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管制措施加强背后 很多人或陷入一个思维误区
【研究员】：WH
但是结构性的供给侧政策调整，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兼顾效率与平等，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在理论界没有想清楚和没有经过充分地论证之前，宁愿先观望一下，不要仓促着手。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受挫，而在想解决的那些问题上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最后得到的结果违背了初衷，那就非常遗憾了。
【博览财经特稿】陆铭教授曾于2020年8月24日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专家座谈会，提出持续推动中心城市人口聚集、加强都市圈“增长极”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加大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投资等建议。对于当下的政策变动，陆铭教授是如何理解当下的政策变动？ 《文化纵横》：近期，国内多项政策引发公众关注。教育领域，中央强力整顿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乱象； 就业领域，人社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维护平台企业派遣工的权益；住房领域，打压虚高学区房、设定二手房指导价、限制房贷、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等行动不断加码； 反垄断领域，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如何理解这一系列政策变化，它们是不同部门遵循各自专业逻辑的单独行动？还是背后有着统一的顶层设计，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型？ 陆铭：最近在劳动就业、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管制措施的加强，的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这样一些政策取向的变化，我认为需要做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显然，我想社会各界都同意的是，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初衷是想改善民生，克服在相关领域——特别是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领域——出现的一些所谓的乱象，希望能够降低住房、教育等对于居民生活的负担，这一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科学客观地认识这些政策带来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收入会导致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需求，于是需要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配置各种资源——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就会形成某种配置机制，总体上来讲主要是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用价格配置，出价者高的就得到更多更好的资源；第二种是行政配置，用某种规则把资源配置给相应的需求者。当然也可以是价格机制和某种行政力量的配置之间的一种结合，比如在管制价格的情况下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一部分需求满足不了，此时可以行政配置（如直接的行政指定、随机分配等手段）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强制的均衡。 在理论上，当社会公众观察到一些领域出现高价格的时候，往往非常容易直接诉诸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或者加强对市场的管制，特别是直接的价格管制。 但是，我认为社会各界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思维上出现了一定的误区。对于当前在某些领域里面出现的高价格问题，人们没有更多地从供给侧来思考：有没有可能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导致社会公众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以住房和教育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为例，分析一下供给侧的问题。
先来看住房。现在中国的确存在高房价问题，但是必须要看到，高房价并不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在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住房的供给非常充分，甚至还出现了住房闲置、房价下跌的现象。中国的高房价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人口持续增长、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区。 这样的地区通常是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沿海的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以及中西部的一些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但是总体而言，中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哪怕是省会级城市，也并不完全就一定是高房价的，比如长沙对房价的控制就比较好。 但我并不认为，高房价的根源可以简单地归因为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是由人口的流动带来的，这是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源跨地区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因此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出现的高房价，更应从供给侧去找原因。长期以来，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方，住宅用地以及由此产生的住宅供给是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的。 教育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大量的补课行为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教育资源的有效供应不足，上大学的渠道非常有限，所以就出现学生相互之间的竞争。 当然，客观上也存在一些不良的现象，比如一部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所保留，把本来应该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拿到课外市场上去补课。 所以，对于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我认为也需要做区分。对于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不负责任，把该讲的东西放到学校之外去讲这种现象，应该通过政府的管制来纠正。 与此同时，对于教育行业出现的供求矛盾，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加大教育行业的总体投入，多建学校，提高教师待遇，提高教育质量，缓解供不应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增加大学的录取率，因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创新，而大量的制造业工人会逐渐被机器替代，因此，通过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来缓解大学入学的竞争，也是一个减少大家在课外相互竞争补课的非常重要的渠道。 尤其在那些人口众多，教育竞争非常激烈，而优质大学又比较少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加大国家投入，加快在这些地方建设大学。例如在河南、河北、浙江这些地方就存在大学的数量和质量与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问题，教育的短缺更加严重。
打压学区房能否真正起到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我非常怀疑。从形成机制角度来看，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完全由供求所决定的市场价格来决定的情况下，家庭通过竞争学区房来获取教育资源。 在理想状态下，由于通过学区房竞争优质教育资源可能会使得低收入家庭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那么可以对那些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孩子进行补贴，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但如果完全打乱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采取类似于打乱学区、随机抽签等方式来配置的话，可能会产生两种意外的后果： 第一，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后没有产生提升人力资源积累的效果，因为优质教育资源能否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积累水平，还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素质之间的匹配； 第二，表面上随机配置的优质教育资源，却可能使得获取教育资源完全变成跟运气挂钩的事情，社会公众也未见得能够接受这种分配方式，甚至公众可能更容易接受基于竞争的资源配置方式。 随机分配教育资源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公平的，但公众的感受很可能反而是不公平的，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家庭更有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另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随机的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腐败。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还需要通过加强研究来观察。 总的来说，对于上述领域出现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公众应该更新思维。这些领域并非完全不能按照市场原则来配置资源，而是也应当坚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原则。 但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个环节上，政府不应跟市场力量对抗，或者简单地控制需求，而应该加强供应，以及在存在垄断的市场领域开展反垄断行动。即便是控制需求，也应区分哪种控制需求的手段才是合理的。 有的控制需求政策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平等现象，这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真实的刚性需求，控制需求可能会适得其反，不能让控制需求政策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途径。 《文化纵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中美竞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为何我国会在这种背景下推出这样一系列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波动影响的公共政策？如何理解和研判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 陆铭：在经济下行、中美关系紧张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认为此时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政策调整，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 但是结构性的供给侧政策调整，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兼顾效率与平等，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在理论界没有想清楚和没有经过充分地论证之前，宁愿先观望一下，不要仓促着手。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受挫，而在想解决的那些问题上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最后得到的结果违背了初衷，那就非常遗憾了。 总的来讲，我认为如果要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两者共赢，至少在存在短缺的领域，不管是住房还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增加供给，改善质量，优化布局，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大量增长的地区做这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总是正确的。政策制定者不妨从这些领域入手，实现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两者共赢。
这些政策对于中国中长期的发展能否产生好的效果，我不敢贸然回答，因为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从理论逻辑上讲，我觉得笼统地讲这些政策有好处还是坏处，本身就存在误区。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要去讨论如何管制、在哪管制等这样一些问题。 其实在这些问题上，学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国内、国际不同的研究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其实可以去伪存真，真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 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政策的出台还是有一些仓促，没有理清一些相关问题的基本逻辑。这样可能会伤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些基础逻辑，也可能会让公众产生政策预期不够稳定的社会心理。 对于投资者来讲，在相关行业出现这些政策干预之后，也可能会产生对中国未来政策形成逻辑难以预期的社会心理，对整个市场经济的信心也会有所弱化。 所以，我认为当前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应该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讨论，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既有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否则很可能产生认为政策稳定性不足的社会心理和情绪。（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陆铭）
政经观察
后疫情经济复苏既是重启也是重构 中国未来几年主要问题不是通胀
【研究员】：WH
中国过去十几年金融周期持续上行，也是因为内生货币投放太多了。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加强金融监管，带来信贷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下降。但这次具有疫情纾困性质的货币投放，主要还是靠信贷，美国则是一半靠财政，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异。当前，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美国M2增速已经开始回落，但财政的贡献仍然比较大。
【博览财经特稿】“后疫情经济复苏既是重启也是重构，变局的大方向是资产泡沫压力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同时金融风险和贫富差距下降，但转折期的经济运行特征在不同国家有不同体现，就中期来讲有几点值得重视：一代人才见到一次的供给冲击，叠加几十年难遇的外生货币投放，意味着美国的通胀中枢水平显著上升，美国通胀在中期超预期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变数。 中国未来几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化解债务问题，有序重组意味信用利差上行空间可控；无序出清则容易导致信用利差过度上行。重组的宏观大势可以总结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中国特色的准财政行为比如银行体系的金融让利和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发展尤其值得关注。本文是作者近期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言的文字记录稿。 变局：从重启到重构 近期市场有两个问题让大家比较纠结。一个是美国的通胀大超预期，6月美国的CPI通胀达到5.4%，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却明显下滑，为什么？代表着美国通胀不是问题，还是市场判断有误？ 第二个是我国PPI处于高位、生产端成本显著上升，当市场还在讨论PPI可以多大程度传导至CPI时，央行在7月却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应该说也超出了市场预期，引发了大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都跟我们如何理解当前和未来宏观经济的态势有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变局：从重启到重构”。 疫情得到控制后不仅有经济活动重启还有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变局当然不是指小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英国女王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全球这么多的经济学者，为什么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样大的金融危机。这一次疫情冲击也非常严重，我们不能怪医学专家为什么没能提前预知。但是，几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于疫情冲击经济的影响，今天的认知和判断是不是存在偏差？偏差在什么地方？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中长期的结构变化，包括“十四五”规划以及政策的导向，来阐述疫情受到有效控制后，经济活动由恢复到结构调整的过程，对宏观经济和政策有什么含义，对市场有什么启示。我有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美国需关注中期通胀。我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提醒美国通胀的风险。当时市场主流的观点不相信会有通胀。现在通胀起来了，但市场对通胀是暂时还是持续的，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大部分人认为是暂时、短期的。我认为，通胀不是暂时的，我们要关注中期的通胀压力。也就是通胀可能从短期的冲击，变化为未来中枢水平的上升。 假设中枢水平由过去20年的1.5%上升至3%，我们在美国未来经济周期的高点经常会看到5%~6%的通胀率。这样的通胀环境，结合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含义是什么？ 短期来看，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最近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很可能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是要上升。但是上行的空间，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可能受到全球安全资产需求的限制。