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经局势异常复杂 印度与越南谁是中国制造最大的挑战者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和俄乌战争接连发生、绵延不绝，由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实际上，越南经济的大起大落，符合其经济特征，并不出人意料。而通过拆解疫情三年间越南的进出口结构可以发现，中越产业链既有替代，又有互补。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包括成本因素驱动、疫情防控扰动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产业链替代更多地集中在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低端产业，比如服装鞋帽制造，部分产业链现在还很难判断是永久性还是阶段性转移。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越南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差距太大，就产业发展现状、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而言，短期内不大可能替代中国。
但中印关系长期并不友好，政治上缺乏互信。2017年“洞朗对峙”以来，两国的边境摩擦增多。但印度倾向于坚持“边境争端决定中印关系的基本姿态”。印度认为，只要边境争端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印度就不能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基于此，2020年，在疫情冲击和印度经济增长阶段性失速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启动了与中国经贸往来的风险评估，高调宣示去中国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频繁发起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以国家安全为名，禁用了TikTok、微信等具有中国背景的百余款手机应用，并对中资手机企业接连开出罚单。比如，2022年4月，印度指控小米涉嫌通过冒充“特许权使用费”向外国实体非法汇款，并扣押其555.1亿卢比资金（约合人民币48.2亿）。2022年7月，OPPO又被指控逃避关税439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38亿）。同月，vivo的119个相关银行账号被印度执法局封锁，总额达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亿）。最近，印度当局向小米发出正式指控通知，这意味着小米此前被冻结的555.1亿卢比很可能遭遇罚没。
特朗普政府任内，推动美国的“政治轴心”由中东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期。2017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特朗普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旨演讲予以回应，首次阐明共建“印太”的愿景，将其置于印度与世界互动的核心。2020年，美日印澳不仅提出要实施疫苗供应链合作，还多次强调联手增强供应链弹性（SCRI）。2022年，拜登政府明确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重组全球供应链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2023年5月27日，美国宣布，IPEF包括印度在内的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协调达成一致——迈出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实质一步。2023年6月22日，莫迪访美后美印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科技、防务、战略融合、清洁能源转型、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合作。
作为两个相邻但缺乏政治互信的大国，未来如何相处、以什么样的策略相处，对促进两国国内发展、维护亚洲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印度在政治上谋求大国地位的“压舱石”在于印度经济的平稳高速发展。
如何超越地缘分歧的桎梏和国内舆论的掣肘，采用高超的策略加强经济联系，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地互动，使双边关系易于管理，应该是两国未来二十年关注的焦点。
近几年，越南吸引国内关注的原因主要是贸易摩擦和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替代”。但或许有三点需要厘清：
全球产业链第一轮向越南的转移始于1986年，越南学习中国搞“革新开放（DoiMoi）”，核心是私有化改革和开放市场。1987年，越南出台外商投资法，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了外资全权控股。所以越南从20世纪90年代，就承接外资订单，开始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生产运动鞋和运动服。
第三轮转移是2012年前后，中国逼近刘易斯拐点,有前瞻性的企业开始布局东南亚。比如，2013年，做国际运动服装代工起家的申洲国际，在越南建造了面料厂。2014年，总部位于上海的天虹纺织，也开始建设越南海河工业区。华利集团、百隆东方等中国纺织和服装业的头部企业，都开始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
第二，疫情期间中越对美出口增速均有提升，越南对中国的替代呈现轮动特征。
第三，越南的对美出口和自中国进口同步提升，在纺织和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与中国存在直接竞争。
但与此同时，2017年—2022年，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由206.6亿美元扩大到570亿美元，同比增长175.9%，年均增速超过20%。从结构看，中间品约占中国对越南出口的30-40%，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织物、智能手机和零部件等产品，与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匹配。这说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美国的顺差，显示出越南逐渐成为中国产业链下游国，进口半成品并加工至成品出口欧美消费国，形成了“进口中国原料、技术、设备或半成品—加工制造—出口欧美消费国”的贸易模式。
综上，中国向越南的产业链转移，既有互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就目前来说，在细分领域，比如纺织和电子设备制造等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有所显现。从整体来看，制造业向越南转移，主要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与中国供应链更多地是互补而非替代。
但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逐渐下降，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占比达到40%以上的细分品类由2017年的19个下降至2022年的9个，这意味着美国增强本国供应链韧性的目标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减少的份额主要转移到了近岸和友岸国家；二是中国在美国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17年的17.6%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2.1%，累计下降5.5个百分点。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方式，比重下降可能预示着该国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下滑，也预示着该国产业链可能存在与外界“脱钩”风险。
印度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印度196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7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2%；受殖民历史影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一直较高（38.78%）。独立以后，印度也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印度、越南的故事有其相似性；印俄关系，亦渊源于此），经济开放度低、体制僵化，将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作为优先战略。通过多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机械、运输机械、化工、电力等重工业体系（因此印度工业基础不容小视，远远好于越南）。但是，重工业需要进口大量技术和资本设备，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资源，导致第二产业的其他门类发展速度过慢，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陷入停滞，收入分配严重恶化。
