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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地产行业利空出尽为时过早 房企退市并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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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1 09: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疫情影响仍有疤痕效应和遗滞作用 “日式衰退”并不适用于中国

【博览财经特稿】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凸显了后疫情元年中国经济恢复仍面临挑战。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积极政策信号,各方期待这些政策如何落地,以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

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经济,辜氏问诊及药方是否适合中国?7月14日周六晚,长期跟踪研究宏观经济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在承泽园会议室接受了观察者网的专访。他认真梳理了辜朝明的理论贡献和偏颇,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大不同。治学严谨的他,还针对多年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的超常特点,字斟句酌地对中国经济现状提出“宏观景气度偏低”的观察,并结合分析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代的经济规律特点,讨论了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建议。我们的讨论从他近期内部讲座的主题“通缩”开始。

观察者网:学界对中国经济通缩担忧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了。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PPI方面,6月份环比、同比均下降;环比下降0.8%,同比降幅从1月份的-0.8%扩大至-5.4%。据您分析,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通缩或接近通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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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实际经济形势来看,显然还不是典型的通缩。因为最重要的消费物价指数尚未进入负增长区间,更未持续较长时期处于负增长状态,另外我国宏观经济仍保持相当增长速度,这些客观情况都不满足通缩的常识性定义条件。

我用“宏观低景气度”来概括现阶段经济形势走势特点,把目前一般物价下行低通胀看作是上述阶段性特征的最新表现。“宏观低景气度”包含多重含义。一是指总需求多年间歇性持续偏弱,显著超出宏观经济短期范围的特殊表现。2018年底高层研判“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19年底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20年疫情冲击经济触底;次年经济反弹,然而年底见“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2022年底“三重压力仍然较大”。2023年两会延续“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判断,一季度“三重压力缓解”,然而二季度宏观表现显示下行压力或卷土重来。

再次是指多年总需求宏调刺激干预未能扭转经济下行走势的特殊表现。从宏调取向看,除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前后等较少时段边际收紧外,大部分时间呈现不同程度积极扩张状态。如货币政策方面存准率已大幅回落到新世纪初年开始“提准建池”时水平。政策利率降幅较小,不过也不同程度调降。财政政策方面,广义赤字率(过去5年平均6.3%,比较此前5年2.8%)和政府负债率(从36%到50%升14个百分点,年均2.78百分点。广义债务率年均增近5个百分点)大幅上升。在宏观政策总体持续刺激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仍挥之不去,成为“宏观低景气度”现象的又一内涵。

回到目前物价下行和通缩风险,直接看可以归结为总需求不足或总量供大于求的产物,从较长时间视角看,则是上述宏观景气度偏低这个阶段性现象的最新表现,因而需要客观分析多年总需求增长偏弱这个超常现象的具体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寻求应对政策。

观察者网:有观点引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来形容当前的我国经济现状。辜朝明说1990年代,日本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当时的日本企业、个人和政府等借款人甚至用十年时间都在还清债务,而不是借款扩大投资,造成负债的急剧收缩。您认为他这个理论能解释中国当前的情况吗?

不过某种新的分析框架构建者,往往都有超越其理论合理性暗含假定条件,将其过于宽泛运用到解释其它客观现象的冲动或倾向。如果没有全面考察研究对象系统表现及其内在联系,依据特定模型分析思路和对象局部特点,就贴上诊断标签并开出药方,难免会隔靴搔痒甚至张冠李戴。中国经济经历双重转型更为复杂,研究中国经济尤其需要注意简单套用理论下结论的偏颇。

辜朝明有多种著述: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与全新经济挑战的斗争及其全球影响》开始,到《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2008)》、《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量化宽松陷阱:一条世界经济的危险之路(2015)》和《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2018)》,2022年新出的《被追赶经济》。资产负债表衰退学说基本轮廓2003年已形成,后面几本书在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对基本观点加以充实拓展。

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前后转入低增长阶段伴随若干基本经验事实,例如日本经济战后持续追赶,成功实现对标杆国美国的人均收入收敛目标。又如日本经济转变阶段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引爆危机,导致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巨大冲击。这些基本事实早已广为人知,辜朝明强调另一点特征事实即“企业技术破产但维持运营坏债”。就是在日本特殊体制背景下,一批仍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性破产企业不必真正破产,而是与银行达成默契继续维持经营,由此赚钱还债维持生存,这类企业不再愿意积极投资,结果导致经济长期不景气(衰退)状态。他的著述演讲会不厌其烦地重回这个主题,颇有创意地结合企业个案故事与“资金流量表-金融表”数据来演绎这方面故事。

