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认知决定拜登对华政策 中美或进入"虚打实谈"阶段》：至于美国打造的所谓四方联盟，美欧、美日特殊关系，表面热闹而无实际行动。任何国家都清楚，现在是中美博弈，其他国家要么躲得远远的，免被误伤；要么看能对本国有什么利好。没有一个国家是真的站在美国一边，这和冷战时西方面对共的威胁而团结一致是不同的，更何况中国能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以这次疫情为例，防疫物资、疫苗方面，美国都无法和中国相比。就是印度爆发疫情向美国求助，竟第一时间碰了钉子，反倒是中国迅速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这和价值观牌一样，影响大，宣传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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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志性事件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迎巨变
【研究员】：wh
和卖地收入相比，其他三项都是毛毛雨。比如，2020年我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是977.54亿元，连一千亿都不到，和8.4万亿的卖地收入完全无法相比。至于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不管怎么说，蚊子肉也是肉，现在都归税务局了，也就是归了中央。
【博览财经特稿】6月4日最重要的新闻是：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请注意是四个部门联发），公开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决定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收的上述四项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其中河北、上海等七地自7月1日开始试点，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这项征管划转工作。 这七个地方是：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也就是说，一出台这个《通知》，天子脚下的河北和内蒙，长三角的上海和浙江，已经被管了起来。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然，短期看19号文并不像市场所传言的那样具有颠覆性，因为19号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管理模式。） 三大改革充分刺激地方政府积极性 事情可以从1980年代说起。当时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也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价格不一样，差别可以很大。国家一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1990-91年经济不振，体制内外价格差别不大，这个问题就顺势解决了。 然后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实行分税制的本质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如果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收入，就会积极发展本地经济。 因此，当时把税务局分成国税和地税，地税归地方所有。当然详细的规定更复杂一些，比如还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再后来是1997年的放开房地产，卖地收入归地方。有了这三大改革，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充分刺激起来，加上当时我国的内外部环境不错，于是各种开发区蓬勃发展，各个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但是搞着搞着，差别就出来了。2010年以后，长珠三角、北京、一些省会仍然搞得不错，但越来越多的地区，经济越来越不行了。也就是说，如果任由地方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和恶性循环。这是体制决定的。没办法。 国家的应对是：尽量把权力收归中央。比如，2018年，国税、地税又重新合并了，改名为税务局。1994年开始的国地税分开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 全部税收，被中央牢牢抓在手里。现在，又把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什么财权了。 在这四项收入里，卖地收入是绝对的大头，正规的名称是“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20年，卖地收入是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前4个月是21383亿元，同比增长35%。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是13.68万亿元。因此，卖地收入相当于税收的60%，这是个巨大的比例，也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和卖地收入相比，其他三项都是毛毛雨。比如，2020年我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是977.54亿元，连一千亿都不到，和8.4万亿的卖地收入完全无法相比。至于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不管怎么说，蚊子肉也是肉，现在都归税务局了，也就是归了中央。 广受病垢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 以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是被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极力夸赞的“诸侯经济”模式。张五常认为，地方有了充分的财权，就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市县长、书记们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以远比市场机制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方式来调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张五常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写得非常好，也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从2014年开始，他的“诸侯经济”的说法，在我国逐渐转变为负面。 比如2014年1月《中国证券报》就发文有文章说：从坏的方面看，这种模式就是广受病垢的各界指责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他们大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甚至相互封锁、相互拆台。 大致划分起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国中低挡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并在世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造就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模式产生好的效果几乎都消失了，而坏的效果则进一步凸显。 说得更通俗一些，百废待兴时是增量经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是良性竞争；但到了存量竞争阶段，诸侯经济就是恶性竞争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其实这件事情，2012年袁剑出版的《大拐点》，说得更加透彻。在《大拐点》中，他提出五个基本判断。 1、社会反向运动造成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什么是“社会的反向运动”呢？这是指当市场和政府把社会压缩到极点的时候，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反向运动。具体到经济上，则表现为企业成本（包括环保和人力成本）的剧烈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2、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显然，是“四万亿”让他做出的这个结论。而2013年之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和2015年之后的……，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3、全球市场扩张体系终结。奥巴马阶段已经表现出了这个苗头，特朗普阶段基本上是赤裸裸了，而现在是拜登阶段。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寄生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那么，当美国在经济上转入防守状态时，这个扩张体系必然会终结。 4、资本外逃。 5、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蜜月结束。袁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蜜月从2008年开始就逐渐结束了。张五常所谓的“诸侯经济”，在袁剑看来，是中央给予地方不恰当的激励造成的，因而不可持续。 而一旦不可持续，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关系会从此结束。2012年开始的大力反腐、2016年的楼市限购限贷、2018年的国地税合并，极大加剧了这个进程。现在，四项收入又归税务局征收，象征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有财权了，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已经彻底结束。 而2014年的全民创业，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现在来看只是短暂的蜜月重温，是历史大趋势下的一个短暂回旋。如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会这样发展呢？ 袁剑更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他认为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社会信任造成了很大破坏，从而造成社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持续。由此他提出要ZZ改革……袁剑还认为，解决之道是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要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成为一片废墟。 以上都是在2012年《大拐点》中的观点。深不深刻？前瞻不前瞻？ 国家收拢财权已大功告成 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我在2017年就有以下观点，今天来看仍然没有过时。 一、当今我国的三大矛盾，都极难解决。 第一大矛盾是收入差距矛盾，包括行业、行业内部、地区、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大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第三大矛盾是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之间。迄今为止，这三大矛盾解决得怎么样呢？ 好像只有第二个貌似得到了解决？但是收归财权，真的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了吗？ 希望以后越做越好吧。尤其是当中央已经完全收拢了财权，或许可以解决所有这些矛盾了。矛盾是贫富差距、文化差异、人口增减而带来的。我只能说：随着时间流逝，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钱肯定越花越多，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那么，这三大矛盾有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呢？ 二、正式去杠杆是2017年10月份，未来几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去杠杆将相当严厉。 现在来看，国家全面收拢了财权，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将大幅削弱（而且现在考核干部也不看GDP了）。那么，中国长期的高杠杆问题，有望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很可能会以某些房企的轰然倒塌为标志。 三、2018年，大通胀将全面开启。 四、广东将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发动机，医疗行业会长牛。 现在来看，是不是全说对了？只是在2018年，我对去杠杆的观点有所反复，一度以为去杠杆已经结束。现在来看，国家一直在去杠杆，哪怕一些巨无霸房企有可能倒掉，也在所不惜。 好了不再回顾过去，现在既然国家收拢财权已经大功告成，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按时间顺序，可能会有以下结果。 一、十几个一二线城市将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大力卖地，准备养膘过冬。 既然《通知》从2021年7月1日就开始在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试点，现在对于广东、江苏、北京、一些热门省会和城市来说，还有半年的窗口期。地方政府一定会利用好这半年时间和剩下的两次集中卖地，争取多卖收入，准备养膘过冬的。 这里面有几条最大的“漏网之鱼”：广东（包括广州、深圳），江苏（包括南京、苏州），以及北京、重庆、武汉、长沙、成都、厦门……这些热门城市。 很多这些城市，一年的卖地收入都在千亿以上，少说也有大几百亿。这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当他们看到现在的上海和杭州已经不再能获得一年大约2000亿的卖地收入时，会作何感想？利用这半年窗口期，好好卖一把，以后就是装样子了。 二、地方政府尤其是热门城市的基建，将面临大幅减少。 我们要知道，那些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地铁、大厦、广场之类的，现在基本上是地方政府靠卖地的收入在修建。几百上千亿的投入都是卖地得来的。如果卖地收入归中央，以前没有完工的工程要想不烂尾，就不得不向中央请款。虽然不一定请不到，但地方政府为了减少麻烦，大概率会不再规划新项目，先把手里的做完再说。
比如，2016年京津冀规划了3500公里的城际铁路，投资额可能达到6500亿元，2030年完成。其中，北京至唐山的城际段铁路里程149公里，设8座车站，建设工期4年，总投资449亿元，要求2020年完工。但现在（2021年6月）还在施工中，说2022年建成。
为了支持建设，北京的土地溢价收益的50％，被纳入了轨道交通建设基金。天津、河北也差不多，但它们远不如北京有钱，所以这些建设以北京为主。当时北京的如意算盘是：开通了城际高铁后，附近的地价都会涨，然后继续卖地，继续建设……大城市就是这样吸纳人口和经济的，导致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不过后来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还要把一大帮人迁往雄安，这应该影响了北京的卖地，房价也疲软了好几年，加上新冠，导致工程拖了又拖。估计当北京完成这段149公里的铁路后，大概不会有完成3500公里的雄心壮志了。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以后地方政府就是帮中央维持地方的机构，一切建设国家说了算。国家来设计，国家来安排。 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会完全为零，因为若明若暗的分成机制总是有的。只是国家有更大话语权，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已经完全要看国家的脸色行事。这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地方政府人员的收入将明显减少。 热门城市的卖地收入除了搞基建，另一个大头就是给地方政府人员涨工资。现在当一年一千多亿的卖地收入被收归中央，富裕地区的市属工作人员的收入，将明显减少。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苏州市政府的公积金就比省直属的明显要高，因为江苏要考虑全省，而苏州只需要考虑自己就行了。而苏州市政府有钱，当然可以多发。其实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富裕城市的市属工作人员，平均收入（包括公积金）都是比较高的。不是高一点，而是高很多。比如杭州的街道办，一年收入几十万很平常。
以后这些富裕的地方政府会不会明显降低人员工资，甚至裁掉一些工作人员和“临时工”呢？应该很有可能吧。 四、地方政府将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主要是房企和国企）进行“旧城”改造。 也就是说，已经卖给企业的具有70年产权的地，企业怎么搞是自己的事，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抽取类似于管理费之类的各种费用，不再搞什么大规模卖地了。 五、地方政府将开拓新的财源。 比如，各种罚款或管理费，当然搞大了也可能会纳入中央管理。 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很多人忽视的“新思路”，就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比如“智慧停车”，以前是各个街道办建立小停车场，租给一些小公司经营。但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完全可以纳入市里统一管理。而且有很多地方只能设置几个停车位，单独安排个人收钱不划算，所以都可以纳入“智慧停车”，扫个码交钱就完了，完全不需要人工。 这些收入归谁呢？当然是市政府。比如一个大城市有200万辆车，收缴和开拓了100万个停车位，每个停车位每天平均收入30元，一年就能收30*365*100万 = 10.95亿。虽然相对于卖地收入是毛毛雨，但现在聊胜于无，这些收入渠道多开拓一些，地方政府不至于啥也没有。关键是，这些都是一次性投入，信息系统建好，停车位建好，以后的维护费用是毛毛雨，坐地收钱多爽。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在搞“智慧城市”，以后恐怕会异化成搞很多收租金的场所，富裕城市的地方政府将不亦乐乎。目前这块收入国家还没盯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挺高。为了当新型包租公，地方政府还是有一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 只是我担心“智慧城市”会不会让更多人待业？普通老百姓就业或发财的机会更少了。拿停车来说，每个城市上千个收费工的工作，已经没了。 六、热门城市的热度不会突然降低，目前房企在热门城市的土地储备，现有的存量房，将越发金贵。 好像房地产企业将迎来一波估值修复？但前提是渡过目前这波难关再说，而且也要看具体的房企在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储备比例。所以对房企来说，还得看一段再说。 不过，热门城市现有的存量房，房企在这些城市的土地储备，肯定会越发值钱，尤其是在大通胀的环境下。 七、国家将承担起全国的基建任务。 这是很显然的。国家既然把钱都收了上去，为了解决全国的就业问题，当然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基建不可能不搞，甚至可能会继续维持和扩大规模。 八、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通胀将继续。 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既然总体上会降低，就业问题就会越发严重。而全国上千个市县的卖地和经济都由中央统一管理，效率也是一个问题。所以长期来看，国家的财政支出只能更大。 九、一切都在向过去的光荣时代前进。 比如，2021年3月18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其中规定，学校应严格控制考试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6月1日教育部在《未成年人保护规定》中重申，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但要求学校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
破除“唯分数论”，很好，很好。但只要高考存在，我不知道“唯分数论”会破除到什么地步。没有了“唯分数论”，寒门子弟的上升阶梯还剩什么？难道这意味着高考……？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税收已经分成国税和地税，当初谁能想到分开？分开了还能合并？房地产市场化，卖地收入归地方，现在又归中央，谁能想到？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迎来巨变。从更高的角度想想，国家把一切财权都收归中央，全国一盘棋，是不是在为未来更严峻的局面做准备呢？（来源：老邓的财经天地 作者：邓老头）
政经观察
对中国认知决定拜登对华政策 中美或进入"虚打实谈"阶段
【研究员】：wh
春节期间，他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拜年，谈了两个小时。应该说这个时候打电话显示了拜登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善意，尤其重要的是谈话时间超长。当然双方谈的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中美都守口如瓶。但能让两个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一口气谈两个小时，自然都是事关两国核心利益或者彼此最为关心的事情。