根据IMF的贷款要求，当时的拉奥政府制定了一揽子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推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废除臭名昭著的工业许可证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撤销贸易和外汇管制，鼓励私营经济。
印度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很可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
莫迪新政补制造业短板
但印度却是例外。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
随着改革红利日益消退，国内外环境显著变化，印度经济的多重困境逐渐暴露：农业比重居高不下，工业短板没有补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服务业促进了印度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旅游业的繁荣，但没有吸纳足够的就业，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全方位提高。印度的班加罗尔被称为第二硅谷，但脱离了工业基础支撑的服务业只是相对孤立地发展，未能在国内催化形成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链，且过于倚重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未与国内其他产业产生协同效应，即便如计算机硬件、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也未能享受到软件行业的红利而充分发育。
2014年，莫迪上台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计划，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2025年），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莫迪政府的目的是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源动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此后，印度国内主要经济改革都围绕“印度制造”展开：
基建层面，提出了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计划，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致力于改变印度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局面，同时刺激印度的经济增长。还推出“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销全国计划委员会并舍弃了国大党奠定并执行了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体系，转而成立“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Aayog），通过大量专项计划来落实其经济规划，依托“积极治理和及时落实”（Pro-Active Governance and Timely Implementation）机制进行项目决策和监督，并在部委之间进行协调——这一框架意味着印度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进一步收归到总理办公室，政策本身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出执政核心的意图。
2020年，疫情爆发后，莫迪政府配合“印度制造”，出台了“自力更生”计划，用以刺激市场需求，促进基建、电子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随后连续出台五次经济激励政策，几乎覆盖全行业，并持续推进自2014年上台以来便展开的土地、劳动法、税收、外资管理改革。
莫迪还公布了25年内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包括扩大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的使用、推广电动车，将印度打造成全球绿氢生产中心，争取到207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印度是一个几乎坐拥整个南亚次大陆、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地缘战略价值的南亚国家，一直以来就有着“大国梦想”，渴望获得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莫迪将印度描绘成“全球南方”的天然领导者，他认为“印度应获得和承担更高、更深、更广的影响力和角色”，并希望在印度洋有排他性的主导权，成为最终的地区安全提供者。
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日本要在亚欧大陆外缘形成一个囊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的“自由与繁荣之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即发端于此。2017年，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轴心”由中东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期。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并呼吁“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印太”。此后，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多份战略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印太战略报告》（2019年）《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2019年）等，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意欲扭转正在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进一步重塑有利于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
2019年11月，在东亚峰会上，莫迪提出建立“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IPOI），旨在构建区域内利益共同体的伙伴关系，以促进自由贸易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民主治理模式以及基于规则的贸易秩序构成这一倡议的主要抓手，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也得以加强。
拜登入主白宫以后，继续在“印太战略”下落实自己的盟友策略，以各种实际利益引导印度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着手构建一系列新的小多边主义组织，计划性、针对性更甚于特朗普时期。这些举措正在逐步发挥实效。
2022年8月15日，拜登对印度独立75周年表示祝贺，称印度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两国将“继续站在一起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这表明，美国已经将印度视为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未来挑战者之一。11月11日，美国财长耶伦于G20峰会召开前夕访问印度。在同印度财长西塔拉曼举行会谈时，多次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等概念上给印度戴高帽，并对印度“替代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地位”寄予希望。