二是区分宏观经济两类状态:正常状态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资金价格影响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衰退下企业追求负债最小化,对资金价格不敏感。他别出心裁地用中国传统文化“阳”和“阴”哲学概念命名上述类型状态,客观上在经济分析领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辜氏分析架构虽有道理,但是把它套用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则存在以偏概全甚至张冠李戴的明显偏颇。

上述客观困难与市场主体预期信心偏低相互影响,跟资产负债表衰退现象表面看似有相似之处。然而全面观察不难看出,我国经济走势特点及成因,与日本当年经济衰退在发展阶段背景、宏观基本面条件和直接根源上都有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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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之下,中国高速发展中房地产经历过阶段性局部价格过度飙升情况,受近年治理金融风险政策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经历调整,部分地区楼市价格回落和销售低迷,部分房企出现融资困难伴随投资较大幅度下降,然而这些属于发展过程中主要由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波动,不同于股楼双市资产价格暴跌八成带来的海啸级别冲击。

最后,我国居民部门最新资产配置降低杠杆新动向具体成因不同。我国家庭部门近年储蓄率改变多年下降走势甚至在个别年份回升,特别是居民资产配置中减少了股票证券和房地产实物资产同时增持了存款,这些情况主要由于疫情流行冲击抑制消费,并对人们未来预期产生某种影响,加上近年房地产深度调整以及股市行情不及预期表现,导致不少家庭抽回投资转为存款。

总体而言,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增长失速低迷以及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两方面迥异独特基本条件派生的合规律现象:一是日本人均收入大体完成收敛后潜在经济增速的大幅回落,二是股票地产两大基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危机倒逼发生的长期调整。

为什么增速下行?

卢锋:官方数据显示疫情期三年平均增速约为4.7%,显著低于疫情前6%以上水平。今年上半年GDP增长5.5%显示经济持续恢复和总体回升向好,不过考虑2022年上半年2.2%的低位增速,两年平均下来上半年同比增速仍不到4%。另外今年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速0.8%,折年率约为3.2%,都显示实际经济增长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宏观经济恢复常态化增长仍面临困难和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其中6月份进出口总值为同比下降6%,自今年4月来同比增速连续3个月下滑。虽然“新三样”产品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仍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上半年合计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但是6月我国出口同比较5月回落4.9个百分点至-12.4%。

从国内因素看疫情影响仍有疤痕效应和遗滞作用。我在年初撰写宏观经济展望评论时谈到这方面因素影响,如果当时是一种推测现在看已成为现实,并且在某些领域这类作用还比较明显并有紧迫感。前几年经济增长减速与波动加大,导致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顾虑较多和信心有待修复,伴随企业投资动力不强和居民倾向于去杠杆,包括上面提到的居民增加存款减持其它资产。

另外,某些力度较大的强管制政策虽本身具有某种必要性,客观上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局部影响。例如为了稳定楼市和特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早先实施了房产、轿车限购政策,一定程度制约市场有效需求释放。又如前几年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虽然新时期完善反垄断是必要的,一些具体管制措施和特定时段形成的激进治理氛围,不可能不影响业内企业发展预期,不久前高层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座谈会有助于行业恢复信心,然而行业预期修复仍需一个过程。还有房地产政策也在调整,金融16条出台是利好因素,然而2020年下半年“三道红线”强管制以来行业投资下降局面仍没有根本好转。

观察者网:您谈到的“对激活增长潜能具有关键作用的改革进程有待突破”,具体是指什么?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五年规划(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的预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多次出现巨大反差,其重要原因是事先对潜在增速估测,无法预知后续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力的影响,即便是已推出的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后续效果。这方面预测误差提示改革突破是推动经济成长上台阶的关键支持变量。

又如1991年国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最低7.6%,最高14.3%,简单均值10.5%,比十年计划评价增速高出七成以上。

观察4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将近10%的高增长率,其实是有巨大波动的,尤其是有几次跳跃的,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南巡以后和2000以来加入WTO,每一次跳跃上一个新台阶。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一次跳跃的前几年通常都有一系列重大的、促进增长潜力的改革。改革分很多种,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促进增长。

早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催生农村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改革,所以有了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1990年代也是如此,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包括修改宪法,写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付出了高失业率等代价,但从增长来看,毋庸置疑,国企改革和后来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大力促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

要全面落实十年前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等等。

应对:日本经验VS中国功夫

卢锋: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分析逻辑,暗含了与主流货币学派治理通缩衰退的“破”。他认为,当整个企业部门负债大于资产的时候,无论利率水平是多少,都必须尽可能安静、快速地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不再那么大。对货币政策迷思的破,就是对财政政策的立,他强调要加大财政刺激。

他建议中国应当大力度不间断的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而在所有刺激方向中,辜朝明认为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筑业,“对于存量楼盘要不惜一切代价造完。”我国房地产政策需要调整,具体措施包括近年实施的保交楼政策,同时还要对金融监管政策加以完善,包括在改革农地体制和治理城市供地机制基础上,调整行政限制市场购买和贷款政策,因而需要做的事情显然不限于保建筑业。

观察者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缩,也发生过几次了。那么,可否请您分析一下以往的通缩治理经验对当下有何启示?