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追求安全资产，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当前，用传统的方式看美国股市估值，已经非常高，但是和低水平的利率比并不那么贵。美国股市的未来走势关键是看无风险利率，因此通胀中枢上移是美股最大的风险。根据中期通胀的逻辑：全球股市的波动会增加，尤其EM国家的股市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第二，中国未来几年的主要问题不是通胀，而是怎么样化解债务问题。有两个方式，有序的债务重组和无序的市场出清。这两个方式都意味着无风险利率下行，由此带来一个含义：即中美利率的分化。这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会产生多大的约束？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货币政策，如何做到美国货币条件不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约束？ 这有可能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增加；在必要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管理也需要加强。另一方面，财政扩张有助于减轻货币放松的压力。 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讲，无风险利率下降支持股市的估值，但这可能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信用利差。债务有序重组和无序出清这两种情形对信用利差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序重组的情况下信用利差的上行有限；而无序出清的风险暴露则容易导致信用利差上行，风险溢价上升冲击股市。 第三，重构的宏观大势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 “紧信用”指中国的债务偿还负担意味着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量的支持是紧缩的，这里有市场自发的信用周期因素，也有宏观审慎监管尤其是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因为房地产作为信贷抵押品的角色，地产降温有紧缩信用的作用。 在“紧信用”的环境下，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松货币、宽财政”。“松货币”主要是指央行引导基础货币的价格（无风险利率）下降，或者央行再贷款等准财政行为。中国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大幅扩张预算内的财政，中国的准财政行为还有可能体现在更广的银行体系上，也就是金融让利。 一、疫情扰动复苏节奏，不改复苏大势。 首先，疫情仍然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需要对疫情的演进做一个基本判断。最近全球疫情有所反复，引起了不少担心。我的总体看法是虽然有波折，但是不会改变全球主要经济体疫情整体可控的态势。 以英国疫情变化为例，虽然最近新增感染人数再次大幅反弹，但新增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却处于较低的水平，并没有出现之前的随感染人数上升而快速上升的现象。重症和死亡人数较低，感染人数对于经济的影响就不会达到去年疫情严重时候的程度。那这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是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比例很高，英国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比例超90%。老年人得到了有效的疫苗保护，年轻人就算感染了，重症率和死亡率也是有限的。
这样的基本判断对于经济的含义是什么？意味着经济不会受到疫情反复的很大冲击，仍将维持复苏的态势，但是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反思，要梳理过去一年多全球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一些对宏观经济格局有重要影响的特征。 二、供给：一代人才见到一次的冲击。 回到通胀这个根本问题。通胀要么由供给不足，要么由需求太强引发。供给这次有什么不同？我们把它总结为一代人才见到一次的冲击。 供给的冲击经常发生。最近河南郑州的洪涝灾害是供给冲击，以前其他地方的地震也是供给冲击。但是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供给冲击，影响非常大，是几十年一次的，上一次这么大的全球性供给冲击还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看几个例子，美联储的褐皮书最近提到“短缺”这个词的频率大幅增加，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美联储的调查显示，下半年的供应配送的效率仍然比较低，而美国劳动力供给恢复慢于需求。我们看职位空缺率指标，描述的是有岗位招不到人的情况，反映劳动力需求；再看劳动参与率，衡量多少人愿意找工作，代表劳动力供给，可以看到美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缺口在加大。 除了政府提供的失业救助导致就业意愿降低、女性需要照顾孩子等因素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人们对参与群体活动变得更为谨慎。在疫情之前，劳动力供需关系比较正常，失业率上升伴随空缺职位数量下降；在疫情期间，失业率大幅上升，但是空缺没有增加，反映了当时停工停产的影响。 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近几个月，职位空缺率大幅上升，但失业率几乎稳定，这就是我们讲的美国劳动力市场错配的问题。
以上情况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体现，看几个供给方面的指标，海运的运费大幅上升。疫情后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供需错配问题在增加，体现为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增加伴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人倍率上升，供需错配也体现在农民工的就业半径有所下降，以距离来衡量的离开乡镇的意愿下降了。
刚才列举的这些例子，可能是短期现象，疫情没了、经济恢复正常，就不是问题了。但供给弹性下降不只是短期问题，因为除了疫情对于人们的行为理念、活动半径的短期影响外，还有一些中长期因素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逆全球化。疫情冲击叠加地缘政治摩擦、大国科技竞争等造成了逆全球化的迹象，产业链分工从强调效率转而强调安全。这个变化的经济含义是成本上升。在全球化的时代，先进技术可以很快地流入新兴市场，有助于提高全球产业链的效率，各国都会受益。如果国际摩擦导致我们的技术进步放缓，全球成本都可能面临上升风险。 第二，绿色转型、碳中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全球经济有滞胀的影响，即成本上升、经济活动受拖累。绿色转型长远来讲是好事，但短期难免对经济有冲击，没有冲击的话，每个国家都会自愿的推进碳中和，就不需要国际协作了。 第三，劳资关系。最近美国拜登政府要求促进工会的发展，G20就全球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达成协议，平台企业零工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加强等等，都有利于增加普通民众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但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 再叠加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供给约束，对于经济的含义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代人才看到一次的供给冲击”，不仅仅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意味着中长期的供给弹性下降。 三、需求：几十年难遇的外生货币投放。 疫情后，美国货币增速创下了二战后的新高。这不是常见的货币增长，而是外生货币增长。什么叫外生货币？用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直升机撒下来、天上掉下来的，外生货币有助于增加消费。历史上外生货币最重要的例子是黄金，它的供应量取决于黄金勘探，不是由经济运行产生的。 现代社会的外生货币是财政投放货币，它和私人部门的经济波动没关系，是政策导向的。财政投放货币有两个基本形式，一个是免费的转移支付，另一个是购买私人部门的劳动和服务，如政府采购、政府给公务员发工资，这些都意味着私人部门净资产增加、收入增加，对消费会起到比较强的刺激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带来通胀。 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都在讲货币超发，却没有带来全球通胀问题？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是信贷投放的内生货币。信贷投放意味着这个钱不是免费给的，而是借的。今天借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现金流增加，但明天的现金流就会减少，因为明天要还债。 所以，应当注意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的差别。历史告诉我们，外生货币投放太多带来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例如1960年代、70年代。内生货币投放太多带来的问题是资产泡沫（尤其是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例如美国1929年、美国2007~2008年的危机背后都是信贷带来的债务不可持续。 中国过去十几年金融周期持续上行，也是因为内生货币投放太多了。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加强金融监管，带来信贷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下降。但这次具有疫情纾困性质的货币投放，主要还是靠信贷，美国则是一半靠财政，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异。当前，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美国M2增速已经开始回落，但财政的贡献仍然比较大。
具体来看，家庭储蓄率方面，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活动恢复，美国家庭部门的过剩储蓄有望下降，对消费动能有支撑。中国前期主要靠信贷扩张，目前还本付息负担的拐点已经发生，还本付息占新增信贷的比重在上升。也就是说，边际上资金是在从实体经济流回银行体系。这就是债务扩张带来的紧信用，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当前的投资和消费比较弱。
四、从重启到重构。 最近，美债利率下行、美元升值、周期股下跌，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担心疫情，另一个是6月FOMC会议传递了美联储宽松退出节奏可能会加快的信号，但大多数投资者也认同美联储的“通胀是暂时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预期下，大家认为美联储会采取一些措施，通胀肯定会控制住，所以长端利率下行，短端的利率反而是上升的。 问题是，再通胀的交易真的结束了么？按照前面的分析，通胀并非是暂时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的中期通胀可能是超预期的，由此带来的紧货币可能带来美国和全球的信用紧缩，造成对新兴市场的冲击。这样一个无风险利率上升风险，也是美国股市估值的变数所在。 当前，如果看美股标普500指数的P/E的倒数也就是盈利收益率，和2000年科网泡沫的高估值时期差不多。但为什么现在美国股市的风险看起来仍然比较小，就是因为现在的利率在较低水平。股市本身的隐含回报率虽然比较低了，但相对于利率而言还是有吸引力。因此，美股未来的关键因素就是看无风险利率，也就是看通胀。
中国的关键问题则是化解债务风险，一个含义是要求货币宽松。问题是，我们的货币放松是否会受到美国货币紧缩的制约？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需要增加汇率灵活性。 不过，光靠汇率可能还不够，因为汇率波动太大也不好，需要宏观审慎甚至财政政策的配合。因此，在债务周期的影响下，未来中国无风险利率下行应该是大势所趋，但对股市来说，更重要的是债务风险如何处置，对信用利差或者说风险溢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把这些总结起来讲，中国未来的宏观大势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紧信用的含义是两个，一个是市场自发的债务周期，另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例如房地产融资的三条红线。 最近，中央强调全面落实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我理解这个“全面”的含义应该是包括房地产税。具体来讲。债务问题的关键，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务，另一个是和广义地产活动相关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松货币、宽财政？过去十多年，相对于经济规模（GDP）来讲，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扩表、央行在缩表，这个跟美国正好反过来。未来如何去杠杆，如何在信用紧缩的同时尽量不伤害经济，一个对策是央行和财政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预算内的宽财政的空间可能有限，但准财政行为，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宽财政是更值得关注的方向。
在公共资金投入方向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这些既涉及做大蛋糕，也是调节收入分配问题。钱从哪里来？准财政行为的一个方式是金融给实体让利。财政部公布的新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值得关注。调整之前的四个目标是盈利能力、经营增长、资产质量、偿付能力，是商业机构的评估指标体系。 调整之后的目标中，第一位的是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第二是发展质量，第三是风险防控，第四个才是经营效率。这意味着新形势下，国家对银行的定位不仅仅是商业机构，也需要发挥普惠金融等让利实体的功能。一些调研显示，商业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显著上升。 再一个是央行数字货币，未来会不会成为央行扩表的工具？即便不作为央行扩表的工具，如果普通民众持有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降低政府融资成本。 目前国债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持有，对利率很敏感，几个基点的差异也会影响投资决策。但一般民众对利率不是那么敏感，为了持有安全资产愿意接受较低的利率，现在是商业银行受益于提供安全资产（银行存款）带来的收益，未来央行数字人民币成为新的安全资产和支付工具，央行的收益增加，商业银行的收益减少，结果是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政府的收入。 总结来讲，回到变局和重构的话题，我们需要把近期的发展尤其疫情的冲击放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我在《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这本书里面提出关于经济学思维、政策框架和经济大周期轮回的思考，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人们反思过度自由化和金融的扩张，金融监管加强，这次疫情凸显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轮回的转折期上。从理论思维来讲，这是相信自由市场的古典经济学与主张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之间的此消彼长。但理论源自现实，本质上还是反映了经济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 1930年代之前是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自由市场、金融混业经营、信贷扩张带来的问题是资产泡沫、贫富分化以及1929年的金融危机。二战后，凯恩斯理论占主导地位，主张政府干预，金融压抑、分业经营、财政赤字货币化，造成的宏观结果是金融稳定、贫富分化缩小, 但通胀是大问题。 1980年代开始，滞胀危机促成了对政府干预太多的反思，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下，自由市场成为主流，金融回到混业经营、信贷扩张，近几十年资产泡沫、贫富分化，金融危机又回来了。
美国08年金融危机以后，包括这次疫情冲击，促使整个取向向中间回归，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局。金融领域，目前基本框架清晰了，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基本分业经营。在这样的大周期之下，数字经济监管、财政扩张，意味着未来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应该下降、通胀存在上行压力，但贫富分化有望缩小。（来源：中金研究院 作者：彭文生）
中美关系发生实质剧变 美遏制中国两大手段显而易见
【研究员】：WH
在3月的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上，双方并没有达成太多实质性成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美国仍然沉浸在“后冷战时代”自己独霸全球的黄粱美梦之中，所以无法接受也无法习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会谈。对此，中国自然也不可能接受以不平等的姿态进行外交活动。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7月以来，中美对抗进一步强化，特点较以前发生了改变。双方不仅在世卫组织关于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展开辩论、在经贸关系上双向降温，还以会谈的形式进行双方执政精英的直接对话。 相较于过去带有务虚性质的相关会谈，此次中美天津会谈持续就双方最直接的战略利益冲突进行讨论，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已经将我们视为动摇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因而不得不以相对更加平等和尊重而非居高临下的态度与中国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说明双方的结构性冲突正受到从结构（国际）向单元（国家）的反作用力，使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阐述。
首先是作为“战略对手”，美国对中国更加尊重。在3月的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上，双方并没有达成太多实质性成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美国仍然沉浸在“后冷战时代”自己独霸全球的黄粱美梦之中，所以无法接受也无法习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会谈。对此，中国自然也不可能接受以不平等的姿态进行外交活动。 现在，美国一改过去的轻蔑姿态，更加认真地与中国坦诚交换意见，而非向过去一样一味单向输出要求。这样或许虽使会谈气氛略显紧张，却更有利于取得实质性成果。
其次是双方的矛盾受到了从结构（国际）层面到单元（国家）层面的反作用力。中美双方的冲突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一部分，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导因素贯穿于绝大部分国与国关系之中，成为各国国际政治事务绕不过去的关键部分。 当国际政治结构持续受到中美对抗越来越显著的影响，结构本身也将面临重塑，重塑后的结构将这种影响自上而下施加到不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上，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困局，使得中美对抗更加突出，中美两个单位之间的矛盾也愈发不可调和。 接下来，我们将梳理近期中美对抗的本质变化，第一部分将阐述中美关系的转型与实质，第二、三部分则讲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美国可以利用的两大遏制手段，并见招拆招提出中国可能的应对措施。 中美关系的实质发生剧变 正是在2020年以后，在新冠肺炎的催化下，双方关系仿佛陷入了一种结构性冲突之中。
