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并没弱化

美进口多元化战略奏效 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并没弱化

【博览财经特稿】近年来美国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和去风险化（derisk）等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持续、显著下降。2017年，中国占到美国全部进口的21.6%，2022年下降至16.5%，2023年1月-5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同时期，墨西哥、加拿大、东盟在美国的进口占比中持续上升。2017年至2022年期间，东盟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上升了3.1个百分点，与中国同期下降5.1个百分点形成了鲜明反差。按美国官方数据口径，今年上半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被墨西哥、加拿大超过，成为美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美国达拉斯联储经济学家经过季节调整的数据也没有改变这一结论。

尽管在美国市场的地位有所弱化，但从全球来看中国出口的份额仍保持稳定，甚至出现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22年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为14.4%，较中美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还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个14.4%较2021年的占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特殊事件冲击，不过其中少许成份还与“香港一日游”贸易的被动消失有关。所以实际份额变化比14.4%显示出来的结果还要稍好。

一方面，美国进口多元化策略似乎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如何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观察中国出口贸易方向的变化。2017年到202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长三分之一，从4300多亿美元上升到5800多亿美元。同期，中国对日韩的出口增长了约40%，对欧元区的出口也增长了70%，对东盟的出口更是增加了将近一倍，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5700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出口显著增长，这使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中国向世界出口了什么，从而稳固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呢？中间品是其中重要一块。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2021年我国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中的份额为12.9%，较2017年的10.5%有明显上升。其中，我国的低技术制造业中间品出口份额从14.2%上升至20.1%，中高技术制造业从16.7%上升至18.8%。这表明全球范围的产业链供应链对于我国的依赖程度总体上仍在上升，中间品出口有力支持了我国总体对外贸易。

我们与阿里研究院的一项研究，基于国际站（ICBU）的数据分析显示：2019年以来，纺织服装行业的中游、下游同时出现了持续向东盟国家迁出的情况，而消费电子行业则有所不同，我们只观察到了消费电子行业的下游有间隙性的向东盟国家发生迁移，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该行业的中游也向东盟国家发生了转移。这意味着，纺织服装的迁出同时发生在中、下游两个环节，而消费电子外迁的主要是下游的组装环节。

UN Comtrade数据库的HS6位码将贸易产品分为5000多个类别，我们可以据此计算中国与越南的双向出口竞争压力指数。以2020年为例，中国对越南的出口竞争压力为86.5%，这意味着越南每出口100美元的商品，两国出口重叠的部分达到86.5美元，这显示出中国对越南的出口竞争压力之大。同时，越南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压力仅为9.4%，其对中国压力有限。而且在这9.4%中，部分压力也来自于在越南的中资企业。

此外，中越双向出口竞争压力指数的分析，其结论在大体上也适用于中国与东盟整体，以及中国与印度、墨西哥的关系分析。这也提示我们，如果国内产业升级的速度能够超出产业迁出的速度，则我国仍然可以避免产业空心化，同时中国与东盟等经济体更容易形成错位竞争、良性竞争的关系。

从上述分析来看，美国从我国进口明显下降，但是东盟这类中间国家从我国的进口快速上升，从而抵消了美国方面的消极影响。因此，中美之间的产业链联系虽然显示出双边弱化，但是从间接联系来看则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加强。东盟等中间国家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缓冲地带，这也是目前中美经贸关系难以在双边层面实现和解之下的一个次优选项，为美国宏观政策也提供了极大的缓冲空间。

第二，增加值数据也支持这一观察。2017年至2021年，美国进口增加值中我国占比从19.3%降至17.9%。同期东盟进口增加值当中我国占比从14.5%上升至19.1%。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时期我国进口增加值占比从15.4%也明显上升至18.1%。从增加值数据来看，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双边联系确实出现了弱化，而我国与东盟、与全球范围的联系则在显著增强。另外，即使只看美国进口增加值当中我国的占比，除了2018年较2017年有明显下降（从19.3%降至16.2%）之外，2019年到2021年这一占比仍呈现出了缓慢的修复，一直从16.2%恢复到了17.9%，而后者已经是仅次于2017年的第二高点，也明显高于2016年以及之前年份的水平。