通缩发生之初,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给在央行任职的易纲教授提供了一个简短文本,指出当时我国经济已面临通缩形势。此后几年易纲教授带领宏观研究组一帮年轻人就通缩问题完成了大量论文和简报,对国内通缩问题研究进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另外两点内外部因素加剧了经济疲软和通缩压力。从外部看,1997年底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随后波及韩国和日本并对香港经济和联系汇率制造出冲击,我国经济也面临出口大幅回落的严峻形势。权衡考虑各方面利弊,当时我国决策层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定程度上主动吸收了外需收缩带来的压力,客观上也增加了短期国内总需求不足压力。

决策层高度重视经济低迷和通缩形势的挑战,通过加大宏调政策力度与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突破的两方面措施加以应对。首先是出台了货币、财政、投资、民生领域综合积极宏调措施,包括大幅度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比率,积极货币政策力度在改革历史上前所未有。另外实施包括多次发行国债、取消收费、减少收税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对下岗失业员工和城镇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也是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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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需看到,通缩“严冬”环境倒逼企业苦练内功,市场体制特有的优胜劣汰效应进一步发挥作用。经济数据显示,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企业利润率探底回升,为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超高速增长阶段奠定了基础。

卢锋:特定时点或较短时期出现经济下行压力属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常有情况,然而多年持续面临总需求偏弱的宏观低景气度状态则是罕见现象。针对目前特殊形势,可借鉴我国世纪之交应对多年经济低迷和通缩形势的成功经验,把积极宏调政策和体制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加以应对。

目前青年就业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困难局面,尽快回归较高景气度的常态化增长是解决青年就业困难的前提条件,另外但凡能帮助年轻人就业的救急举措都需要积极跟进,以缓解当下超过20%高失业率的突出矛盾,包括实施就业见习岗位支持计划、国企适当扩招、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等过渡性措施。

针对体制不完善因素深化改革。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干工作基本方针,近年推进的改革举措较多侧重在再分配领域,如推进扶贫和共同富裕,另有不少改革举措针对常规工作流程的改进与创新。上述领域改革都非常重要,然而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一些对释放增长潜力所需要的改革举措亟待加快推进,有的关键领域改革亟需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预计将召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需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和二十大制定的发展目标,在继续推进再分配与促进公平等领域改革同时,加快实施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的重大改革措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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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 财政货币政策执行遇到堵点与问题

【博览财经特稿】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总需求不足。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是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这导致宏观经济整体上的回升向好与微观个体感受存在一定“温差”。

总需求不足在真实经济增长中的具体表现

消费需求低迷,突出表现为居民提前还贷比重上升。2023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低迷,预防性储蓄和去杠杆动机增强。根据调研显示,个人按揭住房贷款出现提前还贷趋势,并且超过一半居民选择一次性全部提前还贷。与此同时,就业承压(特别是青年失业问题突出)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恢复和增长,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

一是房地产投资下降明显。尽管2022年“金融十六条”等政策利好房地产企业融资,但目前房地产企业的“三道红线”和贷款集中度管理等政策限制仍然较强,新增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保交付项目。调研显示,2023年1月-4月调研的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企业拿地意愿不强。

三是授信充足企业将资金提前还款和部分企业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两者并存。调研发现,国有企业仍然是其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一些授信较为充足的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提款意愿不积极,且企业提前还贷行为普遍增加。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并不受青睐。房地产企业、民营企业的项目建设、技术改造等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银行信贷倾斜性支持力度弱,政府资金支持的连续性和精准度也有待提高。

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投资资金支持不足。一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滑。经济下行、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削弱财政收入基础,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低迷冲击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2023年1月-6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9%。调研显示,该省部分欠发达地区在2022年的土地出让收入降幅就已超过50%。

三是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刚性支出占比增加,用于建设发展的资金有限。

外贸整体呈现回落态势,进口增速不及出口。目前,受疫情阻断的途经中国香港的货运航线已基本恢复。该省有关部门通过进出口基地建设,支持企业参加展会、品牌培育,加大出口保险、跨境电商力度等多方面政策,逐步稳定外贸外资。总体上,该省进出口贸易保持稳定,今年有所回落。