【博览财经特稿】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中美竞争甚至对立依旧，但总算不再大起波澜，特朗普“玩的就是心跳模式”终于消失。 拜登不是一位政治素人，内政、外交均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今天中美的这种相对“稳定”不是偶然，而是他政策的一种外在表现。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竞选之初，拜登认为中国实力不够，还称不上是威胁。结果在特朗普营造的仇中、反中气氛的压力下，不得不又改口。应该说第一次才是他真正的想法，后来再改口，不过是因为外界和竞选的压力罢了。而且2020年11月1日，也就是在即将投票前，拜登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又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只不过表达方式改为 ：“美国最大威胁是俄罗斯，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 这种对中国的认知，必定决定他的对华政策。 其次，春节期间，他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拜年，谈了两个小时。应该说这个时候打电话显示了拜登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善意，尤其重要的是谈话时间超长。当然双方谈的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中美都守口如瓶。但能让两个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一口气谈两个小时，自然都是事关两国核心利益或者彼此最为关心的事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由于非常熟悉，不会有什么客套，非常坦率，也就直接决定了当下中美关系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和特朗普时代相比，今天的中美关系是虚打实谈。即冲突的地方，都在价值观领域，双方多是动口，少有直接伤害对方实质利益的的手段。比如禁止某些部门等官员入境，但即使不禁止，这些部门的官员也极少出国。当然，这些领域和措施影响大，吸睛效果强，可以对民众和国会有所交待。 至于美国打造的所谓四方联盟，美欧、美日特殊关系，表面热闹而无实际行动。任何国家都清楚，现在是中美博弈，其他国家要么躲得远远的，免被误伤；要么看能对本国有什么利好。没有一个国家是真的站在美国一边，这和冷战时西方面对共的威胁而团结一致是不同的，更何况中国能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以这次疫情为例，防疫物资、疫苗方面，美国都无法和中国相比。就是印度爆发疫情向美国求助，竟第一时间碰了钉子，反倒是中国迅速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这和价值观牌一样，影响大，宣传效果好。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实质伤害措施，拜登政府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不仅保留而且还更向前走了一步：即禁止美国实体投资中国59家国防和科技企业，禁止买卖这些企业的上市证券。此前特朗普限定的企业是30多家。 从道理上讲，这59家企业多属于中国核心产业，大都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在全球都不乏热捧者，也根本不缺资金。现在拜登选择这个政策进行扩大，难道真的能对中方产生实质损害吗？倒像是美国损失了对优质资产的投资机会。我们不妨想想，中国禁止本国实体买卖苹果、波音等股票，会是谁的损失？）所以这个消息发布后，这些企业的股票自然是不跌反涨。我认为，这个所谓的禁止令，也是除了具有宣传意味外，并无实际意义。 这里需要解读一下为何拜登下令情报部门用九十天时间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真相。虽然他表示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类下一次疫情，但一般认为是再度剑指中国。特朗普时期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减缓大家对美国应对疫情失败的不满，也曾打过这张牌。现在美国通过接种疫苗而逐步有效的控制住疫情，何以又要打这张牌呢？
我们知道，特朗普是政治素人，而又自认为无所不懂，所以他经常做出一些违反基本科学的事情来。但拜登很清楚，疫情起源调查是医学界的事，情报界怎么可能有这个功能。而且九十天的期限说明，美国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否则早就拿出来了。疫情已经持续超过一年半全球都找不出起疫情的起源，九十天就会出现奇迹？ 更何况以历史为鉴，病毒溯源往往耗费数十年，而且还不一定能有结果。2003年的非典，学术界就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基本判定病毒极有可能来源于栖居在中国云南省的菊头蝠，但究竟是通过何种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至今没有定论。当年调查埃博拉病毒的起源也同样花费了数十年时间。相比较而言，新冠病毒尤其困难，它引起的症状常常不易被察觉，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事实上，别说起源，就是零号病人各国也都找不到。 所以拜登让情报部门去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目的当然不是任务本身。除再一次借炒做病毒起源问题转移矛盾，团结盟友，甚至引发世界对中国的不满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拜登政府的6万亿预算正在国会闯关，能说服共和党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中国。当然相比于特朗普，拜登做的比较艺术，把目的包装成为了全人类。 如果回顾一下拜登执政以来的表现，几乎每一次他表面上打中国牌的时候，都基本是为了用来推动他自己的内政政策。比如两万亿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两千亿创新法案，只要是涉及大规模振兴经济法案的，都要以超过中国、赢得和中国竞争作为幌子。因为在当下严重分裂的美国，只有在针对中国一事上各方才有共识。 应该说，这一点体现了拜登的老练和政治成熟。今天的美国需要凝聚共识解决严重的内部问题，所以他需要利用外部的所谓中国威胁去达到这个目的。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极为敬重，双方战争时代结下的情谊极为深厚。他们在法国密谈时，戴高乐就表示为了法国的利益，他“有时就得用话刺激它，说的话有时外国人听起来不友好，接受不了。要是有人告诉您我讲了这类话，请您记住，我之所以这样讲话，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为了恢复法国的民族自尊心，为了让法国人民重新认识到，法国的安全基本上要靠他们自己准备作出多大努力”。 除了这些不同于特朗普的做法，美国政府的说辞也有了变化：高层官员一再声明中美不是冷战，不是敌人，也不要求盟友选边站。不管这些话是不是外交辞令，但至少对特朗普时期急剧恶化的双边关系有止损的效果。 谈的地方则是实的。双方到现在高层面对面接触已经三次：双方国家元首互通电话、外交最高层在阿拉斯加会谈、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到上海访问。这和特朗普后期双方停止一切官方交流形成鲜明对比。虽然这三次会谈的内容外界不得而知，但一而再的举行会谈说明还是有成效的。 另外在近两周内，中美三次就经贸领域对话。先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视频通话。随后双方的商务部长也进行了对话。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新闻发布会上说，刘鹤与美方进行的两次通话均持续了约50分钟，双方同意下一步要从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角度，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方的耶伦和戴琪说她们期待着与刘鹤进一步会谈。 目前中美接触已经涵盖双方元首、外交、气候和经济四个方面。而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也一直有意和中方沟通。 虽然到现在拜登依旧保留关税，中美贸易战仍然没有结束，对华为的限制也没有取消，但却也没有更进一步。从外交策略上讲，这些都是特朗普留给拜登的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一定会把这些牌的利益最大化。 除了“虚打实谈”外，必须指出的是，拜登是在中美关系明显恶化的情况下上台的，在这种外部压力下仍然采取一些实质改善双边关系的措施，无论他的初衷是不是想要为了反对特朗普：上任仅仅6天，就以种族平等的理由，禁止使用中国病毒、功夫流感一词。上任仅二十天，就暂停针对抖音和微信的禁令，并在6月9日将禁令彻底取消——这种先暂停再取消的做法十分老练。此外，他还把小米剔除制裁名单。 总的来说，拜登上台之后双方逐步恢复高层接触，而且外交声明上也不再把中国描述为敌人，更重要的是也不断采取“纠错”的方式改善双方关系。 拜登之所以如此，原因应该有五：一是特朗普已经证明对抗的方式行不通，美国在付出巨大的软硬代价之后却达不到目的。贸易战没有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没有产业回流，更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国际贸易。 二是拜登认为要想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必须是自己的表现优于中国，因此他主要把精力放到内政。中国议题也是用来弥合内部分歧，争取各方支持的手段。就是国际事务，也是同样的思路。比如提出暂停疫苗专利，承诺美国政府通过世卫组织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捐赠5亿疫苗给世界92个低、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从而和中国竞争疫苗在全球的作用。就是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一带一路项目，美国也要推动西方盟友一起效仿。这和特朗普我不干也不让你干的风格完全相反，他是你干你的，我要比你干的更好。 三是拜登执政后宣布美国回来了，要重新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可是现在世界处于失序状态，美国要管的事太多了，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疫情下全球一半的国家向他求援，要求疫苗。印度疫情“意外”失控，不但无法承担和中国竞争的“疫苗外交”，还需要美国进行援助。俄罗斯则认定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目标，加紧在全球谋取自身利益，如一度在东乌克兰边境大军压境，大量针对美国的黑客袭击。拜登还延续了特朗普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举。双方的关系远比特朗普时期紧张。 此外拜登刚上任几个月就召开全球气候领导人峰会。美国的手这么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到底有多少精力放到中国身上？ 说起来，特朗普有一点是对的：放弃国际责任和义务，试图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全力应对中国。只是他本人能力和经验太过有限，他的战略无法在战术层面实现。
四是正如基辛格所说，中美如果继续对抗，全球将会陷入灾难。很显然，同为建制派的拜登接受了这种理由。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对抗行不通，剩下的选项还能有什么？只能是合作、正常范围内的竞争。 五是理解建制派的拜登，就需要理解西方的政治传统源头罗马：罗马消除外部最大的威胁迦太基人之后不过十五年，就发生惨烈的内战。这也是为什么出身于曾多次战胜伽太基的西庇阿家族的新一代人物西庇阿·那西卡在元老院每次发言时都一定重申：“以我之见，迦太基必须予以宽容”。这绝非是因为他对迦太基有什么好感，而是清楚的知道只有外部的忧患存在，才能防止罗马因为“贪婪”而丧失“荣誉、尊严等其他美德”。 类似的观点，美国国际关系大师亨廷顿也表达过。或许在拜登看来，美国的问题积重难返，需要外部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存在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如同因为冷战，美国才能克服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变革，包括通过公民法案。而美国赢得冷战时，却立即得意忘形，肆意挥霍权力和财富，终于导致迅速衰败。 拜登上台后，声称：内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应该就是这个含义。 最后一点，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教训。修昔底德陷阱有两层历史教训，而外界往往关注第一层，即新兴国家对霸权国的威胁和挑战，导致双方产生冲突和战争。但却往往忽略它的第二层含义：即陷阱中没有赢家，获胜的一方也由于元气大伤而迅速被其他国家所取代。斯巴达确实战胜了雅典，但同样受到重创的斯巴达随后就被罗马所征服。 假如中美真的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不管谁最终胜出，也仍然会步斯巴达的后尘。这个世界不乏有实力的国家和政治实体：俄罗斯、日本、欧盟以及人口迅速扩张的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而言，与中国斗而不破甚至某种程度接受中国而尽可能维持霸主地位，显然要胜过双方同时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以上六点就是理解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但不管怎么样，拜登改变的只是手法和策略，对华立场并没有改变。假如有机会，他当然还是希望在不付出或者有限代价的情况下中国能步前苏联的后尘。 下一个中美指标性的事件则是2021年10月30日至31日在罗马举行的G20高峰会议。到时能否实现首度中美元首会谈。由于今年在新西兰举行的APEC会议改为网上举行，因此这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面的唯一机会。首脑会面虽然未必改变双方关系的实质，但仍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只要有沟通，就可以一定程度的管控问题。 除此之外，美俄关系也能反映出美国的对华立场。假如美国真要和中国摊牌，它必须拉住俄罗斯，否则俄罗斯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因为俄罗斯很清楚，假如中国被美国打垮（俄罗斯无法赌中美只有两败俱伤这一个结果），形单影只的俄罗斯根本无法和西方对抗。但是拉住俄罗斯的成本很高，比如要承认克里米亚，北约西撤，给予巨额经济好处。假如美国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美国要和中国摊牌了。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当然，目前中美都有更重要的内部事物要处理。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明年２月份还要举办冬奥会和二十大。美国除了应对疫情还有经济复苏、内部分裂、种族问题等，明年则有中期选举。或者拜登的对华政策究竟为何，要到2023年才能真正看出端倪。（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
拜登考虑向中国稀土加征关税 稀土真是中国的制胜武器？
【研究员】：wh
白宫方面表示，商务部将审查是否对钕磁铁进行调查，钕磁铁用于制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发动机的所有产品。由于担心过度依赖中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将此举作为白宫措施的一部分，以提高美国在稀土、食品和制药等领域的供应链的弹性。
【博览财经特稿】近期，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乔•拜登(Joe Biden)政府正考虑进行一项调查，以确定进口主要产自中国的稀土磁铁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是的话，就有理由对该商品加征关税。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商务部将审核是否要调查钕磁铁，这种材料被用于制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等多种产品。 据官方公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稀土出口量创下自2020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4171吨；综合1-5月的出口数据看，我国稀土出口同比增长8.7%至19813.3吨。其中，大部分出口至日本和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近期对中国的动作日益频繁。日前，美方传来消息，美国参议院批准一项两党合作、规模高达2500亿美元的科研投资法案，主要针对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领域，增加美国政府的技术研发方面支出。 稀土遭遇关税威胁 据悉，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主要在中国制造的稀土磁铁的进口是否构成可能需要征收关税的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调查。 白宫方面表示，商务部将审查是否对钕磁铁进行调查，钕磁铁用于制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发动机的所有产品。由于担心过度依赖中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将此举作为白宫措施的一部分，以提高美国在稀土、食品和制药等领域的供应链的弹性。 政府将决定是否根据1962年贸易法第 232 条调查钕磁铁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它来证明对从美国盟友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之前，很少使用该条款。华盛顿新任美国安全中心的技术专家Martijn Rasser说：“就钕磁铁而言，这些关税将直接针对中国。如果关税足够高，这可能会为建立美国国内产业提供经济激励。” 华盛顿越来越担心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稀土是用于制造商业产品（如计算机硬盘）和军用产品（如雷达、声纳和精确制导导弹）的 17 种金属元素。根据伯明翰大学的数据，到2030年，对稀土磁铁的需求将从目前约130000吨增加到每年270000吨。目前，中国生产了大约88%的用于电动汽车的磁铁，日本是第二大生产国。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我们非常依赖钕稀土磁铁的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第232节是我们可以用来提供帮助的另一个工具，以减少我们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不打算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发动贸易战。”这位官员补充道。 当拜登下令对供应链进行审查时，他把重点放在半导体、稀土、药品和电动汽车电池上。官员们表示，政府将利用《国防生产法》--一项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的法律，允许美国强制工业界优先考虑政府合同以帮助国家安全--从海外退回50-100种关键药物的生产。能源部计划发布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锂电池国内供应链的计划，锂电池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并将立即动用170亿美元的贷款工具来支持这一努力。农业部将分别投入40亿美元，以帮助加强和多样化美国食品供应链。 拜登还将尝试与盟友举办一个论坛，以促进供应链合作。在康沃尔七国集团会议之后，预计他还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美国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这位官员表示，政府还将组建一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Katherine Tai)领导的“贸易打击部队”，提议对那些从事不公平贸易行为、削弱美国供应链弹性的国家采取执法行动。 从稀土角度看，我国蕴藏的稀土矿多达4400万吨，掌控着全球近90%的稀土市场，其中在2019年，我国与美国等60个国家都达成稀土贸易合作；在2020年，我国稀土的出口量达到35448吨。美国有将近8成的稀土是从中国进口。若最终加税，很大程度上可能增加的是美国公司的成本。 其实，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对稀土征税一事，而是近期美国的动作。此前，拜登政府刚刚宣布将中国59家企业拉入投资黑名单；6月6日，美国派出几名政客“访台”；在此之前，拜登政府还再度将新冠溯源政治化，要求美国情报组织彻查病毒来源；马上就要召开的G7领导人峰会肯定也少不了中国话题。 啥是稀土？ 大家在初中三年级时都会接触到化学这门课程，为鼓励好好学习，大部分老师都会讲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化学家门捷列夫有一天在家里睡觉，难得地做了一场好梦，门捷列夫梦到元素的排列顺序，醒来后麻利的整理成一张让自己流芳百世的“元素周期表”。 但是门捷列夫的好梦却成了大家的噩梦，因为整张元素周期表实在是又多又难记，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张表里大多数元素和我们日常生活都没啥关系，也就氮、氧、钙、碳、铝、铁之类的和生活有比较强的关系，越往后就离科学越近，而离生活则越远。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虽然元素周期表后面的那些元素，又晦涩还长得贼像，放在一起非常容易脸盲，但是没有它们，科技的发展绝对到不了今天这个高度，而且现在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越往后的元素，质量越大，而且基本上都是金字边，好多人都是被元素周期表教育的认字只认半边。虽然这些元素很少有单独的应用于生活中，但是与别的元素小朋友一牵手，就能表现出优良的特性并被广泛的应用。这里聊的就是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从57到71的一堆元素，也就是下边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那个重稀土比轻稀土重要得多，而我国重稀土主要在南方出产，在全球占比也非常高。这些材料整体是跟高科技强相关的，科技越发展，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也就越大。 举个例子，大家前段时间肯定听说过，一根坦克炮管只有五秒钟寿命，好在炮弹在炮管里穿过的时间非常非常短，0.006秒那么短，所以也能打千把来次。稍微打快一些，弄不好就炸膛了，成这样了：
目前，世界各国的大口径厚壁炮钢基本采用碳镍铬铂系合金钢，再加入稀土元素，可以大幅提升枪膛的韧性和强度，现在能挺五秒，早些年连这都不如。当然，这些东西也不能闭着眼使劲加，如果加得太多又会变得很脆。就像是在铁里加碳变成钢，加过量了就很难加工，成为铸铁，只能当支架和垫脚。 当然了，炮管是最基本的需求，稀土元素广泛应用于永磁发动机、工业催化剂、微波通信，那些巨贵的相机镜头、储氢罐、核燃料棒、汽车电池、导弹雷达飞机等等，都得添加这玩意。 整体上，产业越是高端，越离不开这些东西，所以这玩意以前叫工业维生素，现在叫“新材料之母”。 我国艰难的稀土之路 经常听说，中国供应全世界70%的稀土，不少人还以为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的70%，其实不是，稀土储量中国占世界37%左右，尽管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毕竟紧随其后的巴西越南加起来才36%，但是没有70%那么高。 重稀土非常重要，中国占了40%左右。我国现在主要是提纯冶炼厉害，其他国家的也得送到中国来冶炼，这就是为啥中国能供应70%。不过这条路走得是非常非常艰辛。 改开后我国一度开采稀土非常疯狂，因为当时需要大量的外汇购买西方的机械和装备，而中国能拿出手的出口创汇产品并不多，稀土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那时候中国技术底子太差，而稀土往往用在高端产业上，中国用不着，所以出口也就有点肆无忌惮。 不过稀土不是想卖就能卖，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稀土矿，需要把稀土氧化物从矿中提取出来才能卖，当时日本控制着相关提纯技术，中国想搞也费劲。 好在有“中国稀土之父”之称的徐光宪在1975年已经提出串级萃取理论，随后带队攻关后，技术取得了突破，中国这边可以从稀土矿中分离氧化物，这才开始被卖到国外创汇。 下图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我国的白云鄂博矿，以前当铁矿挖来着，因为开挖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稀土分离技术，只好当铁矿挖了，直到2016年才转型成稀土矿。图是从谷歌地图上截的，看到那俩大坑没，以前是两座山，现在挖成俩大坑。