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国际体系是一个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组成的三层同心圆系统，中心国家制订维护自身霸权的国际秩序，半边缘国家嵌入到这一世界秩序中谋取自身发展，边缘国家则不得不依附于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而生存。 就目前来看，美国自大西洋宪章确立了在资本主义集团内部的领导地位，通过雅尔塔体系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秩序，是唯一的中心国家。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国际经济秩序，美国主导建立了“五眼联盟吃肉，发达国家喝汤，第三世界抢残渣”的世界经济再分配原则，利用自己的金融资本霸权确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领导地位，再利用这一世界市场进行全球剥削。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是保障其金融帝国主义行为的根基。
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过去无论是经济上被迫依照世贸组织的歧视性规则进行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还是政治上被美国及其盟友排斥乃至封锁，都是以不平等姿态被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剥削。 故而过去中国尽管坚决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包括2018年中美贸易战在内的反制措施，本质上还是在美国霸权的框架下进行的。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诸多强国为了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大多选择继续依附于美国的霸权以分得更多残羹冷炙。
1989至2010年间，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貌合神离”一度成为国际政治格局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欧盟希望打破美国独霸金融霸权的局面，但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生的2010年欧债危机中被彻底打倒，欧元只能调整姿态继续依附于美元而存在，更何况由于欧盟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处于相对于美国的弱势地位，政治独立也不可能实现。 日本自从《广场协议》签订后就迎来了经济“失去的二十年”，与美国的贸易战和金融战由于未实现政治独立而一败涂地，从此乖乖地在美国霸权下“嵌入式发展”。 中国得以在结构上有条不紊应对美国发起的挑战的原因，是自身综合国力的提高。连续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威胁时有了更多“挺直腰杆”的底气。 自从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以来，美国逐渐见证了中国在综合国力的各个领域日益发展强大的过程，双方的交锋也随之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从2016年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对峙，到2018年中美的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中国越来越有能力和信心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 2020年新冠疫情和随之引发的新一轮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综合国力急剧衰落，也使得美国遏制并击垮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中国得以从容地应对美国霸权的结构性对抗。
从国际秩序来看，现在的中美对抗将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改变当前美国自二战以来主导建立的全球金融剥削制度。 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崛起中的社会主义与金融帝国主义正进入殊死搏斗的阶段，中国代表的全世界劳动人民唯有战胜统治美国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才有可能将工人阶级从剥削与异化中解放出来。 打断中国发展势头 中美对抗中，美国看似有许多手牌可打，例如“台湾牌”、“南海牌”、“贸易牌”、“人权牌”、“新疆牌”等等，但是归根结底可以被归为两类。7月份美国正在做的两件事——在南海和台湾发起挑衅和将新冠疫情甩锅中国就分别是这两大“战略手段”的代表。 简言之，美国遏制中国的两大手段显而易见：打断中国发展势头、压缩中国战略空间。
先来谈谈“打断中国发展势头”。这一战略是从时间上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美国，若是任其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超过美国。所以美国想要做的，是在中国有能力发起挑战之前打断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乖乖听令于美国的霸权。 美国自2020年以来加大力度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鼓动台独，甚至派军机直接降落台湾，根本目的就是挑拨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 拜登团队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美好，可现实却注定不可能如其所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而祖国统一无疑将会把中国梦推向最高潮，所以祖国统一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挠的历史必然趋势。
在此前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日子里，部分人陷入了“时间在我”的乐观主义精神中，这是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信心的好事。但是新冠肺炎的突然出现打破了连贯和稳定的世界格局，此时已经不是“时间在我”，而是“时不我待”了。 中国必须抓紧最后所剩不多的和平发展窗口期尽可能多地提高综合国力，把握战略竞争主动权。美国则正是妄图借这一时间节点，利用台湾刺激中国、妄图打断中国发展势头。 应对美国打断中国发展势头的关键，在于防止美国利用“台湾牌”使中国陷入被动，这要求我们警惕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 首先是来自台湾当局，若是台湾当局被美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迈出“台独”的最后一步，中国将不得不提前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统一。其次是来自美国的直接威胁。想要对此进行防范，首先是要严正警告少数“台独”分子不要心存幻想，祖国统一是无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其次是沉着面对美国威胁，采取对等反制，或是发挥“围魏救赵”的传统智慧转移博弈战场，不拘泥于“在台湾”解决“台湾问题”。
至于如何稳住发展势头不被美国打破，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了。加快构建经济内外双循环模式、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倒逼产业结构性转型升级、消解劳资对立引发的社会矛盾、促进科技发展、加快解放军装备战术的现代化改造等等，都是国家正致力于推进的事业。 压缩中国战略空间 美国的另一战略是压缩中国战略空间。这一战略是妄图从空间上遏制中国，将中国”锁死“在亚太乃至第一岛链内，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有两个方面，分别是在地缘政治上打造“包围圈”消耗中国宝贵而有限的战略资源以及在国际社会上“拉帮结派”孤立中国。
地缘政治上来看，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建构了一个脆弱的弧形包围圈来遏制中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践行，中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稳中向好，美国则谋划“另辟蹊径”。 继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东南亚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计划8月份出访越南和新加坡，布林肯则于8月2日至6日参加5场与东盟有关的会议，其中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以及美国东盟外长会议， 这三场都是每年的例行会议，而另两场美国专门安排的会议主要聚焦湄公河合作，因为2016年中国和湄公河流域国家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所以美国不甘落后，试图消解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广播公司（ABC）将美国高官在亚洲繁忙的行程形容为篮球赛中的“全场紧逼”战术，企图在对方的半场向对手全力施压。
当东北亚方向的“封锁”已经名存实亡之时，东南亚成为了美国封堵中国的“主要战场”，而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的手段是“疫苗外交”。奉行“泛平衡主义”外交战略的东盟国家本身就是逐利的，在经济上亲华而政治上亲美，很容易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倒戈，也很容易抛弃美国转而与中国合作。 引援环球时报的说法，“疫苗外交”在东南亚效果也不佳。在严重恶化的疫情成为东南亚各国头等大事之际，美国却企图挑起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之争，显然并非东盟国家所愿。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各国急需的疫苗等抗疫物资方面，美国人的“口惠而实不至”早已名声在外。新加坡《海峡时报》7月31日称，美国人大肆宣传其向东盟一些国家提供了疫苗，但目前疫苗接种比例靠前的东南亚国家收到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疫苗。 柬埔寨《高棉时报》周日称，“终于从美国获得100万剂新冠疫苗”。而早在近两个星期前，中国向柬提供新冠疫苗总数已达1670万剂。
尽管如此，美国“策反”东南亚仍然会给中国的战略空间带来压力。韩国《东亚日报》1日称，美国政府高官如此密集访问亚洲，表明拜登政府为了强化在印太地区同中国的竞争优势，极力拉拢本地区国家以遏制中国的意图。 有分析认为，继积极打造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及与韩日的合作之后，美国正极力拉拢东南亚国家，以试图形成更加庞大的对华包围网。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在继续加强、密切同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合作的基础上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则完全可以与东盟进一步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突破美国在第一岛链内部最后的封锁。 拜登政府一直致力于重建被特朗普单边主义蒙上阴影的盟友关系，试图“拉帮结派”对付中国，而炒作所谓“新冠疫情起源于武汉的病毒研究室”正是孤立中国的方式。中国应该一方面坚持推进新冠疫情溯源工作，一方面加强对外舆论宣传工作，减缓美国撕裂国际社会，强迫所有国家“选边站队”的趋势。 综上所述，美国对付中国的两副手牌都是利用消除中国发展的未来潜在增量来制约中国，而整体下行的世界经济和愈发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使得绝大部分国家都难以像过去一样稳定而高速地增长了。这要求我们放弃妥协的幻想，抓紧时间谋发展，将主动权和时间表掌握在自己手里。（来源：一界oneworld（ID：yijie_20200518） 作者：一界·东林遗孤）
人物广角
中国新能源车业里程碑事件 并非宁德万亿市值与跨界造车的汹涌泡沫
【研究员】：WH
为了保住摇钱树，魁北克水电随即提出上诉，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专利官司。在决定胜负的二审中，魁北克水电修改了专利认定范围，比如把“化合物“改成”碳导体”，并称这是笔误，但实际上这是魁北克水电有意扩大保护范围，而根据中国专利法规定，这种错误是不能修改的。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里程碑事件，不是宁德时代的万亿市值，也不是跨界造车的汹涌泡沫，而是一场接近十年前的官司。 官司发生在2012年4月9日，地点是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决的双方来头都不小：一方是加拿大企业魁北克水电(Hydro-Québec)，一方是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会，以及作为第三人的中国电池工业协会。 魁北克水电是加拿大的地方国企，是枫叶国最大的电力生产企业，实力雄厚。一个加拿大企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跟中国人对决公堂，目的只有一个：争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磷酸铁锂电池的制造技术专利。 官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旦专利权被判给魁北克水电，那么摆在国内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商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一次性缴纳1000万美元专利入门费，要么每使用一吨磷酸铁锂，缴纳2500美元授权费。 而磷酸铁锂电池的制造专利，为什么会落到一家加拿大地方国企的手里？这又是一个狗血故事。 1995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John B. Goodenough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钴酸锂、锰酸锂之后，锂离子电池的第三种正极材料磷酸铁锂。当时实验室恰好来了一位访问学者：日本NTT公司的冈田重人。 就在John Goodenough团队一步步攻克磷酸铁锂电池技术难关时，扮演无间道的冈田重人把团队的研究成果全部传回了日本，并被NTT在当年11月悄悄注册了专利。也许因为做贼心虚，NTT只申请了日本专利。 一年之后，John Goodenough才发现团队被特务渗透，他所在的德州大学急忙在美国申请了专利。之后，他又和法国科学家Michel Armand共同申请了磷酸铁锂包碳技术的专利。前一个专利解决了电池的制造工艺难题，后一个专利解决了电池的商业化难题，这两项专利也成了磷酸铁锂电池最核心的技术。
随着磷酸铁锂电池的商业化难关被攻克，不擅长打官司的德州大学，将专利授权给了几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比如新能源领域投入多年研发的魁北克水电，和德国化工巨头南方化学(Sud-Chemie)的子公司Phostech。 这些公司拿到授权后，摇身变成“维权联盟”，先把搞间谍的NTT告上法庭。NTT由于理亏，便在2008年跟魁北克水电等公司达成庭外和解，赔了3000万美元。同时，魁北克水电也开始在全球各地疯狂抢注专利。 2003年，魁北克水电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个名为“控制尺寸的涂敷碳的氧化还原材料合成方法”的专利。虽然看名字跟磷酸铁锂电池没半点关系，但其权利要求几乎覆盖了磷酸铁锂电池的所有制造技术。 2008年9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了魁北克水电的专利申请，时值中央财政对新能源车的天量补贴呼之欲出，国内的电池厂商瞬间如临大敌，巨额的授权费一定会把中国的动力电池产业扼杀在襁褓之中。 这些专利要求合不合理？当时的产业界人士直言：“漫天撒网，跑马圈地，只是发明了一个瓶子，却想注册所有容器的专利。” 因此，魁北克水电们的专利阳谋并非无往不利，反而经常遭遇败绩：在美国起诉锂电池公司A123，被判败诉；而欧洲更是跟美国撕破脸面，2008年专利局裁决撤销了德州大学在欧洲的磷酸铁锂专利拥有权。 2010年8月，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向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针对魁北克水电的专利无效请求，一年后，专利复审委员对修改后的111项权利要求，宣告全部无效。这让产业链上的各家公司都长舒了一口气。 为了保住摇钱树，魁北克水电随即提出上诉，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专利官司。在决定胜负的二审中，魁北克水电修改了专利认定范围，比如把“化合物“改成”碳导体”，并称这是笔误，但实际上这是魁北克水电有意扩大保护范围，而根据中国专利法规定，这种错误是不能修改的。 上诉最终被驳回，维持原判，中国电池材料厂商逃过一劫。有意思的是，在一场又一场专利战争背后，反倒是这项技术的奠基人——美国教授John Goodenough几乎没捞着半点好处，被迫当了一回居里夫人。
这场官司是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史上无法抹去的一笔，官司本身的波折、和背后充满狗血与套路的往事，似乎也象征着整个产业前进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中国动力电池、乃至新能源车产业的起步，是从一场以“补贴”为名的泡沫开始的。
2000年夏天，前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到访德国，见到了在奥迪工作多年的万钢，两人从天亮聊到天黑，话题只有一个：中国汽车产业的前途何在？见多识广的万钢献了一计：新能源汽车，这和当时中央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 随后，万钢被邀请回国，先是担任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然后又在2007年成为科技部部长。此后，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旋即纷至沓来。 2009年1月，“十城千辆”项目启动。一个月后，科技部公布补贴标准：混动最高5万/辆、纯电最高6万/辆，10米以上的混动和纯电公交可以享受42-50万/辆的优惠——力度之大，在国内产业政策中前所未有。 客观来说，要让一个行业快速完成从0到1，补贴无疑是最立竿见影的。但这一方面非常考验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与财政纪律。另一方面，巨额补贴容易激发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引发疯狂的投机行为，导致市场资源错配和浪费，类似的情况在国内多个行业的历史中都出现过。 补贴落地后，二级市场闻风而动，电池系统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零部件，占整车成本40%左右，立刻沦为爆炒的对象，出现了一堆锂概念妖股。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股价2个月涨3倍的“成飞集成”。 成飞集成原本是一家做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宣布募资10亿元增资“中航锂电”进军锂电池产业后，股价在34个交易日里涨停了12次，以至于深交所要求券商必须采用“人盯人”策略，时刻监控成飞集成的股票交易账户。 当时，中国蹦出了1500多家锂电公司，绝大部分是为了拿到土地和低息贷款的空壳公司，整个行业泡沫横飞。2010年前后，中国动力电池做得最好的公司，成品率只能达到60%。 这无法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上汽因为在国内找不到合格的电池厂家，不得不和美国A123（已被中国万向集团收购）成立合资公司，北汽为了解决电池问题，也在2013年和韩国SKI成立了合资公司。 2010年8月，前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秉刚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谨防电动汽车事业中的科技骗局》：“望大家遇到明显吹嘘过度的发明新闻，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不经调查和请教相关科学家，就拿钱拿地出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做出一些傻事。”