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堵点与问题

我们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如下突出问题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

第二,减税降费的负担加重。2022年以来,调研地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退税力度。因为存量留抵税额集中一次性退还,助企纾困效果直接明显。特别是对一些大型企业,享受的退税优惠比较大。

第三.地方债的发行和使用对有关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调研发现,一般债和专项债无法充分满足投资需求。一是一般债发行规模较小,无法充分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从调研情况来看,现有地方可发行的一般债规模仅够维持“三保”支出,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三是政府支持资金面临与企业投资需求和投资周期不匹配的情况,并且企业开展建设项目存在中断情况,资金支持的连续性较弱。例如,专项债是支持地方企业发展的重要工具,由于专项债申请时间短,并侧重于新增项目的支持,一些存续项目会由于形势变化或政策调整而面临无法获得资金支持的情况,对企业项目的顺利完成和持续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项目白名单问题。从调研的省份当地银行反馈,由于申请时间比较急,依据地方政府提供的白名单投放资金,可能会影响信贷质量。例如,2022年交通物流的专项贷款中,一些名单内的企业不符合银行的准入条件;有些重大项目名单,商业银行又缺乏更详细的内部信息共享,无法获得全面信息用来决策参考。

关于如何更好提振内需的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和完善消费券的设计、发行与管理,并将其作为刺激消费的重要政策,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第二,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政策支持精准度。具体而言,一是应当明确和优化一般债和专项债的发行额度和支持范围。二是继续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优化发行机制,可考虑建立不定额的常态化发行机制。三是拓展财政金融资金支持企业多样化融资的渠道,在信贷、债券之外尝试引导基金等股权投资形式。四是增强多种工具间在期限、对象、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性和配合性,加强多部门协调促进资金落实和项目建设。

第四,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一方面,针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白名单问题,可以通过内部信息方式提供给商业银行,或者不用提供商业银行白名单,只需给商业银行一个放贷范围。同时,可以通过信息内部联网等方式,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对于获得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专项债、银行贷款的企业名单可以提供给商业银行,在放贷过程中进行适度引导,加强商业银行间的信息共享,避免资金过度集中于小部分企业。

第五,扩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使用并优化发行机制。一是优化政策工具额度及范围。进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展期,增强对存续项目的支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和需求适当扩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适用范围。二是增强政策工具的灵活性。考虑常态化、非定额的发行机制;按照项目实际推进需要允许资金分阶段支出;将资金发放与信贷条件结合起来,在更好控制资金总量的同时针对性配置资源。三是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及时调整优化基金投放工作,以满足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对于项目推进困难的情况,应该积极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请求协助解决问题,并出具明确意见,以确保重大项目的顺利进行。(来源:财经 作者:张明、陈胤默、王喆 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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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振华能否赢下“股权之争” 一定程度决定“宝能系”生死

【博览财经特稿】姚振华,又上了热搜。近日,宝能系老总姚振华在调研中炬高新总部时被保安拒之门外的视频,在各大平台疯传。视频中,姚振华情绪逐渐失控,单手叉腰质问保安:“谁让你们这样做?你实话实说就行!”面对无声的回应,火冒三丈的姚振华又转身面对镜头怒吼:“我从来没见过,能够乱到这种程度。”

7月24日,中炬高新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罢免何华、黄炜、曹建军和周艳梅4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梁大衡、林颖、刘戈锐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被罢免的4名董事均有“宝能系”背景,另外3名宝能系高管也同时被免职。这一波“清君侧”可以说做得非常彻底。

但上市公司终究要靠股权和资本说话,宝能系持有中炬高新的股份已被动减持为9.42%,远低于第一大股东中山火炬集团及一致行动人的19.81%,已失去中炬高新的控制权。“宝火之争”最终以姚振华的出局画上句号。

中炬高新1995年在上交所上市,主营业务调味食品、园区运营及城市开发。2012年,公司确立了以厨邦、美味鲜等调味品牌为重点发展方向。2022年,中炬高新子公司美味鲜的营收占比达92.76%,其中酱油的销售额占业务总收入的61.89%。中炬高新在酱油行业市占率第二名,仅次于海天味业。

从2012年开始,中炬高新业绩大增,股价暴涨,成为市值仅次于海天味业的调味品老二。这引起了姚振华的注意。从2015年开始,姚老板通过旗下前海人寿,大肆收购中炬高新的股票。到2016年,已持股超过20%,成为中炬高新的第一大股东。

近一年多,受宝能系流动性危机影响,中山润田持有中炬高新股权比例持续下降。2022年3月,中炬高新首次发布控股股东被动减持公告,称中山润田持有的3.42%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当时,中山润田持有中炬高新1.93亿股,占总股本24.23%。但其中84.78%已被质押,62.86%被司法标记,部分被司法冻结。

