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将是2023年全年经济重要关键词 不排除“发钱”促消费

2023消费市场会恢复 难回到2019年疫情前状态

【博览财经特稿】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1月份多项主要指标增速出现回落：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表现较好，同比增长8.9%，较前值加快0.2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但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下降0.4和1.0个百分点至9.3%和9.8%。

不过，总体来看，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11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市场价格涨势平稳，新动能持续成长，民生保障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我们应如何看待11月份经济数据的波动？接下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将如何发力？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什么，我们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进行深度解读。

观察者网：11月份，消费延续了8月以来的下行趋势，同比下降5.9%。您认为11月份的消费市场承压的原因是什么？有效提振消费，有哪些空间和抓手，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根据麦肯锡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国的消费势头有望于2023年开始复苏，对此您怎们看？

消费是每个家庭做出的决策。家庭生活必需品消费，比如说房租、日常生活的账单等等，是比较刚性的，基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真正有弹性的开支主要是生活必需品以外的项目，这部分的消费主要和社交有关，因此就会受到防疫政策的影响。如果出行受限，或者存在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家就会在当期收缩这部分需求。但这并不代表民众没有支撑这部分消费的能力。

至于在提振消费上需要出台什么政策，我认为这是个两阶政策问题：第一阶的条件是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第二阶才是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

但是，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不一样，大多数中国家庭有自己的中长期考虑，习惯进行预防性储蓄。尤其是在受到像疫情这样的冲击时，中国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倾向会上升，会预留更多存款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应地，他们当期的消费支出就会被压缩。等到不确定性降低之后，比如感染达到峰值，后面会越来越好时，我想很多中国家庭会把之前的储蓄拿出来用。

所以我认为，明年的消费市场肯定会恢复，但不见得可以自动回到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状态。很多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发生改变的东西，不见得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张军：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状况完全不一样。首先，从基本面看，我们总体上是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体，由于疫情的原因，需求又出现收缩，所以需求侧也不会推高物价。从供给上看，许多发达国家对进口的依赖比中国严重，他们不仅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还需要大量进口中间品和消费品。因此，这些国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比中国更大，再加上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很多发达国家的产能因此受到影响。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首先，我们有着足够的储备，而且中国还拥有相当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能。另外，我国石油产业的上游由国有大企业主导。这些企业要承担社会成本，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时自己消化掉大部分上涨的成本，而不是像西方的石油巨头一样，将这些成本直接推到下游。

观察者网：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表现较好，同比增长8.9%，较前值加快0.2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但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下降0.4和1.0个百分点至9.3%和9.8%。您如何看待这一投资数据？您认为目前我国的投资结构如何？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予以完善？

这些年中国投资的最大变化是民间投资信心有所弱化。民间投资很多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近1/3。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去库存”、“去产能”的力度还是蛮大的，让整个房地产处于下行周期，这种情况显然会对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另外，疫情之后，企业资本支出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即便增长也是个位数增长。

所以，明年要恢复投资的势头，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我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要在过去几年所坚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的基础上，上一个大台阶。要能有更大规模的债务融资，才有可能让地方政府从今年非常疲惫的消耗状态中缓过来。

张军：这表明高层对房地产市场有相应的判断。这些政策也是对金融机构的引导，希望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困难企业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认为，整个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和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政策会给予房地产企业一定的支持。

张军：进出口数据波动幅度往往比较大，因为对海内外的政策相对敏感。在看进出口数据时，一方面要看出口，另一方面要看进口。经济下行时，国内需求收缩，进口会大量收缩，甚至有时候进口收缩的比出口要快。

我们要分项来看进出口数据，有很多出口订单可能是半年前的订单，安排出货时间可能在10月或11月，时间不定。而且人民币贬值后，对出口会有一定利好，但对进口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和抑制。

张军：我们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国家，因此出口主要受他们影响。发达经济体现在的情况比较糟糕，基本上高通胀的局面不会有太大改变，经济处于下行态势，这对我们明年总体的出口形势肯定不利。

因此，看到广东、浙江等多地组团出去抢订单，我觉得这是值得称赞的。我听到很多外国朋友说，近年来他们的招商会上，中国人不见了，印度人、越南人跑得很快，很多订单可能就被转移出去了。如今，我们能够主动出去和人家见面谈生意是很好的，至少对那些比较摇摆的商人来说，去和不去差别很大。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多地已由政府带队，组织外贸企业包机出海“抢单”。这样的做法利弊如何？对稳外贸能够有多大的作用？

我之所以说他们出去“抢订单”值得称道，是因为这具有象征意义，表明中国的国门重新“开放”了。国门“开放”之后，国外客户可以来，我们的生产商也可以去，逐步回到比较正常的商务往来。这对出口商来说，是最大的利好。

张军：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在投资需求当中，我认为扩内需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对经济预期不稳的问题，要让他们有信心。很多领域中的投资机会应该向民营企业开放，并且通过立法解决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这样一种所有制的歧视。

因此，各方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更要避免此类政策碰头。我认为，我们要保持政策的基本连续性，政策要可预期，不要为了中长期的目标，在短期密集出台一些政策。

而在消费需求上，首先，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大胆些。比如说，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5，大家都很担心中国可能会在亚洲变得和韩国一样，生育率非常低（观察者网注：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81）。

因此，我认为，当国家有条件、有能力买单时，我们的政策可以更大胆一些。我非常主张，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时要多算账，算大账，不要只提概念，只提概念容易造成最后无法落地。

观察者网：1-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均高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您认为，应该如何化解就业难的问题？

20年前，谈就业和失业几乎是一个问题，但如今失业和就业已经不完全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说，某个国家的经济不是很好，但是失业率可能依然处于历史最低。这看起来好像违背我们的常识，但其中原因是，就业跟失业已经开始变得相互独立了。

张军：今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我预计四季度相比于三季度可能会出现回落，达不到3.9%。全年的增长应该在3.5%-4%之间。

如果今年的增长是3.5%左右，基数比较低，应该会推高明年的增长。再加上如今疫情政策优化调整，我认为明年的总体趋势是恢复性的增长，上半年可能比较艰难，下半年的增长会更强劲一些。考虑到这些因素，我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会高于5%，希望能达到6%。（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王慧 编辑：冯雪、张菁娟、王沫初、房佶宜）

政经观察




贸然放弃带来巨大风险 “土地财政”需要升级与逐步退出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节选自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老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文章从土地财政之“功”、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三部分来论述土地财政的历史与逻辑。原文篇幅较长，观察者网分两篇刊载，此为第二篇。

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虽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好处，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1978)就发现，城市人口每年增长率超过3%的国家大多资本短缺，需要向城市人口增长率低于3%的国家借贷。其后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带来的“大萧条”“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为过去十余年的注脚。但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房地产如同股票，会自动分配社会增量财富。正是这一功能，阻碍了不同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为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57%和232%。全年抵押土地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增112万亿元，在数额上远超减少的土地出售收入。这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参考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来定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达6万亿元、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贸然放弃“土地财政”的巨大风险

当年美国从“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税。中国的情况是，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果仿效美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方政府。2012年，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元，要想靠让税弥补近3万亿元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收入166%的1万亿元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近6万亿元的土地抵押融资)。

《福布斯》杂志根据边际税率，曾连续两次将中国列为“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但在现实中，中国居民的税负痛感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税收低，而是因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缴税方式。

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都是纳税人的负担不能恶化。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通过直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入损失，可能会引发社会骚乱。这种非帕累托改进，对任何执政者而言，都是巨大的风险。

有人也许会质疑，如果不对个人征税，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继续忍受如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资还是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借助土地巨大的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政策。其补贴规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负都变得微不足道。

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补贴额度远超税负的增长额度，中国企业才得以保持相对于国外竞争对手的优势。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政府更高的土地收入。因为如果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税负，中央政府的高税率也就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高房价以及相关的高地价，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持续多年超低定价的中国产品提供了支撑。

直接税多一点还是间接税多一点，并不是哪种税收模式更有效率、更公平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同税收模式间，也不是简单的数量替换。如果增加直接税，政府就必须让渡权力。而间接税下的政府补贴看上去并不是对所有企业普惠，但对龙头企业的补贴实际上也会外溢到下游企业。另外，基础设施的改进，也可惠及所有企业。

英国个税源于小威廉·皮特时代的1798年“三部课征捐”，几度兴废，直到1874年威廉·格拉斯顿任首相，才在英国税制中固定下来，其间长达近80年。德国从1808年开始，历经80余年，到1891年颁布所得税法，个税制才正式建立。美国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开征所得税，1872年废止。总统塔夫脱再提个税开征，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直到1913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通过，个税才得到确认。其间也长达数十年。