那时候天天想着赚外汇，赚了外汇去买国外的生产线和大型机床设备，根本没想长期的事，毕竟眼前的问题还一大堆。所以国家搞了各种政策鼓励出口，甚至给出口退税，激励大家都去想办法挖稀土卖出去。这种情况下，无数的大小企业作坊都去挖矿，甚至赔本卖到国外，等着政府补贴。 这种情况下，外汇倒是赚到了，但是毛病也很明显，中国这边企业恶性竞争，竞相出口，导致国际市场供大于求，我国竟然自己把售价给打了下来，所以那些年有个说法，说我国把稀土当土卖。 后来学者们总结那段时间的开采状态，称为“小，散，乱”，最大的毛病是乱，政府自己也不知道下边的人在干啥，反正到处挖，有矿的地方就在挖，甚至有人在后院搞了个坑也在挖，不少人真的是家里有矿。 当时西方国家都看出来了，中国这是明显在贱卖，所以大家都疯狂囤积，到底屯了多少，也没人能说得清楚。有种说法说日本存了足够自己使用三十年的稀土，这可能是早些年的估计，因为那时候全世界对稀土的消耗跟现在没法比，需要大量消耗稀土的行业最近几年才出现，日本应该没储存这么多。 上边做规划的人知不知道这样做很不划算？当然知道了，不过也没啥更好的办法，中国这个国家基本啥都缺，最缺的还是美元，毕竟跟西方那么大的差距要补充，就需要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技术和产线，实在是没钱，基本啥都干。 加入世贸后，中国开始给西方搞来料加工，尽管是低端制造，不过那时候只要能拿到外汇就谢天谢地了，有了外部输入后，我国开始整合，随后有了我们知道的一波大发展。 也正是因中国那些年可以出口低端制造业的产品，我国不再需要卖稀土创汇了，毕竟中国能拿出手的资源并不多，开始思考长期规划。所以从2003年开始，政策逐步收紧，开始主动控制出口。 这些年遭到大量批评的，就是2003年之前的政策，客观地讲，当时确实也是没啥办法，毕竟急需外汇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不过客观地讲，改进空间很大，最起码应该避免自己相互压价。澳大利亚这一点做得就强太多，作为一个资源国，对外卖资源一直都是极少数几个公司在卖，最起码不会自己跟自己竞争。 中国这边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问题，之前那篇文章里提到的铁矿石，也有这类问题，近日中钢协又在发文号召大家不要恶性竞争，买铁矿的时候竞相拉高矿价让澳大利亚赚钱，卖钢铁的时候又竞相压低钢价让国外赚，实在是一群奇葩。 而且大家要知道，卖小麦肯定不如卖面粉赚，卖面粉不如卖面包，卖面包又不如卖提拉米苏。中国早年搞的主要是“粗加工”，卖的基本是原料，没啥附加值，想议价也难。 所以在2003年之后，国家的导向也变了，以前只要出口创汇就行，从那以后开始控制配额，每年只许卖这么多，你们看着办，自然有厂子想着要不提高点技术含量，能多卖点钱。也有不少人开始走上了走私之路，疯狂偷摸开发然后继卖。 而且稀土挖掘和提纯非常污染环境，有些矿有放射性，早年搞出来很多悲剧。比如把分离提纯的废水直接排到河里去，问题是周围的灌溉和人畜都用那些河里的水，出现过好几次整村迁徙，因为他们那里的水不能用了。 所以说把这些事都理解了，就能明白为啥我国现在搞“环评”这么积极。中国企业以前往往不顾及环境和人员安全瞎生产，成本倒是低了，不过这样以牺牲自己环境为代价的生产进一步压低了整体价格，相当于用自己的长期利益给西方省了钱，非常非常不划算，早年没办法只能那么操作，这几年不可能再放任了。 稀土工业也一样，整顿过好几次，比如要求淘汰落后的提纯设备，禁止了初级产品的出口，而且大规模打击走私。不过这番操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那些年跟黑煤窑一样，稀土企业也是到处私挖，毕竟挖矿成本低，挖出来就能卖掉，巨大的利润非常吸引一些人以身试法，也很容易腐蚀监管者。 国际上稀土开采成本非常高，因为西方环保方面非常严厉。中国国内的成本却很低，低的原因大家也知道，那些年完全不顾及环境问题。既然成本低，稍微给个价就能赚，所以走私屡禁不止。 由于产量太大走私太多，价格逐年走低，全球其他的原材料都在不断上涨，比如铜、铁矿等等都在涨，而稀土价格却在不断走低。 这个走私有多夸张呢？国家出的稀土白皮书里说，2006年至2008年，国外海关统计的从中国进口稀土量，比中国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分别高出35%、59%和36%，2011年更是高出1.2倍。各种走私方式五花八门，有用车直接拉到边境的，有伪造文件，把稀土假冒其他材料的。 所以控产方案落实下去非常费劲，一直到2011年，这一年应该是稀土走私最严重的一年，从这一年之后才开始下降。不过走私这事一直持续到近几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产量下降后，稀土企业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知道贱卖了，他们开始琢磨怎么提高产品单价，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企业的稀土冶炼和提纯技术开始大发展，专利一年比一年多，到现在为止，中国在相关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专利比其他国家加起来都多。 这过程中有个插曲，中国搞出口配额这事还被美国欧盟告到了WTO，说我国扰乱市场经济，这个案子在2015年以我国败诉结束，从那以后，政府不能再限制出口配额。不过好在那些年政府正在把中国稀土企业整合成六个稀土集团，而且大范围“打黑”，所以取消配额后，稀土产量并没有再往上飙升。 有不少人听不懂一个词叫“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意思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降低我国的低端供给，这玩意既不赚钱，也没啥技术含量，空耗人力资源，还经常自己跟自己打价格战。 我国以前的模式实在太粗放，经常自己打自己。而且由于搞的都是些低端出口，把矿挖出来随手提纯下就卖了，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污染，比如重金属严重污染了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成了废水。需要的是工人，而且是不怕死的工人，因为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毒气，一般人还不大敢去。其实相当于把成本让社会承担了。 这类企业根本用不着大学生什么的，这也是为啥相关工业专业的怀才不遇，看着同学去互联网，同一个学校毕业，自己的工资只是人家的一个零头。 这些年通过环评关掉了很多企业，剩下的企业想活下去，就得搞点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出来，这也就有了研发动力，现在几乎所有企业都开始搞研发，毕竟只靠压低工资污染环境搞生产的路线已经到头了。“科技人才”这个说法也才有了意义。 大家一定要相信一点，如果可以的话，企业恨不得永远去做低级矿工，永远生产低级产品，毕竟压低成本和通过研发提升附加值这两个盈利模式，大家永远选第一个。所以现在有点压力也不是坏事。 稀土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现在的稀土提纯和冶炼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中国稀土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也是世界第一，现在美国的稀土也要送到中国加工，然后才能用。 这也是为啥贸易战的时候，不少人说稀土是中国的一张王牌，这个说法确实没啥问题，因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短期内搞出这么大的加工产能出来，看了好几个说法，美国那边要是想重建提纯冶炼相关产能，可能需要八到十五年。 只是这张牌不能随便打，一打就是长期的，因为美国那边也有储备，具体储备了多少也没查到，所以一旦这张牌扔出去，可能要持续好几年才有效果。 不过也有几点需要注意。这些年国外也开始布局稀土的加工和冶炼，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这种状态本身的不稳定性。所以我国的这种优势不会保持太久，而且我国也不可能跟他们继续玩价格战。 既然没法搞价格战，那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发展，搞深加工，现在技术有一定的领先，那干脆再拉开一段距离，而且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然长期看来既挖光了矿，又破坏环境，而且还会把大量的人搞出慢性病，这些将来都是社会的负担，总账算下来说不定根本没有任何效益可言。 此外，，越是高科技，越需要稀土，前些年这种稀土大量出口的模式本身就不对，说明我们的制造业依旧太低级，用不着这么多高端材料，所以只好卖掉。现在有个很好的趋势是，现在生产出来的稀土大部分都被我们自己用了，查下资料，中国生产了全球70%稀土，消费了全球57%，也就是说，中国生产的绝大部分都自己用了。这说明我国现在高端制造发展的势头很好，而且这些稀土有了更高的附加值，而不是以“矿”的形式被卖掉。 今后的趋势肯定是中国不断提高深加工的技术，让稀土在国内就消耗的差不多，降低出口量，拉高价格。而且还要继续整合整个行业，整个领域里只剩最后几家，对外好议价。 看完这篇，大家应该更懂国家现在为啥搞“环评”和“去产能”了。中国现在整体是处于一个尴尬状态，生产的大部分东西太低端，而且自己这边厂子还多，互相往死压价，最后也卖不上什么价。高科技产品又需要进口，问题是这些企业都特别少，人家说不买就不卖，如果可以卖也随时提价。 可见去产能和高端制造，其实是一个闭环，降低低端供应，增加高端 供应，只有这样，才能消耗掉这些原材料，不再卖到国外让人家生产高端产品卖回来，也能实现从面包到提拉米苏的质变，只有那一天 ，我国才能从卖原料和低端生产的这个圈里出来。（来源：券商中国、九边（ID：ertoumu893） 作者：时谦、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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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大忽悠”富豪 已成实至名归的“负翁”
【研究员】：wh
那时候，欧美的通信公司，正在大力拓展中国通信市场。华为和中兴才刚刚起步，思科、爱立信、阿尔卡特垄断中国市场。陆正耀成了这些欧美企业在北京的代理，借着移动、电信、联通巨大的采购量，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鼎盛时期，陆正耀管理着几百名员工，每年的营业额过亿。
【博览财经特稿】瑞幸咖啡自曝业绩造假的热度过去之后，创始人陆正耀慢慢淡淡出媒体的视线。而最近一则新闻，又让他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 6月9日，陆正耀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为12亿元，成了一名老赖。 事实上，今年陆正耀已经三次列为被执行人。1月22日，陆正耀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3.67亿元；3月5日，陆正耀再遭暴击，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9.36亿元。 陆正耀三次累计欠下了35亿元，已经无力偿还，成了一名实至名归的“负翁”。 新财富发布的《2020-2021财富最快跌落50人》中，陆正耀2020年的统计财富为281.3亿元，2021年跌落至64.7亿元，一年时间财富跌去了75.2%。 现实情况则比排行榜更为糟糕，陆正耀欠下35亿元的巨债，要么已经无力偿还，要么尚有余财，但拒不执行。无论是哪种情况，陆正耀已经一夜回到解放前。 陆正耀巅峰时期的260亿元财富，还是通过瑞幸咖啡业绩造假而来，他成了资本市场上的“大忽悠”，公认的讲故事套路大王。那么，陆正耀是如何通过玩资本套路，铸就惊人财富？最后又是如何玩脱靶，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呢？ 天生不安份的陆正耀 陆正耀是福建宁德市屏南县人，1969年生人。1987年，18岁的陆正耀，以屏南县高考状元的身份，杀入北京科技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1991年，陆正耀大学毕业，进入石家庄政府部门，当上一名公务员。对一个农村人来说，能吃上皇粮，端上铁饭碗，是莫大的骄傲。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再一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一大批企业家和政府人士纷纷下海经商。天生不安份的陆正耀，再也不想在清水衙门蹉跎岁月。 1995年，26岁的陆正耀辞去公职，拿着家里东拼西凑给他结婚的钱，一头扎进北京中关村。陆正耀成立一家技术公司，专门从事通信设备代理和系统集成业务。凭借着个人专业背景和4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那时候，欧美的通信公司，正在大力拓展中国通信市场。华为和中兴才刚刚起步，思科、爱立信、阿尔卡特垄断中国市场。陆正耀成了这些欧美企业在北京的代理，借着移动、电信、联通巨大的采购量，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鼎盛时期，陆正耀管理着几百名员工，每年的营业额过亿。
但是，作为中间商没有核心技术，在市场上始终没有话语权，红利消失之后，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2003年，陆正耀成立第二家公司——北京华夏联合技术有限公司，专门做长途IP电话。陆正耀同样做得很出色，成为中国电信北京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业务一度占到中国电信在北京67%的市场。 正是在这段时间，陆正耀去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进修学习，认识了铁通网络的刘二海。两人意气相投，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当时两人并不知道，多年之后，他们会在事业上相互成就。
2004年，28岁的钱治亚从武汉来到北京，机缘巧合之下，来到陆正耀的华夏联合技术。当时的钱小姐也一定不会想到，她将成为陆正耀的爱徒，与老板在事业上高度绑定。多年之后，她将跟随陆正耀获得百亿财富，也因陆正耀从人生巅峰坠落。 陆正耀与汽车行业结缘 2005年，36岁的陆正耀赚了不少钱，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拿到加拿大的绿卡。 有一次，他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汽车抛了锚。打了一个电话之后，美国的AAA公司派来救援车辆。AAA公司的体贴服务，让陆正耀大开眼界。于是，他仔细研究AAA公司之后，发现这家有4900万会员的公司，一年的收入能达到25亿美元。 这个数据让陆正耀大吃一惊，于是萌生将这种模式引入到中国的想法。2005年3月，中关村小老板陆正耀，正式成立了UAA（联合汽车俱乐部），提供汽车救援、汽车维修和汽车保险服务。从此，陆正耀与汽车行业结缘。
2005年8月，陆正耀就开始在市场上疯狂砸广告，利用人海战术拉会员。最生猛的时候，在北京一个月就花了几千万。 2006年8月，老朋友刘二海已经转战联想投资，给陆正耀带来第一笔风险投资。拿到钱，陆正耀又开始疯狂烧钱砸市场。 2007年，美国最大汽车服务公司（CCAS)和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KPCB)，向UAA联合注资800万美元。拿到第二轮融资后，陆正耀继续砸钱，一共圈进来200多万会员。 而让陆正耀头疼的是，这200万会员却无法给UAA带来收入，汽车服务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卖保险成了UAA的最大收入，但2007年出台了车险新规，必须先交钱再出保单，UAA这样的中介机构生存就更加艰难了。 眼看赚钱无望，陆正耀迅速切换赛道，转战租车市场。2007年9月，神州租车正式成立。租车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第一批车买下来，几千万元启动资金就见了底。
陆正耀也早早谋划融资，但马上就遇到全球金融危机，所有的投资机构，都捂紧了口袋子。 没有钱，就没有车，神州租车到达1000辆车的规模之后，就发展停滞了。没有规模效益，成立不到1年的神州租车，命悬一线。 在老朋友刘二海的帮助下，联想投资借了1000万美元的过桥资金，帮陆正耀度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 2010年，资本市场转暖，联想投资有意控股神州租车。于是，双方达成合作，联想投资收购中小股东的股份，再追加12亿元的股权和债权投资。联想投资占据神州租车60%以上的股份，此时的神州租车，不再姓陆。陆正耀以一个小股东的身份，继续担任董事长。
拿到投资款后，陆正耀再一次发动价格战，以亏损来换市场。神州租车的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但却一直亏损，价格战很快就将投资款烧光。 陆正耀不得不再次融资，这一次，他要赌去美国上市。天不遂人愿，2012年5月，神州租车冲击美国上市失败。当时，神州租车的负债率达到惊人的90%，再一次走到生死边缘。 就在此时，陆正耀遇到华平资本的黎辉。称他为继刘二海之后，是陆正耀的第二个贵人，一点也不为过。2012年7月，陆正耀从华平资本拿到2亿美金的救命钱。 成功输血之后，陆正耀启动更大规模的价格战，神州租车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膨胀。2009年，神州租车不过700辆车；2011年，神州租车的车辆就达到21000辆，到2012年，更是达到45000辆。 通过烧钱屡次发动价格战，不少中小的租车公司退出市场，神州租车坐上了国内租车市场的头把交椅。 2014年9月，神州租车在香港成功上市。上市那年，神州租车奇迹般的盈利了，股价开始一飞冲天。随之而来的，则是大股东和投资机构疯狂高位套现，他们在这场资本游戏中，都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的钱治亚，一路跟着陆正耀攻城拔寨，已经成长为陆正耀的左臂右膀。但是，属于她的辉煌时刻还没有到来。在此之前，她还将继续跟随陆正耀，把神州租车的资本豪赌模式，再重复一次。 精于“计算”的陆正耀给自己埋了个雷 把神州租车做上市之后，陆正耀曾对媒体吹牛说：我没有九死一生的时刻，习惯做事儿先“算”一下。
他似乎忘记了金融危机之下，神州租车命悬一线，不得不委身于联想；他也忘记了冲击美国上市败下阵来，华平资本2亿美金让他得以续命。 如果没有一路融资，支持神州租车成功香港上市，当时没有造血能力的神州租车，早就玩完了。大佬成功了，吹吹牛无可厚非，更何况陆正耀还要吹一个更大的牛。 2015年1月，成为租车行业老大的陆正耀，杀入了专车市场，成立了神州专车。没多久，陆正耀又成立了神州优车，将神州专车的所有股权打包置入。随后，神州优车迅速经历几轮融资，金额达到50多亿。陆正耀又开始腥风血雨般的烧钱补贴，一路占据专车市场行业第三的位置。
对于资本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娴熟，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在2016年7月21日，神州优车被推上了新三板。上市首日，神州优车的市值达到417亿元。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神州优车向浦银安盛公司定向增发9.9亿金额的股权。为了获得这笔融资，陆正耀补充签订保底收益的担保承诺，后又签订关于回购股票的补充协议。 这就是所谓的明股实债，精于“计算”的陆正耀给自己埋了个雷。但成功的喜悦，能蒙蔽人的双眼，陆正耀也没有例外。 此外，当时神州优车新三板的价格每股高达50多元，而此次定向增发的价格，不过16.8元。由此可见，当时陆正耀有多缺钱，神州优车又有多烧钱。 眼看着老板陆正耀，将神州系的两家公司陆续推上市，钱治亚已从一个小经理，成长为一个颇具野心的高管。 融资--烧钱--补贴--增长--再融资--再烧钱--上市--套现，看陆正耀玩得炉火纯青，钱治亚也手痒痒，想亲自下场玩一玩了。 陆正耀鼎力支持爱徒创业 2017年11月，钱治亚从神州优车离职。那时，钱治亚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她出差在外赶方案，突然想喝咖啡，但最近的咖啡馆有三公里远。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做一个咖啡品牌。
她又凭空估算了一下市场规模，中国人每年人均喝咖啡的数量是4-5杯，北上广的也不过20杯，相比国外人年均千百杯，似乎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2018年1月1日，瑞幸咖啡在北京、上海等地15家店同时试营业。5月8日，瑞幸咖啡宣布正式营业，此时已经有525家门店同时营业。 对于爱徒创业，陆正耀可谓是鼎力支持。他不仅成为瑞幸咖啡的最大股东，还提供了5亿元的无息贷款，甚至瑞幸最早的办公场所，都是神州优车提供的。 对于瑞幸的A轮融资，陆正耀也是亲自上阵，带来了自己的两位老朋友。彼时，刘二海已从联想投资离职，成立了愉悦资本；黎辉也从华平资本离开，成立了大钲资本。 2亿美金A轮融资，烧了不到5个月，又是2亿美金的B轮融资。此时，瑞幸咖啡的估值翻了一倍，达到22亿元，A轮的投资人全部跟投，此时还进来了中金公司。 拿到大量资金，钱治亚开始疯狂开店。仅2018年一年，瑞幸咖啡就开了2370家店。
开店的同时，瑞幸咖啡还疯狂烧钱补贴用户，从5.8折、3.8折、1.8折，不断拉低的折扣券，留住一大批用户。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数据，便于将瑞幸的估值做高。 2019年5月17日，正式营业一年的时间，瑞幸咖啡门店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910家，比星巴克多出600家。 资本催生的泡沫，越来越大，再不上市，这个泡泡就要捅破了。就瑞幸咖啡上市前5天，陆正耀又引入星巴克的最大股东贝莱德，投资了1.5亿美金，将瑞幸咖啡的估值吹大到29亿美金。 贝莱德无非是陆正耀拉来，给瑞幸在美国上市站台的。看着瑞幸这只独角兽，陆正耀朋友圈以外的投资机构，连参与的投资的机会都没有。 2019年5月17日，瑞幸咖啡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从成立到上市，仅用了18个月，创造了一个行业奇迹。 陆正耀的资本套路再一次成功了，随着瑞幸咖啡的市值膨胀，他个人财富最高达到260亿。而他的爱徒弟钱治亚，个人财富也达到近100亿规模。 而瑞幸成为资本市场宠儿的同时，也成了浑水的做空标的。2019年2月1日，知名浑水机构发布一份长达80多页的报告，他们派了92个全职和1400个兼职调查员，收集了25000多张小票 ，进行了10000个小时的门店录像，并且收集了大量内部微信聊天记录，认为瑞幸的平均每店货物数据在2019年第三季度虚增69%，在2019年第四季度虚增88%。 瑞幸咖啡股价应声下跌20%，2个月之后，瑞幸咖啡发布公告，自曝业绩造假22亿，瑞幸咖啡股价再次暴跌80%。 后面的故事正如大家所知，瑞幸咖啡被罚退市，为了免于起诉，自掏1.8亿美金，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 号称从不失手，一心想出国收割洋韭菜的陆正耀，这一次，玩脱靶了。 陆正耀个人信誉破产引发连锁反应 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陆正耀让钱治亚出来背锅，第一时间就挥泪斩马谡，让钱治亚辞职。 这只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着瑞幸咖啡股价暴跌，陆正耀质押的股票爆仓，他失去所有的瑞幸咖啡股票。随后，陆正耀退出管理层，彻底从瑞幸咖啡出局。 陆正耀的个人信誉破产，危机进一步向神州租车和神州优车传递。神州租车在香港的股价也是跌跌不休，市值从最高的200亿，一路下跌到80亿。 神州租车依然难逃亏损的厄运，私募股权公司安博凯已全面要约收购其90%的股份，剩下的10%股份将面临强制性收购，完成之后，神州租车将从香港退市。 陆正耀正面临着从神州租车出局的尴尬局面，就连他的最后一颗棋子神州优车，也是亏损累累。 2020年3月，神州优车不能披露2019年的年报，被终止在新三板挂牌交易。 被陆正耀成功推上市的三家公司，无一不败下阵来。更糟糕的是，神州优车定增融资时，陆正耀埋下来的雷，终于爆了。陆正耀不能按协议回购神州优车的股票，被浦银安盛告上法庭，法庭宣判陆正耀应支付回购本金9.9亿元，以及投资回报2.3亿。 这也正是陆正耀第三次成为被执行人的由来，三次累计被执行高达35亿元，陆正耀是彻底回到了解放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从来没有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陆正耀，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会有这么一天。（来源：大江湖解局（ZhiChangDJH） 作者：江湖大大）
又一惊天大骗局落幕 千亿财富灰飞烟灭坑惨逾10万股民
【研究员】：wh
作为回报，王靖将获得尼加拉瓜运河100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一旦建成，将直接挑战500英里外的巴拿马运河的地位，改变现有国际航运格局，而信威将直接掌握全球8%物流定价权，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个宏伟计划很快轰动世界，但其时的他，在中国还是个无名之辈，海外媒体因此封他：“中国最神秘的商人。”