虽然看口气属于苦口婆心、殷切关怀，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做傻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定性。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天量补贴固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催熟了新能源车市场，对终端的补贴也能照顾到产业链的中上游。但由于有财政买单，整车厂只需要把车卖出去就能拿到补贴，电池厂也没有技术升级的压力，导致产业上游在补贴期间几乎没有进步，和日韩企业的技术差距立竿见影。 而同一时期，动力电池的技术路线也发生了分化：动力电池主要有两种技术路线——磷酸铁锂电池与三元锂电池，前者的特点是工艺成熟、原材料成本低，循环寿命也更长，但有一个关键缺点：能量密度低，续航低。后者则恰好相反，成本高、安全性稍差，但最大优势是能量密度大，续航时间长。 三元锂路线的代表便是特斯拉，从第一款量产车Model S开始，特斯拉就一直押注能量密度更高的三元锂电池。和特斯拉同一年开始生产新能源车的比亚迪，则是磷酸铁锂电池的拥趸。很长一段时间里，磷酸铁锂也是国内动力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这也是为何国内厂家在专利诉讼问题上倾尽全力的原因。 放在现在看，三元锂是更好的选择，但在当时，磷酸铁锂路线其实是一个非常符合国情的路线：三元锂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3M公司和阿贡实验室、荷兰优美科、德国巴斯夫等机构手上，这些机构又将专利授权给了松下、LG化学、三星SDI等日韩公司手上，中国的技术积累几乎为零。 反观磷酸铁锂，包括比亚迪、北大先行等公司都已经涉足，反倒是三元的技术工艺在当时还不够成熟，安全认证数据少，除了特斯拉，几乎无人涉足。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是从公交和出租车开始，走循序渐进路线。和私家车相比，公交车的行驶路线与里程都相对固定，相应的充电设施部署起来也方便，反倒是对续航的要求没那么高，磷酸铁锂安全、稳定、工艺成熟的特点和政策方向完美契合。 在2014年之前，中国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不到120Wh/kg，主要用在公交客车和出租车上。最畅销的电动车北汽EV，续航只有160km，很难被个人消费者接受。 但反观海外采用三元锂电池的品牌：比如特斯拉ModelS，宝马i3和i8，雪佛兰Volt，其中Model S续航达到400公里，能量密度已经达到243Wh/kg，几乎是磷酸铁锂的一倍。
随着私家车市场的逐步崛起，磷酸铁锂电池续航低的劣势暴露无遗。技术优势更强的韩国产商随即趁虚而入：2015年10月22日，三星SDI西安工厂竣工，绑定了中通客车和北汽福田，5天后，LG化学南京工厂竣工，能满足10万辆电动车配套需求。当时，国内能叫得出名字的汽车品牌，要么已经和LG签了订单，要么正准备签。 作为新能源车技术密度最高、成本最高的零部件，对中国来说，搞不定电池，弯道超车就是一个伪命题。
2015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迎来了继专利战之后的又一个转折点。 一方面，中国在2015年正式实现赶英超美，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车市场，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但另一方面，随着三元锂电池的逐步普及，以LG化学和三星SDI为主的日韩厂商横扫中国市场，由于产能供不应求，LG总部一度取消了对中国公司的出货量考核[23]。 为了进一步挤压国内电池厂的生存空间，韩系厂商一边扩产一边发动价格战，直接将价格打到1元/Wh，国内品牌电池出厂价还普遍在2.5元-3元/Wh。虽然出货量大，但市场极为分散，出货最大的宁德时代2015年收入刚破50亿，只有三星SDI的1/8，基本没有还手之力。 要知道，动力电池的成本往往占据整车BOM成本的35%以上，这比SoC在手机上的成本占比还要高得多。放在商业层面，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补贴，最终都被韩国电池厂赚走了。当年在燃油车产业技术换市场的铩羽而归，似乎又将重演。 面对韩系电池厂的大军压境，2015年4月，工信部发布《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作为继补贴之后又一个充满争议的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份俗称“白名单”的文件对相关企业设定了门槛，比如产能要在2亿瓦时以上。 更关键的是，明确补贴和白名单挂钩，只有用了名单内企业提供的产品，整车厂才能拿到财政补贴。 相比单纯的补贴，白名单有着极其明显的“扶优扶强”的意味，在这个过程中，动力电池业迎来了产能大跃进，实力相对较弱的品牌陆续被淘汰，行业集中度急速提升。在白名单发布前，国内涉及动力电池配套生产的企业近200家，新能源车型多达1600种，而同期新能源车销量只有不到8万辆。 2016年11月，工信部再度发布新版白名单征求意见稿，对产能的要求比2015年的文件一下提高了40倍，以至于业界认为意见稿相关标准过于苛刻。 白名单的争议之处则在于，它对国内厂商有着极其明显的保护倾向，这是当时雄心勃勃的韩系厂商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两年时间，中国政府一共公布了四批名单，从2015年11月发布的第一批目录开始，直到2016年6月份发布的第四批目录，都没有一家韩国企业进入名单。就连第四批大开闸门，放了32家企业进来，也没有LG和三星的身影，这种就差直接报身份证的政策，自然引起了韩系企业的不满。 当时，国内60%左右的大型乘用车企业都选择了三星SDI和LG化学作为供应商。白名单公布后，刚刚竣工的LG南京工厂顿时陷入尴尬。按照LG原本的规划，南京工厂是其继韩国梧仓工厂、美国霍兰德工厂之后，LG化学再全球的第三大电池生产基地。随着第五批名单在2017年的难产，LG最终把南京工厂卖给了吉利。 按照白名单本身的说法，入选名单需要电池在国内制造和研发，但并不妨碍媒体将其解读为动力电池版的“限韩令”。时值韩国政府一意孤行部署“萨德”导弹，中韩关系大幅度退坡，难免引发猜想。2016年6月，韩国前国务总理黄教安来中国访问，白名单问题的讨论赫然在列。 同一时期，三星和LG自身也问题频出，先是三星Note 7因为“爆炸门”事件被迫全球召回（除了中国），这款手机的电池供应商恰好是旗下的SDI。接着，LG化学和另一家动力电池生产商SK创新因为专利问题撕破脸，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诉讼马拉松。 直到2018年底，关于白名单的存废口径才有所松动。2018年8月，在一年前停产工厂的SKI宣布重启与北京汽车的合作项目，投资50亿元在常州建年产7.5GWh的动力电池工厂；2017年暂停扩建的三星SDI西安动力电池工厂二期项目，也低调重启。 2019年6月，工信部发文正式废止白名单，四批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目录同时废止。在存续近4年的时间里，白名单诞生之初并不显山露水，却最终证明了其威力。 2015年的第一版白名单，其精妙之处在于，一方面配合“客车暂禁使用三元锂电池”的规定，将外资品牌优势巨大的三元锂电池，挡在了需求最多也最稳定的客车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当时财政补贴也多集中在客车领域，大量的补贴也给予了自主品牌从磷酸铁锂向三元锂转型的资金和时间。 2016年的第二版白名单，则是中国政策智慧的一种体现：虽然产能标准提高40倍的大跃进仅仅停留在征求意见稿，但企业为了尽可能满足意见稿中的标准，也只能一边扩产一边并购，大量达标无望的中小厂商被并购。尽管期间出现了低端有余高端不足的情况，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一部分电池厂商“先大起来”。 通过白名单，国内厂商获得了一个追赶的窗口期，当国产电池的使命从做大变成做强，白名单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2018年4月，白名单废止前夕，中汽协发布了一份《汽车动力蓄电池和氢燃料电池行业白名单暂行管理办法》。这份中汽协版本的白名单既不与补贴挂钩，也没有保护性条款，而是向海外厂商敞开大门，政策设计的核心思路也从产业保护变成了引导和扶持自主品牌技术进步。换句话说就是，引进国外的“先富”，实现“先富倒逼后富”。
2016年最后一天，中国政府推出了新一轮补贴政策，首次将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纳入考核标准。 简单来说，就是电池密度越高补贴越多，导致的结果也明显，在续航上有明显优势的三元锂受宠，磷酸铁锂被冷落。在2015年之后，国内已经明显感觉到磷酸铁锂的技术遇到了瓶颈，但三元锂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却在不断提高。 以产品为例，当时国内卖的最好的电动车是北汽E系列、知豆、众泰云、康迪熊猫，续航都不到200km，最大的使用场景是网约车，个人消费疲软。反观海外市场，Model S/X大杀四方，续航都在400公里以上，而且几乎都是个人买单。 2015年下半年，三星SDI西安工厂和宁德时代为了争取华晨宝马的订单，邀请对方来审核，宝马的采购人员戴着白手套摸了摸两家公司的卷绕机，最后选择了资历更浅的宁德时代。 宝马与宁德时代的渊源颇深：2011年，在宝马工作的魏岚德（Johann Wieland）奉总部命令来中国寻找动力电池供应商，听说东莞有一家企业不错，名叫ATL，是一家100%日资公司，常年给苹果手机供货，宝马随后提出合作意向，但前提是需要啃下宝马给的800页德文技术文件。 当时，代表ATL和魏岚德对接的曾毓群有些犹豫，因为车规级电池的生产难度和手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level，但他最终还是接受挑战，而且还战了一把大的——将ATL的汽车动力部门打包剥离出来，回老家成立了宁德时代，并且花了两年时间啃下了这些文件，打入宝马供应链，一战成名。 外界对曾毓群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是“赌性”，这个说法可以一路考证到王兴的饭否： 一个有幸早年投资了宁德时代的朋友说他当年第一次走进创始人曾毓群那狭小的办公室就被震了一下，只见墙上写着：赌性坚强。为什么不挂爱拼才会赢呢？曾正色道：光拼是不够的，那是体力活；赌才是脑力活。
很长一段时间里，宁德时代都是仅次于比亚迪的第二大动力电池供应商，但相比比亚迪坚定押注磷酸铁锂，宁德时代两边都下注，但显然更倾向于三元锂。2015年白名单推出后，政策层面对三元锂电池的倾向逐渐显露。而2016年补贴政策从阳光普照变成对三元锂路线的精准扶贫，更是让宁德时代直接坐上了火箭。 2018年，整车补贴政策再次调整，续航150公里以下的新能源汽车全部与补贴无缘，没来得及转向三元锂电池的企业，死伤惨重。 在动力电池领域，技术路线确定之后，厂商往往会有一个产能扩张周期，从工厂竣工到产能饱和，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另一方面，在技术路线迭代期间，厂商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扩张开始进行新产能的布局，这也是宁德时代火速上市的原因之一。 2018年，手握大把订单的宁德时代创下了24天闪电过会上市的记录。据说马云在宁德时代上市前亲自拜会曾毓群，才为旗下的云锋基金以10亿元的价格争取到1.06%的股份，以现在的股价，这些股票现在价值140亿元。 同期，在白名单政策的影响下，韩系厂商在中国的产能扩张戛然而止。即便2018年白名单开始松动，工厂重新开工，达到产能饱和也需要时间。以SK创新为例，其2018年8月投资50亿元在常州建厂，计划年产7.5GWh的动力电池，最早也要到2020年第三季度投入量产。 政策的时间差，为宁德时代创造了一个产能爬坡的绝佳窗口期。而动力电池又是一个自带降价属性的品类，产能规模越大、成本越容易降低。加上电池本身又有Know How的成分——即使同样的材料，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序，也能带来迥异的产品。两者叠加的结果，就是一旦产能形成壁垒，马太效应异常显著。 瑞银在2018年底发布了一份实验报告，对比了四家主流电池厂的电池成本，其中宁德时代、LG和SK创新的成本都在150美元/Kwh上下，相差无几。松下只有111美元/Kwh，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给特斯拉供货，而马斯克又是个砍价狂魔。
另外，动力电池乃至整个汽车领域，是一个比较依赖本地化响应的产业。无论是终端品牌还是电池厂商，都会培养一张属于自己的“本地配套关系网”。 宁德时代和多家汽车厂商合资成立公司，同时也绑定了多家上游材料厂，覆盖正极材料、电芯、电池PACK等多个环节，不仅是利益共享，也有利于工艺提升。随着中国本土新能源车品牌的崛起，宁德时代的本地化相应优势也愈发显著。 复盘宁德时代的崛起，最大的推力除了曾毓群本人赌神附体，但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的精妙布局：首先抗住骗补和泡沫的压力，换取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全面脱贫；接着推出白名单，为电池厂技术切换争取时间窗口，同时对龙头厂商进行精准扶贫；最后引入海外竞争对手，倒逼国内厂商技术突破。 这是乾坤腾挪，大开大阖的操盘。在当前的鲜花锦簇的背后，是万一产业政策遭遇不顺，便会被舆论口诛笔伐生吞活剥的风险。
随着国内动力电池龙头的冉冉升起，国产新能源车品牌大放异彩，中国政府又在终端产品上使用“先富倒逼后富”大法——2019年底，国产化的特斯拉Model 3正式获得国家补贴，中国造车新势力跟全球顶尖选手短兵相接。 特斯拉大战“蔚小理”的新闻占据了大部分头条，但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一场更大规模的交锋已然打响。
6月13日，刚参加完亚布力论坛的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又马不停蹄赶到重庆，在演讲中，他摆出了一组数据：中国7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70%（实际上是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70%是消费在交通运输环节。 不过王传福的目的不是推销比亚迪的电动车，而是想指出电动车同样会遇到燃油车的“卡脖子”问题：“发展新能源汽车最主要是为了解决石油卡脖子问题，但是中国的钴资源几乎没有，镍资源也很少，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从被石油卡脖子到被金属钴和镍卡脖子。” 因此他得出结论，相比于要使用大量镍、钴的三元锂电池，使用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的刀片电池不仅安全性更好，而且完全不依赖稀有金属，没有卡脖子的后顾之忧。 担心被卡脖子的不止王传福，还有太平洋对岸的马斯克。今年2月份，砍掉了公关部的马斯克发了一条推特，说道：“镍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正是因为镍短缺，所以标准续航版车型才会使用无镍的磷酸铁锂电池。” 作为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材料，锂、镍、钴相当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煤炭与石油，这些资源同样也存在分配不均、品质不一、背后地缘政治复杂等问题，因此必然会引发各方势力的激烈争夺。 锂资源主要来源于两种：盐湖和矿山。从全球供应量来看，澳洲矿山占比约57%，南美盐湖占比约30%，中国的盐湖和矿山总计不到10%，而且，中国的锂资源品质普遍不高，基本上都集中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环境脆弱且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开发难度大，成本高。 钴资源分配更加极端，全世界一半的钴矿都在刚果（金），这个地方常年战乱，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供应不稳定。 镍的分布相对广泛，印尼、菲律宾、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的储量都非常丰富，中国比较贫乏。2019年，全球镍产量约为250万吨，印尼占了约三分之一，在动力电池“高镍无钴”的趋势下，镍已经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总结下来，锂、镍、钴这三大资源，中国要么完全没有，要么没有成本优势，对于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这绝对属于卡脖子级别的隐患。而相比下游车厂打的你死我活，上游的资源争夺战，中国早早就确立了领先优势： 2012年，中国的天齐锂业以41亿元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泰利森，后者拥有全球28%的锂资源。另一家公司赣锋锂业则在2015年参股了澳大利亚Marion锂精矿，并且获得了100%包销权。2018年，天齐锂业又入股课智利SQM，成为第二大股东，后者则拥有全世界最大、品质最好的锂盐湖，因为这笔“蛇吞象”交易，天齐锂业差点被债务压垮。 到了2019年，洛阳钼业以2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位于刚果（金）的Tenke铜钴矿，又在去年拿下铜钴项目Kisanfu95%股份，一举超过嘉能可成为全球第一大钴材料供应商，而嘉能可一直是特斯拉的主要供应商。
在最关键的镍矿上，中国虽然没有收购国外超大型镍矿，但是却在技术上解决了卡脖子的困扰：力勤矿业和“不锈钢之王”青山控股在印度尼西亚实现了突破，可以大规模地将用来生产不锈钢的红土镍变成可以用来生产动力电池的硫化镍，解决了供应不足和成本高企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上游的连战连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声势浩大的补贴之后，带来的下游需求的稳定性，加上国内成熟的加工体系，以及政府的推波助澜，帮助整个产业补足了最关键的一环。 表面看，汽车行业的竞争只存在于整车厂之间，但在这场新能源革命的背后，上游矿产资源的争夺战的规模往往更加夸张，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公司利润，还关乎着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
一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带动产业升级，历来充满争议。在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林毅夫与张维迎在2016年展开的辩论，前者认为不用产业政策就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后者则认为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上世纪初美国工业的崛起，还是战后的“东亚奇迹”，都少不了关税壁垒、产业补贴和定向低息贷款这类产业政策的影子。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棋局上，无论是上游的光伏、特高压，还是下游的新能源车，也都有一只若隐若现的“看得见的手”。 作为新能源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显然也是短时间内完成落后到追赶，再到领先的典型，期间种种起落浮沉，也绝非“补贴”和“白名单”能够简单粗暴的概括： 首先，通过对终端产品的全方位补贴，把产业迅速“催熟”。坦率地说，任何天量的财政补贴都会出现泡沫与骗补，需要财政纪律、及时纠偏以及对骗补行为的严惩不贷。但大规模的补贴能够让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尝到甜头，进而迅速提高行业对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 其次，通过全面补贴做大内需市场后，调整政策转向供给侧，提高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筛出种子选手精准扶持，让种子选手迅速扩大产能规模。 最后，打开国门迎接“鲶鱼”，加大国内厂商竞争压力，引导其从做大转向做强。只要突破一个赛道的核心技术，就能和中国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结合起来，从成本和规模上碾压对手，最终站上产业链顶端。 很多时候，国家级的产业政策不啻于一场深思熟虑的“豪赌”，而尽管有种种非议，但在新能源汽车的这张牌桌上，中国都交出了一份答卷：从上游矿产资源的跑马圈地、到中游动力电池的突破、再到下游造车的遍地开花。 这让笔者想起曾毓群的那句话：光拼是不够的，那是体力活，赌才是脑力活。这句不太能上台面的话，必定是中国走向工业强国之路上的一句微不足道，但又无法忽视的注脚。（来源：远川研究所 作者：罗松松）
潮汕一代“教父”晚节不保 最终留下一大堆烂摊子
【研究员】：WH
转型和扩张。先是宜华木业更名为宜华生活，进入泛家装领域，花了几十亿收了很多品牌，比如全球最大的沙发品牌商华达利等等。另一个上市公司宜华地产改名为宜华健康，不干地产了，转型大健康。这期间，因为救了贾跃亭一次，他还上了次热搜，当时刘绍喜和几个长江商学院同学一起给乐视注资了6亿美元，贾跃亭高兴得发微博各种感谢。
【博览财经特稿】大家都知道潮汕商人很厉害，号称“东方犹太人”，代表人物太多，什么李嘉诚、马化腾、刘銮雄、谢国民、黄光裕……名单太长，其中有一位，知名度不大，但是影响力十足，在当地的商人圈子里有“教父”的头衔。 这人叫刘绍喜，他的产业是宜华集团。刘绍喜也是苦出身，据他自己说，小时候一家8口人挤在16平米的小房子里，奶奶得了重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他也只能辍学打工。 他学的是个技术活——木工，由于做事勤快，学东西很快，他很快就从一个普通员工升为主任。后来觉得自己学的差不多了，他决定单干。 1987年，刘绍喜凑了800元，买了不少二手工具，开了一个木工厂，主要就是给附近居民打家具。一年后，刘绍喜抓住了一个大客户，一个家具公司找他下了个50万的订单，也别说，订单完成后客户很满意，之后几年，这个客户开了很多门店，刘绍喜的订单就也越来越多。 1995年，小工厂升级成了宜华集团，第二年，刘绍喜就来了个大手笔——他们和国企羊城集团下属的澳门羊城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广州泛海木业，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宜华木业。 1999年，刘绍喜又从澳门羊城手里买下30%股份，控制了公司。当时就有人质疑，公司不错，为啥要把股份卖了呢？几年后大家才知道这里猫腻不少。 2003年，广州中院对“羊城集团贪腐窝案”的刑事判决书显示，羊城集团副总经理张穗生共收受宜华集团负责人刘绍喜贿送的473.5万港元和人民币20万元。 不过这事对刘绍喜没啥影响，当年，宜华木业成了汕头第一家年产值过百亿的民营企业，2004年顺利上市。之后不久，他“资本教父”的名头就传出来了，为啥呢？ 因为当地很多公司都想上市，但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刘绍喜走过一遍，该怎么弄都清楚，于是大家都找他帮忙，连当地官员都说，“刘绍喜在澄海地区能量颇大，许多大企业想要上市，苦于无资源和门路，都得找刘氏兄弟指点迷津。” 要说这刘绍喜的眼光很不错，他也不白帮忙，顺带就完成了一圈项目筛选和战略投资，后来整理发现，他先后投资了120多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早期投资很难不赚钱。主业+投资，没过多少年，刘绍喜的资本帝国也悄然成型。