2023年6月20日，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此前曾多次访美，这是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他也是拜登政府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第三位外国领导人，前两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他还是历史上第二个两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领导人，第一个是丘吉尔。访问结束后，双方发布了一份涉及58项内容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美印将在科技、防务、清洁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但中印关系却长期处于并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状态。从地缘政治逻辑看，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印度视为世界大国事务中的“卒子”，在印度目前实力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的情况下，扶持印度发展以制衡中国，已成美国朝野上下一致的战略取向。而印度抱着在中美竞争中渔利的心理，也希望用对抗作为亲美的“投名状”。在印度精英阶层中，一个主流认知是：“中国是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威胁，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印度崛起的阻力”。因此，某种程度上，印美经济和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
“印太”的出现，为印度提供了“走出南亚、进入亚太、向世界性大国看齐”的机遇。通过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和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印度正在强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在未来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和发展过程以及中美竞合关系中，印度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未来也可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印是天然的竞争对手
第一，印度将凭借高速增长逐步缩小与中国规模差距。经济规模上，2022年，印度的GDP总量为3.39万亿美元，全球排第五，是中国的18.8%。虽然中印经济规模的绝对值相差较大，但印度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很可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在增速方面，2010年-2022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96%和6.12%。而自2015年和2016年连续超过中国后，印度在2021年（0.65%）和2022年（3.83%）再次连续超过中国。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和2024年印度的经济增速（5.9%、6.3%）依旧将超过中国（5.2%、4.5%）。未来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持续领跑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
第三，贸易逆差导致贸易摩擦，印度主动寻求经济脱钩。印度对外货物贸易逆差常年在千亿美元以上，超过30%来源于中国（像原料药就严重依赖中国），印度政府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2023年，印度发起的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多达127起，反补贴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产品涵盖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和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印度不但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频繁，也积极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频繁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设置壁垒。印度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态度表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追求不是“政冷经热”，更像是“政经双冷”。
第五，未来在消费电子产业链和电动车领域也可能出现直接竞争。2021年底，印度批准了一项价值约合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提供最高可达50%项目成本的补贴，以吸引全球大型半导体、晶圆厂、显示器等制造商将印度作为生产基地，并将印度打造为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的全球中心，意图与中国和越南竞争全球手机生产市场。2022年9月，印度又将补贴份额统一为50%的项目成本，以吸引硅基、化合物晶圆厂、封装厂、显示工厂及芯片设计等生态系统。
特斯拉高管在2023年5月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多位部长级官员就在印度建立汽车和电池生产基地进行了会谈。2023年6月22日，美国存储巨头美光（MU.NASDAQ）宣布将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建造一个组装、测试工厂，用于DRAM和NAND产品的组装和测试，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半导体设备厂商应用材料（AMAT.NASDAQ）宣布将在班加罗尔建设一个合作工程中心，加速半导体设备技术的商业化。另一大半导体设备厂商泛林集团（LRCX.NASDAQ）也宣布将培训6万名印度工程师，以加速印度半导体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的目标。虽然美光此次宣布建立的封测厂属于半导体中后端工艺，在半导体价值链的底部，技术、资本密集度均较低，但不排除未来持续加大投资，促进印度的半导体产业链生态逐步升级。
苹果、特斯拉、美光等成熟的国际巨头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单家企业，实际上对本国产业链的带动极大，且可以充分利用外资巨头的技术、品牌、资金和渠道优势，极大缩短某个先进制造业产业的发展周期。中国应特别注意印度在这些领域动向，为未来的竞争威胁做好充分准备。
莫迪新政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印度发展道路上的顽疾，但莫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能一以贯之。
短期来看，这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政策，或许可以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诉求，为2024年争取连任积累选票；长远来看，经济稳定增长才是实现印度崛起的压舱石，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摇摆，利弊得失尚未可知。
在追求大国地位方面，印度不仅面临着莫迪所说的“与弱小邻国争吵”，还需要平衡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大国的关系，也必须重视沙特、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印度洋的利益诉求。
莫迪正试图改善国内供应链，并融入国际供应链，这将有助于提高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出口份额。但基建投资资金能否落实，目前还要打个问号。1.35万亿的投资金额比印度政府过去10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2008年至2017年，印度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只有1.1万亿美元。
印度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30%的CEO是印度裔，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另一份报告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大量的印裔留学生和技术人才不愿意归国，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工资水准只有美国同类技术人员的1/3到1/8。