【博览财经特稿】6月1日，一度市值高达2000亿的*ST信威被摘牌，超10万名股东深陷其中。曾被鼓吹为“大国崛起侧面”的它，最终留下的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147.11亿元。 横空出世 1993年，21岁的北京青年王靖给自己封了个官——“昌平养生学校校长”。据多方消息确认，王靖这个养生学校，其实就是个洗浴中心，他是老板。 王靖还在洗浴中心忙活的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央企大唐电信与几名海外留学生成立了信威集团。取名信威，旨在寓意：“在电信领域扬我国威”。 信威也一度展现出引领中国通信的风采与实力：它拥有TD-SCDMA技术标准下14项核心专利中的6项。而作为3G时代全球性技术标准的TD-SCDMA，则是我国百年通信史上第一个可与欧美同台竞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通信系统。 信威的首任董事长李世鹤，更被誉为“中国3G之父”。但拥有领先技术并不代表会做生意，到2010年时，信威已走到濒临破产的境地。 一个洗浴中心的小老板，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企。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角色”，但有人硬是让他们扯上了关系，而这个人正是王靖。2011年，洗浴中心老板王靖摇身一变，成了信威集团董事长。 看到这里，你可能以为这已经足够奇迹，但事实上，从故事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才只是“奇迹”的开始。 表演奇迹 变身成为信威集团董事长之后，王靖开始了他精彩的表演。2011年一上任，王靖就依靠柬埔寨的一笔30亿的大订单，让信威扭亏为盈，豪赚5.7亿元。 两年后，凭借号称投资500亿美元、全球瞩目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王靖的声望达到顶点。 “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本身并不新鲜，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早在1567年就有类似的想法。1884年，美国也曾与尼方正式签署意向书，但最终改选了巴拿马方案。此后，“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时不时被人提起，但却没人真正采取行动。而在此时，王靖站出来了，并且大笔一挥就是：500亿美元。 要知道，此前一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才878亿美元。 作为回报，王靖将获得尼加拉瓜运河100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一旦建成，将直接挑战500英里外的巴拿马运河的地位，改变现有国际航运格局，而信威将直接掌握全球8%物流定价权，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个宏伟计划很快轰动世界，但其时的他，在中国还是个无名之辈，海外媒体因此封他：“中国最神秘的商人。” 借助挖运河的雄风，王靖还将信威借壳在A股上市，一登场就连拉10多个涨停，还没正式上市，就被估到近千亿的市值。 走上巅峰的王靖，此后更一路开挂，不断创造“奇迹”。他抛出“空天信息网络”战略：3年内，发射“一箭四星”，到2019年，要发射32颗或更多卫星，形成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系统。 而他的终极规划是，要让信威集团运营的卫星将覆盖全世界95%的人口分布区域，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乎覆盖全球的卫星运营商。他引进乌克兰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要让中国航空技术进步至少10年。 与这些神操作相得益彰的是，信威的业绩也持续飙升。2015年，信威市值突破2000亿大关，被纳入上证50指数。王靖的身家也达到102亿美元，成为全球前200名的超级富豪。 英国《金融时报》因此将他与马化腾、雷军一起评为“25位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人”，说他“横空出世”，是中国企业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位。 但就在这巅峰时刻，“神秘商人”的光鲜外衣被扒了。 跌落神坛 2016年12月，网易财经发布历时三个月，辗转柬埔寨、香港、北京和上海四地深度调查后的重磅报道《信威集团惊天局：隐匿巨额债务 神秘人套现离场》。 报道直指信威过去几年一直在编织各种谎言和财务造假，整个公司已经负债累累，存在巨大风险，而参与信威借壳上市的神秘股东，大多都已经通过在高点减持股票，套现巨额财富，上岸离场。 面对网易的报道，信威一度相当强势，不但紧急公关，还反击网易的报道“胡编乱造”，声称要发公告和律师函。不过，除此之外，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或者解释。 随着事件的发酵，信威宣布停牌，而且一停就是两年半。在这个过程中，王靖和他创造“奇迹”背后的真相，包括如何从洗浴中心小老板变身董事长、如果短时间让信威扭亏为盈等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也开始浮出水面。王靖的“横空出世”，离不开一家神秘的投资机构——博纳德投资公司。 2006年开始，连年亏损的信威在经历上市失败后，已经走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大唐电信决定甩掉这个烂包袱，接盘侠正是博纳德投资。这家公司从2010年开始密集增持信威，到2011年8月，其持有信威股份达到90.4%。信威彻底改制成为一家民营企业。 这时，博纳德投资突然对外宣称，其中有8800万股是帮王靖代持的，占总股本的41%。就这样，洗浴中心老板王靖，以信威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的身份被推到了台前。 一个洗浴中心老板能拿出1.3亿元注资信威，钱从哪来的？坊间对此充满了疑问，关于他背景的猜测甚嚣尘上。有说他是政府的前台，也有说他是某某高官的孙子。 对于这些猜测，王靖都一一否认了。他多次澄清：“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我背景极其平凡，1972年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目前与母亲、弟弟、女儿一起生活。” 按照王靖的说法，他的钱主要是在国外做矿业投资得来的。“我们在东南亚两个国家做矿业投资，目前拥有金矿、钾盐矿、宝石矿，其中金矿估值就在50亿美元。”王靖曾信誓旦旦地说。 但这个价值50亿美元的金矿只停留在他的叙述中。位置在哪儿？经营状况如何？无从考证。 而他入主后让信威扭亏为盈的柬埔寨30亿大订单，也充满疑云。当时，信威与客户柬埔寨信威先签订一份30亿的设备订单，然后信威用现金等做抵押，向国开行申请一笔30亿的贷款，柬埔寨信威用这笔钱来向信威支付货款。 2011年、2012年，柬埔寨信威为信威贡献了9.92亿和8.28亿营收，分别占其同期总营收的84.70%和90.47%，同时毛利率超过80%。可以说，一个客户就养活了整个信威集团。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买方信贷模式风险极高，通常建立在企业对客户未来的经营和盈利状况高度信任的前提下。然而，柬埔寨信威当时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美元，2012-2015年累计营收为1.02亿元，同期累计亏损达11.4亿元，严重资不抵债。为这样一家亏损严重的公司担保30亿，信威哪来的勇气？ 而且不只柬埔寨信威，在2013年的乌克兰项目、2014年的俄罗斯项目以及2016年的非洲无线项目等，也都是如法炮制。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客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经营惨淡。比如，俄罗斯客户到2020年营收不足10万美元；非洲无线2016年净资产只有111万，营收为0。 不过或许在王靖看来，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通过这种模式，信威在2011年至2016年9月末，累计实现营收140.03亿元，净利润81.86亿元，平均毛利率高达88.42%。 网易财经的报道，揭露了信威通过担保换营收的真相：柬埔寨信威原本是信威子公司重庆信威2010年在柬埔寨设立的分公司。2011年8月，柬埔寨信威获得了柬埔寨4G全业务牌照。随后，重庆信威把它转让给了柬埔寨的一家公司和3个自然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这笔30亿的大订单。 而接盘柬埔寨信威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是越南的一个皮包公司代理商。 迟到的真相 而后发生的事情也进一步印证了事情的真相。2017年开始，信威连续三年业绩暴雷，分别亏损17.5亿元、29亿元、184亿元，三年累计亏损超过230亿。 业绩暴雷的主因，正是过去几年100多亿的对外担保收不回来了。截至2016年6月30日，柬埔寨信威负债19.57亿，乌干达项目运营商负债3.7亿，俄罗斯项目运营商负债24.115亿…… 而王靖上任后提出的一系列项目，也都不出意外地夭折了：尼加拉瓜运河开工一拖再拖，到后来已经没人提了，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儿子，甚至还跑到信威集团总部追债；当然也没见信威的第二颗卫星上天，更别说卫星通信系统了；注册资本达70亿的天骄航空厂，也早已烂尾…… 可能有人会问，如此荒诞的闹剧为何会一再上演，难道没有人质疑过王靖和他管理下的信威吗？当然有。 有人曾质疑，McWill技术商业价值不大，公司利润率高到不像一家电信企业。但现实的情况是，只要你够成功，声势够大，自然就会有很多人主动站出来帮你。 有专家站出来力挺信威称，McWill虽不是主流的4G技术，但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还例举了一堆理由，比如独家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特殊行业等，从侧面为其利润高的合理性做了注解。 而在股价不断飞涨的刺激下，怀揣着赚钱朴素愿望的券商、信托、基金等也心甘情愿为其摇旗呐喊。有券商机构甚至在信威上市时扬言：“信威不可复制，信威提前占领了空天通信的寡头地位，国内没有任何公司可与其比肩。”
不只是卖方券商鼓吹，机构投资者也都拿出了真金白银，抢着上车捞金。2013年第三季度，“信威”的十大流通股东中，除社保基金604组合，没有其它机构投资者的身影。但2014年末，信威的基金持股比例高达32.4%。 在“沉默螺旋”作用下，疯涨的信威成了“皇帝的新装”，没有人愿意做“说真话的小孩”。直到谎言被拆穿，“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多米诺骨牌才开始倒了。 2021年6月1日，信威被正式摘牌，一场持续多年的闹剧，终于落幕。 上交所在5月25日的公告指出，*ST信威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主要存在五方面违规行为：一是未及时披露买方信贷担保对象的经营变化风险情况和巨额资金被划扣风险情况；二是公司及业绩承诺方未按期完成重组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三是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四是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五是未及时披露重组标的资产股权被冻结重大信息。 而王靖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未能确保公司依法合规运营，对公司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上交所对其公开谴责：10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除此之外，对于王靖来说，也没什么重大影响：持有的信威股票早已全部质押套现，当初信威的那些对外担保，他也不是无限责任。 只是可怜了那些股民。2019年7月，信威复牌后喜提42个跌停，创造了A股的连续跌停纪录。15万股民人均亏损近23万元，相当于一辆奥迪A3。 截至2021年3月底，依然有12万名股东留在信威投资名单上。而那些曾经追捧它的机构，日子也不好过。被王靖7000万股股票质押坑惨的西部证券，在信威暴雷后，将王靖告上法庭，要求强制执行，但至今也没有更新的消息。 至于王靖本人，据说在信威停牌后就销声匿迹。他没有出席2019年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也是通过通讯方式参加。 不过这期间，他并没有消停。2019年11月7日，*ST信威还公告称，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在开曼群岛发起设立5G基金。蹭上5G概念，公司股价在43个交易日飙涨272.38%，股价从1.05元涨到了3.91元。 幸好上交所及时问询，要求其披露5G基金相关资金来源、出资安排、海外运营商的资信、经营和财务状况、本次交易实质和财务影响等事项，才没让事情得逞。 “大国崛起的侧面正在逐步构建，王总真是人中龙凤。”“烧不死的鸟是凤凰，烧得死的鸟就是烧鸡”……当真相被揭开，再回顾这些溢美之词，却是莫大的讽刺。（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作者：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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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财政关键“钥匙” 看当下房地产调控内涵与走势
【研究员】：wh
2020年，受疫情冲击，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下降，更加依赖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这一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创下了新记录；而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0124亿元，同比下降0.9%。
【博览财经特稿】6月4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该通知一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关心的是：该政策是否终结土地财政？未来的房地产怎么走？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下房地产调控的内涵与市场走势。 债券化 土地财政（财政）是理解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关键“钥匙”。 首先，可以很明确地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并不意味着土地财政的终结。原因有二：一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是从自然资源部门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征收的主体依然在地方，而不是上面；二是即便上面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也必然要下拨返还给地方，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项财政收入可以替代如此巨额的土地财政。 那么，这一政策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或许，事实与很多媒体理解的恰恰相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与土地财政依赖度增加和专项债规模扩大有关。 2020年，受疫情冲击，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下降，更加依赖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这一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创下了新记录；而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0124亿元，同比下降0.9%。 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比例是84.03%。源自税收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而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增加。可见，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进一步扩大了。 具体到城市。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5.9万亿，同比增长16%。上海、杭州、广州、南京、北京等14个城市突破了千亿大关。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20个。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城市有40个。以西安为例，2020年该市土地出让收入为105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724.1亿元，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146.11%。 再看专项债。近几年，中国地方债规模迅速增加，地方债务余额在2017年超过了国债余额。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开始，地方债中的一般债券发行规模持续下降，而专项债规模快速增加。 2020年地方一般债券限额只有9800亿元，专项债限额达37500亿元。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67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只有800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达34676亿元。 需要解释一下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区别。一般债券是地方政府以当地税收为担保发行的债券，主要用于一般性公共开支，如教育、医疗等。专项债是地方政府为专项具体工程如基建、棚改等发行的债券，主要用地方政府性基金来偿还。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什么？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20年全国地方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比重是93.56%；2021年前4个月，这个比例是92.5%。 专项债与房地产有什么关系？专项债与房地产、基建、土地财政高度关联，专项债主要投放与土地相关的基建，如通水、通电、通路、通燃气、通网络、通地铁，然后带动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发展，创造土地财政收入，然后偿还专项债。可以这么理解，专项债是土地的债券化，地方政府用土地债券化的方式先获得资本，然后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来还债。 近几年发行了这么多专项债，专项债的平均周期目前是五年，未来三到五年是地方政府的还债高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地方政府还得依赖“卖地”来还专项债。地方政府为什么不多发一般性债券、少发专项债，以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地方政府债券基本由国有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持有，四大行持有规模接近50%。国有商业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倾向于土地锚，而不是税收锚。如果将地方债额度调配给一般债券，银行购买积极性会下降。为了获取更多的融资，地方政府倾向于以土地收入为担保发行专项债。专项债发行越多，土地债券化规模越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债务规模越大。 理解了土地财政和专项债，再来分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过去，财政部门以土地收入为担保发行专项债，还债要靠“卖地”，但是“卖地”收入征收，财政部门说了不算，得看自然资源部门的脸色。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财政部门对自然资源部门的依赖度越高。 这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信用，还可能引发地方债务的不确定性风险。自然资源部门将专项债投放到基建上，然后通过“卖地”赚取收入，但不对负债直接负责，也不对当地的财政支出直接负责。 自然资源部门允许地产商分期付款，还有一些返还。自然资源部门的征收更具“灵活性”，但是可能会对财政部门带来收入压力。财政部门需要统筹当地的所有财政开支与收入，但对收入大头的土地出让金缺乏征收权。 如此，地方财政的开支刚性与征收柔性发生冲突，在财政约束软化的环境下，可能放大地方债务风险。最近一些年，一些地方大建大改，财政部门借了不少钱，包括专项债，但是征收回来的土地出让金，还不够覆盖债务，结果财政入不敷出，债务问题凸显。 疫情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压力增加，负债率上升，地方各项收入向税务部门统一归口，如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如此更有利于财政部门统筹财政的开支与收入，强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征收的刚性，更好地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由于国税和地税合并，上面虽然不能抽走，但可以更好地掌控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所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背后并不是终结土地财政，而是土地财政依赖度提高，专项债规模和比例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和债务压力增加。由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大头，划转过后的税务部门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部门。 集中化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房地产相关的政策，如“三道红线”，“两道红线”，“两集中”政策，打击经营贷流入楼市，深圳“指导价”卖二手房，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未来楼市调控的方向是什么？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应该是控制。控制什么？控制土地供应，控制土地价格，控制土地财政，控制房地产供应，控制二手房交易，控制房地产价格，控制银行信贷，控制楼市泡沫，控制楼市风险外溢到银行及金融市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核心是控制债务风险，因为债券化，而集中化控制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控制不等于房地产价格下降或者大涨。 之前讲过坎蒂隆的土地决定论，这里将这一理论延伸到土地控制论。还是先从土地供给讲起。在中国，政府是城市国有土地唯一的供应者，政府通过竞拍的方式向地产商出让土地使用权。单一的供应者对市场价格有相当的控制力，反过来，供应者越多，价格控制力就越弱。政府将土地使用权卖给多个地产商，多个地产商建好新房后对外出售。如果地产商越多，地产商对新房的价格控制就越弱。比如，在同等条件下，一块土地切割成30份出售给30个地产商，和一块土地切割成3份出售给3个地产商，前者的价格竞争会更加激烈。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集中供地政策。2021年2月，自然资源部门要求全国22个重点城市对住宅用地实施“两集中”新政。所谓“两集中”，第一是集中发布出让公告，原则上发布出让公告全年不得超过3次，实际间隔时间和出让地块数量要相对均衡；第二是集中组织出让活动。这22个重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天津、重庆、南京、杭州、厦门、合肥、济南、武汉、成都、福州、郑州、无锡、苏州、沈阳、长春、宁波、青岛、长沙18个大城市。控制这22个重点大城市的土地供给，相当于控制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主体。如何理解集中供地政策？ 房地产是一种资金密集型的相对长周期的投资。集中供地，集中开发，同时期大规模投资，然后短期内大规模去化（销售）。这大大增加了房地产公司的财务融资和项目管理压力。换言之，集中供地政策基本上淘汰了大量中小型房地产公司，加速房地产投资市场的分化，大型地产商成为少数的竞逐者。 截止到2021年6月，22个城市中有19个城市完成了今年首批集中供地，成交金额超过万亿元。哪些房地产企业成为赢家？有两类企业收获颇丰：一是全国性国有（股份制）房企，二是地方龙头房企。在今年19个城市首批集中供地中，拿地金额超过1000亿的企业有保利、万科、龙湖集团，超过900亿的还有华润置地、中海地产、招商蛇口、绿城中国。