在汕头澄海区流传有一句顺口溜，“澄海三莫死（方言，指不能死），学敏、必孝，刘绍喜。”意思就是，在澄海这个小地方，有三个人翻云覆雨，长盛不衰，是不能死，也死不了的。 学敏、必孝，是指“鳗鱼大王”黄学敏，广东省南洋工业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必孝，刘绍喜虽然排在他们后面，影响力却丝毫不输前两个人。 2014年，万庆良案发。当时有媒体登了篇文章，标题叫《资本狂人宜华系实控人刘绍喜在机场被带走》，消息一出，刘绍喜名下的宜华木业、宜华地产两家上市公司相继停牌。 一年后，庭审万庆良时，检方出示了六家企业的证言，显示万庆良收取了宜华集团刘某某70万人民币，33万美金。 刘绍喜协助案件调查后不久，又重返了公司。之后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基本都是围绕公司，他要干什么呢？ 转型和扩张。先是宜华木业更名为宜华生活，进入泛家装领域，花了几十亿收了很多品牌，比如全球最大的沙发品牌商华达利等等。另一个上市公司宜华地产改名为宜华健康，不干地产了，转型大健康。 这期间，因为救了贾跃亭一次，他还上了次热搜，当时刘绍喜和几个长江商学院同学一起给乐视注资了6亿美元，贾跃亭高兴得发微博各种感谢。
这钱当然亏没影了，相对于贾跃亭的神话一夜崩塌，刘绍喜的危机则慢了许多。 2019之前，宜华看上去一切正常，账面上经常趴着三四十亿，但危机已然不可避免。为啥呢？因为步子太大。 两家上市公司频繁并购，钱流水样花出去，但转型并不成功。尤其是宜华健康，在全国建了15个大型的养生项目，并购众安康、亲和源以及20多家医院，连同10家医药大学，成了大型医疗集团。 但是医疗这个行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虽然刘绍喜有钱，成功登上胡润富豪榜，但这个投入他也承受不了。2018年的财报显示，两家公司的大量资产都被作为抵押物用以融资。 这钱得还啊，公司的资金链就越来越紧张。2019年，宜华生活关闭203家门店，给出的解释是因战略调整，成都美乐乐还曝出严重拖欠工资。
业绩不行股价也不行，宜华生活2015年股价见顶，之后就开始跌，刘绍喜质押了很多股票，为了避免股价大跌被强平，他想了另外一个招。什么招数呢？ 造假+市值管理。也就是说，一边造假，另一边跟配资公司合作，找来上百个账户，操盘做市值管理。
然而，这只是垂死挣扎罢了。2019年2月，宜华健康股价闪崩，刘绍喜在配资公司的保证金一下亏光，穿仓了。按说这时候该赶紧补钱，结果呢，刘绍喜却拉着配资机构，在汕头开会，要他们签署股票回购的协议。 配资公司本来就是在边缘游走的行业，哪还能保证回购啊，这下刘绍喜彻底把这帮人得罪了，这帮人也不是善茬儿，直接把这事给捅出去了。这么一来，监管发函询问是一定的，江湖上也没人愿意出钱帮宜华系翻身了。 2019年10月，债券“16宜华01”违约；2020年4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19年年报被会计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就差直接说“造假”了。市场懂啊，直接送了15个跌停板，跌破1元面值大关。5月6日，宜华又有债务违约，同一天，被实施退市风险提示。 刘绍喜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官网上“总资产850多亿元”这句话，也不见了踪影。 刘绍喜也曾展开各种自救，但基本没用。毕竟有300亿负债压顶，变卖资产、股权的这点钱用处不大。
今年一月，证监会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累积起来，宜华生活定期报告造假金额超过400亿元。 近日，针对刘绍喜的处罚也出来了，罚款930万元，终身禁入证券市场。一代教父晚节不保，只留下一大堆烂摊子，居安思危这句话，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来源：大猫财经（ID：caimao_shuangquan） 作者：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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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手打压深层次原因 整治无孔不入剥削普通百姓“寸草不生”的资本
【研究员】：WH
最早从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被反垄断处罚，到滴滴等互联企业被调查，教育行业被团灭以及游戏产业被抨击，越来越越多的人觉得服务行业越来越难做了，尤其是互联网行业，政策的不确定性让其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担心一夜之间所有努力都灰飞烟灭。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官媒发了一篇抨击网络游戏的评论文章，刷爆了朋友圈。家长们看的是热血沸腾，行业从业者内心却是拔凉、拔凉的。 最早从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被反垄断处罚，到滴滴等互联企业被调查，教育行业被团灭以及游戏产业被抨击，越来越越多的人觉得服务行业越来越难做了，尤其是互联网行业，政策的不确定性让其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担心一夜之间所有努力都灰飞烟灭。 甚至有行业观察者直截了当的指出：国家正在对互联网产业进行前所有为的管控，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国家真的只是针对互联网行业吗？ 如果把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放在上述被打击的几个产业之前，或许一切就一目了然了：国家正在打压所有资本扎堆进入，且毫无底线压榨普通百姓的行业或者公司！ 国家绝不允许资本肆意进入房地产行业 这一切要从房地产的调控开始。日前，住建部联合其他部门共8个部门发出通知（楼市大消息！8部门发文，重点整治变相涨价、套贷……）：未来三年将严厉整顿房地产秩序，对那些调控不力且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坚决予以问责。 其实大家对这个政策已经开始麻木了，截止到目前，国家大量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覆盖了产业链上每一个参与者。 政府土地的出让，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三道红线，银行的贷款限制，中介机构黑名单，购房者资格限制和去杠杆……，你能想到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明确而严厉的政策管控。 前所未有的调控都指向一个目标：改变预期，那就是不要期待房地产行业还像过去一样会卷土重来，行业的繁荣已经不复存在！ 哪怕是在受疫情影响经济严重减速的2020年，国家都没有丝毫放弃调控，传递任何重启房地产行业刺激经济的信号！现在不会，自然以后有更加没有必要！ 我们不能否认过去几十年，房地产行业给国家经济做出的贡献，以及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生活改善。但随着行业的繁荣，房地产行业已经严重偏离了其住有所居的初心，大量的资本积累，已经成为了全民炒房投机的毒瘤，少数人收割多数人的财富收割机。 地方政府高价卖地，房地产企业加价盖楼，银行长期寄生吸血、中介机构借机搜刮，而没房的就是被层层压榨的最底层。如果这个行业继续繁荣，有资产的人会越来越富裕，没有资产的人彻底沦为被剥削的对象。 手上有几套房的人，已经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坐在家中收租为生；无房的人，前景黯淡，也无心奋斗，只能选择躺平！ 高房价不仅是对整个普通民众的压榨，还挤压了他行业的发展生存空间，这本质上是资源的不平均分配形成的一种资本的剥削。 不是房地产行业好赚钱，而是资本在这个行业赚钱赚得太容易了！所以国家必须要打压，要阻挡更多的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 过去几年，中国资本市场拥有着前所未有上市融资的好时期，但你有没有发现没有一家房企IPO上市，并购重组也没有，资本市场的这扇大门对房地产企业早已关闭，也许是永久的关闭！ 从这一刻起，我们就应该看懂，国家绝不允许，资本肆意的进入房地产行业，对普通百姓进行剥削。不过，这一个信号被长期存在的房地产永远繁荣的共识所掩盖，需要时间去刺破泡沫。 资本在制造更多的矛盾 如果大家看懂了这层逻辑，接下里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滴滴低调上市，国家七部门入驻调查！作为在中国本土发展的企业，滴滴已经与监管打交道无数次，过往的约谈中多少会涉及到数据安全，滴滴上市之前不可能心里没有数。因此，滴滴可能存在泄漏用户数据的可能，但是大概率不是一刀致命的问题，未来在监管部整治改进之后，继续运营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滴滴白查的另一个原因，背后资本带来的剥削。滴滴到底对这个社会做出多少贡献？它无非就是租车行业从线下变成了线上，缩短了人们的找车时间和乘车体验，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而已。 便捷的背后，滴滴从2012年至今累计融资近1500亿人民币，一个企业的融资超过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融资总额。资本不是慈善，他需要利润，需要退出。为了获利退出，资本需要更高的估值，因此平台需要更多的业绩。烧钱补贴完成垄断后，滴滴平台只能开始两端压榨。 无论是乘客还是司机，他们都来自社会中层及底层，生活本就不容易，还要面对滴滴平台的高频剥削，这也是导致司乘纠纷频繁出现的原因。 资本在制造更多的矛盾。近期被团灭的培训教育，也是如此！ 培训教育的初心，本来是让更多的小孩接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实现教育的公平性。然而资本却挖掘出了中国应试教育下的这个大蛋糕，上千亿资本进入培教行业，创造了共计超万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报酬，通过贩卖焦虑和创造需求不断的压榨家长的钱包。 可以这么说，教育培训行业是一个被资本烧出来的市场！由于资本涌入，校外教培不再只有教育的目的，而成为了敛财的手段，资本和教培机构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学生课业负担愈来愈重，家长的经济负担逐年增加。 资本的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被抨击的游戏行业，更是如此！ 游戏本来是人民茶余饭后，工作之间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是我们需要的精神生活的一面。但被资本盯上受，为了获取更多利润，瞄上了学生群体，为了迎合大脑的即时满足，创造出了千亿市场。 2021年上半年，国内游戏行业一级市场超级火热，投融资数量就已达到了116笔，而2020年全年总共191笔。某互联网巨头号称每3.8天投资一家游戏公司，半年时间对外投资近千亿元。 投资圈某位大佬表示：在当下的文娱行业里，动画、漫画、网文这些创业都不赚钱，也就游戏投资变现效率最高。 资本的疯狂，活生生的把精神粮食活生生的变成了精神“毒药”，让本该好好学习的学生，深入其中不能自拔。这也是资本作恶的一种表现。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铤而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当下，某些为追求利润，不顾一切的资本，就是当初马克思口中的资本家。上述的几个行业，本质上并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财富，但却成为了资本敛财的工具，再不加以制止，只会更加疯狂。由此可见，表面上国家在打击、调控这些企业或行业，背后深层次的是打击那些无孔不入，对普通百姓剥削的“寸草不生”的资本。 资本应该向善，因此那些嗜血成瘾的资本请好自为之，适可而止！ 国家打压几个行业并非一棍子打死 打击背后，看到另一层变化！资本是逐利的，这个不可否认。但同样是逐利，为啥国家不打压半导体、芯片、高端制造和生物医药行业，反而是在加大力度扶持？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在学习美国发展服务行业。十几年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服务行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方面，我们服务行业出现越来越多的垄断型巨头，但高端技术产业依然面对卡脖子的问题，处于被打压，受制于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世界财富榜上中国人越来越多，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成为了中国“共同富裕”路上的绊脚石。 这两年，国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向德国学习，强调实体产业，走工业强国路线，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提升科技水平；在社会发展上，我们打击巨头垄断，激发实干精神，减少人才奋斗的成本。 战略转向说起来容易，需要真金白银的扶持。我们看到资本逐利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他可以让一个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因此国家在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对半导体行业、芯片行业、高端制造和生物医药行业敞开融资的大门。 但是资本的惯性，天然的回避回报率低，周期长的国家扶持产业；扎堆进入高频应用场景，回报率高的民生领域，进行无止境的剥削！ 因此，国家打压上述几个行业，并非一棍子直接打死，其实是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告诉资本什么该投，什么不改投！ 这就是中国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如果你没有看懂这层逻辑，那么你未来的每一步都寸步难行。顺着这个逻辑，未来几个行业背后的资本可能面临暴风骤雨般的监管： 第一，明星、网红背后的资本。没有给社会创造任何价值，反而树立了更多不好的影响。吴亦凡只是开始，郑爽可能跑不了，未来明星圈可能会引来“地震”级别的政治。 第二、学区房，部分人投机敛财的工具，不断增加百姓负担和焦虑。国家的打击政策已经从北京和深圳开始了，未来会慢慢的扩散至全国一二线城市； 第三、医美行业，行业目前处于野蛮生长状态，乱象丛生。大量资本挖掘颜值经济的背后是重获客营销、轻专业医疗，导致医疗事故不断。未来两年，可能会遇到强监管，行业引来洗牌！ 第四、短视频，尤其是依靠算法，不断榨取流量、挑战人性的短视频平台。如果说游戏是“精神鸦片”，让人上瘾的依靠算法推荐的短视频平台也跑不了！ 最近几年国家对明星、网红，断断续续的出台过一些政策进行限制；学区房，也算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这两个行业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第一次面临政策的监管。而医美和短视频行业，目前暂时并没有对其行业的发展突发性的制定过严格的政策措施，暴哥觉得他可能会是下一个被整治的行业。 如果要给这两个行业排个先后，短视频首当其冲！敏感的资本也许已经看到苗头，开始撤离了；普通百姓最好远离，别让自己成为最后的炮灰！（来源：暴财经pro（icaijing123） 作者：暴哥）
所有变革都有代价 一个普通母亲眼里的教培行业政策
【研究员】：WH
我知道“早教”是个庞大的产业。但仍然想说，大城市双职工多，确实大力发展高质量的“幼托”行业是必要的，但价格需要适中。那种“开发智力”的高价早教不是教育，应该归入像LV，CHANEL一样的“奢侈品消费”行列，土豪随意，平民绕道才对。
【博览财经特稿】我的理解是，这次政策针对的，是资本对基础教育行业的渗透和控制。从一个普通母亲的角度，我是很支持这次政策的。 但任何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都有受害者，教培行业的很多从业人员（家庭）大概率要经历阵痛，转型，甚至要承担这个变革的代价。 近日，整个教培行业，尤其是K12赛道，遭遇灭顶之灾。网上各种分析文章已经铺天盖地，国家复兴角度，国内国际政治生态角度，教育行业本质角度，就业市场角度……信息够详细，甚至过载。 我有时候会觉得，看一个复杂事物跟万花筒一样，不同角度看去都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得到一个确定性的宏大结论。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但是站在一个3、4岁小男生母亲的角度，还是有些话如鲠在喉。担心自己一个人想法偏激，特地跟团队女生们聊了聊，大多90后，有已经生完孩子的，有还没结婚的。问了问她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怎么看待这次“教培政策”。BTW，这群女生大多是经济学博士，对于“市场”都是深入骨髓的迷恋。 从一个普通母亲角度很支持这次政策 从2018年生完孩子开始，我就不断接到各种“早教”的推销。便宜的贵的都有。最逗的一次大概是我儿子1岁左右，约了早教老师来试课，looks very professional，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发智力”的教具，还给我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测评报告和费用表，费用很贵，10多万一年吧，一周两次，预计的目标有“一年内教会孩子叫爸爸妈妈以及多少词汇”，“完成多少种动作”，“对什么音乐有反馈”之类。说实话，当时同龄孩子好多会叫父母，会走路了，我儿子还只能在地上匍匐前进，嘴里发出“咿呀”的音节，我偶尔也心里会犯嘀咕，我这么聪明的妈，咋生出这么驽钝的崽。但是经过这次“试课”后，我反而坚定了信念，let it be。草木生长有其自然规律，如此漫长的路程，为啥要在“睁眼，翻身，说话”这样自然属性上去争分夺秒？早3个月，6个月说话——这是为了娃，还是为了我们家长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 之后我特地去北京多家著名的早教中心看过，还面谈过7、8个早教老师，更加坚定了自己想法，这是一个边创造边治疗家长焦虑的地方，如果是因为家里没人带娃打发时间，可以，但完全不具备“教育”属性。和娃爸商量，意见一致，坚定拒绝早教，让娃就这么随自然的节奏迎风成长。 我知道“早教”是个庞大的产业。但仍然想说，大城市双职工多，确实大力发展高质量的“幼托”行业是必要的，但价格需要适中。那种“开发智力”的高价早教不是教育，应该归入像LV，CHANEL一样的“奢侈品消费”行列，土豪随意，平民绕道才对。 随着娃长大，上幼儿园，小学的议题开始出现了。然后我开始知道了这个“内卷”的厉害。一个来做客的四年级小朋友告诉我，她期末语文考试考了94分，我笑嘻嘻的表扬她考得好。娃眨巴着眼睛，眼泪都要出来，说自己是班上30多名，前面20名基本是98、99、100。说班上孩子都上培训班，知道怎么“刷题刷分”。孩子家长也有点叹气，说自己本意是保护孩子，但是发现孩子却遭遇另一种困境，问我“香帅，我该怎么办？” 我呆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答。从常识和理性 说，在“选优，人才培养”上，我们都知道小学四年级的94和99毫无区别，现在这种将80提高到85，95提高到99的“刷题培训“，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工业化的流水线，是在努力将人力资本“标准化”，像削马铃薯的机器，努力又快又多的削出“同样大小，同样浑圆光滑”的马铃薯。 在工业化时代，教育行业的部分流程化，工业化大概也是一个方向，毕竟效率高，规模效应显著。但我总是以为，教育的本质仍然是农业，是缓慢的，深耕的，因地制宜，甚至是靠天吃饭的。 通过通识普及从而降低全社会在知识基本门槛上的不对称和不平等；通过选优机制从而为真正有天赋的人群提供突破阶层的晋升阶梯。这是我眼里教育的意义。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是你怎么能责怪孩子敏感、家长纠结呢？毕竟学校里“分数，排名”就是一个娃的大半个世界。你不卷，孩子被迫卷，家长跟着卷而更卷。 这种例子听得，见得太多。作为一个悲催的海淀家长，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准备以一己之力对抗系统，拒绝所有学科培训，将娃保护起来。实在不行走国际教育体系。他可以不成什么栋梁之才，但是务必拥有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格和心灵，拥有傻乎乎的童年和热血沸腾的青少年，不为几分的差距而焦虑，而心怀嫉妒，而寝食不安。他可以成绩好也可以成绩不好，但必须知道世界的辽阔，人性的美好和局限，心存一点慈悲和敬畏。我想，这不仅仅是我，而是绝大部分母亲内心最深的期望。 但是，我承认自己和娃的幸运。他可以顺理成章的进入北大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同时父母也能不算艰难的提供进入国际教育体系的费用。当时我在北大系和另外几家著名国际幼儿园之间左右摇摆时，就有朋友骂我说“这是高级凡尔赛体”——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拥有太过奢侈的选择权。我感激拥有这样的选择权，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会想——假设我没有拥有这样的选择权呢？我是否还有勇气跟儿子说，Let's fight against the system，baby？ 要知道，这世间绝大部分的母亲，对下一代的教育，都是小心翼翼的守护，胆战心惊的期待，以及如履薄冰的跟随，害怕被时代抛弃错过，害怕自己肩膀太弱，给不了她/他们自己飞跃的力量。