推动形成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条件仍然存在

我们也看到，推进对外开放、推动形成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条件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产业链外移，全球范围内初步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格局。从东亚地区的角度来看，“日韩等的高技术密集型零部件—中国的中低技术零部件和设备—东南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美国、欧洲和中国等地区的消费”的产业分工格局日益清晰。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尽管中美双边经贸联系表现出一定弱化，但是中美之间通过第三方的间接联系在明显上升。而第三方国家，尤其是东盟等对中国的依存度明显上升。因此，我国有条件继续推动对外开放，从而突破我国面临的一些外部约束。我国应推动与中间国家的多层次合作，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最重要。任何国家能否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维持自己的核心地位，不是像美国那样主要靠打压竞争对手就能做到的，而是靠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自己的产业竞争力。要应对产业链外移的压力，必须把我国自身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我们一定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进一步改善竞争政策、提升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同时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为产业升级提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在社会文化、公共舆论等方面强调开放包容心态，以海纳百川的大国胸襟广泛吸引全球人才、资本和技术，充分用好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源：财经 作者：徐奇渊、崔晓敏、马盈盈 编辑：王延春）

政经观察




访华之旅一波三折 博雷利就中欧关系反复表态令人玩味

【博览财经特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又说要访华了，时间预计在今年秋天。对此，中方表示欢迎。

如何看待欧盟面对内部分裂与美国施压，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犹豫与谨慎？当前，中欧双方各自有哪些诉求与分歧焦点？中方该如何利用博雷利访华的契机，发展与维护对欧洲关系、排除美国干扰？就以上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

黄靖：博雷利对华表态的反复，体现了欧洲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面临三个层次的矛盾。

第三点，作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袖之一，博雷利本人政治上属于左翼，曾经在左翼执政党中担任外交大臣。他最后成为欧盟的外交官，并不代表个人的政治倾向有所改变。欧洲左翼政党的特点是在人权、价值观等议题上比较强硬，但在安全、社会发展和经贸方面的立场较为理性温和。当欧盟与美国、欧盟内部还没有就处理对华关系达成一致时，博雷利之前的表态就带有比较强的个人色彩，比如在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显得强硬，但在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较为理性，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又沉默寡言，或前后不一、语焉不详。比如他曾表示“欧洲军舰应巡逻台海”，其实是他从价值观角度出发来维护自己政治正确的“秀”。

观察者网：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初访华，并提出欧洲需要“战略自主”，在欧盟内部与美国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您认为这个背景是否也影响到博雷利的立场？

不只是博雷利，马克龙的外交顾问伊曼纽尔‧博纳（Emmanuel Bonne）7月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也曾宣称，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法国“将和美国站在一起”。这倒不是说他反对马克龙的表态，而是在一个美国主导的“反华”环境中，博纳必须为法国解忧，避免使法国陷入孤立与被攻击的境地。

黄靖：中国对中欧关系的诉求是一贯且明确的：第一，不希望欧洲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死心塌地追随美国来打压中国；第二，努力推动促进中欧关系的向好发展，在经济上通过平等的沟通协商来促进合作，而不是欧洲追随美国对华进行科技制裁，搞“小院高墙”甚至是“脱钩”；第三，中国希望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具一致性，政策更加稳定可预期。

欧洲对中国的诉求则显得凌乱。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不希望以“对抗”来界定同中国的关系；其次，他们不希望、也做不到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事实上，先后来华访问的米歇尔、朔尔茨、马克龙甚至是冯德莱恩等欧洲主要领袖，都明确表达了“不对抗、不脱钩”的基本立场。

观察者网：德国政府上月出台了任内首份“中国战略”文件，又一次抛出“去风险”的争议话题。围绕这个话题，中欧双方分歧的焦点在哪里？

但现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谁也说不清“去风险”的具体含义和内容是什么。如何界定“去风险”的范围和深度？又如何制定具体政策并执行？

