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局良好但基础不牢固 消费最大问题是不承认有堵点
【博览财经特稿】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新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之际，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深度“解码”。
发言环节之后，与会嘉宾与观察者网创始人、成为资本董事长李世默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继续围绕中国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观察者网新闻中心副主编王慧主持讨论。
王慧：很多老师在发言环节谈到消费话题。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73.7%，消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影响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哪些？这个问题想先请姚老师回答。
我认为消费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本盘”。当前，中国14亿人已经全面实现小康，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但是，我们的消费还存在诸多问题。
我认为，在扩大消费方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当前国内大循环还存在堵点。这个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了。但现在问题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到了部委，就是这句话，从省里到县里，还是这句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后来我提了个建议，建议商务部把今年列为“调研年”，调研国内大循环到底有哪些堵点，把它们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向上呈报给中央，向下告示全国人民，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堵点，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张军：最大的堵点，是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堵点。
中国一季度经济确实稳中有进，开局良好，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比如3月份不少主要指标增速低于1-2月份。以汽车为例，1-2月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8.7%，3月同比下滑3.7%。但是现在北上广深，甚至海南、杭州等省市，汽车还在摇号限购，哪有这么干的？全世界哪个经济体不是苦于消费不足？我们是有钱不让买。只要合法，政府应该说没有权力去干预商品和货币的正常交换。更何况，我们现在汽车产能利用率才百分之五十左右。一边想要扩大消费，另一边限制消费的行政措施却这么严厉，两只脚同时往下踩，这车能不冒烟吗？
李世默：张军老师在之前的发言环节中提到，短期繁荣和长期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平衡，或者是短期的放缓和长期的繁荣之间要怎么平衡。我是做风险投资的，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包括我在内的风险投资人，之前10年投了很多资本给消费，主要是互联网新消费；但现在，包括我在内，很少有人再投消费。这不是说消费不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做风险投资的需要有一种揣摩能力，揣摩国家要我们投资什么，从中就可以猜出国家想从哪个方向去引领经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认为之前10年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大的资本错配，而且是一种市场资本错误配置，太多资本被投到房地产、互联网平台了，因此希望资本朝另一个方向走。
我揣摩到现在，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国家要想让经济飞起来，很快就可以做到，但这种“飞起来”的经济不是中国需要的经济，中国要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经济。
如果有一天，我们花的钱、我们为刺激经济而“撒”的钱，其中多数利润都是我们自己在挣，这样的经济才是我们国家想要的经济。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我们的结论是，国家希望我们这样的风险资本投资的领域，其产能附加值、制造业附加值要能够提高，这只有通过科技以及新的行业实现，如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学等。在这些领域，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引领，这些领域的产能附加值非常高。产能附加值上去之后，我们的消费、我们花的钱，才能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和经济获得更大收益。这是我的猜想，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李世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把产能的附加值提高，或者让新产能的附加值完全是我们的，我想这就可以称为新质生产力。
第二个指标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例，包括创新、教育，包括改革开放，包括规模效应、资源再配置效率。
我们谈论新质生产力，就像刚才世默讲的，怎么从低成本、大规模转向高增值，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我非常期待今明两年我们的经济能够走出新冠的影响，2024年到2027年能解决转型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内需，中国需要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解决问题过程中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下一步是如何带来增加值的提升。最近两年，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这个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张燕生：但是现在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地缘政治。像苹果iPhone，现在中国大陆供应的零部件占比只有2%，产业链都转移出去了。但在苹果新的产业链，如VR产品，中国供应链占比高达60%，这是因为印度生产不了，不得不在中国生产，只要印度能生产，它一定会转移过去。
开局良好，但基础还不牢固
张燕生：谈论外贸，第一看外需形势如何。根据IMF预测，估计到2028年全球的需求形势都不会好，这是中期因素。第二，是地缘政治。我在发言中也讲了中间品贸易，即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脱钩”，订单外迁、产业链外迁、技术外迁。第三，我觉得中国企业不得不主动走出去。
迟福林：咱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太低了，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低了八、九个百分点。
张燕生：按美元计增长是1.5%。
迟福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讨论宏观经济，有几对关系要清楚。第一是短期和中长期。就消费来说，如果从短期看，大家的看法恐怕会很不一样，因此要看中长期趋势。我为什么说服务性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在主要矛盾变了以后，我们政策上的调整力度不大。你说我们用在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上，有多少公共消费？又有多少投资？我们要从趋势的角度，着眼中长期，解决短期问题，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问题都是从短期出发，这是很难得出结论的。
第三，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我们不要把社会问题看得很简单，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30%，但在社会老龄化方面有多少投资？医疗、教育等等方面，在政府为主导的情况下，可以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政府满足不了的时候，就要用社会力量来做，以满足社会需求，让大家有安全感。
现在还有个问题，很多规则我们没有利用起来。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里面关于原产地的规则多重要啊，日韩企业之间出口时RCEP规则利用率能达到50%-60%，而中国企业出口的RCEP规则利用率只有4.2%，东盟不到1%。政府怎么才能让大家多赚点钱呢？规则要利用起来，现在规则的利用率不充分。
经济内部是一种均衡状态，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
张军：我们刚才从消费谈起，谈到贸易、新质生产力，这些东西放在整个经济里面，都是内生出来的。比如一谈消费，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消费占比怎么样，去跟发达国家比。
所以在消费占比上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背后反映的是所处阶段的不同。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在可能处在两个阶段的过渡期，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但要从门槛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消费占比一定会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服务性消费拉动的。因此，我们还得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对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拥有那么完备的供应链？因为在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它可以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将来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高附加值产业存在，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但现在也无需太焦虑，不需要通过出台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去驱动这个领域过快发展。如果更多的资本都集中到这个领域，实际上会削弱整个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
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韧性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地区差距也比较大。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有过强的干预，干预市场在引领资源配置上的方向，希望将这个方向调整到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生产更多高端产品的短期方向上去，但我相信在经济的底部，绝大部分还是受市场驱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即便我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甚至强度很大的干预，但中国经济的出口，比如在电动汽车这些领域，仍可以看出它的韧性。
张燕生：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新质生产力包不包括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我觉得应该包括在内。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之间，可能不是就业减少的过程，而是就业增加的过程，因为它的结构在转换。
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应有更明确说法
李迅雷：我看到的数据，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75%左右，印度是80%，日本是70%，都显著高于我们43%的比重。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或者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GDP当中占比是偏低的。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讲，应该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些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每次都会提，但提出来之后，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是否能够有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我前面也提到，我们的财政支出主要偏向企业，偏向地方政府。比如，2019年以来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和出口退税规模都非常大，（2023年）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但这其中最终落到居民部门的补贴到底有多少？
我们要看看民间资本都投到什么地方，他们之所以愿意投，是不是代表这些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比如现在引以为傲的“新三样”，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新三样”大都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占比很少，这说明民间投资还是在寻找机会，而且很有竞争力。然后，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有些领域民间投资不愿投了，其障碍、堵点在哪里？
总体来看，我觉得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有多种办法，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这些工具用得恰当不恰当、到位不到位？比如发消费券，它的乘数可能是3倍，发一块钱的消费券，可以产生三块钱的消费，而搞基建投资可能乘数效应是0.5，投下去一块钱产出只有5毛钱。什么样的投向更合理？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形成一种讨论的氛围，而不是一拍板大家就这么定了。总之，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越多，越是要审慎。（来源：观察者网）
发表于 2024-5-20 08:5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