而从2021年7月开始,宝能系接连爆出裁员、供应商讨债、理财违约等,资金危机逐渐公开。截至目前,宝能已经发生超200亿元债务违约。据企查查显示,宝能集团目前共有77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金额达到417.48亿元,另有174次历史被执行记录,涉及金额超300亿元。

7月12日,中山润田在宝能集团官网发布加印公章的举报材料,不仅对罢免宝能系董事极度不满,还直指火炬集团等相关主体涉虚假诉讼、操作证券市场等行为。据中山润田测算,这已导致上市公司及股东损失约500亿元。

这场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闹剧最终以上交所的一纸监管工作函稍稍平息。但在股权份额的斗争中,中山润田已经败给了中炬高新。至此,姚振华辛苦多年打下来的阵地全部丢失,宝能系的大败退已成定局。

作为过去20年间搅弄A股风云的宝能系掌门人,姚振华曾发动万宝之争,脚踢南玻A,手撕董明珠,志得意满;但近年来,由于造车失利,地产下滑,宝能系已公开违约,不少项目、股权被强拍,姚振华也从身价百亿的资本狙击手,变成了默默吃八块钱肠粉的“老赖”。

上世纪90年代,姚振华靠卖菜起家,从房地产迅速崛起,业务逐渐开枝散叶,涉足多个领域。十几年前,姚振华和他弟弟姚建辉在A股早有声名,许多上市公司闻听“姚氏兄弟”,无不心生寒意;2015年7月,姚振华突然出手,通过旗下的钜盛华和前海人寿,设立9个资管计划,三度举牌万科,至2015年12月持股24.26%,超过华润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这是万科15年来的第一次大股东易主。

在万宝大战中,除了万科,姚振华还盯上了另外两家公司,一家是南玻A,中国最大的玻璃生产企业之一。另一家,就是调味品老二,中炬高新。

资本市场的屡屡得手,助长了姚振华的欲望和野心。2016年,他更进一步,盯上大白马股格力电器。通过大举增持格力股票,姚振华差点逼近5%的举牌线成为格力第三大股东。但董明珠比王石显然更加“强硬”,不仅修改了格力的章程,让姚振华难以成为第一大股东,并且公开怒斥姚振华为“破坏实业的罪人”。

2019年12月,宝能系突然增持南宁百货,那是姚振华从万科退出后的又一次大动作,也可以说是他在A股最后的高光。而证监会对前海人寿频频举牌看不下去,时任证监会主席甚至喊出了土豪、妖精及害人精论:“用来路不正的钱,从门口的野蛮人变成了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

以小博大,狂加杠杆,不断上演“蛇吞象”,姚振华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赌徒,在资本的博弈中享受疯狂的快乐,全然不顾实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如果成功后及时收手,姚振华或许能得个“商业奇才”的美誉,但是靠着资本手段接二连三“霍霍”上市公司,掠夺他人果实,则为他带来了无法翻身的“全员恶评”。

在保险行业、资本市场遇到挫折的姚振华,转身扎向了实业,把全部身家压在了造车上。2017年3月,宝能集团以10亿元注册资金成立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斥资近600亿元在昆明、杭州、广州等各地兴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然而,2021年以恒大暴雷为标志,中国房地产进入了抛物线向下的那一端。宝能集团的房地产业务也一泻千里,并陷入了流动性危机。截至2021年9月底,宝能集团有息负债合计为1927亿元。

从去年以来,宝能集团欠债、欠薪等负面消息不断,讨薪的员工甚至在宝能集团深圳总部扎起了帐篷。今年5月4日,姚振华还因宝能汽车债务违约,被广州市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021年,他减持了华侨城A、杰瑞股份、东阿阿胶等上市公司股份;宝能系的中山润田也多次质押其持有的南玻集团、中炬高新等股份用以融资。

姚振华通过极致“质押和杠杆”实现了资本扩张,最终带来了反噬,现在的宝能系,正处于至暗时刻。虽然一贯低调,但姚振华的风格却称得上是硬派、强硬。不知此时的他是何种心境,使出浑身解数自救,却连公司大门都进不去。被中炬高新拒之门外的姚振华,一如他在资本市场的境遇,失了人心。(来源:丽尔摩斯 作者:财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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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地产行业利空出尽为时过早 房企退市并非终点

【博览财经特稿】未到而立之年的泰禾集团退市了。这家创建于1996年的闽系房企,年销售额一度突破千亿元,如今市值仅剩11亿元。8月3日,已经更名为ST泰禾的泰禾集团宣布翌日摘牌。