这世间绝大部分的母亲在教育上都只能做一个PRICE TAKER（价格接受者），而不是革命者，反叛者。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幸运当做理所当然。 所以，从一个普通母亲的角度，我对这次的政策是有点释然的。还会算一算，儿子进小学还有3年，到那时整顿基本完成，市场出清，气象会略有不同。 很多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当然，我也明白，神仙打架永远是小鬼遭殃，尤其是这么霹雳手段下，无辜的小鬼们会被劈得七荤八素，而真正大佬，早一边微笑着说“教育是永不退出的行业”一边将资金早早安全退出。 而大批兢兢业业十年八年的从业人员，一夜间忽然被炒了鱿鱼，全家嗷嗷待哺，房贷月月催逼——换谁也没法心平气和接受。还有很多普通家长也忧心忡忡，尤其是“双减”试点城市的家长，担心在同省其他地方还可以补课的情况下，自己家的孩子就无端端的被落下了。更有在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层层加码——给学生补个习被“扫黄打非”蹲局子，换谁也想不通。更何况，很多线上教育也还是提供了有效供给，降低了“名师”门槛，多少有普惠意义，而且这么多培训机构，被错杀的大概也不在少数。 不说别的机构，我也没啥发言权。但是我自己是上过新东方的。当年我英语其实不咋好，GRE大约是不到2100的水平，到新东方那个妙峰山封闭培训了两个月，然后也学会了在BBS上搜“G经”，GRE考试拿了2300多，接近2400的满分，顺利拿到OFFER——当年我是很洋洋自得的。但是这些年真正当了老师，慢慢回思这段经历，觉得很多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第一，这个2300多的分数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得以进入UBC念硕士，然后去McGill读博士。没有新东方提供这么一套“套路”和“打法”，我，以及很多很多和我一样的学生，可能会失去一个选择的机会。尤其是当年那些农村出来的，在英语能力上偏弱的中国学生，这扇窗，这扇门，无论如何是珍贵的。人世间，没有什么比机会更珍贵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对新东方抱有好感，即使不够认同其后来内卷到学科培训的策略，但个人情感上，我没法批评他们。 第二，这个2300多的分数完全不代表我的英语能力。我有两个朋友属于半native speaker/writer的程度，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超过我甚远。但是考GRE，GMAT，甚至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他们都根本考不过我。原因很简单，他们语言能力强，对套路没有那么上心，我是‘钻研套路’对症下药去玩这个GAME。但是，到了海外求学过程中，这个语言能力差距是非常清晰的，并没有因为我会考GRE，GMAT而变强。换句话说，“套路”、“攻略”确实在短期内给我打了针激素，让我显得强壮了不少，但是并没有真正提高我的能力。而一旦碰到是真刀真枪的场合或者时间足够长久，只有真实的绝对实力才是唯一王道。这也是我对当下不少“成绩/分数拔尖”的孩子的感受，简历完美，人设完美，但是真刀真枪的场合反而显得单薄。跟几个互联网大厂的高管聊天，大家也都有类似的感受。 我永远感激当年新东方的培训，让我无意中走上一条迥异的人生道路。正是这条迥异的道路走下来，我才有能力和机会反思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越来越多的“标准化策略”，是教育者的初心吗？是教育行业的宿命吗？我们为什么而来？是否世界上还是存在某种被称为“使命感”的东西，最起码，在教育和医疗行业里？ 至于很多人讨论过的，社会分层分化，中产焦虑，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这些命题我们不必要在这里讨论了，都有各自道理。实际上，最市场化的美国社会，教育的资本化程度也是非常低的，教育行业的资本累积，从来不是席卷式的，因为真正的教育，是高度非标的，是慢变量。而快速扩张的连锁教育，这确实是中国特色。 但是反过来说，我对“教育培训”一点点反感都没有，甚至不觉得这次政策要打击的是“教育培训”——我的理解是，这次政策针对的，是资本对基础教育行业的渗透和控制。这种渗透控制力量一旦起来，尤其借助信息传播技术的突破，会形成不可预知的巨大力量，从而影响到公立教育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公立教育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堡垒，也是社会分配的重要机制。这个底线，是没法突破的。 但是——再转折一下，我也不觉得教育培训行业就此完蛋。就像很多人说的，需求和供给都在，市场匹配总会出现。只不过“很多文章都分析过了，成人继续教育，职业教育，非学科素质教育……业内人会有更多的自救和转型方法”。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学科教育培训，也不是“灰飞烟灭”，而是会回到更农业化的时代，教育培训行业的存在形态会变。以作坊模式存在。我高中时家里就替我请过家教，从国防科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到国防科大教授，前后也大概有5、6个。我自己读大学后也当过家教赚零花钱。我身边不少农村出身的朋友更是读大学开始就靠家教维持自己生活，还偶尔补贴家庭。这个行业一直在，只是存在的形式在变化，规模在变化，而已。 当然，我仍然得承认，任何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都有受害者。教培行业的很多从业人员（家庭）大概率要经历阵痛，转型，甚至要承担这个变革的代价。举个例，前几天在研究东北经济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我们这代人对朱相是很推崇的，壮士断腕国企改革，商品房改革，奠定了后面多少年繁荣的大局。但是很多东北人有完全迥异的感受——东北的下沉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很多80后甚至90后都有童年青少期“父母下岗，吃半年水煮白菜，非常穷困”的感受。有个团队小朋友的先生就来自东北边陲，说到98年国企改革时，说了一句特别深刻而真实的话，“一将功成万骨枯，当你是那根枯骨的时候，就会明白这种切肤之痛“。 我知道所有的变革都有代价，即使这个变革会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仍然希望，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缓冲地带和弹性原则。比如教培行业的普通从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比如“双减试点工作”中不要扩大化，极端化的问题。在不让资本不裹挟教育的大前提下，在这个过渡阶段，很多面临升学的家庭和孩子也需要缓冲的时间。 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很多变化在发生。我们只能希望，一切会更好点。我们也只能自己努力看清时代的转折方向，on the right track，让下一代能过的比我们更好点。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母亲对这次教培政策的真实感受。下面是我们团队女生对这次教培政策的态度和忧虑。她们和我一样，都出自普通人家，都接受过完整的市场经济的熏陶，都是作为母亲和“未来母亲”的真实感受。 HX：我有点儿期待，这次教培政策能降低基础教育里面不必要的“内卷”。我一个表妹，在西城区一流初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初中部）马上读初三，前两天跟她聊了聊，他们竞争特别激烈，本校高中部的中考录取线是满分里面只扣14分。（评论：这种分数怎么能筛选人才，无非是逼着大家都变成针尖上的天使，某种意义上是害人）。但是我又担心“内卷”还会是必然趋势……就像以前一直在说要减负、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但从来没有真正减下来。我表妹现在跟我爸回了山东奶奶家，给她找了老家的初中老师做家教辅导她。（评论：未来教培大概就是这种作坊模式，回到80，90年代） FF：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补过课的人，对于目前小孩卷的这么严重（包括我们自己被卷的这么严重）其实挺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都不补，回归原来的年代挺好的。感觉对商业地产会有影响，我回老家才发现，我们家小区楼下的几排底商，一眼望去2/3都是补课机构。银川这种三四线城市补课资源都供给充分到这种程度，也是够可以的。我和家人说用不了一年，这一排的底商绝对大换样。 ML：从我的角度是支持的。我家乡那边的小学，现在是5点放学，要求放学前孩子做完作业，回家没有负担。但实际上，放了学开始奔赴各种辅导班，是没有作业的负担了，作业完成彻底可以参加辅导班了——家长挺苦的。我觉得自己结婚生孩子大概还要3-4年，到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转变的差不多了，大家也许很多人慢慢都开始接受不补课，不提前学，把时间还给孩子。不过，我也怕这长路漫漫。刚才问了一下我姐，我老家那边还是在补课，可能换了个说法，不是明说提前学教材了。而且我姐说小孩儿压力还是很大，别人都学。而且暑假之前，我家那边还有个家长联系我，问我有没有时间给孩子提前教课）。不过“连锁”这种教育模式是被打击了，之前教育机构之前开了连锁，据说现在关了几个。 CJ：我和先生都都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俩本来就打算不去卷，其他人被要求不卷，就改善了，更心安。我两都是从小到大都没补过课的，是游乐场模式培养出来的。其实我的观察是，我们成都七中本部的学生还是不怎么补课，还是游乐场模式。真的尖子生好像真的就是游乐场模式。 JW：开心啊。因为现在没有小孩的问题，这几年矫正一点，期望着过几年自己小孩读书没那么难，感觉大洗牌也挺好的，房价都可以刷新一下不。但是因为我之前去过新东方补英语，就感觉新东方真的蛮好的，又玩又学，如果真打击没了，还挺可惜的。……我觉得真正糟糕的是市场上那种纯竞争的补习班。 如果女博士们还不够“典型”的话，最后再加一个更普通的母亲的感受。我家阿姨，河南驻马店人，38岁，两个孩子的母亲。她14岁的闺女正在上暑期培训班，一个月3500元，对于农村家庭不算小数目。“从小到大一直在上各种补习班，贵是肯定贵的，没见啥效果，但是不敢不上啊，人家孩子都上，咬牙都上，我们不懂，不给孩子上怕耽误她......”。（来源：香帅的金融江湖 作者：香帅无花）
形势分析
打击房价效果开始显现 今年“金九银十”大概率凉了
【研究员】：WH
南京占尽区域优势，身处长三角，又有文化底蕴，又有高校人才，省会地位，然而偏偏行政问题，拖垮了自身形象。这对吸引人口流入的影响，很严重。预期不再，上半年火热的南京楼市，下半年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调，而且回调程度会很“深”。
【博览财经特稿】“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早上刷朋友圈时，看到郑州老李发了这么一句话。 老李是郑州某项目操盘手，郑州行情上半年很一般，前段时间又突遇涝灾，项目被迫叫停，售楼处关闭。好不容易熬过了涝灾，现在疫情又来了…… 不过老李心态好，每天发励志短句。我回复，心情不错啊，他说，给老板们看的，别当真。随后我安慰道：真正的黑云可能在下半年，要做好心理准备。 的确，7月来，全国楼市行情开始下行，这里面掺杂很多因素。比如传统楼市淡季周期；每隔几天出台的调控政策；信贷收紧，利率上调；中央多次发声，坚持房住不炒，三稳战略。基本上，透过7月楼市数据，可以看清下半年行情。 调控重拳密集砸向这些地方 中指院数据显示，7月，全国楼市大降温。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量环比下降14.77%，二线城市环比下降5.68%，三线城市环比下降14%。
上半年，行情最热的是：四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中的头部城市、长三角和大湾区的部分三四线城市。 但同样，这段时间，调控重拳密集砸向这些地方。其中一线城市，尤其上海，成交下滑最严重，大约在17.5%左右。 调控原因为主导，先是“沪十条”出台，增值税2改5，离婚3年限购，后法拍限购、积分摇号、学区房“指标到校”、二手房“核验价”、赠予限购，信贷收缩、利率上调…… 这套打法出来后，几乎堵上了上海所有买房漏洞，也可以说，上海，是目前全国最难买房的城市，没有之一。
二手房“核验价”杀伤力最大，参考深圳，直接冻结腰斩成交量，所以这段时间，纵使有房票的，也在观望，都在等待上海房价回调，能省一些成本。 北京成交量下滑也很严重，大概15.4%，不过同比去年还算不错，去年6月北京因为疫情，楼市休克了一段时间，7月才慢慢缓过来。 深圳7月成交下滑幅度最小，是因为深圳自从出台二手房指导价后，一日不如一日，6月就很惨烈。很多当地二手房中介，迫于压力和形势，都在转行。 二线城市打击效果突出 二线城市降温明显，但不如一线，整体下滑5.68%。南京最惨烈，29.2%，基本腰斩，遭遇疫情黑天鹅后，楼市加速冻结。这段时间讨论南京的声音很多，对于当地管理疫情的态度，真是一言难尽。 南京占尽区域优势，身处长三角，又有文化底蕴，又有高校人才，省会地位，然而偏偏行政问题，拖垮了自身形象。这对吸引人口流入的影响，很严重。预期不再，上半年火热的南京楼市，下半年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调，而且回调程度会很“深”。 不过“祸兮福兮”，和武汉一样，希望这次疫情，能让南京认清自己，自我革新。 其次是苏州。苏州成交下跌，主要是因为信贷调控。下半年，苏州房贷利率一路飙涨，目前四大行已经全面破6%，最高6.2%，涨幅全国第一，有的银行不接单，甚至停贷，放款延长到明年。 不过苏州这个城市，无论是经济面和人才面，在长三角都稳坐第一梯队，相较于杭州、南京，房价仍存在性价比空间，整体房价很实际。
此外，二线城市中，福州、宁波、温州、东莞、扬州，降温明显。你会发现，这些城市都属于上半年行情火热的沿海城市。说明此轮政策打击效果突出，有效遏制住了涨势。接下来基本都会落入“静默期”。 杭州也出了调控政策，要求：落户未满5年的，购房之日往前推，拥有2年社保，才能买一套房，而没有杭州户籍的，要求4年连续社保。新房摇号，也要采取社保时间，从高到低排列。 其实，杭州对房地产一直都很暧昧，再看看同级别的成都，甚至低一级的宁波，都已经出台了二手房指导价，而杭州一直在隔靴挠痒。 在中国炒房第一城深圳，炒房第三城合肥，相继熄火后，第二城杭州的调控，才姗姗来迟。明显是被约谈施压的结果。 这次限购，一次性少了几万张房票，对杭州市场冲击巨大。至于房价涨跌，还要看杭州的整体需求，如果需求依然旺盛，那么，下一步就是指导价的出台。 今年“金九银十”大概率凉了 三四线城市，7月份成交下降幅度，要比二线更强。这是因为这个能级的城市，行情好的本来就少，在对长三角和大湾区定向调控后，大盘马上走入冬天。 甚至是呼和浩特、哈尔滨、乌鲁木齐、石家庄、太原，这类北方省会城市，在上半年没有行情的基础上，继续低位横盘。 大湾区目前行情要比长三角冷一些，是因为这段时间，中央层面的定向打击。
比如前几天广州黄埔人才住房政策取消，买房大门重新关闭；东莞调控加码，堪称史上最严；惠州利率高度上调，全国数一数二。7月份，惠州成交下跌近23%，东莞16.7%，比较严重。 至于为什么要定向打击，我认为是为大湾区楼市下半年做准备，毕竟深圳是中国炒房第一城，楼市冻结后，投资需求必然会外溢，周边市场楼市会继续上跳。只有提前提高门槛，才能拦截这波炒房行情。 最后做几个总结。今年的“金九银十”大概率是凉了。目前的调控策略，超出业内预期，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狠”。不会像之前一样，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考虑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只要房价上涨，就会立刻叫停，从金融端到政策端，全面限制，不给机会。而且现在整个市场“板块轮动”也停止了。 过去一线城市涨完二线城市涨，然后是三四五线。现在，一线城市和二线龙头城市涨完，后面的完全断了节奏。同时，调控从新房市场转移到了二手房，从一线城市转移到二三线城市，“二手房参考价”的出台，让整个市场陷入“尴尬境地”。 现在还有二次疫情的潜在风险，各地开始严控，封城，这种停止交流的行动，会让经济持续下行。 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大概率低于预期。2021年又是开发商们的保命年。银行的三道红线和五档分类，外加全国范围的大调控，会让卖方异常困难。 郑州老李说，现在全公司都在筹备金九银十的营销活动，打折卖房，放量回血是必然的。 行情下降，利好刚需购房人群。当然，这也分城市。上半年涨幅较大，且遭遇大调控的城市，比如深圳、宁波、无锡、西安、成都这些城市，遇到“倒挂新盘”，能抢即抢，但二手房，可以等到明年再买。这里面还有一些涨幅较大，但还未调控的城市，比如长三角的诸多三四线城市，房价虚高，尽量不要碰。 上半年没涨幅，持续横盘的城市，不用着急，比如太原、哈尔滨、石家庄，还有诸多非城市群三四线城市。这类城市比较多，如果实在很着急，把注意力放在新盘，“金九银十”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窗口，遇到折扣很大的，可以上车。 房价是有周期的。对于优质一二线城市来说，只要对居住需求的底层逻辑不变，房价依然存在上涨压力。而目前的连环大调控，只是遏制过分上涨势头，让房价回归理性。 经过短波震荡后，房价依然会掉头上行，但行情大概也在明年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有些城市，楼市在“倒车接人”，有些城市，楼市在“倒车撞人”，看懂形势，分清利弊，不要唱空，而是要防止“踏空”。（来源：子木聊房（ID：zimuliaofang） 作者：子木）
三城集体发威 想买多套房的人梦想彻底幻灭
【研究员】：WH
现在热点城市大多都在升级限购门槛，这自然有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作用。但对后来者而言，其实也意味着他们日后搬迁到其他城市的成本变高了。特别是拖家带口的中年人，想换个城市生活，就意味着社保从零攒起，买房要推迟好几年，这恐怕也会绊住很多人驿动的心。
【博览财经特稿】即便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各地对楼市的围追堵截，但8月5日依然显得格外猛烈。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北京、杭州、成都三城集体发威，让本就如履薄冰的楼市越发战战兢兢。 随着调控的密度越来越大，各地的工具箱也越用越顺手了，这三个城市发布的政策都很有针对性：北京围堵的是假离婚买房，杭州解决的是购房门槛过低，成都针对的是转让赠与换购房资格。 这想起前两天和几位朋友的聚餐，对着火锅里咕嘟冒泡的鸭血，听一位大姐诉说自己挂牌多时、降价几次也卖不掉的房产，“学区房也不是硬通货了”。 北京：离婚买房，歇了！ 前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因终于正式离婚登上了热搜，吃瓜不分国界的中国网友在这条新闻下面调侃——盖茨离婚，是为了在北京、上海买房。 这话虽然纯属调侃，但也能说明一个问题：自从楼市限购政策退出后，离婚买房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利用离婚来买房的群体实在不要太多。 就连北京市住建委负责人也直截了当地说过：“仅近一段时间来，就有约14%的房屋交易属于离婚家庭购房。” 姑且以北京的房屋成交量作为参考对象，据诸葛找房统计，2021年上半年北京商品住宅的成交套数达到43378套，同比上涨78.14%；二手房成交套数为110182套，同比上涨65.37%，创下近5年内的成交量新高。 若是以2021年上半年的成交量作为参考，14%的房屋交易量的确是不少了，大概有2万多套房子属于离婚家庭购房。这其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假离婚真买房，就不好细算了。 面对这种苗头，北京动起来了。8月5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简称“《公告》”），明确规定——夫妻离异的，若原家庭在离异前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房。 《公告》8月5日正式发布，发布当天就开始实施，完全不给人留下时间钻空子。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告》发布前提交离婚申请，但尚未正式办理离婚登记的，离婚后仍然按照原先的政策执行。