中国之所以能以高效率应对各种危机和竞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财政”支持着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这使得政治决策无须经由西方式的决策程序。由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企业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迫使政府提升效率、降低税负。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指出开征直接税的风险，并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不同阶段的优势。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及时布局不同模式间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放弃“土地财政”绝不是简单的财政改革，而是一场剧烈的社会改革。如果这场改革发生在城市化完成之后，可能是再一次的制度升级；而如果发生在城市化完成之前，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社会风险。模式的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可循，必须经过复杂的制度设计并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在还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就轻率抛弃“土地财政”，是不明智的。

具体做法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分。在不同的部分，区分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持续的税收模式：(1)对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征收财产税；(2)对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产税；(3)对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产税；(4)对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的同时转为永久产权；(5)在老城区新增住宅用地拍卖时就规定要缴纳财产税；(6)可以缩短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项目的期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价进行补偿；(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9)愿意采取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条件。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如危旧房改造)，可以以容积率增大等方式予以奖励，这可以很好地解决“产权分别到期、涉及的利益分别出现”这一问题。

比如，小区物业费对应小区物业服务，学区物业费对应学校教育升级，社区物业费对应环卫、路灯等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物业费对应消防、治安、交通等公共服务。针对企业的服务，也可以通过直接转换成股份的方式进行减税。

“人的城市化”

而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总体而言，中国金融系统的资金非常丰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要借助“土地信用”，就必须设计一种路径，使抵押品能够进入市场流通。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开来，又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售”——“先租”的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隔开来；“后售”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问题。由于这一做法牺牲了地方政府出让商品住宅用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很难主动实施。

这是个假设的例子，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以政府补助和企业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支付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拥有完整产权的住宅。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都是以抵押作为信用获得原始资本。这一模式同以往“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以往“土地财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通过补贴劳动力来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沿海城市由于居住成本高昂，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缺工现象大面积蔓延。采用“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可以大幅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从而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令企业头疼的员工流动性过大问题也可以得到缓解。

“土地财政”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住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究都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制度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消灭城乡差距。取消户籍制度，如果不涉及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于什么也没做；但如果所有人自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负担得起。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税取代户籍制度，也还是解决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拥有城市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如果不创造纳税人，而只是简单取消户籍制度，放开小产权，结果就会是南美国家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大量进入城市的居民不为城市公共产品付费。城市贫民窟同小产权房一样，本质都是为了逃避为公共产品付费。一旦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就会半途而废，除非将这些不为公共产品付费的人口也作为城市人口。因此，研究怎样让农民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制度更有意义。

重建个人资产

但在现实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是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货币积累因房价上升而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的财富差距就越大。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通过“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可以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前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比如，以20万元成本价买下的保障房，市场价值可能是50万元甚至100万元，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给所有家庭注资。

国外的实践表明，同表现为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比，住宅更容易实现保值增值。具有流动性的住宅可以在家庭层面，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同建设商品房相比，表面上看，政府一次性收入会显著减少，但只要操作得好，通过反抵押等金融工具，政府巨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会相应减少。

正确的做法，不是回到土地私有的原始状态再启动城市化(这样只能让城市周围的农民获得城市化的最大好处)，而是要利用这一制度遗产，通过企业补贴、保障房“先租后售”等制度，让远离城市地区、更大范围内的农民，一起参与原始资本的积累，共同分享这一过程创造的社会财富。

在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推进公共土地私有化之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多了对私人财产征收税费的对象，理由是此两级政府给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随着消费税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土地有关的财产税逐步从州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直至演化为今天美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先租后售“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类似于《宅地法》对美国经济的意义，目的就是创造有财产的纳税人。笔者认为，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这一改革一旦成功，或许真可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助力。

寻找货币之锚

在“土地财政”下，中国货币信用的“锚”就是土地。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土地的超级通货膨胀，才避免了整个经济的超级通货膨胀。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大幅贬值，信用就会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动荡。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保障房规模与商品房规模挂钩。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实质上是在制造信用。银行制造信用有准备金作为“锚”。银行不能超出其资产放贷。保障房直接和真实需求挂钩，如果有了这个“锚”，只要保障房需求(预先登记并实际居住)是真实的，政府的“土币”就不会超发。中央政府则可以像调节银行准备金那样，通过调节商品房与保障房的比例，来调节市场上信用的多寡，进而调控经济的发展速度。

商品房用地的出让，本质是城市政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初始资本融资。有了保障房这个“锚”，我们就可以像调整银行的货币准备金那样，调节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比例，从而控制地方政府信用发行规模——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快一点，就可以提高商品房相对保障房的比例；反之，则可以降低商品房的“发行规模”。宏观调控工具因此会更加丰富，经济政策就可以更加精确。（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赵燕菁）

迫于“软硬兼施”压力400亿美元赴美建厂 台积电美国噩梦会重现？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总统拜登、商务部长雷蒙多等政客风尘仆仆地赶来站台，苹果、英伟达、AMD、阿斯麦、美光、微芯科技等世界级科技巨头的高管们集体到场，政商界出席的人士达900名……

拜登在现场演讲中高调地表示，美国制造业回来了。类似的话，几任美国总统都说过，拜登本人就说过不止一次。但这一次，确实是最有“底气”的一次。原因很简单，台积电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太过重要：在全球芯片代工市场上，台积电技术最先进，一家公司占到的市场份额，常年在50%以上。

美国媒体何出此言？台积电在美建厂能一帆风顺吗？这家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向美国转移产能，对中国大陆又会有哪些影响？

创始人的美国噩梦

他们并不想听台积电过去的惨痛教训，让政客和高管们难掩激动的是，台积电原本只打算在美国建一座5nm工厂，现在要分两期直接建设4nm和3nm工厂，投资额也从原来的12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这不仅是亚利桑那州史上规模最大的外资直接投资案，也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资直接投资案之一。

对台积电来说，27年前的噩梦仍然有可能重现，因为在美国建厂的困难丝毫没有减少。首先，建厂成本依然高昂。张忠谋曾坦言，美国制造的成本令人望而却步，比台湾贵50%。虽然不排除此举是在向美国要价，但从台积电的实际动作来看，张忠谋所言非虚。就连洁净室等工程设施，台积电也尽量在台湾岛内制造完后，再运到美国组装。这样即使算上高昂的运输费用，也比在美国当地直接建造便宜30%。其次是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高昂的问题。

台积电严苛的企业文化也是一个阻碍。据日经调查，台积电以较长的工作时间、严格的管理以及强调纪律和等级制度而在业内外知名。由于设备运转不能停，工程师往往要24小时三班倒，随时都可能接到紧急电话，如果发生重大事件，必须立即返回晶圆厂，甚至还要承担搬运晶圆的体力活，这些都是更向往硅谷工作氛围的美国人难以接受的。

困难重重下，台积电仍然要到美国设厂，只是迫于美国“软硬兼施”的压力。首先，虽然全球半导体产能近些年持续向亚洲转移，但应用材料、泛林集团等美国企业在半导体设备领域依然强势，EDA软件也被Synopsys、Cadence等美企主导，极紫外光刻机的光源也在美国，如果美国政府禁止这些厂商提供设备、软件，台积电也要停摆。另外，美国政府为了重振本土半导体制造，出台53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法案，吸引台积电、三星到美建厂。

但让台积电感到忧心的是，一方面美国补贴迟迟没有落实，另一方面英特尔等本土厂商也在虎视眈眈，有传闻称英特尔、美光等美国企业将获得补贴中的70%，而三星、台积电只能拿到约20%的补贴。张忠谋之前曾直言，美国政府数百亿美元的补贴，远低于提振本土芯片制造所需的金额。美国产能增加的同时，单位成本也将增加，美国很难在国际上竞争。

400亿美元，只给了美国一个吹牛的权利？

目前来看，台积电要比富士康“老实”，机台移入可以看做建厂的实质性动作，甚至有媒体吹捧“这是芯片产业历史性一幕”。而且美媒的报道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获得的土地足以建设六个芯片工厂。

首先是技术方面，半导体制程前面的数字越小，代表工艺越先进。今年，台积电4nm制程已经在中国台湾量产，3nm制程也计划今年下半年在台湾岛内量产。换句话说，亚利桑那工厂2024年量产4nm时，已经比岛内晚了两年，2026年量产3nm时，已经比岛内晚了4年，届时台积电的2nm制程按计划已在岛内量产，所以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技术并不会比岛内更先进。