对中国来说，欧盟一边说不要对抗，一边采取“零和”博弈；一边企图“去风险”，一边又舍不得有利可图的“正和”博弈，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当然要关切所谓“去风险”的程度问题，如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双方可以谈判。但如果量变最终引发质变，以“去风险”为名按照欧盟的设计，寻着欧盟的路径、节奏和安排，一步步地走向有利于欧盟的“脱钩”，中国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围绕“系统性对手”的定义与政策表现，“去风险”的内容、实施过程、条件、安排以及所导致的后果，这些才是中欧之间需要交流沟通的重点所在。作为始作俑者，欧盟一方必须讲清楚。但我以为他们很难讲清楚，因为他们内部在对华关系上有冲突和矛盾。

政府自然更多的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看问题，因此搞“零和”博弈得心应手；而商企界离不开经贸交流，因此“正和”博弈是立身之本。而且问题越具体，政企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于是西方政客们只能用华而不实的“系统性对手”、“去风险”之类的词藻来掩盖矛盾，同时向中国施压。这种做法，我们的家乡话称其为“说大话，使小钱”。

希望未来，通过博雷利计划中的秋季访华，包括后续中欧战略对话、领导人会晤等安排，双方能够进一步加深沟通与相互了解，欧盟能清楚地阐释其立场。比如说，在有关俄乌冲突这一双方必然要讨论的话题上，希望欧盟能改变目前“有态度无立场、有需求无政策”的被动与混乱，拿出一个明确有序的方案来。

黄靖：博雷利在他现在的位置上，肯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包括来自欧盟内部的矛盾与外部压力。我认为中方在博雷利未来的访华与接触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倾听，通过倾听，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立场、看法与难处，然后对症下药地阐述和解释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兼听”是一个泱泱大国应该表现出的愿意合作、虚怀若谷的态度。

而且，在发挥灵活性方面要有序而为。作为一个外交首脑，博雷利代表的“组织”越大，灵活性就越小。欧盟是博雷利代表的最大“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共识的组织，博雷利作为欧盟的外交代表，只能选择找最大公约数，表现出对外更强（僵）硬的表态。

最后，要看到博雷利本人1975年就投身政治，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交集；而且作为左翼，其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个人感觉，在博雷利所代表的不同官方层面与其个人立场和观点之间，中方应该大有可以做工作的空间。（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黄靖）

人物广角




离婚传闻令人浮想联翩 债务变成一场微妙的博弈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最爆的消息，恒大老板娘要离婚了？恒大回应耐人寻味：“不清楚，没有消息”。并没有直接否认离婚。

在背负2.4万亿巨额债务，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被港交所摘牌的节骨眼上，这则离婚传闻实在令人浮想联翩。许老板到底在想什么？想做顶天立地大英雄，一人背下所有骂名？还是保留火种，他日东山再起？

许家印疑似婚变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疯狂发酵。起因是8月14日晚，恒大在一系列公告中，将丁玉梅女士定义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这波操作，所有人都懵了，因在此前，丁玉梅女士都是一直被列为“许家印教授配偶”或“许太太”的。不叫太太叫独立第三方？怪不得外界纷纷猜测，许家印，离婚了？也有人质疑，许老板这个骚操作可能会是“技术性离婚”。

所谓技术性离婚，就是一个人可以借此机会在财务上与原配偶进行分割，进而规避掉债务。因此有网友就调侃说：我以为恒大将倒，许老板妻离子散，实际上人家早已留下火种和后路？还有的说，“财富全归前妻，债务全归前夫，他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于是，恒大集团内部来了一波骚操作——把恒大汽车这22亿的债权转化为股权，这样一来，丁玉梅和好邦，就变成了持有恒大汽车5.73亿股。若以恒大汽车8月16日收盘价1.45港元粗略计算，这笔股权价值8.3亿港元。而以恒大汽车近期巅峰时刻的股价，也就是在收到中东土豪战投之后的2.48港元计算，这部分股权值14.21亿元。8亿多和14亿多，对恒大的债务来说杯水车薪，但对许老板而言，也许是后路之一。

不过，借离婚分割债务的路子，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恐怕是走不通的。有媒体援引权威法律人士，即便离婚，在婚内产生的共同债务仍需共同偿还，离婚无法达到将个人和夫妻共同债务隔离的目的。所以，技术性离婚只是属于众多猜想中的一种。想知道许家印夫妇究竟想干嘛，可能还要让子弹再飞一会。