与此同时,房地产政策出现调整的信号。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其中对地产表述出现了变化,会议明确“适应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随后各部门表态和政策节奏均超预期。长江证券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稳增长”“促地产”已很迫切。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总经理曹晶晶分析认为,近期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文延长了“金融16条”部分政策适用期,若企业融资环境逐渐修复,短期企业融资通道有望进一步打开。

A股市场也涌现一批在退市边缘积极自救的房企,金科股份正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通过连续的资本市场运作,将自己从面值退市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目前股价已经达到2.5元/股,暂时解除面值退市的危机。

瑞银内地/中国香港房地产投资研究部主管林镇鸿表示,未来还留存在资本市场的地产股可能有两个投资主题:一是国企占有率提升;二是消费基础设施被纳入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

ST泰禾既不是第一家退市的房企,也不是最后一家退市的房企。今年7月的A股市场,实施退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大大增加。据Wind(万得)最新数据,截至8月3日,A股完成退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有38家,其中7月就增加了21家实施退市的上市公司。而这里面又至少有6家是涉房上市公司,占比达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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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属房地产产业链的建筑装饰行业中,也有四家与房产建设装修相关的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分别是*ST广田、*ST弘高、*ST围海以及*ST美尚。

“目前从房企退市的原因来看,大都是因为净利润为负且营收持续低于1亿元,以及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换言之,房企的退市大都可以归结到经营不善导致持续大额亏损,也因此,不少房企会在审计层面,面对‘无法出具或出具否定的审计意见’。”张波分析认为。

地产行业龙头中国恒大的业绩表现或许可以说明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处境。7月17日,停牌一年有余的中国恒大公布三份财务报告,分别是2021年年报、2022年中报以及2022年报。根据2022年报数据,中国恒大的负债总额达2.43万亿元,剔除合约负债后为1.71万亿元,其中借款余额约6123.90亿元。该公司2022年净亏损1258.10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为43.34亿元,受限现金99.71亿元。

不过,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恒大拥有土地储备2.1亿平方米。此外,中国恒大还参与旧改项目79个,其中大湾区55个(深圳34个),其他城市24个。中国恒大称,“庞大优质的土地储备,是集团保交楼、逐步偿清债务、恢复正常经营的坚实基础。”

A股市场上,尽管面值低于1元的房企上市公司几乎是半只脚踏入了退市的圈子,但依然有上市公司奋力自救。金科股份在今年5月创出0.77元/股的历史新低,面值低于1元,退市形势岌岌可危。该公司先后采取了高管增持、资产注入、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资本运作方式,股价得以恢复至1元/股以上。

暂时保住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金科股份在8月1日对外公告表示,近期拟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重整与预重整,“通过预重整程序提前开始债权预审、资产清理、资产评估、协助谈判等工作的司法前置性程序。待受理重整的条件满足后,法院再裁定正式受理公司重整申请,从而可加快整体的工作进度,有效提高重整成功率”。

然而,能从退市边缘摆脱危机的涉房上市公司毕竟只是少数,更多公司最终的结局是退市。按照退市新规,被摘牌的上市公司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下称“三板市场”)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让。面值退市的上市公司无退市整理期,触发非面值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则有15日的退市整理期。

张波分析认为,“大部分地产公司一旦退市,除了缺少上市公司融资便利外,也代表着未来其信用会受到一定影响,债务兑付的风险也会同步增多,这不仅仅表现在境内债务,对境外债务的偿还也会受到影响,或会增加不能如期兑付的风险。”

亿翰智库在分析房地产公司退市形势时表示,“退市不等于企业完全倒下,只能说在某个时点,企业的表现已经不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资本市场选择对其关闭大门,企业也就失去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但最终的结局如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公开信息显示,退市前夕的ST泰禾依然在处理子公司股权以进行回款。该公司2022年度内新签署债务重组协议涉及借款本金177.11亿元,2023年4月底,ST泰禾已得到批复的政策性纾困资金额度为22.18亿元,其中已收到10.09亿元。

行业难言复苏

之后各一线城市陆续表态:7月29日,北京市住建委表示,抓好贯彻落实工作,大力支持和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7月30日深圳市住建局表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扎实推进保交楼工作,促进深圳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政策的转向外加“掉队”房企的集中退市,令一些投资者认为房地产利空出尽。7月以来,二级市场上原先长期处于跌幅榜的申万一级房地产行业指数一口气反弹了近20%。金科股份、荣盛发展等还留在资本市场中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股价翻倍。然而房地产真的利空出尽了吗?