前10大地产企业拿下了22个重点大城市今年首次集中供地的大部分，它们将一半以上的资金都布局在22个重点大城市。碧桂园相对特殊，其将资金大头放在22个重点大城市之外的非集中供地城市。 再看土地拍卖价格。今年首批集中供地，有流拍，有底价成交，也有限价，但整体还是有所溢价。以广州4月份的集中供地竞拍为例。此次，广州集中出让地块总数为48宗，其中6块流拍，其余42宗顺利成交，总成交建筑面积799.2万平方米，总成交金额达906亿元。从成交溢价率来看，20宗底价成交，22宗溢价成交，其中溢价率超40%的地块有9宗，溢价率在20%-40%的有6宗，溢价率在10%-20%的有3宗，溢价率低于10%的有4宗。其中有4宗地块达到最高限制地价进入摇号阶段。本次成交的42宗地平均溢价率为11.7%，高于2019年的7%和2020年的8.7%。 总结一下，重点大城市集中供地，土地向少量大型房地产企业集中，控制土地价格和土地财政的稳定；少量大型房地产企业持有新房的比例提高，控制新房价格的稳定；国有商业银行向少量大型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大型房地产企业为政府创造了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稳定的利息收入。但是，大型房地产企业会不会出问题？ 再看“三道红线”政策。政府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划了三个标准：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2、净负债率大于100%；3、现金短债比小于1。国有商业银行给杠杆率符合标准的大型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避免楼市风险外溢到银行系统。 这就是控制金融风险。比如，恒大今年在22个重点大城市拿地规模较小，主要是受制于“三道红线”的压力，一直在去杠杆、降负债以及回收现金。同时，大型房地产商集中控制新房，稳定新房价格，为持续的土地拍卖和土地财政创造条件。这就是控制地方债务风险。 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但是，还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二手房。政府是城市土地的唯一供应者，但是土地一旦竞拍后，房地产的市场供应者就会一级级增加。房地产商是新房的少数供应者，大城市集中供地将新房供应者的数量缩小，但是新房一旦出售，众多房产持有者成为了与新房开发商相竞争的房产供应者。这就是二手房市场。如果二手房市场价格下跌，控制多数新房的大型开发商也无法控制新房价格，被迫降价销售。怎么办？ 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减少二手房的流动性，比如增加二手房的交易税，同时减少新房的土地供应量。未来，22个集中供地的重点大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或许倾向于稳定一手房价格，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而其它中小城市则相反，全面放开户籍和限购政策，降低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成本。需要说明的是，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最终也会打击一手房市场。 借此说一下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反对农村集体土地市场化流转的人认为，这样做会让农民失去土地和房产，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当然是“正确”的观点。但是，从控制的角度来看，集体土地一旦可以市场化流转，那么政府就不是土地唯一的供应者，大城市的城中村、村民将成为了与房地产商一起竞争的土地及房产供应者。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向市场供应，土地及房产价格全面下跌。但是，控制能否消化风险？ 货币化 我们继续看，集中控制的房地产怎么走？ 在2021年下半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货币紧缩周期，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控制只会更加严格。从土地供应、大型开发商、新房，再到银行信贷、二手房市场，大城市都会管控，不希望房地产价格大涨或者大跌。但是，这里有三重风险：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商业银行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 今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货币收紧，银行提高利率，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一些资金链断裂，全国房地产企业这么多，风险不容易控制。 如今，政府控制了22个重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将土地交给大型房地产企业。同时，政府要求大型房地产企业满足“三道红线”。这就相当于将土地及新房市场交给杠杆率较低、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地产商。大型地产商更有能力应对货币紧缩政策，避免企业债务危机和银行风险，保障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控制22个重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管控几十家大型地产商，试图抓住风险的关键点。 到这里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风险控制链：政府集中供地-控制地价-大型房地产企业购地-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控制新房价格。 地方政府、少数大型房地产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控制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和供给。在这条链中，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收入相对稳定，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率有所下降。地方政府控制了土地供应规模以及价格，集中供地的价格没有下降，但是不少大城市对新房价格设限，挤压了居于中间位置的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率。未来的大型房地产企业像一个庞大的机器，集中吃进信贷和土地，集中吐出新房，然后赚取中间的加工费。 但是，这个风险控制链的关键是要有人持续买单。过去20年，房地产吸收了大量居民储蓄以及银行信贷，中国家庭最主要的债务便是房贷。当家庭储蓄不足、负债率高企时，市场如何继续？ 前些年的做法是棚改货币化。通过的棚改的方式，将一部分货币以现金的方式发给了一些“幸运”的居民。这些人成为各大小城市的购房主力军。 近些年增加迅速的专项债，其中一部分便是用于棚改项目。如今市场上依然存有大量的货币，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城市居民具有真实的房产购买力。 什么是真实的购买力？当年，哈耶克与凯恩斯辩论的最初主题就是储蓄与利率。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年轻教授罗宾斯，他看到了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储蓄“悖论”》。罗宾斯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很好地回击凯恩斯扩张基建拉动需求的观点。 于是就请了哈耶克前来伦敦与凯恩斯正面交锋。哈耶克继承威克塞尔的观点，认为只有真实的储蓄才创造真实的投资，而依靠低利率创造的虚假储蓄会导致企业盲目投资。盲目投资的后果往往是债台高筑、资金链断裂。 回到房地产这个主题。土地债券化未必会带来风险，真正带来风险的是土地货币化。最近几十年，很多金融危机都与房地产、货币政策相关。中央银行低利率政策，引发商业银行盲目授信、房地产商盲目投资、家庭部门盲目贷款买房。当商业银行、房地产企业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高到一定程度时，市场极为脆弱。任何风吹草动，比如央行上调利率、国外爆发金融危机，都可能触发债务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是如何爆发的？2000年互联网危机后，美联储长期执行低利率，“两房”兜底式收购住房抵押合同，导致商业银行盲目发放次级贷款，家庭部门盲目贷款。2005年开始美联储提高利率，大量家庭无力偿还房贷，引发次贷危机。 当前集中供地容易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房集中上市，形成短期的库存挤压。如果大型房地产企业因库存积压遭遇资金链风险，怎么办？国有商业银行可能针对少量大型（国有、股份制）房地产企业输血。这就是供地集中政策的目的之一--集中管控风险。 如果大型房地产商的债务危机感染到国有商业银行，怎么办？这是当前政策极力避免的。最近半年的政策试图将房地产风险隔离在金融系统之外。当前，个别地方商业银行陷入困境，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系统来救助。如果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外溢到大型国有银行，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怎么办？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向“两房”和大型商业银行直接注资。这就是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原则。但其实，最后贷款人原则又是推高金融风险的机制之一。在90年代，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倒闭，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坏账率极高。当时，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剥离不良资产。简单来说就是，把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华融、信达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这四大公司的资本主要来自央行和政策性银行注资。 土地集中供应保障土地财政的稳定，市场风险转移到大型房地产企业，但是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大型房地产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无法完全切割。如果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感染到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依然是必选项。当然，印钱化解风险的内涵是全民买单，准确来说是，大部分人买单。 除了房地产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还有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的债务风险。如今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财源，如果地方政府发生债务风险，注资也是必选项。但是，如果风险发生在家庭部门，那将是系统性风险。2007年次贷危机正是美国中产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危机。中国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比要高于美国及欧洲国家，这是家庭债务风险的重要防火墙。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风险取决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来源：智本社（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新一轮生育政策大转向 效果像极货币政策的“推绳子效应”
【研究员】：wh
人口生育市场也是一样。当限制人口生育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当鼓励人口生育的时候，人们已经类似“惜贷”一样的“惜育”。因为时过境迁，与工业化前的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人数总会超过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相比，后工业化时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已经让刚刚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望而却步。
【博览财经特稿】在计划生育实施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终于彻底改变了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但有人依然不计代价的“超生”，到鼓励生育但大多数人却失去了生育意愿，中间恰好经历一个人一生年华最好的时间，40+年。 因此这一轮生育政策的大转向，其效果像极了货币政策中的“推绳子效应”：当限制信贷的时候，市场反应出的效果很明显；但当鼓励宽松的时候，市场却不一定有信用和货币扩张的意愿。绳子只能拉，没法推。 人口生育市场也是一样。当限制人口生育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当鼓励人口生育的时候，人们已经类似“惜贷”一样的“惜育”。因为时过境迁，与工业化前的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人数总会超过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相比，后工业化时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已经让刚刚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望而却步。这或许是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一般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所处的漫长的增长停滞状态。由于低下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快速爆炸的人口，从而产生减少人口的各种形式，比如饥荒、瘟疫、战争，以及内在演化出的限制人口的各种风俗，比如溺婴、弃老。 今天的中国虽然成功的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级），生产力和供给能力已经高度发达（产能过剩），但似乎出现了马尔萨斯描述的自动衰退的生育意愿。然而，与农业时代或前工业时代相比，在消费型社会人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人口增长率意味着经济活力，人口塌方意味着经济增长塌方。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式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也意味着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想跨越的一种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中国不能重新开启人口生育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即使生育后抚养比大幅提高可能会降低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但是能解决中国经济内在活力的根本长期问题。 如果从生育市场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问题，无疑这个市场是受到严重“计划干预”的。近五十年前，为了解决农业社会下过度人口生育带来的生存危机，以便获取生产剩余以推动工业化，中国施行了古今中外未见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人的生育权也纳入计划经济调控的范围之内。 放到当时“生育市场”市场失灵的状况来看（婴儿潮造成的人口爆炸可能引发生存危机），政府计划干预存在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但这个体现中国政府绝对控制力的国策，副作用可能到今天才显现。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再到更加严重的人口危机，经历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 尤其是，在一个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边缘的时间，生育后代叠加抚养老人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可能会引发“生育市场”的另一种市场失灵——人们失去了自主的内生的生育意愿。在这种市场失灵的状况下，需要政府果断采取另一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鼓励生育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纳入基本国策，进行全民动员。 因为中国的大国经济效应和韧性，源自于“庞大的基础设施 X 14亿人口”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或杠杆效应。相反，如果人口一旦塌方，反向的冲击也将是杠杆化塌缩的。此举事关国运。 工业化之前的生存压力：人口过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之前相比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迅速建立起了涵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健体系，特别是农村合作化医疗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农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医疗卫生保障。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就根除了血吸虫病，控制了肝病和肺结核病，基本杜绝了麻疹和天花，母婴死亡率大大降低。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中国人民和战后其它国家民族一样也进入了生育高峰期，中国人口迅速的增加，至1980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已经快速从6亿增加到了10亿，同时人均寿命也从35岁提高到68岁。按照生育繁殖指数级曲线的规律，如果不加控制，还会进一步的爆炸式增长。 虽然现在很多人诟病和批评过去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加上依然错误的实施计划经济，整个国家生存生活资料的供给有限。如果一味放任“无政府状态”的人口生育，很可能在人口大爆炸的失控形式下造成巨大的生存危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一直警示这一点。
除此之外，理解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还需要注意到以下两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由于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引爆”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决策还处于农业社会尽可能多生育以创造简单劳动力数量的状态（确切地说是一种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无后为大）。与当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工业社会相比，中国特殊的落后农业社会状态，需要政府在生育问题上进行干预。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幅提高了人均寿命（1949年为35岁，1981年为68岁，几乎提高了一倍），但是潜在的生育意愿还是按照过去较低的人均寿命，势必会造成较大的生存压力。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个社会的生育增长率是历史形成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千百年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量，比如人口存活率、人均寿命等。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均寿命的提高是一个突发的外生变量，但潜在的生育率却是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历史形成的，这种突然提高的人均寿命加上多生育导向的历史潜在趋势，势必会造成内生失灵的人口过剩问题。 由此可见，当时计划生育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时代合理性，是在各种外部因素大幅改变的情况下（人均寿命提高、供给不足、工业化初期等），对“无政府状态”和失灵的生育市场的一次干预。 但是当时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在依然合理，这样事关国运的大政策，需要根据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的确是严重滞后了。 工业化之后的计划生育：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这一外生手段突然降低的抚养比，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高，又进一步为人口红利的变现创造了条件。这个双向正反馈过程带来了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就像一个家庭，老人还未老去，小孩又限制出生，剩下都是60年代婴儿潮形成的青壮年，都是可以劳动赚钱又不用抚养和领养老金的当打之年，经济焉能有不增长之理。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本质上是结构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红利会变成负债。关于这一点，政策层在制定策略的时候，早就应该认识到。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中国工业化进程被引爆的过程中，适度的人口控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果不进行计划干预，按照农业社会生育率进行的人口繁殖，很可能将中国经济锁定在增长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在大量人口增加带来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很难提供有效的生产剩余和积累来为开启工业化进程提供资本。 计划生育将大量的农村人口从抚养众多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进入乡镇企业，进入工厂，进入城市，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这个可以与同样是人口生育众多，但没有进行计划生育的印度相比较。印度迟迟没有真正的开启工业化，原因有很多，但是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数量过度、人口素质不高，被锁定在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打破了农业社会下的传统思想束缚，将中国人从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束缚中跳出来，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完成自身价值的觉醒，投身到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之中，为自身及家庭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去奋斗，而不是陷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思维困局中。