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许家印被分配到了河南舞阳钢铁厂，在那里认识了丁玉梅。许老板对丁玉梅一见钟情，但出生于工人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丁玉梅，看不上眼前这个青涩的穷小子。许家印经过一番艰难追求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终于，许家印在广州迎来了职业生涯真正的转折点。丁玉梅也一直无条件地支持着他。两人结伴走来，不知不觉间已40余年。年轻时亏欠的一切，喜欢爱马仕的许老板也以物质的方式补偿了自己的妻子。彼时，60岁的许老板初登中国首富之位，意气风发。丁玉梅也以205亿身家，位列《2018胡润女企业家榜》第16名。40多年资本沉浮过后，许家印和丁玉梅早已是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

恒大2.4万亿人民币天量债务，堪比48艘国产航母造价。相比起每天一点一点地还债，准备一条新的出路看上去才是“更优的选择”。

2022年底，恒大账面的开发中物业11360.84亿元，已竣工拟销售物业1028.94亿元，现金及等价物(含受限制现金)总额143.05亿元。另外，公司名下还有630.62亿投资物业，及以权益法入账之投资258.93亿元。所有合计的资产总额为1.84万亿。

所以，恒大选择主动赶在这个关键的投票节点前补发财报，就有点“逼宫”的味道，让这些借钱给恒大的境外主体届时做出有益于双方的选择。

把债务放在阳光下，使其变成一场微妙的博弈。不救，没人敢担起这个链条断裂的风险；真救了，又必然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配合。舍小家顾大家，恒大债务除自家人外大家一起担。这虽然离谱到家了，但却是如今的现实。

想着留后路，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半个月前，碧桂园在面临几笔大额债券濒临到期的时候，竟然出人意料地将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0%捐赠给国强公益基金会（香港）作慈善公益用途，大概是64亿元。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碧桂园以前做慈善的时候，钱都是捐给广东省民政厅下属的社会组织团体国强公益基金会的，结果这次却把钱打到了香港的主体。坊间认为，杨老板也许是想留点筹码。

这让我想起默默还债的日本企业。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到，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表现在日本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变成了负债最小化。

日本人从小就受到“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文化教育，在公共场合比如地铁上，不会跟朋友大声聊天；尽量不用电话，挂掉下车再打或者捂着嘴小声回复，看报纸都要折成小块以免妨碍别人……

上市公司离婚大戏太常见

360大佬周鸿祎官宣离婚，90亿元股权套现引发猜疑，董秘小作文更是把这个猜疑摆到了台面上。私募一哥徐翔离婚案，法院不予承认，应莹认为法官在糊弄她，要求上诉。

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有9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有关大股东离婚分割股份、离婚配偶减持股份等市场公告。这甚至引发了市场以及监管层的关注。7月28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股东离婚分割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答记者问。证监会明确指出，不得以离婚、解散清算、分立等任何方式规避减持限制。

大多数人的爱情，也许早在戴上戒指的那一刻起，就标好了价码。只是到了必须分开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价码过于出众而被众人围观，有些人则是因为手段而被唾弃。

徐翔和应莹没有度蜜月。不过有一场盛大的婚礼，江浙游资界不少知名大佬在座，有人送上刻有“东方索罗斯”的小铜人，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喜悦在一对新人脸上洋溢。

清华落榜生许家印，也是个青涩的穷小子，却在舞阳钢铁厂一同迎来了爱情和事业的转折点。他们躺在深圳逼仄的地板上时，也许想的都是同一个安稳的未来。人生，应只如初见般美好。（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震谷子、华南索罗斯）

社会热点




浙江全面放宽落户限制 背后与房地产市场密不可分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表示，浙江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放开放宽城镇地区落户限制，放开人才落户，放宽投靠落户，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杭州市城区要取消落户名额限制，精简积分项目，确保居住年限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分数占积分的主要比例。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表示，浙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围绕推进共同富裕开展体制改革探索，是浙江承担的重要任务。而推进共同富裕，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流动人口和家人彻底融入长期就业地。