林镇鸿则表示,由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且房地产放松政策在逐步出台,地产行业最差的时间已经过去。同时,国企在股市表现上仍然会跑赢民企。但该观点基于一个前提假设——今年,地产的销售和房价不会有很大的反弹,销售规模不会回到2021年的水平。

曹晶晶判断,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期,仍需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对于需求端,较大力度的政策优化将有望带动核心城市市场回暖。对于供给端,当前企业销售回款受阻,融资通道不畅,房企经营性现金流和融资性现金流均受限,叠加仍处偿债高峰期,企业资金压力不减,恢复‘造血’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近期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文延长了“金融16条”部分政策适用期,若企业融资环境逐渐修复,短期企业融资通道有望进一步打开。

尽管二级市场上房地产股票已经普遍上涨,但行业的复苏依然需要一定时间观察。张波分析称,影响房地产行业复苏的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宏观经济层面的表现更是影响直接,大环境层面的出口、投资、消费恢复是基础,这一基础只有更牢固,房地产的政策才能有效释放出效力。一线、二线热点城市有效放松政策的实质性落地,对于行业的复苏也至关重要。过度的限制性政策对于这类城市的复苏起到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包括限购的有序放松,“认房不认贷”政策的落地,同时叠加换房税费减免的鼓励性政策,才会推进市场整体复苏,只有市场复苏,行业才有复苏的基础。

张波同时表示,对于房地产开发行业来说,政策的支持重点依然在金融层面,尤其是对房企融资的实质性政策落地,目前看,包括“三支箭”、“金融16条延续”在内的政策面已经较为清晰,但实际房企能拿到的有效融资依然偏少,房企融资规模相比前几年规模依然在持续减少,这种“有政策,难落地”的现象需要关注。(来源:读数一帜 作者:张云、刘昕 编辑:杨秀红)




形势分析




年初“卷”到年中 银行消费贷“价格战”持续性有限

【博览财经特稿】“您好,我是XX银行信贷专员,系统授权了一笔备用金,利率3%-4%,您有需要吗?”大部分人对上述电话的内容可能都不会感到陌生。今年以来,银行授信的积极主动性在明显加大,不仅贷款推介电话时有出现,银行客户亦频繁接到银行发送的贷款优惠短信。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7月全国性银行的消费贷平均利率水平为3.57%。多个国有行和股份行,包括部分在个人消费贷领域较为活跃的城商行,消费贷最低利率都可以做到1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7月为3.55%)以下。

年初“卷”到年中,利率低至3%

李女士手机显示,自2月以来,每个月都会收到银行发来的消费贷促销短信。让利幅度亦在加大:折扣券从历史短信显示的8折提到了6.8折;“立减利率”则从2%提到了3%。

据该产品最新活动界面显示,8月1日起至8月31日,在每周二10点后可有机会领取一张一年期3%的利率优惠券。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活动针对的为“浦闪贷”授信审批通过且已授信签约的客户。据介绍,上述产品为纯信用贷款,授信金额最高为50万元。在3%利率诱惑之下,有不少人参与此优惠活动。

不同于“一口价”,大部分银行一般会对贷款人资质进行审核,最终呈现的利率视不同情况而定。以上文所提闪电贷为例,手机银行App显示利率为6.48%,据该行北京某支行网点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最高可以申请降低3个基点的优惠(即3.48%的利率),不过以最终审核情况为准。

“我们有款面向白领的消费贷之前打折比较狠,利率在3.5%左右。不过现在没有优惠了,利率最低在3.7%左右,具体看个人资质,但大部分情况是4.2%。”某股份行北京一支行网点员工说。

“价格战”可持续性有限

早在2023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要拉动力”“推动消费政策全面落地,合理增加消费信贷,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促进接触型消费加快恢复”。7月末,国家发改委发布恢复和扩大消费二十条措施,其中提及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

从数据上看,消费贷款今年增长明显。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7月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15.73万亿元,同比多增2.02万亿元,显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从贷款主体看,住户贷款新增2.80万亿元,同比多增5723亿元。住户贷款多增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经营贷款和短期消费贷款有所多增。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新增3009亿元,同比多增4019亿元。

不过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未来消费贷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但幅度有限。同时,“价格战”可能不具有持续性。盘和林指出,未来利率下降空间还有,当前前提是美联储进入利率下行,发达经济体经常会出现央行基准利率为零的情况,而如今我国距离零利率还有一定空间。消费贷短期总量有限,未来增量要看国内消费市场的开发情况,在存量博弈下,价格战很难持续,消费贷利率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正常水平。

根据Wind(万得)数据统计,当前存续的14只消费金融公司ABS(资产支持证券),其优先级加权利率基本在3%以上,平均值为3.12%,最高为3.92%,最低为2.45%。