从性质来看，北京这次出台政策封堵“假离婚”行为，其实是给之前的楼市调控打了个补丁。 2017年3月，北京曾针对夫妻离异买房的情况出台调控措施，夫妻离异后任何一方买房的，只需符合楼市限购政策即可，只是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均按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 对于那些离婚买房的人来说，这条调控的影响基本等同于零。所以，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在那次调控之后，北京离婚购房的情况呈扩大趋势。 毕竟房价还在涨，空子又没有堵上，大家自然要去排队离婚。也正因此，北京过去几年离婚率不断攀升。同样，上海、深圳、广州的离婚率也是居高不下——看得出来，大家伙为了买房，都很努力。 北京这次楼市调控，卡的还是进场门票，想办法给过热的楼市降降温。对离异群体的误伤可能有，但影响不算大，因为北京对离异买房的限购门槛，是“2套及以上”。 对离异家庭买房做出限制的城市不止北京一个。2020年7月15日，深圳出台楼市调控政策，对离异家庭买房进行限制，同样是3年起算，离婚换房票的道路被堵，有网友编段子调侃深圳——调控使深圳人民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变好了，再也不排队去离婚了。 如今北京调控一出，想来，深圳的情况应该同样也适用于北京。楼市调控，是改善夫妻感情的一大利器。 杭州：限购门槛，升了！ 就在北京针对离异家庭买房出台政策的同一天，杭州也发布了调控政策。8月5日，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简称“《通知》”），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提高社保年限，升级限购门槛——本市户籍落户未满5年的户籍家庭，须连续缴纳2年的社保，方可在本市限购范围内限购1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家庭，须连续缴纳4年的社保。 这条政策，算是把杭州楼市安排得明明白白了，估计杭州楼市的热度要下降不少，毕竟很多“新杭州人”之前不用社保就能直接买房，甚至还衍生出利用大学生户籍炒房的现象，猖狂得很。 作为产业发达的热点城市，杭州房价涨势汹汹，楼市出台限购政策是迟早的事，等的只是一声号令。现在靴子总算是落了地，那些为了炒房来落户的人，怕是也只能吼一声：“风紧，扯呼！” 在《通知》中，杭州还规定热门楼盘（购房意向人数与房源数比例等于或超过10:1）摇号时，将按照人才类别和社保缴纳时间排序入围——凡事都要看社保，很明显，杭州正朝着一线城市看齐。 现在热点城市大多都在升级限购门槛，这自然有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作用。但对后来者而言，其实也意味着他们日后搬迁到其他城市的成本变高了。特别是拖家带口的中年人，想换个城市生活，就意味着社保从零攒起，买房要推迟好几年，这恐怕也会绊住很多人驿动的心。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楼市调控与个人发展很难兼顾。大时代中的你我，做任何决策之前都要更谨慎地抉择。 成都：赠与规则，变了！ 同样是8月5日，同样是调控新政，同样给楼市打了补丁，成都出台的是《关于加强赠与管理和优化购房资格复核顺位相关事宜的通知》，要求房屋所有权人将住房赠与直系亲属的（包括赠与部分份额），按以下标准审核购房资格： 第一，若受赠人具备购房资格，则赠与行为属于一次交易，视为发生过住房转让，赠与的住房计入受赠人家庭住房总套数审核购房资格； 第二，若受赠人不具备购房资格，则赠与的住房自产权登记之日起5年内，仍计入赠与人家庭住房总套数审核购房资格。 以前把房子赠送给直系亲属，让自己名下无房，然后再去买房的套路，在成都就算玩不转了。 如果受赠人有购房资格，那么这套房子记在他名下，算受赠人的套数——等于你占了人家一个名额。 如果受赠人没有购房资格，那么这套房子还得继续占你自己的名额——你还是没资格买房。 这其实还是给楼市打补丁的措施，针对的还是那些利用转让漏洞钻空子的人，给他们提高门槛，防止他们进入楼市。同时，这条措施也能避免楼市打新潮中涌现出的“社保巨子”和“老头乐”，这也算是防患于未然了。 成都的调控比起杭州，还是要温和不少的，算是利好刚需吧，毕竟把一部分人拦在了楼市之外。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北京还是杭州、成都，近期的调控政策都是以“拦”为主。尤其是北京和成都的调控，就差明晃晃地写上几个大字——防止某些人多次进入楼市。 重点在“多”。无论是假离婚，还是假赠与，又或是落户炒房，本质都差不多，就是把楼市当成股市来炒、来牟利——楼市发展至今，高房价早已铸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高墙之外的人想进来，高墙里面的人则希望墙越来越高。当一堆人先富起来了，他们想要的只会是更富。 就在北京、杭州、成都出台楼市调控政策的同一天，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7月23日完成新房认购和选房的，贷款利率不上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7月23日以后认购和选房的，贷款利率就要上涨了。 楼市的调控，大同小异，限购是第一步，补丁是第二步，贷款利率是第三步。所有的操作都是为了提高门槛，防止楼市过热。在调控一步步升级的当下，还没上桌的人，怕是离桌越来越远了。（来源：地产情报站（ID:dichanqbz） 作者：白罗）
房地产业市场出清向纵深推进 头部房企难逃“暴雷”宿命
【研究员】：WH
在本轮楼市严调控下，一个个高杠杆或者多元化失利的房企陆续违约逾期、甚至债务暴雷面临重组……从不知名的地方性中小房企蔓延至全国都有项目的知名头部房企。本轮楼市调控的严厉程度超乎想象，只是之前很多房企并没有反应过来。
【博览财经特稿】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出清正在向纵深推进，这回终于轮到高杠杆的头部房企，或许不祭天几个牺牲品、不足以崩溃对房地产的信仰。 本轮楼市调控严厉程度超乎想象 又一个地产的雷爆了。近日有媒体报道，民生信托于7月26日发布公告称“民生信托·至信651号宝能投资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因宝能未能及时付款而逾期。
因利用非自有资金（如保险的万能险缴款等）收购万科引发“万宝大战”、而名噪一时的宝能，终没能逃过高杠杆的宿命。 除信托违约之外，宝能旗下多个理财产品均出现了逾期，如面向内部员工定向融资的天盈、天鑫、贵鑫等“员工赢”产品，以及面向社会高净值人群发售的数只私募投资基金等。 这是加强楼市调控、地产去杠杆下，又一个以地产为主业的头部知名企业被曝债务违约。 其实比宝能更知名的头部房企是行业排前三的恒大……同样因为债务违约（主要是到期商业票据无法兑付）而焦头烂额。 关于恒大债务处置的最新消息是，根据相关部门要求、恒大集团关联案件将统一交由广州中院集中管辖，也就是说那些拿着只有几十万金额商票的债权人们、不能在当地法院起诉而只远赴广州起诉了。 什么样的债务诉讼会集中管辖呢？必定是牵扯到的债务额足够多、牵扯到的债权人足够多、债务分布地域足够广、债务错综复杂且社会影响较大。之前被要求集中诉讼管辖的企业有雨润集团、海航集团、华夏幸福、东旭光电等大型企业。 其实在2020下半年恒大就出现过一次“因重组失败”而引发的债务危机。恒大本想借壳深深房实现A股回归，但因“市场环境等原因”重组失败、因此面临1300亿巨额资金赎回的压力，后跟战略投资者达成协议、由此化险为夷。没曾想最终还是载了…以商业票据无法兑付而再次陷入违约的泥淖。 在本轮楼市严调控下，一个个高杠杆或者多元化失利的房企陆续违约逾期、甚至债务暴雷面临重组……从不知名的地方性中小房企蔓延至全国都有项目的知名头部房企。 本轮楼市调控的严厉程度超乎想象，只是之前很多房企并没有反应过来。 房产行业惨状目前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苗头 本轮楼市调控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10月。刚开始绝大部分房企和广大购房者一样、都不以为意，认为“熬过三年一个周期新行情就来了”、“遇到些经济困难房地产这个夜壶就被重新捡起”、“下一轮信贷放水、钱还是会流入房地产”……后来他们都失算了。 2018年至2020年上半年，一些全国性的中小型房企，如中弘股份、国购投资、三盛宏业、华业资本等陆续暴雷。 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出清行为、是行业尾部风险的集中释放，反而对头部大型房企是利好……因为这些尾部中小型房企死了、会腾出更多的市场供头部房企占领，行业集中度上升、寡头垄断形成、企业利润回升。 万万没想到的是，债务违约、逾期暴雷的风险却在一步步扩大，并开始向头部和准头房企引爆。行业前50强的房企，如闽系房企泰禾、环京房企华夏幸福、川系房企蓝光等陆续债务违约，再到更头部的房企恒大、直至最新违约逾期的宝能。 中小房企逾期违约尚可理解，为什么看似实力雄厚、甚至大到“大而不能倒”的头部房企也会出现债务危机呢？因为债务太多了。 根据会计恒等式“资产=所有者权益+债务”，所谓的资产多/实力强，这些钱可以是自有的钱、也可以是借来的钱……而现实是，这些钱大多是借来的、是通过债务融资来推动资产的膨胀。 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私募投资、资管计划、明股实债、票据融资、内部员工融资、甚至还一度纷纷成立P2P平台来融资……这么多的融资渠道快速吹大了房产公司的资产。
而债务是有成本的、是要还的。在行情好的时候这都不是事，可一旦行情清淡、甚至房价不涨，高杠杆/高负债就会反噬……销售不畅回款缓慢会拉长资金占用时间、由此高昂的利息会侵蚀收入。 当然还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可银行贷款、信托融资、私募投资、市场发债、股票发行等各种融资的路子被一一封堵，而到期的债务还要还，于是一个又一个雷就这样爆了。 融资压制、土储受限、商票逾期、股份冻结、资产查封……这就是当下房产行业的惨状，目前似乎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苗头。房地产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高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地产商痛苦割肉离场为前些年的疯狂泡沫埋单 过去二十余年的房地产牛市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在2008年以前是利润表时代，房地产行业野蛮生长、经营粗放但暴利诱人，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产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没有招拍挂靠关系拿地、销售监管不完善随意内购、有市场巨大需求有房就能卖掉。 2008年至2018年近十年间，房地产进入了现金流量表时代。最大的特征是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此时比的是谁能借到钱、谁能借更多的钱，考验的是融资负债能力……用别人的钱撬动大量的资产。在此期间，一些筹融资能力弱的中小型房企纷纷被市场出清淘汰。 2018年以后，房地产行业进入了资产负债表时代。其特征是存量博弈、房地产进入低毛利阶段。此时考验的是精细化管理能力、产品的设计研发管控能力、融资借钱的能力及借低成本资金的能力。 在杠杆红利的第二阶段向管理红利的第三阶段转向过程中，有些企业没有转向、或者转向慢、或者转向失败……也就成了牺牲品、成了被出清淘汰的对象。 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竞争将更加惨烈、市场环境将会更加风声鹤唳，这其中隐藏着风险也孕育着机会，就看个人如何把握了。对个人来说，买房最大的风险是烂尾以及长时间的延期交房。 现在房地产的融资渠道几乎已经断绝，最靠谱的融资渠道就是加快住房销售，可在楼市调控下、购房者“买涨不买跌”心理开始发酵，进而会影响到新房的销售。 当地产商没钱建造房屋时，就会烂尾。即使重组被收购，也会延迟交房、延迟个三五年的也很常见。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并有蔓延趋势：项目停工、项目烂尾、迟迟交不了房，即使勉强交房也品质低劣。 也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地产商为回笼资金、也就存在低价捡漏的机会，关键是要选好地产商、尽量选择央企、国企及负债三道线全绿的企业，这样才能大大降低购买的风险。 如果对市场行情不了解、对地产商实力不熟悉，那就尽量买二手房……所见即所得，不会烂尾、不会预期落空、买入就能入住，或许没有惊喜、但绝对安全。 地产商这两年的痛苦割肉离场，都是在为前些年的疯狂泡沫埋单。大家都知道剩者为王，可胜利却总是以别人的牺牲作为奖赏。（米筐投资 作者：米筐老A）
社会透视
起风了！ 面临失业的教培人正马不停蹄寻求“自救”
【研究员】：WH
尽管教培行业大变的风声由来已久，但徐子墨并未过多关注，更是压根没想到这样的命运会落在他这种“准金牌讲师”头上。接到消息后，他停下手头的工作，环顾四周，才慢慢得知这已是最近圈中很多人共同的遭遇：刚刚拿到offer的应届毕业生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入职就失了业；作业帮、高途等在线教育公司的前同事们也接二连三被裁。
【博览财经特稿】徐子墨失业了。此前他在新东方当了五年数学老师。大约一个月前，徐子墨被主管叫进办公室，得到了不再被排课的消息。短短几句话在他脑子里飞速转了几秒，很快变得“面目”清晰起来——这是裁人的“惯用手法”。 “没有什么确切理由。说学历不太好。我合同恰好也快到期了。说白了，都是幌子，就是不想让你干了。”徐子墨有些无奈地摆摆手。 尽管教培行业大变的风声由来已久，但徐子墨并未过多关注，更是压根没想到这样的命运会落在他这种“准金牌讲师”头上。接到消息后，他停下手头的工作，环顾四周，才慢慢得知这已是最近圈中很多人共同的遭遇：刚刚拿到offer的应届毕业生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入职就失了业；作业帮、高途等在线教育公司的前同事们也接二连三被裁。 7月24日，“靴子”落地：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严肃整顿教培行业已成定局。 30条“双减”意见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指引尤为突出。其中指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更多机构在“靴子落地”后开始裁员或寻求转型。7月26日早间，新东方发布公告称，正考虑采取适当的合规措施；7月28日，猿辅导宣布转型素质教育，并推出科学启蒙教育产品“南瓜科学”；据新浪科技消息，字节跳动旗下大力教育于8月5日开始裁员，旗下瓜瓜龙、清北网校、你拍一等项目都开始实行n+2的补偿计划，部分人员转岗或投到新项目中。 顾不上忧伤，徐子墨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自救”——带着四十多个学生一起从新东方离开，开一个私下的小班课——“靴子正式落地”前，他原本还期待着自己创业，趟出一条新路来。 7月底的一个晚上，徐子墨刚刚结束了一天从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八点半的课程，回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瘫在沙发上，喝了一大口水，打开外卖准备吃晚饭。 这是他的培训小班开课的第十天。班上只有他一个老师，密集的课程加上繁杂的琐事，让他失去了准点吃饭的时间和心情。小班培训的资质问题更让他提心吊胆。连日来，他找朋友聊天、咨询，自己也琢磨着各式各样的、也许还将行得通的新出路。
乱象 徐子墨当老师的念头缘起于大三那年。彼时，他正在一个普通高校读工科类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大学所在城市的新东方学校当助教实习。那会儿，他听说新东方的老师“一年能挣四五十万”，一下子就被这一充满激情又回报颇丰的职业牢牢吸引了。 2015年毕业时，徐子墨立志要投身教培事业。最开始，他去了一个小机构先干了教培销售，没到一年就跳槽“回到”了新东方，应聘成了一个初中数学老师。 之后的几年，教培行业一度成为资本宠儿。去年10月，猿辅导一举拿下G1和G2轮共计22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155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教育科技独角兽；作业帮则在2020年12月完成E+轮融资，投后估值110亿美元。大量优秀年轻人，包括高校应届生，都在高薪诱惑下，跑步“冲”进了这条赛道。 成为“数学老师”对徐子墨来说没那么容易。他说自己在小学初中时代不爱学习，上高中才慢慢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关于数学这门课，大学毕业后早就忘光了，再捡起时无异于“从头开始学”。 他最初会四处请教人，一个题一个题地啃，“约着要好的同事一块做题，一块讲”。但之后的徐子墨发展出了一种独有的竞争力——“我很能理解大家的问题、出问题的地方和心态。如果是一个成绩特好的人，肯定会觉得这还用讲？不会站在他们（差生）的角度去分析和思考。” 回忆起刚入行的那段时间，徐子墨感叹自己“赶上了红利期”。他记得，2016-2017年那会儿，每年校区内都会招来大批学生上50元的低价体验课，上过6-8堂体验课后，老师们靠各自能力留住人，把体验课转化成续正价课。转化率成为评价老师业绩的指标。 徐子墨的业绩常年位列新东方同科目中全市前几名。暑假及平时的周末，他的时间表上总会从早到晚塞上满满当当的课程，晚上九点多下课后甚至还会接“1对1”的小课。他知道，“教培老师的工作是7*24小时的，和生活完全拆分不开”，学生们有题不会做，深夜会发微信来问，他也得及时响应。 相应的，徐子墨也得到了相对丰厚的回报——在新东方头一年，他的年收入税后20多万，后来逐年递增，到2020年已经翻了三倍多。今年，他即将升级成金牌讲师，课时费还会翻数倍。
想要像徐子墨一样拿到丰厚的薪水，除了课程质量过关外，还得习得一些自我包装之类的技巧。2020年入职猿辅导的陆凡既是老师，也是“销售”。“转化率”是衡量一名主讲业绩的最核心，也基本上是唯一的数据。他需要把课程和自己推销给学生和家长，尽力实现更高的“转化”。 最紧张的就是一期课程结束后的几天，行话叫“窗口期”——那是家长买课的时段，也是主讲老师们和流量赛跑的日子。陆凡回忆，那段时间里，主管每天都会在主讲群里更新课程续报的最新数据。所有老师数据多少，排名几何一目了然。 每名老师背后都是一个小团队，包含主讲和助教，他们更像是互联网公司里的内容和运营：主讲做课，助教销售，双方也会相互配合，比如助教会告诉陆凡，如何去派福利，如何刺激续报等。 2020年年末，陆凡离开了猿辅导，回到南方家乡的一家教育机构。他认为，在教培行业里“独善其身”是件比较困难的事。 和陆凡同一年入职新东方在线的关诚则总被意料之外的压迫感围绕。最开始，他意识到新东方在线的应届生招收是“撒网”模式：“先给你招进来，再一点点淘汰”。入职前一天，公司通知他参加了一场面试，面试上，他被通知从原先定好的课程研发与教学方向转为了运营。“懵逼，只能答应。”关诚说。 去运营是因为运营缺人。但关诚从未有过运营工作经验，只能做些打杂的活计，有时候，领导还把修电器这种工作派给他。这一年，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也频繁变动。他刚来没几个月，就赶上了总监以上层级领导的大换血，有一次人员变动中，关诚还差点被裁掉。 在新东方在线，关诚运营、授课、教研三部分工作都做过，每次调动都是被迫为之，“哪缺人就去哪”。在线教育的经营模式也是先通过低价“引流班”拉来用户，再逐步筛选，吸引留住部分家长续报“正价班”，以达到盈利。关诚曾被安排讲过两节“引流课”，但由于并非正式主讲老师，无权带“正价班”。当学生们在课程结尾询问是否还能继续上他的课时，他无法回答。 关诚发现，公司管理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运营为了完成业绩会大量吸收学员进入“引流班”，但实际上，不少客户根本不可能报名最后的正价班：有的孩子根本未达到学龄，还有人报班就是为了拿到免费发放的福利赠品。这导致“转化率”常常达不到要求，影响主讲方面的业绩。 这其中，经营小学教育“更挣钱”。关诚觉得，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家长更加焦虑，而且课程难度简单，“不用教真东西”。据他透露，公司里有些小学主讲，至今连教师资格证都没考下来。三四线，甚至四五线城市的“下沉市场”是公司主要的客源。主讲和学生连麦时发现，学生身后的背景是自家农田。
“销售上做得太多了，已经不是完全辅导知识的感觉了。”林喆认为。林喆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2020年加入了教培行业，现在是一家教育培训公司的高中语文老师。跳槽到现公司之前，他曾在新东方在线工作半年。他往往要在课前的十分钟向学生宣讲优惠政策：“我们真的很便宜，你下次要接着买我们的课”。这样做，为了就是让学生们能够“续班”。 为了提高业绩，林喆还会把“有些东西藏着掖着”。比如，如果想让学生下学期报作文班，他就会在上一个学期先讲一节课的作文，然后告诉学生，如果想继续学下去，下学期就要继续报名参加课程。但实际上，在林喆看来，把同一个内容分散到不同学期，会导致效果变差。 身处新东方线下校区的徐子墨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被KPI支配的压力。由于没有底薪，工资全靠业绩，每年做招生转化的5月是他最忙的时候。徐子墨认为，业绩考核的僵化形式让老师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拉人，“有的学生就适合上一对一，但你教着大班课就只能让他上大班，有的学生既不适合一对一也不适合大班，就不用上课，但你为了考核压力，还得让他上。” 起风了 教培行业的乱象引起了官方注意。8月2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报称，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已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其中利用清华北大校徽做广告、虚称押中考题的学大教育，以及无证办学的ABC外语培训学校通州分校和虚假宣传的51talk因发布违法广告被点名，并处罚合计近200万元。
实际上，徐子墨早就注意到了铺天盖地的教培广告和层出不穷的各种培训班乱象，也听说了过培训机构收钱后“跑路”的新闻。他察觉到状态不对，“太热了，广告做得太狠了”，也预感政府监管教培行业势在必行，但相信管的一定是资本无序带来的行业内卷，而非自己这样的“正经培训”。 徐子墨觉得自己是被连累和误伤的，“如果他们不这么疯狂做广告，谁也不跑路，也不至于这样整治教育培训机构。”他在朋友圈感叹：这下真的完了。 关诚也在7月30日接到了人力部门的通知，工资由两万降到定薪6000元。这是一个“在北京没法生存”的数字。但他已经料想到了这个结果，这份通知对他来说不过是靴子落地。 行业变动的消息在圈子里已经传了一段日子。一两个月前，有位跳槽到高途的总监说要把关诚一起带过去。关诚犹豫要不要去的过程中，那头便传出消息——高途裁员30%。就在前些天，他的一名同事，本来应该三天后正式转正，但突然被人力突然通知当天就是last day，由于在试用期内，公司无需付出任何赔偿。
“不是公司变故，而是行业没了。”关诚说。原来部门还计划着把秋季学期的直播课程转为录播。新政正式落地，意味着这个方案都没法继续进行。 外教课方面也遭遇腰斩。关诚所在的工作组负责外教课程的制作，外教团队由一家海外公司外包，老师不在国内。新政下来，只有在中国的外籍员工有权授课，这部分课程也只得终止。 这种情形下，关诚能做的只有另谋生路。但现在所有行业里的人都在往外涌，他不像产品和技术岗，还可以转去其他互联网公司；继续去公立学校做教育也不太现实——他目前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设计课件，又没讲过课，公立学校并不会设有他目前正从事的职位。作为对在线教育这个行业依附性最强的基层员工，他的选择非常少。 眼看着老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失业，李月难过极了。这之前，她曾经在教培行业工作过半年。4年前本科毕业时，由于是非师范生，李月没法应聘公立学校教师。因为单纯热爱教书，她加入了一家广州的小型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李月回忆，那是一段匆忙而疲惫的时光：“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只要有学生就会给你塞”；旺季更加如此，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只有中午能休息两个小时。
