水经济叠加疫情导致了极端情况和非常时期,本质是一种利益博弈行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温情和烟火气。希望未来,地摊经济可以常规化,规范化,而不是昙花一现。(来源:中产先生(ID:mr-middle-com)作者:你们的中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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