浙江一直是中国民间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多元的产业结构，在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人口整体流动。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八位，流动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对比2022年31省份常住人口数据后，不难发现，浙江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国榜首。

但如何继续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挖掘更多的增长潜力，成为各界关心的话题。对此，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7月举办的“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决定了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和引导，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已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常态化因素。

上述建议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7月17日印发的《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不谋而合。

刘培林同样认为，落户限制的解除或门槛降低有利于刺激消费。他分析称，允许人在空间上自由流动并使其能融入相对适合的地区，可以使得人在通过流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组合配置格局方面不断优化，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吴宇哲也认为，户籍政策松绑的背后与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关联，浙江省各级政府年初便想稳经济的同时，让大众保持对浙江楼市的信心。但4月过后，形势逆转，这或许是户籍改革政策出台的原因之一。

“落户政策放松之后，原来很多被排除在限购政策之外的人群便有了购房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有有效需求的人群的数量”，吴宇哲表示。

能否助力构建橄榄型社会

刘培林同样认为，构建橄榄型社会至关重要。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人口规模高达3.7亿，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了2.2亿。也就是说，目前3.7亿人处于跨省或省内跨市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状态，这意味着目前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处于流动状态。这些人难以完全享受长期就业地的公共服务，他们的家人更享受不到，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长期和家人处于分离状态。

对于浙江此次出台的政策，有分析认为或有超百万人因此受益。此次《通知》最为主要的做法是，全面放宽居住落户条件限制，明确取消杭州市城区积分落户名额，其他地区缩短居住年限；由县级及以上职能部门确定符合本地需要的人才范围，为人才落户地址提供更多的选择；放宽投靠落户条件，扩大亲属投靠对象范围。

因此不难看出，依照《通知》的要求，各个阶层的流动人口在浙江省内的县、区、市落户的时间有所缩减，门槛也降低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工作所在地。

但在城市落户之后，又该如何为人们解决稳定的栖身之地，以真正的让这些未来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事实上结束流动的状态，完全融入常住地，实现住有所居？

而在吴宇哲看来，现在的房价已脱离了中等收入及潜在中等收入者的支付能力。我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住房结构失衡，普通商品房已经结构性过剩，这导致房地产在拉动经济方面的作用有限。所以接下来，对于人口流进的城市，应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以满足低收入、购买力不足群体的住房需求；而对于人口不流进的城市，需通过发放住房消费券等形式，以撬动普通商品房市场。（来源：财经 作者：张倩 编辑：朱弢）

形势分析




大消费暗雷已现 一味生搬硬套美经济方法和政策分析中国问题会失真

【博览财经特稿】首先亮明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刺激的方式，“多快好省”“原地起跳”是不可以的。以政府投资拉动为主，辅以“先底层服务业再终端消费品，最后才是金融、地产等资产消费区”的阶梯形刺激的组合模式，将会是未来两年的最优解。

绝不能为了眼前的短期压力和利益，激进地以政策刺激大消费的方式拉动经济。消费拉动虽然一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最终解，但是现在就去谈及大消费的时间节点不对。

这对企业端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很多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不仅经营成本高，资金压力也大。企业负债率高，还款压力大，利润空间薄，这不仅对二产、三产形成压力，也限制了普通劳务者的收入天花板。

中美都怕塌房

虽然中美在很多政策上都有相驳支出，但22年美国也在居民部杠杆率也从从21年78%收缩到65%。中美双方在居民区杠杆方面选择出奇一致，两边都怂。都怕塌房！

国体不一样，也说不上谁好谁坏。而且美国的居民消费主要来自于货币性质的金融贸易，而中国的居民消费则主要来自于产业性质的商品制造。美国有能力通过货币政策将额外的居民部消费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而中国没有。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以中美为配对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的宏观杠杆率284.5%；美国的则是从21年280.8%，下降到了264.6%。如果只看表面宏观数据，两边总体上感觉就差不多。但是做研究，一定不要看表面贴标签，一定要看细化数据和他背后的意义。