此次赴美建厂，台积电宣布，亚利桑那两期工程完工后，合计年产能将超60万片晶圆（单月产能5万片），终端产品市场价值预估超400亿美元。听起来很庞大，但台积电去年在台湾岛内生产了1420万片12英寸晶圆，今年将生产1540万片晶圆。如果台积电保持过去五年8.1%的平均产能增长率，到2026年，亚利桑那工厂将只占全球2100万片年产量的2.85%。“这只是九牛一毛，而不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彭博社写道。

除了苹果，英伟达、AMD和高通等美国企业，也都在迎合美国的半导体本土制造策略，或许这样能更容易从美国政府申请补贴。但要想完全满足这些企业在美国制造芯片的需求，台积电将需要在美国投入约1万亿美元，这有可能吗？

实际上，台积电宣布在美投资的400亿美元，不仅包括厂房建设等资本支出，还包括九年的运营成本，而该公司今年一年在的资本支出就达到360亿美元，由此也可见其在美国投资规模相对并不算大。彭博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400亿美元可能确实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但仍然不足以确保美国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半导体产业，这只是买到了一个吹牛的权利。

目前来看，台积电此次赴美建厂的规模，并不会对中国大陆产生直接影响。但一些分析担心，台积电带到美国的都是先进制程，补足制造短板的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压势必会更加激烈，半导体行业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一言堂”。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台积电这400亿美元并不能补足美国的半导体制造的短板，世界上90%的先进制程产能目前仍集中在中国台湾。

在美国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割裂供应链的情况下，美国企业要么忍痛承担损失，要么想着法也要向中国大陆供货，英伟达就是一个例子。今年11月，英伟达透露，正在向中国提供一种新的先进芯片A800，作为此前涉出口管制的A100的替代品，而美国政府的限制新规可能使该公司单季度损失4亿美元。

如果美国政府无视行业发展规律，继续强行分割产业链，只会给台积电等企业带来更多噩梦。（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吕栋）

人物广角




实现梦想道路是残酷的 “众叛亲离”后他成了江西首富

【博览财经特稿】1998年8月23日，一场关于赣锋金属锂厂的资产内部拍卖会，在江西新余市河下镇悄然进行。李良彬望着对面的4名合伙人，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锂厂起拍价是85万元，最后只有李良彬一人举牌。他以总负债114万元、分期付款的方式，盘下了这座处于风雨飘摇的工厂。散会后，4名合伙人和李良彬依次道别。其中一位离开时，重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良彬，你实在太痴了！”

赣锋锂业财报显示，公司2021年实现营收111.62亿元，净利润为51.75亿元。截至目前，已经在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爱尔兰和中国青海、江西等地，直接或间接持有18项锂源，权益储量近3400万吨，在全球排名第一，堪称“世界锂王”。

回首过往，赣锋锂业的发展并非一路平坦，有过彷徨，有过风暴，也有过欣喜。但千帆过尽，李良彬依旧深信：“如果世间千万条路都没有终点，那么坚持一个方向走下去的人，一定会走得更远。”

1967年9月，李良彬出生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筱塘乡的一个农村家庭。在自己的努力下，李良彬在19岁那年考入宜春学院（原宜春师专）化学系。现在看来，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师专生也算是百里挑一。

当时资料室存放大量的专业书籍，学校规定只对老师开放。看到李良彬对知识的渴望，主管资料室的聂黎英老师才破例让他进去阅览。

在学习以外，李良彬也善于团结同学。“他除了自己学习好，还帮助老师带着学生，热心肠，碰到其他同学不会的题目时，他都主动讲解，是我当时的左膀右臂。”李良彬在宜春学院的原班主任张翘楚后来回忆道。在他的眼里，李良彬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下海

而李良彬的履历，也有相似之处。1988年，从宜春学院毕业后，李良彬被分配到江西锂厂的科研所工作，从事锂盐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凭借踏实肯干和勤于钻研，李良彬用9年时间，从技术员、工程师、科研所副所长、科研所所长，一路干到了溴化锂分厂的厂长。

在工业上，硬岩提锂曾经一直都是世界上生产锂盐的主要方法，不但历史悠久，工艺也更为成熟。但在1997年，智利化学矿业有限公司（简称 SQM）开发出卤水提锂技术，成功从富锂盐湖获得99%纯度的优级碳酸锂细粉末，提锂成本大幅度降低。

面对行业变革的转折点，李良彬一时思绪万千。最终，他还是决定从江西锂厂辞职，加入浩浩荡荡的下海创业大军。用李良彬的话来说，他要将自己的经验、思路和技术思考，应用在这片崭新的领域。

虽有万丈雄心，但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李良彬还是得步步为营。彼时，锂盐产品需求小，主打产品碳酸锂的需求总量长年在10万吨/年左右，但投资一个冶炼厂的费用却不菲，2000吨的规模就要有1亿-2亿元的资金准备，李良彬不得不望而却步。

刚好，当时李良彬的亲戚在江西新余市河下镇任职副镇长，负责招商引资。在一次谈话中，李良彬得知河下镇的招商政策，便决定带领4名原江西锂厂的合伙人一同前往。

在思考锂厂的名字时，李良彬想到了“赣锋”二字。“赣”是江西的简称，“锋”指的是先锋，在李良彬的蓝图里，他想让赣锋金属锂厂成为江西民营企业的先锋。

首先是河下镇政府的承诺打了折扣。政府原先承诺投资385万元，但后来只投了38万元。经过多方筹措，李良彬最后才凑到80万元，建成一条年产10吨的工业级金属锂生产线。

李良彬天真地认为，大家都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事好商量，但现实却不如人意。因为经营理念的不同，团队决策经常出现分歧，难以彻底贯彻，甚至还有股东私吞工厂的资产。种种问题最终导致工厂难以为继，濒临破产。

“为了稳定经营局势，我不得不身兼数职。那时候我既是技术员、工资核算员、采购员，更是销售主力。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谈价，学会了“根据客户找客户”的基本思路，学会了怎么团结队伍，依靠大家共同发展。”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李良彬回忆道。

随着工厂走上正轨，2000年3月，李良彬将赣锋金属锂厂改名为新余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一代锂王的发家史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一开始没有和投资界的人打过交道，就只能依靠自身原始积累，一点一点地滚雪球式发展。”在赣锋锂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李良彬忆苦思甜。

不过赣锋锂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一些高级人才的加盟。在2003年之前，赣锋锂业的金属锂生产工艺一直有所瑕疵，不敢大举扩张，比如金属锂会腐蚀掉耐火砖。

李良彬对人才如饥似渴，除了市面上的一些专家，他还把墙角挖到了客户身上。现赣锋锂业副董事长王晓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2年，李良彬到新疆拜访智利化学矿业（SQM）的一家代理商，接待他的正是王晓申。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李良彬被王晓申对全球锂业的认识深深折服，事后便诚意邀请他加盟赣锋锂业。

在人才的支撑下，赣锋锂业从2003年开始着手丁基锂、氯化锂、工业级碳酸锂、氟化锂等锂盐产品的研发。靠着这些产品，截至2007年底，赣锋锂业已经实现年销售额2亿元，利润3000多万元，完成了初步的原始积累。

2007年4月，中比基金联合南昌创投、中国五矿，向赣锋锂业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同年10月，赣锋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革，李良彬持有39.25%的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赣锋在次年就会正式启动上市辅导计划，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打乱了一切。

相对而言，基础锂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进入门槛不高，行业周期性明显。而2008年的上半年正是处于周期曲线的爬坡部分。受利润驱使，许多新玩家涌入这个赛道，导致全球基础锂产品的供给急速增长。

巨变之下，赣锋锂业的处境也相当危险。2008年9月-12月，赣锋的销售额从3600万元下降到1100万元，逼近了盈亏平衡点。据李良彬回忆，由于库存积压，最紧张时，公司的货币资金还不到1000万元。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行动，资金链就会断裂，更别谈上市。

国际象棋大师萨维利•塔塔科维尔谈及对弈思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术是当你有棋可走时，知道如何走棋；战略是当你无棋可走时，知道如何走棋。”

其实早在2005年前后，赣锋锂业就已经着手研发技术较难、附加值更高的电池级锂产品。但由于原料采购受限于人，赣锋锂业在2007年与SQM签订了一份“不平等”的十年期合约。根据协议，赣锋在未来10年内，只能做氯化锂和金属锂，不能进入碳酸锂领域。

在夜以继日的技术攻关下，2008年12月，赣锋锂业建成国内首条半自动化的“低温真空蒸馏工艺制备电池级金属锂”中试生产线；2009年，赣锋锂业又建成从卤水直接提取电池级碳酸锂的生产线，成为国内首家掌握此项提锂技术的企业。