宗教和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影响或许远超想象。印度人口中，约80.5%的人信仰印度教，15%的人信仰伊斯兰教、2.3%的人信仰基督教、1.9%的人信仰锡克教。一方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由来已久，多次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印度教徒占多数，实际上绑架了莫迪的执政方略。另一方面，印度教的宗教信仰使得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经济的欲望不强烈。更重要的是，种姓制度的影响早已渗透到印度文化之中，长期阻碍经济发展。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印度的贫富差距很大，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指数却非常高，排在世界前列。
据报道，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亚洲首位，而百万富翁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70%人口的4倍还多。印度大部分的总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处于收入梯队顶层的少数人来实现的。
事实上，印度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另一个是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在印度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11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北方，生产新款iPhone14的六家公司都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
当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中国过去也是如此，东部地区先富，然后逐渐带动中部、西部。但是近几十年，印度内部各邦之间的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已经中断。相反，处于发展前沿的邦机会丰富，其与较贫穷的腹地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已经持续扩大到惊人的水平。
第五，阴晴不定的营商环境。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向小米印度罚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税款。5月1日，再冻结其7.25亿美元（约48亿人民币）资产。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华为、中兴、vivo、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
其他跨国企业或许比中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2年10月20日、25日，印度竞争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支配地位，相继对其处以134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1.7亿）和9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9亿）罚款。
但是，跨国公司开辟海外市场的战略不会因个别政策而轻易改变。2006年后，印度吸引外资增速明显加快，从规模看，2021年，印度实际吸引外资约820亿美元，同比增长25.6%。这意味着，尽管基建不发达，营商环境不完善，但外资依然看好印度的潜力。
但在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都不正常。疫情前，印度的通胀率就超过6%。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多年双逆差。与此同时，印度的一般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1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付就占预算的20%以上。要知道美国政府赤字才占预算收入的8%。未来，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和债务稳定性，可能是个大问题。
第八，大国地位的诉求面临盟友的掣肘。印度成为一个大国和全球地缘政治的稳定性力量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但印度实现大国梦想的第一步——取得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可能面临来自“战略伙伴”和“竞争对手”两方面的挑战。
无论是印度的战略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部署和利益诉求，都直接或者间接削弱了印度影响力，如果印度不是这个地区的唯一大国，那就很难发挥最终安全提供者的作用。
回首历史，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是综合优势突出，无明显短板。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市场规模和人力成本的优势。利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生产规模摊薄成本，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做大做强市场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逐渐完善产业集群、深化外资合作、加速技术迭代、积累资本存量、实现产业升级、倒逼国内改革。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治理、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市场规模、人才质量、科技水平、产业集群方面几乎具有全方位优势。在华投资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总成本更低、回报率更高、资金更安全。因此，世界选择了中国。
印度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政治诉求，希望成为南亚地区的“最终安全提供者”，期待世界承认其大国地位。实际上，印度实现其大国政治理想的根基也在于经济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未来出现重大滑坡，不仅可能动摇莫迪政府的政治地位，也会使印度的大国梦想成为空中楼阁。
与此相对，中印在基建合作方面的前景非常诱人。中国有强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和跨国合作建设经验。不过，印度对中国缺乏政治信任，始终担心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区域影响力，不仅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充满戒心，还有意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扶持力度以抗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据统计，印度对外“发展援助”金额已经从2014年的550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070亿美元。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为印度提供了管控中印关系的策略空间。在中国基建和工业投资上，莫迪很有必要基于长期战略远见，果敢决策，与中国相向而行。此外，中印两国在信息产业、医药产业、收入分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经济联系将有助于解决边界争端，共建地区和平和安全。
对中国来说，单一国家无法替代中国，但产业链在全球的分散布局势必撼动中国制造“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不利于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尽管合意的产业链溢出是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但产业链的过多和过快外移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印度制造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的最大对手。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中国的最大伙伴。（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贾铭、张亦达）
发表于 2023-9-4 09:1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