企业，尤其是民间企业经过前些年的高速扩张，以及疫情三年的重压之后，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提前启动如果股市、房市等金融类消费区块，在更高的利润率面前，非常容易形成资金黑洞。一旦大量资金脱实向虚，脆弱的民企部门资金链很可能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暴雷的风险。

美国政府的杠杆率，从21年122.2%涨到了135.2%。大概是咱们的2.7倍。当然，这个涨幅里面有一大半都变成了乌克兰的弹坑了。不过美国政府也没亏，美国政府的钱变成了炮弹和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去乌克兰砸成弹坑，然后从粮食和能源以及不良资产市场变成利润流进了美国企业。谁让美国的国体是资本企业。

中国企业杠杆率高而政府杠杆率低

互为对比数。国体的不同，中美国体在经济模型上的互为倒影结构。话题拉回来。美国为什么能连续加息11次，因为企业的杠杆率低！

而中国是企业杠杆率高，而政府杠杆率低！所以中国只能降息，而且仔细对比一下，中国降息的节奏跟美国加息的节奏差不多。

老板在还债，牛马的天花板就上不去，上不去就只能从底层一点一点的抬收入，如果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只能将企业、居民、政府债务杠杆全拉上去。

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没钱还想要大消费，怎么办？只能借！但是借来的钱最后还是要还的，而且中美虽然很多地方是倒影关系，但是在一点上是一致的。

现在比较靠谱的，肯定还是政府的主动投资。第一就是产业升级，生产效率和效益提上来，咱们这方面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作为全球唯二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很多方面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还是跟欧美有差距的。产业矩阵的整合效果还没有发挥出来，这里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进行技术、政策和体制性的升级。

虽然弹丸人不说人话，但是反过来看，既然敌人强烈抨击我们的做法，那就证明我们做对了！中国的外围基建本身不是拉动的主力，但是通过不断投资更外围的基建系统，将曾经被荒废掉或者被压制的巨量乡镇生产资源激活，并且统合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也是大有可为的经济底蕴。

然后由最广大普通创业者和灵活就业者使用二梯队提供的平台矩阵，形成轻资产快周转的第三梯队。以1、2、3梯队的阶梯性结构形成结构性优势，以多角度、低门槛、少风险的共创网络形成全民参与式的大生产、大市场，这是目前的标本兼治的优解。

客观事实也展现了，现在两国之间存在倒影结构，一味地生搬硬套美国的经济方法和政策分析中国问题，是一定会失真的。中国的经济复苏，一定是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徐徐图之审慎推进，片面强调消费快速拉动，必然会产生结构失衡的恶果，在今后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庄主）

社会透视




医疗行业积弊比想象复杂得多 重磅反腐不可能一步到位

【博览财经特稿】据统计，过去7个月，全国已有至少155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除院长、书记外，被查的科室主任更是众多。比如四川宜宾，10家大医院，11个主要科室领导落马，堪称塌方式腐败。那么，医疗行业的巨变要来了吗？

医疗行业的腐败所有人都有耳闻，也整治过很多次，但没有哪次有这次的规模大、规格高。今年5月，十四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严厉打击“捐赠”、以学术活动名义变相输送利益等问题。

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

腐败的重头，就是“以药养医”。“以药养医”由来已久，90年代，医疗改革推向市场化，政府投入减少，药品收入就成了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药企迎来爆发，竞争加剧，于是“医药代表”应运而生。

直到2017年，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光靠一纸命令是很难根治的，明着行贿不行了，人家还不会暗着行贿吗？比如这次整治过程中披露的会议费、讲课费行贿，就是行贿隐形变异的手段。

于是，各个地区的医疗协会，开始举办五花八门的医疗讲座会、医疗座谈会、医疗交流会等等，各种乱七八糟的会议越开越多、越开越大、越开越贵。当然，协会是没钱的，那么就只能找药企赞助。

类似看着合规，但实为行贿的猫腻还有很多，反正这些开支都是在会议期间花费，统统计在会议费上，完美避开了税务查账和审计。《中国税务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税务机关对大型医药制造企业A企业开展例行检查，发现该企业“销售费用”下的二级科目“会议费”列支金额占其“销售费用”70%以上！三年光会议费中的“餐费”就花了8个亿！也就是说，三年之中，每天光会议吃饭都要花70多万！

