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促消费面临许多挑战 可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结合起来
【博览财经特稿】年中，又到宏观政策复盘的关键时刻。2025年，特朗普发起的全球关税战对中国出口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房地产市场尚未看到反弹迹象，经济不确定性增多。
“国补断档”亦将“促消费如何续力”的讨论再次推至台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从长期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中国的消费率实际与人均收入水平类似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我们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推动消费，提高消费增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经济面临压力的情况下，直接促消费面临许多挑战。
《财经》：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以往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对此你如何看待？
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增长模式。这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经济增速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如2025年如何通过提高消费增速，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供给方问题；后者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是供给能力给定条件下，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使年度经济实际增速等于或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需求方问题。
有些经济活动或产品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双重性质。如健身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或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实现的。但这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资本、有效劳动量和技术进步的倚重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投资驱动”“人力资本驱动”“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区别和选择。但根本不存在所谓“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之间的选择。当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消费需求可以消化闲置产能，使实际经济增速达到或接近潜在经济增速，但消费本身并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
《财经》：即便不存在“消费驱动”这种增长方式，但生产的最终目的总归是消费吧？你是如何看待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的呢？
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前人早已解释清楚。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但“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资本的扩大”按定义就是投资。
但由于资本品产出的快速增长，即便分配比例不变，用于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品也会快速增长。随着时间推移，消费品的产出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最终赶上和超过如果最初更多投资于消费品生产所能生产的消费品的规模。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说明：在长期，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并非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关系。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应该适当，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何为适当，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地缘政治问题。储蓄率可以分解为由文化、社会和经济增长趋势决定的基本储蓄率和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储蓄率波动。如果储蓄率较高是因为基本储蓄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无需刻意降低储蓄率。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率（资本形成/GDP）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倾向，但很难确定投资率的最优水平。在长期，消费率是相对稳定的。在短期，由于各种冲击，消费率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稳定消费者和投资信心。
《财经》：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过低，应该把中国建设成消费型经济。对此，您怎么看？
看上去，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但应该认识到，中美消费结构非常不同。美国最终消费中服务消费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通常在60%-70%之间，而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为40%多。考虑到中、美消费结构的不同和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可以推断中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差距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大。
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金融、娱乐服务等。中国消费品支出对GDP比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粗估，以商品消费占GDP比衡量，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如果把房地产消费计入居民消费，中国消费率将会比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还要高许多。
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也很能说明问题。总之，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但从消费率、消费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居民消费同世界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很大。把中国经济建成“消费型”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
从长期看，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零——如果不是如巴罗所说的是负面的。关于这点已有讨论无需赘述。这种看法的另一个问题是把消费率的高低和消费水平的高低混同了。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生活水平是否高，要看这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而不是消费率。对不同国家消费率进行比较说明不了什么。
在中国，消费领域中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招商银行数据显示2.4%的金葵花客户拥有81.8%的储蓄资产。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过去20年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接近0.5的水平。但此后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但七年时间下降幅度不到3个百分点。
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就宏观调控而言，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即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有助于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但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涉及税收制度改革、社保体系改革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难以在短期对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约为56.2%，如果消费增速不能达到5%左右的水平，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压力就会大大增加。当然，如果消费需求增速无法进一步提高，总需求其他构成部分的增速就需要提高。从短期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增速，而是如何提高消费增速。
余永定：作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消费增长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消费是居民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具体的促消费措施，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
《财经》：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是否过低，是否应该通过提高这一比例来促进居民消费？
从官方统计中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占比为43%左右数据，而其他国家普遍在60%以上。但很少人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同入户调查相差16.3个百分点，差距显著。相信哪个数字呢？
《财经》：您一直坚持财政大力投基础设施，观点仍然维持不变吗？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基建投资趋近饱和、投资效率低、财政支出性价比不高。
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同其他刺激措施，如与发消费券相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1亿元的新增基础设施投资马上会带来1亿元的收入并转化为新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1亿元的收入通过乘数效应会创造出更多的收入。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一种同市场机制相得益彰的产业政策。
反对利用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的第一大理由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两重”“两新”领域存在大量需要投资的项目。例如，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对于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设施投资也完全可以同“促消费”的政策结合起来。可以考虑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包括：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例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这种着眼于未来消费的投资，既有益于弥补当前的总需求不足，又可以提高服务消费占比；不仅可以增加当前就业，而且可以增加未来就业（劳动密集性产业的比重提高）。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当经济充分恢复自主增长之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逐步退出。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实存在严重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2024年12月国办发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这类清单十分必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但这类问题是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不能因噎废食。（来源：财经 记者：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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