这是从个人微观角度，因为生育负担减少而形成的要素活力。 同时子女数量的减少可以更好的提高教育质量，大量的农村子弟通个高考进入城市里面的大学，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素养。提高劳动力人均素养和质量，而非简单的劳动力数量，是冲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需要站在特定的时代——农业社会大转型或工业化浪潮的前夕，去理解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代婴儿潮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加上人口生育限制降低的抚养比，再叠加市场化、工业化浪潮，中国经济不可抑制的腾飞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一切的根源在于人。因为改革开放也是来自每个人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 在这里想重新定义一下人口红利：不仅仅是年轻人口数量占主导，更重要的是焕然一新的人——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走出来的、完成市场启蒙和价值觉醒的人。假如人们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再多的人都没用，都不是红利而是负债。 老龄化遇上生育大萧条：人口危机 既然人口红利大部分是靠计划生育人为干预形成的，那么这个红利恐怕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的馅饼。突然出现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伴随着肯定也是悬崖式的人口减少，这个用简单的人口增长模型就可以测算到，政策层肯定一直也有预期。 但是，令人意外的则是，后工业化、高速城市化和消费型社会下大幅降低的生育意愿。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是“性萧条”，叠加深度的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从结构问题，转变为总量危机——如果照此下去，可能在不到二十年内，中国人口将可能负增长。 即使放开生育或者鼓励生育，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大幅降低。拿放开二孩政策为例，2016年我国就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从数据来看，当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31万，此后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就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200万人。下降幅度非常大。 出生人口1200万，减去往年正常年份900万左右的死亡人数，考虑到2020年疫情增加的死亡人数，2020年中国人口很可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为什么中国出现了似乎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性萧条，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发展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初级工业社会，迈向高度工业化、城市社会的必然规律。这个规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老牌的欧洲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都已经完整有力的出现了。我们只不过重复他们的一般规律而已。不同的是，我们的进程过快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进程，我们用来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这对于相对缓慢的人口周期来说，显然很难甚至是无法自我调整，只能迎接断崖式、危机式的后果。 在农业社会或工业化初级阶段，由于缺乏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人们的消费函数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产品就是“天伦之乐”，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由于计划生育限制了人们在生育孩子方面的精神消费，促使人们去寻找生育之外的满足效用函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比如到乡镇企业打工来改善物质生活，工业社会中各种各样可以替代消费“天伦之乐”的商品和服务。久而久之，原来将精神寄托于生育的人们，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利他的生育后代文化被个人消费主义所取代。这是消费型社会的主要特征。 因为在高级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个人更加看重自身的价值和体验，不再将快乐和满足寄托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本能体验上，这在当前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 固然高房价、高成本、高消费抑制了生育欲望，但与农业社会相比更加丰富的现代消费体验，加上避孕方式的普遍流行，将生育和性体验分离，这些都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原因，由此诞生了“丁克一族”。这在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是工业社会、消费型社会的普遍例子。年轻人不仅不想生孩子耽误自己的生活消费体验及升职空间，甚至连结婚、谈恋爱都缺乏动力。 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模型，生育孩子看作是一种投资的话，农业社会中人都是简单的劳动力，投资培育成本较低，风险也较小，加上农业社会中人的数量决定一切，因此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就不同，孩子必须当作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刚怀孕未出生就开始了投资进程：胎教、出生护理、幼儿教育、儿童特长教育、高学费幼儿园等，到上小学的时候需要高价购买学区房——实际上购买的不是房子，而是教育服务。 等到工作以后，996式的沉重压力使得步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没有精力和兴趣结婚生子，而且大城市中的普通年轻人大部分无法购买住房，也就没有婚育的“基础设施”。在这个预期之下，日本的佛系文化、断舍离、宅男文化等，中国的躺平文化、六和大神文化也开始普及和流行。这些都是抑制生育的。 总之，高房价、高消费、高抚养费用、高的婚配信任成本、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等一系列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问题，正在将年轻人推入不愿意婚育的陷阱，从而大幅降低人口增长率，且很快将导致人口增长率为负。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指数级特征，人口负增长的时候也将是塌方式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人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人口数量的缩减将会带来消费、投资等各个宏观层面的紧缩。我们必须做好应对由人口危机引发的种种次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是中国未来面对的最大的风险。 如何超越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复增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四十年前依靠强大的权威计划调节能力控制住了失控的人口增长，也就应该有能力采取反向的意在激励人口增长的国家政策。又到了考验中国制度优势的时候了。 需要首先意识到的是，进入后工业和城市化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的。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陷入了人口负增长和长期增长停滞状态。而其他几个增长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依靠的主要也不是内生的生育意愿，而是外来移民。
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要降低人口增长率预期，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人口增长率下降问题。同时，也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反思可能存在的生育放开政策滞后的决策失误问题。 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育意愿高峰存在着一个窗口期，也就是大约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初级阶段，那时工业化浪潮中的中产阶级逐渐涌现，且当时的房价和生育成本还不太高，这个时期是生育意愿较高的最后时间窗口。当然，这个时间窗口的生育意愿与农业社会相比还是差距不少。农业社会是生育导向型社会。 但是一旦步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城市化率超过60%）和高收入、高消费的消费型社会，人们内生的生育意愿就会大幅降低。此时，新一轮人口数量红利的时间窗口将会关闭，成功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将资本红利（过去积累的资本带来的投资收益）替换人口红利，同时将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模式。 中国正在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路径，通过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积累的资本增值以弥补人力资本的“折旧”（养老金），但是这取决于我们的投资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 当前来看，除了形成的制造业资本外，大部分还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然而房地产面临的是房价泡沫问题，基础设施则是收益率较低，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资产周转率下降后收益率可能更低，亏损将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口正增长和负增长都是指数级的，需要提前做出应对，重症下猛药（类似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说到底，就是每年拿出专项的预算资金和社会保障配套服务来鼓励生育，这也是过去人口红利对现在人口负债的一种补偿。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榜样，我们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应该比他们做的更好。比如，直接全面放开生育，有能力多生的就多生；对二孩、三孩的直接补贴（2-5万）和税收减免或递延，专门面向三孩及以上的免费教育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当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也要看到多孩生育带来的乘数效应，到时孕婴、医疗、保健、教育、家庭乘用车等市场也会迎来巨大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 40多年前，我们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来执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面临人口增长危局的情形下，也应该将鼓励生育当作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来执行，否则一旦再次错失时间窗口，生育政策的“推绳效应”将更加明显，中国很可能步入新的马尔萨斯陷阱，进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关键是真正的下决心执行。种一颗树的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来源：西泽研究院（wendao-thinkers） 作者：赵建教授）
形势分析
搅得市场一惊一乍 房产税“难产”的背后
【研究员】：wh
如今，各大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没有那座城市的政府敢拍胸脯保证就算失去土地财政，也能过得很好。并且还有一个趋势，大部分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的城市，都是都是经济总量和增长率排名靠前的城市。说明土地出让金不仅能充实当地财政，也与社会经济息息相关。
【博览财经特稿】房产税是这几年最大的“狼来了”的故事，年年都在提，年年不落地。国家最早一次提到房产税得追溯到80年代，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由于推行难度过大，发布后并没有什么响动，也没正式征收。 直到2010年的财务部举行的地方税改革研讨会上，提出将于2012年试点房产税，这个快要被遗忘的东西才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此后便是大家所知道的，每年都说要“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消息放出来是震天响，但就是看不见房产税的影，反而搞得市场一惊一乍。 2019年，房产税一度呼之欲出。结果非但没有出台，整个进度都明显放缓，2020年和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干脆连房产税提都不提了。房产税在中国比哪吒他娘还牛，人家也就怀胎三年，它几十年都生不下来。 房产税为谁而设？ 要搞懂房产税为什么“难产”，首先得弄明白房产税出台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会说是为了调节房价。的确，有这么一层考虑。如果出台房产税，对人们手头所持有的房产征税，会提高持有多套房的供房成本，无形中增加炒房杠杆负担，使得“房住不炒”的属性进一步强化。 但从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征收房产税后，房价并没有被明显压制，通过房产税打压房价，或许并非主要目的。
那么，利用另一个分析逻辑——谁会受益。国家在近年正式提到房产税是在“十二五”规划里：“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通篇只提到这一句，没有说征收主体是谁，也没提到如何使用，一切相关的都没有提及。可见，在当时还仅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不过也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征收房地产税势在必行。 “十三五”规划中关于房地产税的描述进一步清晰，提出：“完善地方税体系，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这下明确了，房产税就是为地方政府准备的。之后的“十四五”规划给了一个更为明晰的方向：“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 等于已经明确了房产税未来将属于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权被收紧，但保留了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 90年代的土地出让金的规模还比较小，只是一笔不怎么起眼的收入。然而在中国全面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土地出让金的规模持续膨胀，到2020年达到8.4万亿左右。
如今，各大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没有那座城市的政府敢拍胸脯保证就算失去土地财政，也能过得很好。 并且还有一个趋势，大部分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的城市，都是都是经济总量和增长率排名靠前的城市。说明土地出让金不仅能充实当地财政，也与社会经济息息相关。 但是如此重要的土地出让金却有致命缺陷——地总有卖完的一天。在城市土地供应和房地产市场还处于增量时代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能把地方喂得饱，但未来进入存量房时代，卖地收入必将逐渐减少。 说白了，卖地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差事，如果转化成税收，便是源源不断的收入。 房产税难产背后 明确了房产税为谁而设和归谁支配，那么就不难分析出，房产税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时机未至。 第一，土地财政还没有到头。
中国的土地出让面积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进入明显的下降区间。虽然调控越来越严厉，但是全国土地出让金规模依然在不断增长，2020年又继续创历史新高。卖地收入仍是可以继续倚赖的资金来源，没有迫切开辟新税种来充实财政的需要。 第二，中国城镇化还没到头。 根据2020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化率突破60%，但相较于发达国家80%-90%的高城镇化率的水平，我们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就算折个中，城镇化天花板在70%左右，也还有10个点的空间，换算成人口便是1.2-1.5亿人左右。城市人口增长趋势还在，未来对于土地需求也还在。 第三，中国房价还没到头。 房产税到底会什么时候开始征收，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换做是我来出台政策，那我肯定挑房价最贵的时候征税。
现在国家层面对房价是围追堵截，从房住不炒的基调确定到三道红线，再到严查经营贷，再是准备上调利率，一张张大网都在铺开。为什么国家要出重拳打击炒房？从侧面也印证一个问题，人们投资房产的热情还在，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也还在。 宏观调控是把房价过热上涨的势头控制住，做到温和上涨或者横盘不动。在房价还未见顶的时候，出台房产税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还没有到头。 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是经济发动机，牵连着金融、保险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装备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几十个行业领域。 房产税的出台，无论如何都会造成市场波动，而结果又难以把控。上头的政策向来以稳定为先；现在地产泡沫大，系统性风险因子不断叠加，贸然出台新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大可能是等到中国经济完成转型升级，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基本实现，才会考虑落地。 此外，经济学家任泽平还曾提过一个观点，因为房产税的出台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税基，第二个问题是税源，税基是评估这个房子多少钱，税源要弄明白谁名下有房子。 这涉及到政治透明化的问题，牵扯到权力阶层的利益。因此，过去十多年我们不断喊推房产税，不动产实名制，但都失败了，房产信息也无法联网，这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当年韩国为了推动不动产实名制和金融实名制，把超过2000名公务员送进了监狱、两任前总统送上了审判席。所以，深层次问题已不单是什么房产税，而是政治改革。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 结语 以前，国家一穷二白没房子，便开放炒房。在政策不断刺激下，资本就去盖房、炒房、推高房价。看到房价不断上涨，民众抢房、继续推高房价。大量现金流入楼市，房企便有了资本再盖更多的房。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大地上上到处是房子，不管有没有人住，不管价格是不是虚高，反正就是有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碗里有肉可以想该怎么分肉了，否则就是无米之炊的妄想。现在去杠杆、去金融化、从供给端和流通端严格限制炒房，都说明国家的整体政策正在向强化房屋居住属性这条路上走，在城市里“居者有其屋”并非天方夜谭。房产税的出台便是完成“人人有房住”的宏大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等到上述几个阻碍房产税落地的因素一个个被解决，窗口期一到，便是房产税落地之时。 不过真的等到靴子落地那天，也许我们会看到中国楼市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他城市与一线楼市的大分化。比如，我是个小老板，在二三线城市有几套大平层，日子过的挺美好。现在房产税一来，多套住房要交很多税。这时，正好赶上儿子硕士毕业，能拿上海户口，赶快大平层卖几套，换个北上广深180平的房子……房产税本质上会催生更多改善型住房的需求，富裕阶层和小康家庭会放弃持有多套房的策略，改为持有高价值的优质地段住房，又会从另一个层面把房价推向高位。 所以，房产税什么时候落地不重要，出台后对房价的影响也无所谓，关键是认清自己韭菜的身份；房子会有你住的，但要花多长时间攒到首付，还完贷款又是另一码事。（来源：经济学博士（baobaomengtu） 作者：金石道人）