良好的基本面让赣锋锂业的上市再次提上议程。2010年8月10日，赣锋锂业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募资5个亿，成为了中国锂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企业的扩张，一方面可能是基于利润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显然，李良彬是一个危机感十足的企业家。在赣锋锂业上市后，他按下企业发展的加速键，带领赣锋逐渐实现了产业链的全方位布局。

赣锋的原料困局，背后其实是世界锂资源分布的不均匀。一方面，我国锂资源在世界总储量的占比不到6%；另一方面，我国锂矿中的碳酸锂成分含量较低，200吨原矿大概能生产1吨碳酸锂。因此，我国的锂原料大量依赖于进口，对外依存度曾经高达88%。

因此，上市后的赣锋锂业就通过渐进式参股、签订包销协议的方式，开始扫货全球锂矿。截至2021年底，赣锋已经在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爱尔兰和中国青海、江西等地，直接或间接持有18项锂源，权益储量近3400万吨，在全球排名第一，堪称“世界锂王”。

再说说中游的锂盐产品。如果说电池级金属锂和碳酸锂是赣锋第一次重大的锂盐产品升级，那电池级氢氧化锂就是第二次。

不过李良彬却对市场的热度保持一贯的警惕。在他看来，以氢氧化锂为核心原料的高镍三元锂电池将是未来的主流，碳酸锂市场可能很快就接近饱和。于是，赣锋锂业在稳定碳酸锂产量的同时，开始全力提升电池级氢氧化锂的研发和生产线建设。

赣锋产品布局

据同花顺财经报道，2021年3月，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不过5万元/吨，到了今年3月就已经突破50万元/吨，最近更是达到了56.75万元/吨，足足翻了十倍。

赣锋锂业的财报似乎也在印证这点。2021年，赣锋锂业核心产品金属锂、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产量分别达到1600万吨、4.05万吨和8.1万吨。全年营收为111.62亿元，同比增长102.07%；净利润为51.75亿元，同比增长405.03%。

过去相当一部分锂资源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而国外企业对中国新能源行业的火爆没有足够了解，所以扩产的速度或者意愿没有中国本土企业那么强，由此导致锂的供不应求。只要新增的资源项目能够尽快投产，锂市场供不应求的现状就能得到缓解。”

促使李良彬下定决心的还是企业的增长空间。2010年赣锋锂业上市时，公司的几大产品虽然市场占有率很高，但年销售收入才4亿多元，颇有危机感的李良彬担心公司的成长空间，因此一直在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当然除了动力电池，赣锋锂电现在已经完成TWS耳机、数码产品、两轮车、三轮车和储能电池的布局，相信未来会成为赣锋锂业的业务支柱之一。

对于废旧电池，此前的回收方式主要是靠燃烧法——锻造成金属块，再进行提取。但在这个过程里，电池的锂会在燃烧中逐渐损失，无法有效回收。

时至今日，李良彬依稀记得进入宜春学院实验室的第一天，老师举着一个烧杯对他们说：“出了这间教室，这个杯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刻度杯。但在这间教室里，它就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杯子。”

有人说，赣锋的成功离不开李良彬前瞻性的视野，才能屡次穿越行业的风暴。也有人说，赣锋的成功离不开持续创新的能力，才能通过市场重重的考验。还有人说，赣锋的成功离不开新能源时代的红利，才能获得飞跃式的发展。

从字面意义上看，民生信托成了老赖。但在A股上市的泛海控股的公告里，他们收到了北京金融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提起诉讼的是民生信托，这次，它是原告。

作为泛海系里不那么“优质”的资产，民生信托此前曾参与过很多次卢志强主导的大规模资本运作，赵薇、史玉柱等“网红”企业家也参与其中，最终一地鸡毛的不在少数。

民生信托诉讼缠身，违规操作难辞其咎

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民生信托到目前为止，已经身陷605次司法案件，股权冻结111次，开庭公告接近400次，裁判文书446份。比较少的是被执行人，一共16次，但加起来的执行金额也超过了两个小目标。

而武汉时泽股东大连泰嘉及民生信托产生相关合同履行争议，于是民生信托在近期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民生信托向母公司泛海控股发难。比如2020年以来，泛海控股陆续发行“20泛控01”、“20泛海01”和“20泛海02”，民生信托作为其发行信托计划的受托人，购买上述债券，合计本金为19.84亿元。

不过，民生信托也不完全是“恶人先告状”，它与泛海控股的诉讼算得上你来我往。根据母公司泛海控股在10月26日的公告，除了已经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合计8.0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95%。涉诉主要对象是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根据今年7月北京银保监局出具的《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民生信托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将汇天1号投向4个底层资产为长期股权、可转股债权或股权收益的信托项目。但这与当初投资者看到《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并不相同。

而且，在投资人认购汇天1号时，这个项目实际投向的大部分底层资产已经出现了风险，民生信托在项目推介过程和相关信托文件中并没有向投资人如实披露。

不过，在民生信托浩如烟海的诉讼名单中，泰山会大佬史玉柱、明星赵薇曾经赫然在列，而他们被民生信托起诉的原因，也并不相同。

相比今年与老大哥对簿公堂，民生信托起诉史玉柱、赵薇等人的时间要更早一点。

但这只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也随之签订，主债权本金达10.05亿，正是这两份合同把史玉柱埋进了坑里。

如果这么说，巨人公司早就把他们的责任履行完毕，但民生信托这边说好的解除质押却一直没有完成，史玉柱因为这事儿，反过来把民生信托告上了法院。

根据民生信托在二审中提供的材料，史玉柱曾在2017年为案外人广州风火轮与民生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提供担保，因为史玉柱没有提供担保，民生信托直接扣押了前一个案件中本应该解除的债权。而广州风火轮的股东叫黄莉和杨凌熙两位自然人。据公开报道，黄有龙的一位姐姐，就叫黄莉。

时隔两个月后，他和赵薇黄有龙夫妇三个人，就一起被民生信托告了，涉案金额总共是18亿。

其实寻根究底，史玉柱在这个案件中并不是直接欠民生信托的钱，但这也成为了民生信托拒绝解除健特公司股权质押的筹码。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前拨几年，民生信托、史玉柱、赵薇同框的时候还要更多。

而赵薇老公黄有龙的身份，正是云锋金融的集团的非执行董事。另外，赵薇母亲魏启颖，也是云锋旗下基金的合伙人。如果当年蚂蚁集团IPO能够成功，光是魏女士手中的期权，可以膨胀10倍不止。

Alpha公司旗下核心资产是即为“Playtika”100%股份。Playtika的主营业务是博彩社交类游戏，旗下最知名的项目“Slotomania”是一款类似于老虎机的虚拟博彩游戏。

其实，如果这笔收购顺利完成，巨人的股价还会涨一波，民生信托也能小赚一笔再下车。但证监会的一个操作，直接把车门给焊死了。2018年10月之后，证监会发布了两份文件，说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主要投向主营业务，原则上不得跨界投资影视、游戏行业。这从明面上直接堵死了对游戏股原本敞开的大门。

而在民生信托的投资生涯里，类似参与史玉柱收购alpha这种水花，也打了不少，背后的根源，其实都因为卢志强和史玉柱，都是“泰山会”的元老成员。

在11月，卢志强刚好满70岁，跟河南建业地产的胡葆森几乎同龄。但二人在中国商界的“咖位”完全不同。卢志强是“泰山会”的元老成员，中国old money的典型代表，他更为人熟知的称号，是“大佬背后的大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中国商界的诸多事件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

之前说过，因为踩到了房地产的风口，卢志强不怎么费力，就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而通过中国顶级商会“泰山会”，刚从房地产赚的盆满钵满的卢志强，又借助泰山会的人脉走进了金融行业。

1996年，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成立，泛海系的卢志强，也是早期的重要筹建人。在2000年民生银行上市的时候，泛海控股凭借近10%的持股比例，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在2012年，卢志强拿下了信托牌照，金融板块随之稳固。仅仅在两年后，卢志强就喊出了“金融+地产+战略投资”的口号，想把金融业务装入泛海控股的上市公司资产中。彼时，泛海控股通过地产获得的收入还能占到整体营收的80%左右。

当时是地产行业的黄金年代，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很少受限。仅仅在2017年，泛海在地产项目上的总投入就达到了2242亿元。依靠金融给地产输血，再在全球范围内收割优质资产，卢志强的算盘，只要稍微懂行的人就能明白。