累得实在吃不消，加上工资不理想，李月辞了职去考研，今年硕士毕业考入了一家公立学校的事业编制。回想起来，李月感叹自己十分幸运——及时“上岸了”。 “双减”消息出来那晚，微博上哀声一片。李月刷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教培老师发的微博，“起风了，教培人要失业了”。她看了难过，打出了哭脸的表情，鼓励博主：“姐妹加油考编，以后在公立学校当老师！” 这样的安慰和鼓励李月最近说了很多次。但她知道这句话太过轻松，终究只是安慰而已。年轻人还好，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前同事的境遇最让她忧心——这位曾经在公办学校任职的老师，因为妻子生病缺钱，辞职从体制里出来，成了教培老师，没干几年就赶上了教培寒冬。到了这个年纪，饭碗摇摇欲坠，又很难再回体制内。“他得病的老婆最近都打算去应聘超市收银员了，现在真的挺难过的”。李月说。 出路 “觉得需要转型，但不知道该如何转。”林喆说。7月底的新政出台后，他所在的部门氛围开始变化，同部门的老师普遍看衰这一行业。他们均为清北毕业，在行业兴盛期入行，如今开始忧心。 新东方在线近期的窘境，林喆也早有耳闻。“有人的工资降到了6000”，对他来说，如果在现公司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肯定就跑、就撤”。至于刚投身教培行业不久的关诚，虽然还未离职，但也在努力寻找着新的工作机会，焦急地观望着。 而已经离开原岗成为“自由教师”的徐子墨，则在日夜思索着他的培训小班该如何生存下去——这不仅是他的生计，也是几十个学生和家长不愿轻易放弃的学业。他正在进行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的注册，但迟迟未能审批下来。
徐子墨说，很多学生从初一开始就跟着他学，“粘性很强，不愿意轻易换老师”。因此，当他离职选择出来单干时，大部分老学员二话不说都跟了出来。在他看来，这些学生是真的有心要提高成绩、巩固学习成果的孩子，如果半途而废，实在不值。徐子墨计划着，至少要把手头这些学生带到初中毕业，才算对得起他们和自己。 作为一个曾经的“差生”，徐子墨坚信补课和做题的意义：“一方面是学生要考，另一方面，通过学这些东西会让他自身变得很优秀”。当被问及“成绩好是否就能代表优秀”时，徐子墨解释：学生在把成绩变好的过程中会学到上进、自律和坚持等品质，而那些成绩不好的人会少了很多让自己变优秀的习惯。 一直以来，除了做校外教培，徐子墨还在另一家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做兼职老师。多年的教学经验让他相信，总有一部分学生客观存在课后补习的需求，而校内老师恐怕也很难完全承接起这部分工作。“（未来）公立学校可能会用一部分钱引入（补课老师），类似政府采购服务，我又认识学校的人。我可以出人给做辅导，相当于他们花钱买我们补课的服务”，徐子墨猜测道，像是抓住了又一线生机。他想着，再不济，凭借自己多年积攒的资源、口碑和能力，未来也可以接些“1对1”的课程养活自己。 这段时间，从一些外界评论中，徐子墨感受到了许多针对教培行业的“恶意”，但家长和学生对于升学的焦虑又是真实存在的，这让他有些分裂：“我可能在行业里头太久了，就觉得如果考得不好确实是不行的。我其实特别想知道，社会上更普遍的人都怎么看（课外培训）的？真的是毫不需要的吗？”（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源自：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 作者：侯雪琪、李一鸣、党元悦）
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一场百万人职业大迁徙正在发生
【研究员】：WH
公立学校的岗位开放具有不规则性、不确定性。每年不同地方的教师缺口不同，偏远地区对于教师人才的需求量远高于大城市，但从在线教育行业出来的年轻人往往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往往也会考虑应聘公立学校的编外教师，虽然没有编制内的待遇，但也可以边教学边等待机会。
【博览财经特稿】在万亿市值蒸发之外，还有百万教培员工的职业大迁徙，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根据公开信息，字节跳动被曝旗下瓜瓜龙（学前课程）、清北网校（K12）项目正在裁撤辅导老师，采取N+2赔付方式。旗下你拍一（思维动画课程）、GOGOKID（外教英语）等业务也正在下架。从7月24日开始，所有从事K12相关业务的教培机构开始思考退路，而字节跳动此番或因恐惧行业余震，正将旗下相关教育业务线裁掉。 昔日的繁荣暂停，市值万亿的K12市场正在快速蒸发。从年初至今，整个教育板块市值蒸发近万亿元。与股价最高点相比，部分教育类公司跌幅超过九成。蝴蝶效应之下，千万教育机构从业者的潜在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造成了新的人才矛盾。 此刻，裁员潮正在席卷整个在线教育行业。有传闻称，高途裁员比例高达50%以上。按此前高途公布数据，截至6月，高途员工总人数为2.8万，如果按裁员50%的比例计算的话，意味着受波及人数高达1.4万人。高途集团创始人、CEO陈向东在7月25日就召集管理层开会，定下了裁员指标：全国13个地方中心，在8月1日前完成关闭，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三个辅导老师中心。 一家Top4教育公司的品牌负责人刘红表示，我们公司现在至少60%的人都在找工作。其中很多人，正等待被裁，好拿补偿。她正在犹豫要不要加入一家企业服务公司。 也是在7月27日，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鑫在内部员工会上说：“我们这些机构配不上我们的客户了，我们公司也配不上我们的高管和干部了。” 7月29日，在济南的张立，收到了裁员通知。此时距离他研究生毕业入职高途，不足一个月，这意味着他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补偿，甚至还要再花费一年的时间重新参加校招，整个人生轨迹将就此改变。据悉，很多教育公司只裁新员工，而不是需要赔偿的老员工。 不止高途，好未来、猿辅导、新东方、掌门1对1、火花思维等教育机构，也在排队裁员。好未来全职员工在7万左右，新东方截至2020年8月有5万员工，猿辅导有4万员工且在2021年3月还曾计划在武汉增设2万员工，豌豆思维裁员90%，还有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本地教育机构共70万家，总共受波及的员工数量或超过百万。 一场百万人的职业大迁徙正在发生。如何帮助这些教育从业者再就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短期问题。 教培老师再就业，这些或是可行路径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岗位需求回冷之下，势必有大量年轻的从业者面临转行压力。如果K12全面熄火，千万教培从业者今年将加入900多万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竞争。 在线教育行业的岗位需求变冷，其实比预期来得更早。拉勾招聘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从近⼀年在线教育⾏业的职位发布指数来看，自2021年5⽉起，⼈才需求开始断崖式下跌，态势持续至今。
来自职场社交平台脉脉的数据显示，2021年5月，“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前，教培行业从业者表达过“强烈求职意愿”的人数与同年1月相比增长了33%，运营、销售、教培老师是未来职业发展压力最大的三个岗位。 事实上，近两年，行业急速扩张和未来结构性调整造成的矛盾一直存在，对于在线教育从业者来说，转型和破圈早就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脉脉创始人兼CEO林凡表示，今年4月份还雄心万丈的在线教育同学，6月份就在求新的offer。过去几个月里，在线教育一直在不断调整，行业人才的职业路径也在变化。
根据猎聘发布的《2019教育培训行业教师从业者大数据报告》，教培行业本科和硕士学历的从业者占比分别为59.62%、33.12%，人才素质可观；从年龄分布来看，25-30岁的从业者占比最高，为41.00%，其次是30-35岁的从业者，占比为21.14%，行业整体偏年轻。 与业内多方人士沟通后发现，相比应届生，已经拥有行业经验的教培人才，可能的就业方向比较集中，主要的路径可能有以下几种。 一、公立学校。考虑到下一份工作的稳定性和职业相关性，公立学校是大多数教培老师的第一选择。但近两年，随着考教资和考编的人越来越多，公立学校在编岗位的申请难度水涨船高。公立教师不会像互联网从业者一样频繁跳槽或流动向各行各业，因此目前社会招考的主要难度来自两点： 僧多粥少。公立学校的黄金招聘时期已经过去，目前外放的在岗编制少了很多，同时对于学历、专业、户口、年龄等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只有自身综合素质最优秀的一部分教培老师才有机会挤进编制； 公立学校的岗位开放具有不规则性、不确定性。每年不同地方的教师缺口不同，偏远地区对于教师人才的需求量远高于大城市，但从在线教育行业出来的年轻人往往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往往也会考虑应聘公立学校的编外教师，虽然没有编制内的待遇，但也可以边教学边等待机会。 二、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也是教培老师的主要流向之一。早在K12没有巨变之前，很多教培老师的职业规划就是先跳槽到私立学校，再跳槽到公立学校。对于年轻老师来说，私立学校的待遇普遍高于公立老师，部分名校薪资比公立学校高出20%-30%，成长性方面也比教培机构高出很多。但应聘私立学校同样存在两个难题： 私立学校两极分化严重，好的私立学校招聘标准不亚于公立学校，招聘条件里明文规定应届研究生、公立骨干教师的私立学校不在少数，而差的私立学校生源非常差，不利于职业成长； 私立学校也遭遇了和在线教育相同的困境，也就是国家推进以公立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公平，因此政策不利好，对于私立学校有诸多限制。比如有的地区以强制摇号、限制辖区招生的政策限制私立学校引进优质生源，或者给公立学校发放大量重点高中的保送名额等，直接导致一些私立学校失去了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势头同样堪忧。 三、私人家教/小班教学。在宏观政策限制校外补课的前提下，私人家教和不依托于机构的名师小班教学等手段无异于打游击战。但这一类选择其实是互联网回流传统教育的体现，失去了机构的营销和背书，家长会更信任有公立学校经验背书的名师，而不是从在线教育走出来的年轻人。依赖资源、业务不稳定、没有五险一金、容易经受政策的打击，加上不适合年轻人长期发展，家教和小班教学虽然赚起钱来最为自由和直接，却不是多数教培老师能够接受的职业道路。 四、K12在线网课。网课是留守K12最简单的合规方式，平台推名师的方法和线下机构大同小异。但在线网课也早已是一片红海，并且在政策、变现能力方面都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教培老师自己录课打造个人品牌，相当于踏进了自媒体和互联网内容创作的领域，杀出重围的概率比应聘上头部教育机构的老师更低。但转机是目前国内互联网巨头、教育巨头等正在纷纷布局智能教育硬件，未来教培老师或许有机会与平台签约，进行内容分佣。 五、考研/留学/考公/国企。每个行业巨变之下的人才紧急应对之策，都是从提升核心职业竞争力开始。考研和留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应届生身份，或者跨专业学习和提升教育背景，毕业后大概率会转行。相比回归校园来说，考公和签约国企和考教师编制一样，都是人才倾向于职业稳定的选择，但同样要经受考试和淘汰的压力。 六、切换赛道。转型做素质教育、留学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赛道，是K12老师再就业的另一条主流道路。大多数机构老师最大的职业优势不是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教学能力和思维方式。对于教育背景教好的大学生“名师”来说，这一特征尤为显著。在入局教育行业之际，他们贩卖的是自己高学历背后的学习能力和快速理解能力，在程式化的考试面前，教什么内容差别并不是很大。 但从拉勾招聘提供的互联网招聘数据来看，仅6%的在线教育用户将在线教育行业作为求职首选，这一比例的不景气，说明了K12以外的教培赛道还没有开始打捞人才，在逐渐收紧的国家政策和K12教培的落差面前，其他教育市场仍停留在起步或闷声发财的阶段，资本也不敢再贸然跟风入局。 七、转入其他相关行业。不少刚入行的教培老师对于转行到其他互联网行业表现出了强烈意愿。比起考编、考公、国企带来的薪资落差，新的互联网行业代表着新的财富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过去几年中，在线教育快速吸纳了一批原本对教育并不感兴趣的“淘金者”，对于这些顺势而为的人才来说，在线教育只是一时的选择，让自己一直站在风口才是唯一的答案。 根据互联网求职招聘平台拉勾招聘对在线教育求职状态的观察，今年平台上处于“已离职，可快速到岗”的用户比例高达98.5%，远高于互联网全行业的63.2%，代表在线教育人才对于互联网内再就业的兴趣浓厚。 行业意愿方面，内容资讯成为了教培从业者投递占比最大的行业。内容资讯和在线教育工作具有相似性，从内容输出的角度，可以对教培经验进行复用。同时，比起其他互联网行业，对于知识类人才（相对技术类人才）的需求量更大，涉足各个领域，发展路径相对稳定，对于业务经验和专业也没有过多硬性要求。岗位方面，以运营和销售投递占比最高，分别占比19%和8%，这也和入行门槛较低有关。
此外，游戏、短视频、SaaS、电商也是在线教育人才主要竞逐的领域。这些行业的一大共性是近几年发展迅速，目前仍然处在风口，受到资本追捧，变现能力强，招聘需求大，市场想象力高。但这一情况与几年前的在线教育如出一辙，是否能真正借势发展起来成为国民优势行业，还要看未来可能会造成的社会问题、国家对于经济方向的扶持和调整。但稳定的工作和淘金的机遇不可求全，大多数人挑选行业也只能是根据自身需求小马过河。 八、其他从业者再就业。比起教培老师来说，在线教育其他从业者的再就业前景会明朗一些。对于裁员潮所涉及的大量的运营、教务、市场、产品、研发等本身就具有互联网属性的人才来说，最直观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其他行业继续从事自己的岗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市值蒸发下的平行迁移并非一般的人才流通，其效应之下的优胜劣汰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 以往，每一次互联网出现行业震荡，都会引发互联网人的大厂情怀，认为只要进入互联网巨头和独角兽企业就能保障基本的岗位和待遇，但在经历了一波互联网裁员潮以后，很多人转变了思路：第一，市场对于人才的行业经验和壁垒要求越来越高了；第二，在互联网内平行跳槽不再是人才迁徙的唯一终点，互联网奋斗的终点也有可能是考公和国企。 退潮后的K12 像济南的张立这样改变人生路径的故事，发生过无数次。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这些痛苦可能只是暂时的。近10年的移动互联网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新的离职潮。但随着新的经济热点兴起，这些从业者也很可能迎来新的职业发展机遇。 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经历了4次大的裁员潮：2012年全球范围电子、金融等行业大裁员，2016年的O2O裁员潮，2019年的互联网裁员潮，2020年的疫情裁员潮。
除2020年的因疫情造成的特例外，这些裁员潮多有着多处相似：发展极快的行业，吸引了众多资本的重仓押注，这直接导致了企业有足够的钱吸引人才，行业薪资高于平均水平，从业人数规模巨大。但当行业的泡沫被戳破，从业者不得不陷入到裁员“潮”。 2019年，从年初到年末，百度、美团、知乎、滴滴、网易、熊猫TV、KEEP、暴风等众多科技互联网公司都纷纷做出了裁员优化的决定。涉及到的行业也逐渐从互联网延伸到了“互联网+”领域。但2019年、2020年随着社区团购、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这些互联网人才又纷纷被这些快速兴起的行业所吸纳。根据脉脉数据，互联网流出的人才主要去了金融行业、生活服务业以及房产建筑业。
不得不承认的是，教育机构中超过半数是老师，行业属性极强，且职业技能迁移成本高，导致这些人选择不多，相比于互联网人可能要面临更长一段时间的阵痛期。 而在市场化的教育机构当老师，和在学校当老师，二者的薪酬有着天壤之别。刘红告诉36氪，他们机构有30%的老师是“名师”，年薪在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如果他们选择回到学校，年薪或许只有现在的1/10：“你让他们怎么接受这种落差？” 更多的老师甚至无法“回到”学校。首先，学校的老师不仅要具备教师资格证，而且需要有编制，这个编制，是需要定向考取的，名额有限且对于个人来说时间和选择成本很高。其次，抛去“名师”，其中一些机构老师不过是教培机构流水线上的产物，并不具备真正的职业能力，他们或许够不到学校的门槛。 我国教育培训机构在70万家以上，K12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相比我国目前1000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教师这一体量来说，校外培训的规模和势力早已不再是作为“补充力量”，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时代体系。 或许，教育行业的规划也是一个重要的可行方案。教育机构的转型方向在过去半年内已经依稀有了一些亟待探索的答案。未来，我国在线教育的渗透率仍然会稳步升高，只不过，不一定是学科培训，而是更有助于中国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方案。 一、素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素质教育比K12学科教育更加缺乏优质的老师和服务资源，同时，作为义务教育体系的补充，素质教育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培养爱好、包装履历、开拓思维。 7月28日，“双减政策”发布仅四天后，猿辅导上线STEAM产品“南瓜科学”，发起了素质教育的同行赛跑。此前，素质教育的竞争也不可谓不激烈，仅少儿编程一个赛道就吸引了字节、腾讯等早早入局，但过去在学科培训的刚需垄断之下，在线教育企业对于飘忽不定的素质教育并非信心十足，通过不断的上线和下线产品服务进行试错。
或许，STEAM会成为在线教育头部企业“活下去”和新玩家弯道超车的必争之地，同时，素质教育会渗透进各行各业，以业务融合的形式打出创新和差异化优势，如网易旗下的教育应用开发团队Oddrobo持续推进开发儿童启蒙游戏，腾讯也在启蒙类功能性游戏上大力着墨。素质教育领域产生大量人才需求，只是时间问题。 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与素质教育相对的是职业教育。二者同时走在应试教育体系下的偏锋，一个针对学龄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另一个则更多面向成年人的就业问题。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是个让人摸不到规则的领域。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概念在新东方、蓝翔等培训学校的推广下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长时间内该领域的资本关注度较低，头部玩家与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而这一局面可能会在今年发生巨变。今年2月，公务员教培平台粉笔教育完成3.94亿美元A轮融资，企业培训平台云课堂获得来自腾讯、红杉的1.9亿美元E轮融资，显露独角兽之势。与此同时，新东方也豪掷数亿元投资公职类教培机构导氮教育。根据统计，近两年，IT、电商、运营等数字化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成为了行业内最受欢迎的领域，而职业考试培训紧随其后，涉及公考、金融、财会、律师、管理等多个行业。 这是一个6000亿以上的市场，前景广阔，但同时也存在需求分散、服务续约率低等问题。来自近两千个细分职业种类的需求影响了头部玩家的场景扩张能力，并不容易出现多家企业在同一赛道抢夺人才、教培平均薪资水涨船高的情况。但这也为在线教育巨头的转型和战略复用创造了空间。 从就业矛盾的整体趋势来看，职业教育和技术人才无疑会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市场将长期保持显性增长。而从行业的生产和分发阶段来说，从辅导青少年到辅导成年人，有时候也只不过是形式和用户画像的差别。 三、AI教育产品。回归科技+电商的手段，或可把在线教育拖出泥潭。艾瑞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智能教育硬件市场规模为343亿元，2021年预计达到453亿元，并且有望在2024年接近千亿元。基于这一背景，互联网巨头纷纷剑指智能教育硬件，教育巨头也在从网课向硬件+内容的业务生态转型。网易有道更是在今年Q1，通过以有道词典笔为代表的教育产品，实现了2.02亿元的营收，在13.4亿的总营收中占比15%，同比增长279.8%，正在取代广告成为有道的第二增长业务。 目前，卡位智能教育硬件领域的主要有：字节旗下大力教育、华为、阿里、腾讯、百度、网易有道和科大讯飞等。除了互联网巨头，诸如步步高、读书郎等老牌教育硬件企业也在数字化转型，抢夺市场。
而对于部分垂死挣扎的在线教育企业来说，把智能教育硬件作为流量平台，打硬件价格战的同时靠内置的内容和服务变现，或者作为内容供应商和华为、字节等生产的教育硬件合作，都是极具想象力的营收模式。 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这些正在冉冉升起的新兴教培会为在教培机构流失的从业者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但恐怕很难改变这些人里群的大多数收入水平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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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6 08: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