比中国崛起更深远的一件事 中国低生育率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研究员】：wh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但是如果中国仅仅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样低，那么中国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但是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发达国家，但生育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还低，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比日本和韩国还低的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博览财经特稿】据统计，在上海抚养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费大约80万元，这相当于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到成年的成本。北京和上海两个“高压城市”的户籍人口已经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低生育率的世界纪录，只有0.7。 对于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无论哪种养老方式，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需要出台切实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才能够缓解。 生育率降低是人口经济的普遍规律 如果有人问你，最近几十年里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人会觉得是中国的崛起。而我认为，中国崛起的确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比中国的崛起更加宏大和深远，那就是家庭规模的缩小。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生育率近年来急剧下降，已经成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其实也是人口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世界的大趋势。 人类文明历史延续了几千年，基本是宗教、国家、精英，家庭和个人博弈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时是宗教特别兴盛，有时是国家和精英打得不可开交，有时民主和个人权利成为潮流。整体而言，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在历史上基本总是保持一致的。 但在最近几十年里，在个人和家庭之间出现了矛盾。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家庭对于个人尤其是女性来说不再是必须的了。在富裕国家里，每个成人即便没有家庭，也可以活得很好，包括拥有更多的单身享乐。最新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互联网游戏技术，甚至可以模拟社交和爱情。 这样一种家庭逐步消亡的趋势，随着现代化会越来越明显。很多人理想中的家庭模式，已经从传统普遍的多孩家庭，逐步过渡到一孩家庭，直至丁克和完全单身。 这个趋势，可以从全球生育率和家庭规模的数据中得到验证。一百年前谁也不会预料到，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2以下。谁也不会料到，几十年前中国还是普遍生四五个孩子，现在竟然只生一个，一个多一点的孩子。 除上面提到的家庭模式的转变，生育率下降还有几个具体原因： 一是因为避孕措施的普及。古代人由于缺乏有效的避孕措施，有些夫妇即使不想生这么多孩子，但由于非意愿怀孕，也不得不生下来。古代人不懂得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1827年，科学家才发现了卵子——也就是卵细胞——的存在。直到1843年，科学家才弄清楚，精子遇到卵子，就会怀孕。那时距今还不到200年，因此，随着现代避孕措施的普及，使非意愿怀孕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就给低生育率提供了技术条件。 二是由于社会养老保障的普及。“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这个动力已经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已经成为损己利他行为。 还有一个原因是，抚养孩子成本升高。现代社会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推高了教育的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上大学，甚至读硕士、博士。父母都更倾向于培育少量、高质量的孩子，而不是很多孩子。 另外，受教育年龄的延长也导致了结婚年龄的推迟，这会使得女性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家庭或者生更多的小孩。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会倾向于不结婚。 除此之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所导致的高生活成本，尤其是高房价，也是抑制生育率的重要原因。还有，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也一直在挤占生儿育女的时间，社交网络和电子游戏使得年轻人沉迷于虚拟世界，别说结婚生孩子，很多人连谈恋爱都没兴趣。 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世界普遍现象是，经济水平越高，生育率就相对越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但是如果中国仅仅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样低，那么中国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但是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发达国家，但生育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还低，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比日本和韩国还低的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低？ 这除了与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有关以外，还有几个原因使得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首先，中国大城市的住房支出占据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大部分收入。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的报告，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和北京的收入房价比也很高，分别是25和24。这样的高房价，会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家长为此不得不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来为小孩准备高考。这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 比如根据上海社科院的一个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大约80万元，这相当于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以德国为例，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抚养一个孩子每年需要6000到7000欧元，那么，在德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5岁需要将近10万欧元，也就是人民币80万元左右。而中国的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相当于德国的1/4。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根据一项2015年的调查显示，0到3岁的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四，中国至今还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反观西方国家，他们近年来生育率的提升就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有关系。比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子女比例达到了43%，其中法国的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达60%，而中国的非婚生育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西方国家的法律保障了未婚女性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而中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性的政策。 所以说，就上面这些因素来看，可以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大力鼓励生育的话，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比其他国家低很多，甚至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的生育率会是世界最低的。 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未来影响中国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 在过去长期的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城市家庭已经把养育一个孩子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得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二胎，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还可以基本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都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相较于城市人口，还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和社会身份压力，而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正在向城市靠拢。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很多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本高的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止步了。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成本就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生多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 再者，现在的老人可能还愿意带孩子，但是设想再过二三十年，当新一代的70后80后成为祖父祖母时，他们的观念就会不同，和其他的发达国家的老人一样，很可能也不愿意帮子女带小孩。这样年轻人抚养小孩的压力会更大。 中国生育率将是全球最低的预测，也可以从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得到佐证：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是2.4到2.6个；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是2.5个。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要比理想生育率低很多，虽然日韩的理想子女数在2.5个左右，但它们的实际生育率都不到1.5。 而根据复旦大学2020年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理想子女人数只有1.6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我近几年去过日本，虽然日本是出名的低生育率国家，但是到东京街上一看，似乎孩子要比中国多很多，街上大部分妈妈都是带着两三个小孩。如果看数据，也的确如此，对于有孩子的日本家庭，平均的孩子数是超过两个的，也就是说，要么不生，如果要生，日本大多数家庭就会生两到三个。 这种生育意愿已经比中国要强太多了。因为相比较，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夫妻大部分都只要一个小孩。所以实际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要比日本严重得多。日本之所以生育率只有1.4，是因为有将近30%的人不婚不育。糟糕的是，中国大城市的结婚率也在迅速下降，尤其是职业女性有很多找不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中国未来的不婚不育率也正在向日韩看齐。 逻辑上讲，只有当生四胎的人和不生的人一样多，生三胎和生一胎的人一样多，一个社会平均才会生够两个。但实际上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生四胎，而生一胎的人要远远比生三胎的人多，可见未来中国的生育率问题之严重。 最新的人口数据也是尤其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仍然在1.5左右，但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仅有1.1左右。如果只放开而不鼓励生育，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可能就在1和1.1之间。相对于2.1的更替生育率，这就意味着每代人会减半。 由此可见，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如此一个人口大国面临如此快的人口衰竭，也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很有可能1.1的生育率不是最低点，如果不鼓励生育，可能一直下降到1以下。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已经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低生育率的世界纪录，只有0.7，那是每两代人减少十倍的速度。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世界最低的生育率必然导致未来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从1999-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8%。未来几十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到203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大国。 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低下。相对于其他预期寿命相似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程度要高得多，原因是中国生育率太低，致使少儿的比例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很快会低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 有人认为老龄化严重是因为过去生得太多，等到这些老人过去后，老龄化就能得到缓解。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代人只要生得少，那么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就必然承受老龄化的后果，与这代人本身数量毫无关系。如果连续几代人都是只生一个，那么总人口会不断萎缩，但老、中、少会一直维持在典型的倒金字塔式的4：2：1的比例。 严重的老龄化将带来严重的养老问题。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年龄人口养活老年人口。有人说：“我不需要养子防老，我在年轻时多挣一点钱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未来年老了就有养老金了。”然而，养老金制度不过是社会化意义上的“养子防老”，本质上仍然是年轻人养老人，只不过不是具体的某子养某老，而是众多的“子”养众多的“老”罢了。 当你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如果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领取养老金的人还少得多的话，那你的养老金就会大幅贬值。养老金换来的产品和服务是由当时的人创造的，并不是由你缴纳养老金的时候创造的。 因此，你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子女来养老，但所有老人则必须依靠所有年轻劳动人口来共同养老。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无论哪种养老方式，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养老负担恶化只是低生育率的各种负面效应的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低生育率还会带来经济低迷、创新力削弱、综合国力衰竭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全面放开生育和鼓励生育。 中国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严重这一点还体现在，其他国家都可以通过移民来补充人口，比如日本和韩国人口基数较小，可以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部分缓解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的人口基数大，而且中国传统上也不是移民国家，不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缓解低生育率问题。 所以，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这就需要出台切实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来源：绕梁说 作者：梁建章）
社会透视
影响无数人的命运 四十五年中国高考发生的悲喜剧
【研究员】：wh
那场考试，改变了一切，也塑造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稍稍改变一下某些要素，就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时代这趟列车，当时没挤上去，车门一关就真的开走了。
【博览财经特稿】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他们在举行一场会谈，主持人是邓公。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 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 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邓公皱了皱眉，知道这么说不对。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效果相当的好。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大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出题老师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万恶四人帮，该打八亿枪。要是允许打，我开第一枪。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不知道出题老师是不是照着毛选英文版出的。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后来当上了中国人民很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录取了，读了法律系。这位考生姓李，后来当过俺河南的省长。 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考试。这时，大河南的学霸属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统一命题的条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当时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幸福。时至今日，河南的985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N，一本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M。N和M分别是多少，我不敢说，怕自己哭出来。 这年河南的文科状元姓刘，考进了北大，后来写了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他曾经这么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考试时，往大腿上写小抄的场景：我因为当时从部队回来，穿的是军裤，然后我把裤子扒起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一个腿难道还承受不了？ 刘状元被录取的中文系，是当时最火的专业。那两年，文史哲堪称文科状元的收割机，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权。中文系里的文学和新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脸都朝天看。 相反，最后一批挑档案的是财经院校。有个姓肖的湖南考生，当年高考志愿报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数学拖后腿，调剂到了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毕竟，这时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还有12年。离他当上证监会主席，被编排进各种段子和漫画，还有足足35年。 鉴于当时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没有一点就业压力。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70多个学生，一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央广到纪委。 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对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冲他说：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语从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样了。这年的高考，英语开始计入其他专业的总成绩，先是按10%算，之后30%、50%、70%，逐年增加。 外语专业英语的分数线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个倒霉蛋就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竟连续考了三年。第一次高考，他报考了常熟师专英语系。英语考了33分，结果分数线是38分。第二次，他英语考了55分，刚要大喜过望，一看分数线涨到了60分。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语考了95分，终于过了，被北大西语系录取。 不过此时的他还想不到：英语不是坑，是风口，而自己就是马上要起飞的那头猪。他大三这年，英语按100%计入高考总成绩，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而他，淘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样高考了三次的，还有一位看不上钱只想当老师的马同学，后来被尊称为马爸爸。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为待遇太低，教师专业相当被冷落，好多都降分录取，仍然没有招满。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连老师都当不了，只能数钱了。 因为这事，山东一位高中老师给人民日报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专版上，题目叫《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这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这封信被一位领导人看到，做出批示：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 后四个字请自行重复一遍。于是，当年就有规定，师范类学校可以提前调档。它们突然就有了当年北大那样的特权。 于是，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比如北京55中有个女生，高考时填了十个专业，第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结果，这所她最不想去的学校直接跳过了前九个志愿，把她择走了。