对于未来市场的竞争变化,黄大智认为,当前消费信贷市场已经趋于成熟,客户渗透率较高,未来无论从产品创新还是竞争格局难有根本性变化。提升消费信贷支持力度,更多需要从服务群体和场景的角度着手。

盘和林指出,银行既要在存量市场竞争,也要主动缔造新的消费需求,可以和创新企业结合,针对场景开发不同的消费贷产品,提升消费市场活力的同时,也为银行增收创造条件。未来消费信贷一方面是和新应用、新产品使用场景结合,服务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是消费信贷自身和数字金融结合,尤其是向线上进行业务延伸。(来源:财经五月花 作者:严沁雯 编辑:袁满)




社会透视




医院的堕落 医生不是“医商”

【博览财经特稿】一场力度空前的医疗反腐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展开,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来,全国已有160多名各级医院院长、书记落马,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医疗反腐的力度及决心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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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堕落

而这些回扣款及虚增的药物设备价格,直接被转嫁计入医疗成本,导致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直接的表现是,在以罗勇为首的贪污犯落马后,这家医院今年1—5月门诊单次平均费用同比下降16.6%,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21.4%。

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披露一宗令人发指的贪腐受贿案。一台进价为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云南普洱市人民医院却以3520万元的价格购入。更令人震惊的是,院长杨文俊一人就吃掉1600万元的回扣,甚至比医疗器械厂家到手的钱还多。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院长受贿金额巨大,医院中层干部更是上行下效、各自盘算,躺在中间吸血。从全国过往医院受贿案件显示的职位来看也是如此,正职的领导受贿占到30%,副职占到11%,中层干部达到了40.57%。

今年以来,国内医疗机构主要领导“落马”消息不断,截至目前已经超过160名。这些院长和书记,代表的是一家医院,背后牵涉着全体职工和无数病人。2013年—2022年,有大概2900多例医药领域行贿受贿类案件的刑事判决书。相关案例显示,医疗器械领域的腐败案件最多,占比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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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医疗器械领域,腐败案件数量排在第二的就是药品领域,占比约30%,医疗耗材则占比近20%。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医保基金、医院基建相关的案件。

药企销售费用高?

还有一则审计调查报告也引发市场关注。2021年至2023年5月,丽珠制药、一品红和一方制药3家药品生产企业向1936家第三方商务推广公司支付费用,假借服务费用等名义套取资金40.77亿元,增加药品综合成本,推高出厂价格。这些资金被用于公关等用途,导致药品公关费用远超研发成本,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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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平常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医生与药企之间传递信息。除了“送回扣”,他们也跟其他行业的销售一样,需要维护客户关系,替客户处理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就像个助理一样”。

网络上有一个说法——消费者每买一盒药,属于药企成本和利润的只占35%,剩下的65%都要打点给各个环节。医生回扣要35%,医药代表要12%,公关招标部门要3%,公关医院要5%。

有医药代表反馈,上述比例在操作时不会精确到那么准,但这就是他们的“饭碗”。药厂在竞争中为了让自己的药打开市场,必须要靠送钱的方式,可以说是严重损害了市场公平。而很多医院工作人员正是看中了这块巨大的利益蛋糕,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那么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以及公立医院自负盈亏压力大,是药价高的原因吗?

徐毓才回忆,在2014年,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因为价格腐败“全军覆没”,放弃了药品价格管制,后来药品价格由“招标采购”决定,但太多事实证明,价格不是能管好的,必须依靠市场竞争才能形成。而近几年医院亏损面越来越大,根本在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滞后,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没有协同起来,按病种付费推进速度快但各方都不适应。当然还有政策应该给予公立医院的财政保障责任没有尽到位。

药企们在被问询时都给出了许多看似合理的回应,高额的销售费用似乎成为了药企必不可少的部分,有些开销甚至成了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看上去,不同的角色对医疗腐败有着不同的看法,都认为其“有理”。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怪论,医生不是“医商”,无论什么工程,回扣、贪腐,本身就是被禁止的。

徐毓才表示,今年反腐将整治医药产品销售采购中不正之风问题,重点是医药产品销售过程中,各级各类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与之关联的经销商、医药代表,以各种名义或形式实施“带金销售”等。这一过程会由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扩展到医药企业以及协会学会等。

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医疗改革方向——“薪酬改革”。2023年7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了下半年医疗改革的20个重点任务,其中“薪酬改革”是最为关键的一项。

改革要求,医疗机构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探索实行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年薪制。改革的亮点颇多,但又错综复杂,如何让这种改革方向落实到位也非常考验智慧,但这是医疗领域不得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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