事实上，泛海控股的财务数据也是在2017年开始了明显的下滑——当年末的账面现金第一次少于一年内到期的债务，缺口达342亿元，收入更是出现了首次下滑。而最有含金量的扣非归母净利润，更是从2013年的20%左右跌到了2019年的3.94%。

而在万达上市的时候，卢志强正好是站在王健林背后的男人。这两件事，让卢志强得以在泰山会站稳脚跟，泰山会的朋友圈，让他在本世纪前二十年的中国很多商业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泰山会的另一个成员，房企新华联的老板傅军，也投资了乐视，而泛海的民生信托，贷给了新华联几十亿。在乐视暴雷之后三年，新华联也步其后尘，在民生信托申请强制执行新华联贷款的时候，他们在新华联的贷款余额就接近27亿。

时至今日，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泛海控股总负债同比增加0.45%至969.03亿元。其中流动负债为864.5亿元，而货币资金仅有27.07亿元。

其实，在债务危机的最初几年，泛海手中的好资产还算不少。比如民生信托的大股东泛海武汉商务区公司，它旗下的净资产，是卢志强在2001年，花了18亿和光彩实业、四通巨光等五家公司一起吃下的。时至今日，武汉商务区的房价翻了几十倍。但这些区域的开发程度还不到30%。

二十多年间，作为外滩附近最后一块未开发地段，董家渡项目的操盘手换了好几轮，至今还有三分之二的项目没有完全开发。据泛海内部的人说，类似的这些资产，泛海在当年买买买的时候买了好几百亿。

不过，在目前大家都没有余粮的时候，类似接盘收购这样的活动也少见了，大家通常的选择是走法律程序，强制收回债务，哪怕对方是自己的控股股东。所以董家渡地块的命运，现在卢志强已经完全顾不上了，手上自家跟民生信托的官司，他都还没打完呢。（来源：金融八卦女频道（ID：baguanvpindao） 作者：胡扒衣）

社会热点




西方资本家动了心思 别让富士康也跑了！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苹果公司不动声色搞了个大事情，部分产业链悄咪咪地撤离中国。

外媒预测，苹果的产业链转移到印度，今年印度生产了5%的iPhone，莫迪宣称到2025年产量要增长到25%，远期目标为40%-45%。另外越南也在发力，从AirPods开始，会生产更多的苹果产品。库克这招很绝，对河南经济杀伤力很大。

上个月，郑州富士康疫情，有人叫嚷，“赶走富士康，抵制苹果”，还大大咧咧地说“难道没有富士康，河南人就活不下去了吗？”现在，西方资本家动了心思，准备跑到印度和东南亚。

这些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衰退后，能不能迁到中西部？印度和东南亚能不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了。有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观点：不是东南亚需要工业体系，而是工业体系需要东南亚。

欧美人之后，又是日本人韩国人，接下来是中国人，源源不断的前往新马泰，拉动消费。东南亚的网红景点，像沙巴，是北上广中产必去的打卡地，疫情之前的2019年暑假，我在朋友圈连续两个月看到有人在那边晒照片。

那时的中国，人均收入太低了，农民太穷了，农村种地累死累活，制造业一丁点利润就能让农民工满足。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离不开这个时代背景。

GDP再高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即便开搞制造业，提升科技产业实力，也会尽可能用更灵活的办法。比如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等石油土豪国，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引入外籍劳工，最苦最累的活给他们，本国人干轻松的活。

探索星辰大海的雄伟事业，是不是令人心潮澎湃？这一切都建立在外籍劳工的血汗上。工业对东南亚，并不是必需品，他们专心做第三产业，虽然达不到富国水平，但温饱是绰绰有余。

东南亚没了富士康，可以继续发展旅游经济，用第三产业赚点钱，而中西部省份没了富士康，只能种地了。

之前，富士康疫情上热搜的时候，一个博主大言不惭地说：富士康没啥了不起，郑州有十几个比富士康更拔尖的企业，个个都是几十万员工。

这就非常逗了，郑州要是有十几个比富士康更拔尖的企业，岂不是经济起飞，直追北上广？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早年间深圳富士康，园区工人数量在30万上下，为了保证一日三餐，厂方每天采购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这种庞然大物工业体，在乡镇企业和民营个体户面前，生产力完全是碾压的。2019年郑州进出口总额4130亿元，富士康占了近82%，同时占总进出口额65%。

当时根据预计，一旦富士康落地，就有94条生产线，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招工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地方承接了苹果的电子产业链后，经济爆发式增长，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

工业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我不再赘述了，懂的都懂。最后要说的是，富士康对于穷人孩子，意味着什么。

在贫穷落后省份，乡镇企业还有私人小厂效益差，蓝领在这些场地上班，挣钱少就不说了，拖欠工资、加班不给加班费的现象屡见不鲜。富士康的工资，社保全部齐全，算低学历农村小青年，能够触及的最好的工作。

富士康入驻中西部省份后，抬高了当地工人的生活水平，打工仔有了富士康这个选项，就不用去低效的地方小厂。富士康以及富士康带来的上下游产业集群（南航、海航、汇川、领益、胜宏等），这些牛逼企业把原先没竞争力的乡镇企业给淘汰了。

中国老百姓从改革开放以来，过上了好日子，一半要归结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经济蒸蒸日上。这些年狭隘的排外主义兴起，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呼声高涨，这种声音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害无利，千万不能让富士康跑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来源：冰川思享号（icereview） 作者：柳展雄）

中国足球“金元时代”落幕 曾经的荣辱一夜间变成一地鸡毛

【博览财经特稿】卡塔尔世界杯亚洲球队再次无缘4强，每当球迷们对日韩球队淘汰或惋惜、或嘲讽时，心里总不免会想起国足。自2021年秋季以来，伴随着中超足球俱乐部最大的金主行业房地产的没落，与房企羁绊多年的中国足球也正经历一场蜕变。

这十年间，地产商带着资金、场地进入足球领域，重金招募中外球员、教练，追求在最短时间内打出影响力，这成为了俱乐部们惯用的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来，说起国足和地产商，这两个因为足球俱乐部深度捆绑的群体，国人态度出奇一致的又爱又恨。从2010到2020这黄金10年，16支中超球队中15支的股东是房企。如广州恒大、绿地申花、河南建业、万达的大连人、富力的广州城、华夏幸福的河北队等，在一代球迷的记忆中，几乎是一体的。

再如以豪气著称的广州恒大，许家印自2010年收购广州足球俱乐部起，短短十余年间不计成本、狂掷约150亿元，想要打造一支“梦之队”。尽管槽点十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州恒大足球队的两次亚冠冠军与其背后强大资本加持密不可分。

像中超、亚冠等大赛的赞助，对于中国企业展示品牌形象、提升知名度和未来发展空间的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2010年前后，正是国内房地产快速崛起的年代，地方性房企本土竞争压力巨大，同时也有部分房企在本土发展遇到瓶颈，急于进行全国性扩张。

赔本赚吆喝

根据新华社消息，今年2月16日，广州恒大送上球员集体降薪的公告，主力降薪近90%。与此同时，还跟五名高薪引进的归化球员解约。

当恒大危机持续发酵，这块房地产最大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一个又一个房企出现违约，各大球队也纷纷上演“讨薪”行动。《足球报》甚至发文直言，“欠薪已成为中国足球的核心矛盾”。

而细究起来，即便“万达文旅”一如既往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也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并非出自本心。2017年王健林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的91%股权，以438.44亿元卖给了融创，77家酒店以199.06亿元卖给了富力。这笔637.5亿元的交易，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史上最大的并购交易。

为了这15年，万达出价不菲。英国数据公司Global Data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中国企业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赞助商，为卡塔尔世界杯赞助了共13.9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11亿美元。其中，万达集团预计15年内为世界杯投入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将赞助未来四届世界杯赛事，平均每届赞助超2亿美元。

目前来看，广州的两家房企俱乐部，富力张力和恒大许家印两大投资人的选择截然不同：富力很可能全面退出广州城的运营，而恒大却决定独自继续运营俱乐部。

河北队曾经也是金元足球的参与者，曾经的巨星拉维奇近期还在回味在河北华夏幸福的美妙时光，全然不知给了他丰厚薪资的这支球队已经在困境中坚守了两个赛季，目前仍旧没能等来股改。

据相关媒体报道，绿地集团投资的上海申花也存在不少的欠薪，球队也早已在吴金贵指导的带领下开启了冬训，俱乐部也希望通过平等对话和谈判来完成对球队的瘦身和对球员的降薪，只是目前进展缓慢。如果无法完成内在减负，俱乐部有极大可能在2022赛季全华班出战，而无法引进外援。