开学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学，未果。后来，她不甘心地当了多年教师，终于进央视当了主持人。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工商银行的成立，外加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形成，让整个银行业突然变成了一片人才洼地。只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会被银行、审计等行业迅速瓜分。既有编制，又有高薪。有学生为了进财经专业，宁愿读专科。一些财经类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最后比本科都高。 不信你看。一所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专科学校，在它的《北京杰出校友名录》上写着：中国工商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中信银行副行长、华夏银行副行长、成都农商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副司长……等。 最霸气的就是这个字：等。 跟“外”沾边的专业火到整个90年代初 只要能考上大学，上学不要钱，毕业包分配，还能拿城镇户口。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 1985年，国家推出接受分数偏低自费生的双轨制，开始琢磨起收费办学的路子来。这时还没多少人愿意报自费生，因为尽管降低了分数线，但待遇差别相当大：不安排住宿，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假期火车票减价待遇，毕业不包分配。 一共四条，比吴老师的泡妞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还多一条。就毕业不包分配这一条，大学就没法安心谈恋爱。 1987年，公费生的分配也出现了寒潮，当年有5500多名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北大被退回的就有58人，人大50人，复旦62人。专业不对口，名校也不行。武汉一名读师范的大学生，被退回的理由是：当教师外貌欠佳。 大家明白了，这个国家已经过了大面积缺人，是个大学生就要的时期，从包介绍对象的乙方升级成了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甲方爸爸。高考能选个好志愿，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在鄙视链的哪一层。 跟“外”沾边的专业火到了后来的整个90年代初。因为入世谈判、外汇改革带来的新风口，这些专业的学生还能搭上分配的最后一班车，轻松进到正缺人的对外经贸系统。 有个西安男生，1987年考上的大学。他从小父亲去世，经常被哥哥打得满脸是血，想逃到南方去。为了读外贸专业，他报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他们班是那一级里的最高分，全是重点分数线录取进去的学霸。进他们班还得要求颜值，形象都得是大城市去的。一个班就给他们配了7个班主任。 用他的话说：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毕业）绝对是派出，出国、电子工业部、大企业，全部是派出，当时牛逼的不行。我们班女生特牛逼，脑袋往上看，别的男生看不上。 上大学前他哥哥找他谈了一次话，说：上了大学，我不再打你了。但你要在大三之前搞对象，我打断你的腿。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没坚持住。大一就开始搞对象，跟隔壁班的一个女诗人。那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是他的第一次。后来又搞了摇滚乐。他叫郑钧。 郑钧上大二那年，国家本来计划招收1.7万自费生，结果收了10万。其中80%读的都是财经、外贸、外语等热门专业。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是你们还没看到明年。 1990年，北京一位考生考进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入学之前要先在北大读两年预科。结果，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报到地点那一栏写着：信阳陆军学院。 这年，考进北大和复旦的学生有一项特殊优待，军训一年。因为这场军训，这位考生的身体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身高180，体重108。一年后，身高没变，体重150斤。 基于这一年的经历，他后来写了本小说，叫《北京，北京》。小说又被拍成了电视剧，起了个特别文艺的名字，《春风十里，不如你》。如果实事求是，应该叫《信阳 信阳》。 1992年高考，北大、复旦的招生直接扑街。特别是北大，在浙江、湖北等9个省足足少招了170个人，最后把分数线降得跟一本分数线都持平了，往年不高个三五十分门都没有。 北大和复旦立刻就坐不住了，一起向国家教委报送了《关于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生军政训练的请示》。以后，军训就从一年改为了一个月。 郑钧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对自己将来去哪里、报什么专业都门儿清。那些农村小地方来的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就吃亏了。 也是这一年高考，一个江苏宿迁的农村考生考了个全市状元。他的成绩，清华北大随便报，但最后报了人大社会学系。因为他想当官。以为社会学就是管理社会的，肯定能当官。 上了大学他才知道，社会学研究的是一个村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跟当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专业特别不好找工作。他本科毕业就开始创业，搞了个企业…… 当然，这个故事你听过。这就是大强子和他的京东。但你一定不知道大强子一位同班同学的故事。这位同学比他有韧性，从本科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都是社会学专业。现在，这位同学在京东担任副总裁。 北京的户口政策很实在 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在学好普通高中基本文化课程的前提下，有侧重地为学生就业做好思想、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为各行各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基础知识的劳动后备力量。 这一下，学校就有权力让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变相退学了。虽然强调了分流必须本着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原则，但自愿的定义是什么就另说了。特别是一些本来就想方设法追求高考入学率的地方，这下算是拿到批示了。 一个县城里的高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非认为自己有可能超常发挥的学生分流出高考之列，直接让医院给他们开了一张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的诊断证明。 2000年，一个北京女孩直接把她的高中告到了法院，因为分流。起诉书上写着：在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影响高考升学率，就故意出高难度试题，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无法升入高三…… 这时候，其实她已经通过转到别的学校，考上了大学。就在这前一年，因为一封信，分流政策被取消了。 写信的人叫汤敏，他的title十分高大上，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这封信上，他列举了5个理由，句句戳到当时领导的痛点，什么工人下岗、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方向只有一个：让大学扩招。后来，汤敏有了一个新外号：高考扩招之父。 高考扩招，很快引起了一系列连带反应。1997年，北京颁布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今天看来，比西二环的房子4000一平米还要不可思议。然而它们都是真的。外地人员在京郊指定的小城镇试点投资2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再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便可获得北京市城镇户口。 这时的北京，还没有按五环划分鄙视链，因为四环还没修完。唱五环之歌的岳云鹏还要再过两年，才从大河南来石景山当保安。这一年，北京的高考也没有开始自主命题，用的还是全国卷，但录取分数早已不比当初。 北大这年在北京的理科录取分数线是562分，但在湖北是613分。湖北人先别哭，你们不是最惨的。 宋喆，也就是王宝强前妻的前情夫，是个北京人，毕业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多年之后，这所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依然昭示着什么叫生在哪里就是一个阶级。
不过，要是生在河北，估计他也当不上王宝强的经纪人，不用去牢里再复读6年了。 北京的这项政策很实在。所谓买房办户口其实办的是小城镇户口，要经过五年才能变成北京市正式居民，但在这五年里，不影响孩子以北京生源的身份报名高考。 这个办法，很快就流传到天涯海角。1999年，海南正面对着房市崩盘带来的一地鸡毛，光满地的烂尾楼就有1000多万平方米。 看到出了户口政策的北京，排队买楼的人都排到3年后，海南想出一个主意，出台了《海南省积压商品房转化为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凡购买25平米积压商品房的给予1人入户指标……在校学生从入户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同等待遇。 虽然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法跟北京比，但跟河南、山东比起来还是能差出个作文分的。果然，5年时间海南就处理了80%的积压商品房。 这个方式屡试不爽，天津后来也学会了，还直接把广告打到北京，广告语赤裸裸的：北漂的孩子永远考不过北京的孩子？错！…… 没有这么多血本的家长，盯上了另一个高考洼地：西部。2003年，教育部收到一个举报：山东东营某中学，一个班75名考生，有70名都转到新疆和西藏，以当地生源的身份参加高考。 这些省份的录取分数线，比山东要低100到200分。就连山东隔壁的安徽，录取分数线也要低50-60分。 当时从山东济南到西藏林芝，要先飞到重庆，再飞到拉萨，最后坐大巴再到林芝，整整耗时3天，到了还有高原反应。但即使这样，也挡不住滚滚而去的山东学生。 前段时间，武汉、西安等城市疯狂抢人，恨不得上街看到个大学生就拉去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济南、青岛却是一片沉默。很多山东人，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消息的时候会加一句评论：山东高考了解一下？ 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 1999年高考语文结束后，出题人被考生骂惨了。因为，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科学家又对记忆移植进行了研究。据报载，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小动物身上移植记忆已获得成功……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 这跟平时训练的套路完全不一样，光纠结是写议论文还是记叙文就够考生痛苦了。但有一个山东考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因为，他经常看《科幻世界》，提笔就写了一个有反转的爱情故事，差2分满分。 一周前，《科幻世界》杂志上，卷首文章讲的就是通过记忆移植来实现人类长生不老。同时，在“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科幻世界》就这样号称押中了高考作文题，销量从不到10万册一下增加到36万册。 这位山东考生最后考进了海南大学读法律，他的理想是北京电影学院，但这年北电在山东干脆不招生。至少在高考这个事上，山东人是没有资格鄙视河南人的。 20年后，他拍了部跟科幻有关的电影，票房逼近50亿。怪不得我的同事，学哲学出身的令孤老师经常说，人生就是一个8字。 这篇作文题在当年反响很大，被好多提高记忆力的保健品蹭热点打广告，救活了很多濒临倒闭的养殖场。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命题之新奇，之“异类”，虽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是高考改革的必然突破，更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一次战略性突围。 但中青报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2000年，高考语文出了一道常识题：巴金原名叫什么？ 标准答案上写的是李芾甘，巴金的字。这题就算让巴金来也做不对。最后，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得不公布：有两个正确答案。 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做高考语文试卷说：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做题后说：连大学者蔡元培都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你有什么理由把对某篇作品的理解“定于一尊”？ 莫言指导他女儿写作文，结果被老师在评语里写：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后来莫言的女儿给老爹当了经纪人，估计改老爹作品里那些病句就够她忙活的。 更坑的是，有一年福建高考语文卷中一道阅读题用了老乡，前中青报记者林天宏的文章。结果本尊亲自出面做了一遍，发现只拿了一半分。 比如：第15题：作者为什么两次提到6月13日那场大雨？请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是：开头用雨中正阳门的箭楼修缮，引出下面文中的话题；结尾雨引出朱启钤故居的杂乱；二者通过“雨”联系在一起，抚今追昔，深化了主题。 林天宏老师公布了官方答案：真正的原因是，我写稿时窗外正好在下雨。 每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 2019年，河南的高考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0万。要是今年参加高考，刘震云别说北大了，连河大都考不上。就凭他那两条腿上的小抄，监考摄像头一抓一个准。 如果时间统统错一年，只有一年，俞敏洪可能就真的上了常熟师专。或许，他后来能再抓一把时代的缰绳，去了“新北方”当英语老师，因为只会上课不会讲段子，一直默默无闻。 李同学很可能被安徽师范学院录取，毕业后当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因为你就是牛顿转世，北大也不会招一个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肖同学真的读了第一志愿中文系，后来因为炒股赔了钱，整天骂证监会的领导，还把他们编进各种网络小说。 马同学第三次高考还是没考上，后来开了个杂货店，时不时跑义乌进进货，嘟囔着天下的生意怎么这么难做。 大强子没读社会学系，后来拿全额奖学金出国念书，期间参加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整天带女学妹陪商业大佬吃饭。 郭同学作文写跑题了，海南大学也没考上，一心放不下电影梦，后来在电影《流浪月球》里当了个群众演员。…… 那场考试，改变了一切，也塑造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稍稍改变一下某些要素，就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时代这趟列车，当时没挤上去，车门一关就真的开走了。（来源：8字路口（ID：crosseight） 作者：吕蓓卡）
“兵荒马乱”毕业季来了 人才引进加剧人才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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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击溃她的并不是面试压力，而是这个小城市从细枝末节上流淌出的“漫长”。小而窄的街道，面试单位斑驳泛黄的墙、昏暗潮湿的走廊、起皮的办公桌椅……对林夏来说，这里太“安静”了，仿佛一个独立王国。在这里，林夏的大脑似乎也开始变得迟钝。
【博览财经特稿】查重、答辩、求职、分手，兵荒马乱的毕业季又来了。就如同每一位班主任的口头禅：“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每一届毕业生也都吐槽自己是最难的一届毕业生。但目前，“最难毕业生”的title似乎当之无愧应该授予2021届的同学们。
2021年应届毕业生总数预计达909万，同比增加35万。国内就业大潮奔涌而来的同时，疫情影响下2020届待业毕业生，以及更多海外留学生选择回国，都使这场就业大潮越涨越高，尤其是海归高材生进一步助推了2021年的求职现场化身为学历比拼的修罗场。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在北上广熙熙攘攘的人才大厅，随口一问，左手边是北大博士，右手边是即将出站的博士后，让人不禁感叹：又是来人间凑数的一天……”林夏自嘲道。 作为国内985高校的法学硕士应届毕业生，林夏选择逃避内卷，不在龙头一线城市跟大佬竞争，另辟蹊径，曲线就业。 林夏将目标设定为西部一个新一线城市的人才引进。她想着自己本科四年、硕士三年的法学与政治学的双重熏陶，行测题海战术，申论信手拈来的专业素养，自己简直就是考编的绝佳材料，再加之她观察到中西部城市对人才的政策热情，自认为去到西部的一线城市应该不会太艰难。 凭借985硕士学历的垫脚石，林夏成功通过资料审核。不过，即使认为这次上岸机会很大，她也没有松懈，刷公基、背材料，全力备战。
然而在考完笔试当天，林夏觉得可能还是逃脱不了成为分母的命运：考试现场的签到时，她目测岗位报录比大概在1:200（岗位招2人，考试现场大概400人）；拿着清北复交学生卡的考生不计其数；刷了几百套公基考卷，考试时却只考了一道主观申论题…… 林夏深感无语的同时，也大致明白了这场考试也许并不太“正式”。就这样，这场人才引进考试草草地结束了她准备已久的战斗。 热点城市竞争激烈，那就回二三线城市吧。林夏转而降低要求，报考了西部一个二线小城市的人才引进。这次考试没有笔试，直接面试，似乎要轻松点。但在面试前夕，林夏却临阵脱逃了。 其实，击溃她的并不是面试压力，而是这个小城市从细枝末节上流淌出的“漫长”。小而窄的街道，面试单位斑驳泛黄的墙、昏暗潮湿的走廊、起皮的办公桌椅……对林夏来说，这里太“安静”了，仿佛一个独立王国。在这里，林夏的大脑似乎也开始变得迟钝。 她觉得自己在忘掉外界的同时，也会被外界遗忘。仿佛时间在这里的流动都变慢了，但是她却明显感到自己在快速老去。她看着这个慢慢悠悠的小城市，选择放弃这次人才引进面试的机会…… 抢人大战的战火点燃了谁？ 有人说，城市抢人大战的战火中，熊熊燃烧的只有城市自己，却没有点燃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的心。 从真金白银的购房、租房补贴，到零门槛落户，甚至一些省委政府官员开启全国高校路演模式，真情流露，大打感情牌……各城市的抢人大战打的有声有色，为什么通过人才引进去到向往的城市还这么难呢？ 一种原因是城市与毕业生互相没看上。国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的大背景下，一线城市的人才引进激起的“马太效应”也随之显著增加，高层次人才在这些城市是多者愈多，强者越强，没有超长的头衔和丰富的简历，很难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而在中西部二三线城市的人才引进中，即使是一些发展空间、薪资待遇都很一般的岗位也能吸引众多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入场或围观。
这就形成“高端尖人才不愿屈就小城市，普通本硕人才对小城市来说又已经相对饱和”的尴尬场面。也有人调侃，这是神仙打架，凡人遭劫。城市和高层次人才互相挑拣，以至于互相错过。 而对于大部分普通本硕毕业生而言，这种人才引进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属于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好城市去不了，小城市不愿去…… 另一种原因是由于一些城市人才引进服务跟不上，即吸引不了人才，也留不住人才。一些城市为了更多的吸引“人”，而不是吸引“人才”，往往“高薪揽才，诚意满满”开场，“服务失败，流失人才”收场。
比如，一些城市人才引进的话术十分高超，从开始的“进来就给编制”到“做得好就可以有机会入编”，这在求职者眼中，就意味着“到头来很可能拿不到编制”。 此外，一些城市在后续培养、发展上，以及承诺的补贴、人才公寓等福利上，在入职后也往往大打折扣：说好的一次性补贴变成了一年一发，人才公寓也迟迟申请不下来，说好的研究启动资金也神龙见尾不见首……这些因素都导致毕业生对人才引进承诺的待遇与福利半信半疑，不敢轻易踏上人才引进这趟车。
不过，在人才抢夺战中，也有许多城市是实打实的下足了人力与财力。去年3月，苏州发布最新人才落户政策，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条件，本科直接落户、无需社保，大专6个月社保就可落户！截至今年五月，一年间仅苏州园区就有16266位人才实现“落户自由”。 加剧人才内卷？人才引进指向何方？ 近些年来，高学历人才逐渐进入“下沉市场”就业的例子屡见不鲜，前有北大学生当网红，今有清华女硕士做保姆。有人说，人才引进也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内卷，其实，这也是见仁见智。 城市快速发展和国民素质显著提升是人才引进水涨船高的先决条件。七普数据披露，我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为2亿人，总体人口受教育水平相比十年前显著提高。 目前在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这15个新一线城市中，只有沈阳、青岛、合肥3个城市仍将学历底线设置在大专毕业生。 难怪说，我抢你的时候你爱答不理，而现在我的已经是钮祜禄·新一线。由此各城市取消人才补贴，提高人才引进门槛，收紧落户政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再加之，人才引进的对象本来就是针对高层次人才，要么就是学识、学历出众，要么就是专业、技术过人，这也必然会形成学历PK，神仙打架的场面。 企业就业环境的变化助推了人才引进竞争加剧。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的利润都不太理想，精简公司内部人员结构是许多企业的普遍做法，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们的招聘名额与人才需求也相对减少。 在面临优质人才市场充足的供应以及节约运营成本的考量，企业选择更加精准筛选，以招聘到优质的员工来提升绩效和收益，而学历则成为企业考虑的首选条件。 从通衢大道化身为羊肠小道，在企业这条就业之路变得难以行走之时，也会使更多毕业生考虑选择通过人才引进这种相对竞争较小的方式进入体制内。
人才引进也不是对所有毕业生都有吸引力。对于计算机、金融、人工智能等类型专业的毕业生而言，人才引进政策更多的可能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即使北上广生活成本高，不能落户也会去，因为比较好的互联网公司多集中在这些城市，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天津某高校计算机专业硕士生马昊的就业首选是去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坚决不考虑考公或进入体制内，“主要还是觉得薪资太低了。” 人才引进其实质应该是以城市整体环境促进人才流入，人才为实现自身和社会价值助力城市建设，二者良性循环发展。 一些专家对人才引进政策的发展方向建言，英雄不问出处,人才引进不应存在“名校情结”等狭隘思想，要破除“唯学历”“唯职称”等“高大上”的人才引进倾向，让更多技能优秀者能够脱颖而出。更加注重“筑巢引凤”“造林引鸟”，确保“粮草”，做好人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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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1 08: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