为了让更多医生拿到会议费红利，那就只能多办会议，可是医生是要上班的啊，谁闲着没事天天跟你开会？于是骚操作来了：假会议！

光靠会议费搞定医生还不够，因为医生只能决定开某种药，但某种药到底能不能进医院药房，要打点的人还很多。搞定了医生，就要想办法找科室主任，科室主任一般都有采购建议权的，会提出要药剂科采购某种药，然后医药代表再去找药剂科，再打点药剂科主管人员，让药剂科把自家的药列入采购目录。你看，这已经算是窝案了。

但是，这种药房很快成了医药代表攻陷的区域，如果药进不了医院药房，就放进DTP药房，然后授意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对患者说：你这个病比较麻烦，用医院药房的药效果不好，如果想快点好的话，可以去DTP药房买某某药，见效快还没副作用。

当然，对于更高层的医院领导来说，医疗器械采购才是来钱最快的，根据中纪委今年披露的真实案例，云南普洱市人民医院，一台进价1500万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院长光回扣就拿了1600万，比机器本身还要多！与上面这些相比，医生内外勾结，买卖黄牛号，其实都不算啥事了。

医疗腐败层层盘剥，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伤害的是国家医疗体系。所以，医疗反腐，利国利民，对降低普通老百姓医疗负担来说，也是大好事。

比如这次的反腐，抓的主要是院长和科室主任，对一些医疗行业的大专家、大教授基本不触碰，但是，这就意味着他们一定干净吗？不一定。只不过他们的手法更高明，甚至都不屑于药品回扣那种蝇头小利。

至于如何吸引业界权威，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是钱的问题了，毕竟业界权威也不缺钱，所以西方药企拿出的是名利，比如，在中国医学界有个习惯，以论文论英雄，医生评高级职称，普遍需要2到5篇SCI论文，评院士，论文发表数量也是指标之一。

于是，我们经常能看到专家公开推荐药物。查处这种腐败的困难点在于，你很难确定这些专家推荐的药，到底是出于利益交换？还是出于专家的专业知识？毕竟话语权都掌握在专家手里，专家群体自然要为专家群体说话，就算最后证明某些药效果不佳，那也完全可以用“学术失误”来解释，上升不到腐败的层面去。

央视《新闻调查》报道，支架降价之后，有医生不用支架，改用没有集采的球囊。原因很简单，支架降到了700块钱，医生做支架手术无利可图，所以并不推荐病人用支架，而采用没有集采的球囊，毕竟很多心脏病，是可用支架也可用球囊的，医生自然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选择。一个球囊价格，相当于20-30个集采后的支架。虽然贵，但涉及心脏，有几个患者愿意冒险？只能选择听医生的。

如果你质疑，也很好解释：不同医院的设备不同，检测结果可能会有误差，医生不敢拿有误差的检查结果给你看病，这是为你负责。为啥要拼命让你检查？很简单，一些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相应的配套补偿措施不到位，存在资金缺口，需要医院及时填上，不然会影响到医务人员的正常收入。因此，医院采取各种手段利用检查的方法创收。在一段时期，中国医院的检查收入，甚至达到医院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然，也有小医院往大医院卖病人的，比如外科最赚钱的是器官移植，有能力做器官移植的多是大医院，那么做移植的人不够怎么办？就从小医院或专科医院游说“买”病人。

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腐败到不了的领域。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三观崩塌，医疗行业就没好人了吗？当然有，但是在大环境之下，很多牟利的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同时，中国医护人员在全世界是最累的，欧美国家医生年薪制，工作量固定，一天就那几个患者，完成了就下班。这要是放在中国，会不会被喷死？说你见死不救？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医生都必须召之即来，牺牲大量休息时间忙于工作。

所以，上面提的那么多腐败现象，有的钱是个人拿了，但也有很大部分其实是入了医院的帐，拿来维持医院运转，给医生发奖金了。医疗行业的反腐是好事，但如何确保医生的积极性呢？

医疗行业积弊已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现在的反腐是一件好事，但不可能一步到位，既要反腐，又不能引起整个系统反弹，只能徐徐图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