事实上，除了已经完成股改的河南嵩山龙门，北京国安应该是其余房企俱乐部中最平静的一家，虽然也存在欠薪，但俱乐部早早确定了主教练，并开始了引援工作，从租借梅米舍维奇可以看出，国安引援的标准并不高，新赛季已经大大压缩了开支。

股改或许是一条出路，多数俱乐部都把股改希望放在国企和地方政府身上。可惜目前只有山东泰山队和河南嵩山龙门队的股改比较成功，其他俱乐部的改革进程缓慢。

某位足球学校的从业者表示，每当中国足球被诟病不行的时候，大家会短暂将目光投到青训上面。青训需要漫长的投入，目前我国足球运动的普及和赛事体系其实并未真正完善和成熟。现在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可能还达不到支出的10%。

尽管与地产商绑定的中国足球曾被无数球迷吐槽和批判，但在地产商倒下后的这一年，还有谁愿意继续拿出真金白银来“接盘”中国足球，改变发展模式，让俱乐部市场化良性运作，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来源：观网财经 作者：张志峰 编辑：马媛媛）

形势分析




消费将是2023年全年经济重要关键词 不排除“发钱”促消费

【博览财经特稿】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告关于房地产又有重要表述：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第二句话重点在刺激需求。毕竟销售不回暖，行业很难恢复正常。这次再次提到因城施策、支持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现在的政策对刚性释放的诚意已经非常足了。接下来还要支持，重点可能就是改善了。

现在的市场每天的消息和政策都很多，并且还都喜欢发在夜里。此前，刘鹤副总理才说到在考虑房地产的新举措，这个时候信息值千金，越早知道市场，越能把握住市场风向和机会。11月的宏观数据出炉了。几个数据的下滑，指出了明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首先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15亿元，同比下滑5.9%，相比10月，下滑的幅度又猛了些。

从细分领域来看，服饰（-15.6%）、通讯（-17.6%）、建筑（-10%）还有餐饮（-8.6%）是下滑最猛的几个板块。

社融信贷数据也低于预期。11月，社融新增1.99万亿，低于预期的2.1万亿，比上年同期少6109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21万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1.27万亿少增596亿元。

数据也证明这点：11月，M2增速高达12.4%，但是M1却不增反降下行到了4.6%。

M1代表的是狭义的货币，指的是银行外流动的钱和银行内的活期存款，M2呢？是广义货币，比M1多了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存款。M1下降，M2还在攀升，说明钱没有流动起来，而是跑到了居民的存款里。

消费将是全年经济的重要关键词

最近，一份文件已经显出端倪。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就现在看，内需对明年经济恢复非常关键。我们都知道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和消费。东亚国家大多都是出口导向型社会，出口在经济中的占是最高的。

老百姓如何才愿意消费？

想了想，无非就是两种：1、经济好转，工作岗位增多，大家收入增加，自然就愿意去消费了。2、发钱，手里有钱了，自然愿意去消费。

通过投资带动基建，提供岗位，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期待的是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经济就会回暖。这个方法比较迂回，根据过去来看，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老百姓拿到钱，还是愿意存起来。再加上疫情的原因，很难完全复制过去的规模，所以明年可能也有会这样的办法，但大概率还会有组合拳。

如果说给央妈放水分个级：降准降息是大水灌溉，救的是产业、救的是企业，所以富人往往更容易接住钱。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是通过产业，带动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回暖。

现在问题确实像卡在消费这环了。但如果想要刺激消费，放水的思路可能就要变了，更需要的是：水能往下传导。

所以，去年美国、英国等国家都是采取了直接给穷人发钱的办法。北大光华学院的教授最近就在呼吁，建议明年大规模大范围的发放消费券。我觉得，明年这样的环境下，还真不排除会给百姓“发钱”。

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地域很广阔，发钱的问题一定会碰到的是：怎么发才能发的公平，怎么发才能真正让大家去消费不产生储蓄，怎么发才能杜绝过程中的腐败和冒领问题。

首先是发放消费券。这是今年很多城市都在做的，但是从我的经历是，这类消费券还是有门槛的。好多老人或者不刷社交媒体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消息，而且现在发放的数量也少，有时候也挺难抢的。最近，看到好几个专家都在提议明年大规模的发放消费券，在发法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相当于扶贫定向消费券，我认为还是可行的，给这类人群定向的发放粮油、米等生活用品的消费券，他们应该很乐意去买好点的生活用品。

2、任泽平今年也在倡导发放消费券。他的建议是，要扩大消费券的发行力度，发行千亿、万亿级消费券，带动全民消费，覆盖所有行业，按人均进行发放，设置一定的补贴率，比如50%。

除此之外，任泽平建议线上发放为主，数字人民币发放为主，这样既方便追踪效果，也方便推广数字人民币。至于消费券谁来出钱，任泽平建议是央行发行特别国债，向地方转移支付，这样能够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又能兼顾公平。

除上述这些之外，我也思考了几个方向：3、能不能给全年收入10-30万的中产家庭，给出一定消费的减税额度。这些群体疫情3年，房贷、车贷、家庭支出生活负担那也很重，适当减税，这些群体消费起来也是很积极的。

5、我们国家此前也做过家电下乡、新能源补贴这类间接发钱的动作，明年完全可以在旅游等消费行业来些定向消费刺激。

只是，不管是哪种方式放水，降息放水，还是发放消费券，都有可能会推高通胀。只是，不论是哪种通胀，最终可能都要核心城市的价格来兜底。毕竟白菜涨价，远比优质房产涨价，更让普通老百姓难受。

疫情发生后，其他国家“水深火热”，中国率先复工复产，成为全球重要物资和日常用品比如防疫物资、纺织品、家居、家电、家用工具等主要供应商。“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的奇特景观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中国经济因此也快速反弹，甚至局部领域出现了过热的迹象（比如房地产），让决策层产生了某种“幻觉”，开始下大力气清理整顿“内循环”中的房地产债务和无序资本扩张等问题。

客观来说，大疫三年，中国利用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抗战，虽然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和代价，但总的抗战方针还是正确的，即在病毒“传染弱+毒性强”的阶段动态清零，在“传染强+毒性弱”的阶段不断优化防控措施，让中国度过了死亡率最高的时期，减少了几百万人的伤亡。

目前，政策快速优化，从动态清零转向群体免疫，但这一过程也绝非一蹴而就。从国外和香港的经验看，社会全面放开后，还要经历两到三次高峰期，直到感染面超过七成以后才会逐渐平息。在这个阶段，绝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由”切断传染“转为“救治危重”，目标从“感染人数清零”转到“危重人数清零”。中间应该有个“过渡阶段”。除此之外，经济、社会、集体心理等“后遗症”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是我说的“退出一场战争并不容易”。战争的创伤需要很多年去愈合。

那些在疫情封控期间濒危的行业，比如旅游、影视、住宿、餐饮、教培、交通等，会逐渐回血恢复。而第二第三次的冲击影响会越来越弱，直到恢复到大疫之前。当然，这些都是基准假设，没有考虑流感的叠加冲击。

从国际局势来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许已经开始，过高的就业缺口反映的可能并非需求过热而是供给体系的紊乱，而这个紊乱是由于扭曲的货币供给及其引发的大通胀导致。

随着欧元由弱转强，欧洲的出口也会遭受压力，经济复苏势头很可能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东盟的形势相对平稳一些，但是如果欧美两个国家陷入衰退或者至少是增长放缓，那么东盟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今年的GDP增长更加不乐观，大概率会跌至2%附近，成为历史新低之一，超过了2020年的下行速度。如果下行曲线过于陡峭，会进一步击穿稳增长的下一个底线，所形成的趋势惯性会对明年造成更大的压力。

如果顺着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演化的逻辑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中国内外循环的双循环格局，或二元动力结构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保持平滑。从边际上看，内外循环的动力可以归约为两个：内循环靠房地产，外循环靠出口。

这种“房地产+出口”的双循环二元结构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般来说，若没有强有力的外贸政策（出口补贴、退税等），出口这个动力对政策层来说是内生的，不可控的。房地产却是可控变量。因此每当外循环出现塌缩的时候，房地产就需要放松来支撑内循环动力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土地财政也恢复强劲，基建投资也随之跟上，共同塑造内循环的力量。

疫情发生后，外循环重新发力，中国再次形成依赖出口的增长结构，由此才有底气整治、畅通内循环。但是随着全球陷入衰退的信号越来越明确，中国出口的数据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明年的“外患”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来源：西京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 作者：赵建教授）

社会透视




到了“不得不决断”时刻 “好大夫”裁员激起互联网医疗圈涟漪

【博览财经特稿】12月12日，一封内部信打破了互联网医疗公司“好大夫在线”的平静。人力资源部门落款为“CEO王航”的邮件告知全体员工，公司即将转型、裁员。“由于疫情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需加强业务的抗风险能力，迎接很可能面对的挑战。”信中还提出，希望公司能摆脱对融资的依赖、自负盈亏；甚至直言，公司由创业期的以产研为主，快速转型为以市场开拓为主。

好大夫裁员的消息，迅速在互联网医疗圈激起一圈涟漪。有人注意到，信中的“自负盈亏”、“由创业期的以产研为主，快速转型”等措辞，似乎是这家成立16年的互联网医疗公司，首次在公开场合做如此表达。

但外人对好大夫的好感，无法转化成营利，更无法带领好大夫渡过危机。2017年至今，好大夫已5年未传出融资消息，上市计划也屡遭搁置。业务增长乏力、连年亏损的同时，这位“老大哥”还面临后来居上者——已上市的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的冲击。而且，还要面对疫情流量红利逐渐褪去的现实。

危机降临，放不下的焦虑

一位受访者解释，那时北京迎接新一轮的疫情冲击，朝阳区很多小区被封，公司员工只能居家办公，拿最低工资，这引起了员工不满。类似情况，今年5月北京疫情时也发生过一次。

好大夫方面回应，这将是一次内部“大换血”——此次战略调整，公司将减少产研团队的占比，扩大一线拓展、销售、运营团队的规模，最终团队规模预计会比现在更大。

前员工李斌（化名）多年前入职好大夫后，见证了公司人员规模一年内从600人飙升至近1000人的过程。那时我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因为公司没有新的增长点，还是靠传统业务拉动。果不其然，当时规模扩张后，2016年底和2017年又裁了两拨人，公司回到了五六百人的规模。

每一次团队的扩张缩水，都折射出公司背后的财务状况。5年间，好大夫的融资步伐暂缓。李斌坦言，“因为通常情况是，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太多创新的商业模式、实现盈亏平衡或有大的战略变化，到D轮融资很难融到更多的钱了。”

上述互联网医疗从业者透露，这些年投资人也有催过好大夫上市，但王航还是拒绝了。

经历了一波小高潮，流量回落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但王航的深层焦虑并非来自流量下降本身，而是担心流量下降后，平台上的医生会不会被别的平台争夺，继而流失？

这些直白又醒目的广告，迅速出现在客流量大的黄金地段。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机场、地铁、写字楼、电梯里，好大夫的广告醒目易见。“以前投不起广告，疫情期间便宜，我们就捡个漏。”王航曾称。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战略规划和投放广告上，好大夫花费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却没有转化为商业效益。

难以寻找的商业出路

所谓的平台使用费，就是对医生诊疗服务费的“抽成”，这是互联网线上问诊平台的普遍营利模式。但这部分被好大夫视为是目前最主要营收模式的“抽成”，往往并不多。在不少人看来，好大夫在线是一家非常“矜持”、理想主义色彩浓郁、像苦行僧般坚持的企业。

作为强监管行业，互联网医疗的触角和想象空间始终有限，好大夫坚持着这种洁癖式的价值观，几乎堵死了那些容易赚钱的道路。尤其是“不卖药”这一条，几乎带着某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勇色彩。王航此前在接受八点健闻时表示，“在好大夫，如果我们既做诊疗又卖药，那老百姓看病的公平性如何保障？”

“基本不碰药，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好大夫没有把办法给问诊的患者提供解决方案，没有闭环。就算找一个专家看病，也不能完全靠咨询，得去给患者干预和开药。”一位互联网医疗从业者反驳说，合理的商业行为对患者是有益的，用药的服务可以由医生来提供，作为平台方做好监管，防止伤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就好。

上述从业者还认为，经过互联网医疗里几年的发展，好大夫“守医”不能自拔，要警惕被行业里更轻更便利的、医和药结合的、服务一体化的互联网诊疗模式所替代。

其实从定价策略上不难发现，这项会员服务有着极强的保险色彩。此前王航也明确表示，既然不想做药，那保险或许是个可行的增长途径。

作为一款已经上线2年的产品，会员制的效果和增长能力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王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人对于为医疗服务付费的意愿仍然不强，即便这项服务的价值已经远超其价格。

上述从业者还提醒，好大夫发展了16年，时至今日仍在强调做好医生服务，但是其他平台却已经可以高效地利用“智能分诊”和AI等新技术实现降维打击，好大夫则一直偏人力密集型模式。

料峭寒冬过后，还会有春意吗?

2022年3月，多家媒体报道称，互联网医疗领域企业微医正进行一轮大幅裁员，员工人数从2021年的4000人降至3000人，未来团队可能进一步缩减。此外，微医还在进行薪酬福利制度改革，包括降低基本工资、将员工薪酬和业绩挂钩等措施。

今年7月，据《财经》报道，阿里健康内部负责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鹿部门近期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框架调整——有关互联网医院的业务保留，“其他人基本都裁撤了，或者调岗。”

在药品销售的监管收紧和经济形势下行的双重冲击下，互联网医疗不得不走向重塑之路。这对于以提供医疗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好大夫来说，本该是利好消息。然而在投资人看来，单一在线问诊服务的商业模式并不乐观，在投入上像个无底洞，只能源源不断地依靠烧钱来维持增长。

12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提出，医疗机构（包括互联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依据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有关要求，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处方。

一位互联网医疗领域资深从业者认为，这可能是互联网诊疗服务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疫情形势和国家政策都已经给了这样的便利条件，如果互联网问诊再做不起来，真就说明这个行业没办法普遍做线上了。”

成立九年，货拉拉从三百多家同城货运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大的同城货运平台，你可以在中国352座城市看到贴有货拉拉车标的货车身影。

货拉拉创始人周胜馥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他是中国香港新界区第一个高考“十优状元”，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专业，加入过贝恩咨询公司，后来成为职业德州扑克手，靠玩德州扑克赢得了货拉拉创业的第一桶金。

从2021年至今，包括交通运输部在内的多个监管部门先后五次约谈货拉拉在内的多家在线物流平台，点名货拉拉等平台恶意压价竞争。平台和司机的纠纷一直是货运行业的沉疴，长期以来，平台的会员制度和抽佣政策日益严苛、订单计费方式没有标准，让货车司机们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劳动时间，换来的却是更少的收入。

货拉拉回复称，过去一年中同城货运市场用户需求有一定程度萎缩，平台顺应用户端市场需求降低价格，传导到供应端，司机整体收入也会低于预期。货拉拉也在内部复盘，承认自己在制定产品和定价策略时没有平衡好用户和司机双方的利益。

据了解，2022年，货拉拉上半年和下半年均出现了不低于20%的单量同比下滑，9月至今，货拉拉的日单量从今年初最高峰的100万单逐渐滑落至约60万单。对此，货拉拉方面称，订单量今年确实不如预期。

在中国，整个同城货运行业的线上渗透率至今只有6%左右，这意味着漫长的发展、更大的挑战，也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空间。对货拉拉来说，司机、平台和行业这三笔账都越算越难。在一个很难快速做大的市场里，活下去比成为第一更重要。

成为一名货拉拉的货运司机要比一名滴滴的网约车司机容易得多。在北京，一辆北京牌照的7人座及以下客运车需要漫长的摇号，申请一块新能源车牌最长需要等待十一年零五个月，但一辆货车不需要等待摇号申请，提供身份证、居住证等材料，缴纳合计300元左右的费用，你就可以获得一张京牌。

货拉拉的司机大多是中年人，以男性居多。他们中很多人原来就是当地线下的同城货运司机，为了更多的订单转到线上平台；也有不少从其他职业转行而来，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等。他们加入货拉拉，因为一个最简单的理由，赚更多的钱。

22岁的杭州司机武师傅做过外卖和快递，月收入最高挣到1万元。2021年初，他听朋友说货拉拉司机普遍能挣2万元，那一年五月他慕名注册买车，但迄今还没有一个月达到过这个目标。

34岁的成都司机林师傅做了十几年经营服装批发，自己开车进货送货，偶尔也会在货拉拉上下单为客户送货，2021年她的批发生意倒闭后，林师傅被货拉拉的BD招募成了司机。

在去年，林师傅喜欢抢长途单，因为不用等待，成都出发，开到100多公里远的乐山、绵阳市的订单，她基本都能接到回程单。但现在，林师傅不敢跑长途了，一是怕被封控，二是很少有返程的订单，基本都是空驶，还要支付高速费，“越跑越亏”。成都市内的订单很少，而且都是二三十元的小单，常常一个订单十几个人抢。

身处四个不同的城市，但货拉拉司机们的感受相似——等单时间越来越长，以前不到半小时就能抢到的订单，现在普遍要等待两小时以上；订单金额越来越小，经常是三十元左右的起步价拼车单（两个货主拼一台车）。

考虑到往返的油费、过路费、车损等费用，司机往返用时可能超过五小时，完成一单实际收入不足百元。

去年9月开始，货拉拉修改其平台抽佣规则，从过去的平台根据会员等级给予一定免佣优惠，更改为不同等级的会员从高到低缴纳5%、8%、11%的订单抽成金额。以司机月流水10000元、开通最高等级的钻石会员为例，原规则下司机成本为会员费799元+每月150笔订单免佣（超出部分抽成5%，多数司机一个月跑不满150单），新规则下，司机需支付会员费729元+500元抽佣，相当于平台多拿走了司机2%的流水。

司机们普遍认为这种模式实际降低了订单金额，而且今年以来占比颇高，上述四位司机过去一个月完成的订单中，多因素订单比例超过70%，每单金额较普通订单减少了10%-20%，林师傅的多因素订单甚至占到其总单量的90%。

“微面车型”是货拉拉2022年3月最新推出的最低级别车型，在原有最低级别“小面”车型的基础上又降低了一级，车载量更小、收费也更低。很多“小面”司机也会接到“微面”订单，一位司机称，“小面的订单很少，经常抢不到，如果再不抢微面订单，一天就没收入了。”以成都市20公里订单为例，微面订单价格为67.9元，小面订单价格为72元，价差为5.6%。

一些司机看来，在货拉拉送货“不是一份好工作”，但他们眼下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武师傅已经考虑了几次要不要卖车，林师傅想过改开网约车，但成都反复的疫情让她却步，郑师傅和钟师傅希望疫情结束后再回去开重型卡车，“不需要每天等待接单，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

平台：成为市场第一仍难盈利

但到2019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第5年，货拉拉在订单量上以绝对优势超越了58速运。多位员工将货拉拉的成功总结为“海量司机”+“极致车贴”的策略。

一位行业人士在早期研究货拉拉时发现，这家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能力很强，一线BD员工每天工作不限时长，当日定下的拉新目标必须当日完成，如果次日完成，必须检讨弥补。

2017年-2019年，同城货运行业开始了补贴大战，货拉拉拿到了当时行业内最高的4.4亿美元融资，是行业第二名快狗打车2.5亿美元融资的近两倍，补贴高峰时，货拉拉花在货主和司机身上的补贴单月一度不低于1亿元。对此，货拉拉方面称当时处于平台精细化运营期间，实际数字远低于1亿。到2019年底，货拉拉的单量已经是第二名快狗打车的十倍。

车贴的价值在于它是天然的流动广告位，用来吸引新用户和唤醒老用户。2019年前后，货拉拉总部和大区团队用时一年在100万辆货车上完成了货拉拉车贴的覆盖，一位参与该项目的员工回忆，2019年-2020年，内部统计的数据是，依靠车贴为货拉拉贡献了不低于30%的新增订单。

多位员工和司机表示，每个月货拉拉会随机抽查1次-2次，如果司机未贴车贴或者张贴不符合要求，平台会在司机的保证金中扣罚200元。车贴还是“独家”的标志，如果司机贴了其他平台的车贴，将无法在货拉拉注册接单。

周胜馥设计会员制模式的初衷是避免司机“跳单”。“跳单”是货运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2016年，周胜馥在内的创始团队成员在一线跟车调研时发现，货运市场非常容易形成熟人交易，大量司机经常为了避开平台抽佣，往往会与货主协商取消订单，然后双方私下交易。

快狗打车也曾学习过货拉拉的会员费制度，但没能大范围推行。一位货拉拉人士分析，快狗打车的日单量从2019年开始下滑，同时学习货拉拉强推车贴并要求司机“二选一”，司机没有动力在快狗打车开新会员，而是转到了单量更充裕的货拉拉。据货拉拉官方数据，平台日活司机数量从2019年6月的30万增长至一年后的62万。

一位调研过几家同城货运公司的分析师称，滴滴进入货运市场早期以补贴策略为核心，目标是吸引更多的司机和订单，但滴滴货运并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规划。

迫于平台收入压力，货拉拉的会员制前后经历了三次调整，从不抽佣，到部分免佣，再到所有会员全部参与抽佣，多次调整降低了司机的收入，也成为本次“停运风波”的直接原因之一。

单看同城货运业务，货拉拉虽然在所有平台中，订单量和月活跃司机数的市场份额都居第一，但它依然不是一家已经有平台效应的健康公司。

2020年-2021年，为应对滴滴和满帮的竞争，货拉拉的员工数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3倍，从4000人迅速扩张到了16000人。这相当激进，对货拉拉的内部管理和成本都带来了双重压力。

跨城货运和网约车业务都是货拉拉尝试的新业务，以攻为守，这两个业务分别是满帮和滴滴的主战场。在跨城业务上，货拉拉从2018年便开始布局，2020年之后作为重点业务持续推进。

货拉拉还在积极寻找新增量，同时开展零担物流业务，发展同城货主的小批量跨城货运需求。2021年7月，滴滴被下架后，美团、高德等平台相继发力网约车。货拉拉也以债权投资形式推出一口价计费的网约车平台“小拉出行”，由货拉拉政府关系部门负责人担任CEO。

与传统网约车平台派单模式不同，小拉出行没有参照滴滴等平台的派单思路，而是以货拉拉货运业务的经验平移，司机需要购买平台会员才能接单，否则每天只能接一单。

依靠对司机和乘客端的高额补贴，小拉出行在去年十月乘客端月活一度冲到200万，日单量达到峰值15万单。但补贴没有带来门槛，去年底补贴放缓后，小拉出行的司机和乘客端活跃度很快就下滑严重。

多位货拉拉员工表示，周胜馥一直在内部强调要保持公司充裕的现金流。一位离职员工回忆，据他了解，货拉拉2020年的账上现金还可以维持公司三年以上的运营。

行业：强竞争和低渗透率

2021年初，滴滴仅货运业务的首轮融资规模就达到15亿美元。相比之下，货拉拉八年累计也只融资了不到25亿美元。切入同城货运领域，滴滴采取了它最擅长的补贴战术。

上线仅四个月，滴滴货运在全国8城的日单量已经突破10万单，半年后一度能在杭州做到与货拉拉的单量持平。为抢夺司机，滴滴货运还推出了在线和热区奖励，司机只要在线，把车开到规定的热门区域附近，不接单也能拿到奖金。

2020年初，货拉拉在全国只有4000名员工。滴滴、满帮进入同城货运领域一年后，这个数字迅速增长到了16000人。货拉拉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招聘原则，一位货拉拉员工回忆，当时公司管理层认为，如果一个应聘者对滴滴做货运有价值，就不应该留给滴滴，哪怕货拉拉这个岗位满员了也应该招进来。

在周胜馥的设想里，增加的一万多人将主要负责拓展单量。他们中半数以上是BD推广员工，任务是去线下转化更多小B商家成为货拉拉用户，监督和管理司机的服务质量。

面对体量和资源都有绝对优势的大平台，货拉拉并没有拿出有效的抗敌策略，但货拉拉也是幸运的。2021年7月，滴滴、满帮先后在上市后被网络安全审查，滴滴旗下26款应用下架，滴滴货运也在其中。滴滴的同城货运业务被迫偃旗息鼓，战争还没怎么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货拉拉的上市计划同样也受到了影响，原定于2021年中旬在美国上市的计划流产，2021下半年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也一度暂停。据了解，货拉拉原本在2022年也有打算上市，但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

在整个同城物流市场，所有同城货运线上平台的渗透率仅6%。可以从两个维度来了解同城货运行业的特性：从需求类型看，计划性需求占整个同城物流市场规模的七成，超过9000亿元，而以货拉拉为代表的互联网货运平台，满足的更多是即时性需求；

过去近十年，以货拉拉为代表的同城货运平台解决了用户叫车难、用车贵、价格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行业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几十万名司机提供了就业机会。

阿里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上说，企业身处宏观经济之中，对平台带来最重要和最基本影响的，还是消费者的信心和愿望，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今天货拉拉这样的平台公司，需要中国人有更多钱去消费，让更大比例的人口住进城市，城市里有更多的运货和搬家需求——这些都不会在短短几年发生。上市曾经是一个解决办法，但现在并不是一条坦途。这家公司不得不在一个慢生意里，寻找自力更生活下去的办法，这也是大多数公司都在面临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