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决策周刊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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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化话题引争议 中国要不要赤字货币化》：近期，关于财政赤字化话题，引发不少争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一下子激起关于中国是否应当推行“赤字货币化”的热烈讨论。适逢今年全国两会将召开，一揽子宏观政策行将落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自然成为关注重点。

我们认为，新冠疫情冲击下，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举固然重要，但对非常之举的中长期影响也要做合理评估。当前，中国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改革空间，常规货币政策仍然有效，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仍有提高空间，因此，更好地评估、珍惜、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应是首要考量，尚无需、也不宜采取赤字货币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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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重归冰封绝非偶然                 
【研究员】：WH
就最开始的气氛而言，中美两边基本上能做到有商有量。美方确实也是对中国挣了太多的顺差而心存不满，中方这边也有意多向美方进口一些商品，来缩窄顺差。并且，就当时的中国来说，增加进口其实也是大势所趋。首先美国的粮食物美价廉，多多进口有利于打压国内长期的通胀趋势；此外美国的各种技术服务也是我们的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如果能把技术服务的通道打通，仅仅向美方付专利使用费，就能大大减少中美之间的顺差规模。这些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都能谈，大家也都乐观的预计，可以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博览财经特稿】从下面这张表开始讲述中美关系，注意，下面这张表是中国方面统计的中美贸易数据，较美国那边的数据略低，因为美国那边将转口香港的贸易值也计入了中美贸易数据之中，不过数据趋势是不会变的：美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的来源，没有之一。从2000年至今年4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总顺差的比值，有8年超过100%，3年超过90%，2年超过80%。从2000年至今年4月份的对美贸易累计总顺差为35016亿，对比同期全国贸易累计顺差47518亿，占比达到73.7%。

而中美关系眼睁睁的看着就走向了冰点。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双方关系走向冰封的过程，这种回顾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总统签署总统令，决定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算是两边正式开打贸易战的标志性事件。而在此前，特朗普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算恶劣。2017年的4月和11月，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实现了两次互访，期间都算是气氛愉快。两边当时确实就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但是绝对谈不上撕破脸。

就最开始的气氛而言，中美两边基本上能做到有商有量。美方确实也是对中国挣了太多的顺差而心存不满，中方这边也有意多向美方进口一些商品，来缩窄顺差。并且，就当时的中国来说，增加进口其实也是大势所趋。首先美国的粮食物美价廉，多多进口有利于打压国内长期的通胀趋势；此外美国的各种技术服务也是我们的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如果能把技术服务的通道打通，仅仅向美方付专利使用费，就能大大减少中美之间的顺差规模。这些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都能谈，大家也都乐观的预计，可以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然而2018年3月20日，我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在这之后仅仅过了两天，特朗普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启动贸易战。

各位必须意识到，无论特朗普在当时是基于什么理由，他的决定都震惊了世界，打了全世界一个措手不及，全球股市在此后的一周内都出现了暴跌。此后中美之间的谈判进程都将会影响世界，谈判出现进展时全球股市都会先涨为敬，而谈判一旦爆发裂痕，那么全球股市都会冷得发抖。

再到4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禁止美方企业与中兴通讯发生贸易往来，理由是中兴通讯将使用了美方敏感技术的产品，用到了为其所禁止的国家。美方的这一禁令在当天就让中兴陷入了停产的困境。一直到7月14日，在中兴通讯接受了10亿美元的罚款，并改组公司管理层，并接受美方外派的全权监督员驻扎之后，禁令才得以解除。这一事件被中兴通讯最大的竞争对手华为看在眼里，华为未雨绸缪，开始大规模的储备各种配件，为了可能到来的禁令做准备。

从2018年的3月双方开打贸易战，一直到当年的11月，中美双方之间事实上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谈判和沟通机制。双方之间的博弈先是围绕中兴通讯进行，这一波动作以中兴屈辱的接受惩罚而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双方各自秀肌肉，你今天加我500亿商品的税，我就还你500亿。就这么一直加到年底，毕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规模更大，打关税战中国始终都是更加吃亏的。于是中美双方领导人，终于在12月，在阿根廷见了一次面，决定真真正正的坐下来开始谈。

而就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阿根廷会晤的同时，加拿大方面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过境的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理由与中兴事件一模一样。这一事件当即引爆中国网民的情绪，捍卫华为死磕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毕竟这么多年以来，华为已经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图腾，福报一般的996式的工作模式，是多少程序猿的终极梦想。美国整一下中兴也就算了，中兴在广大程序猿中的口碑一直不太好，但是华为是绝不能触碰的，你美国敢拿华为开刀，那程序猿们就敢操起键盘跟你美国死磕到底。

就在中国战狼们的呼啸声中，2019年2月20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开始了持续整整四天的谈判，双方在“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协议草案。这是中美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一次共识，也是双方之间消除嫌隙的最后机会。就后来美方公开的协议版本来看，美国人事实上追求的东西，乃是“零关税”+“零壁垒”的双零模式，其核心在于取消各种行政机关对外贸的不正当干预，取消财政对企业的各种补贴（尤其是对国企的补贴），给中美双方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美方似乎相信，只要是公平竞争，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就会在竞争中消除，如果最终无法消除，美国人似乎也就这么认了，也不需要中方给什么承诺。就这样的协议版本而言，很难说中国方面吃了亏。毕竟中国方面利益受损的无非就是国企，广大的民企本来就没享受过补贴和行政机关的关爱，它们本来就是光着膀子在汹涌的市场大潮里搏杀，两边敞开了公平竞争，我国的民企大概率还能杀出一条更广阔的康庄大道来。

要知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的结构里，国企扮演的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只花钱不挣钱的角色，垄断了石油铁矿石等重要大宗商品的进口权，日子过得舒坦得很。至于挣外汇，还是靠民营企业辛辛苦苦卖鞋子袜子玩具，一块钱一块钱这么挣回来的。在贸易壁垒取消之后，国企的垄断进口权注定要被取消，民企的日子其实都会好过很多。

而在当时全民为了华为义愤填膺的背景下，这一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很快就被弃之如草芥，双方再次进入互加关税的节奏。这次美国没有再拖拖拉拉，5月10日，中国对美出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被加征25%关税，这一把被视为美方SHOWHAND，中方想跟也很难跟。与此同时，美方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开始限制华为使用美方技术及产品。不过好在华为已经屯了一年的货，其正常生产秩序还能维持。

美方的坚决回击，在当时来说，显然出乎我大中国上上下下的意料。普通老百姓普遍都是大惑不解：不是说我国只要不再向美国人出口筷子，美国人就只能用手夹菜吃了吗？（嗯嗯嗯我知道美国人不用筷子但这就是个梗，而且是真实存在的梗）为啥我国都这么强硬了，每个人都在朋友圈里点赞华为痛骂美国了，美国人怎么还不赶紧跪下来投降呢？真是岂有此理！而在高层那边，中美双方领导人很快就决定在6月重新会面，并重启谈判。

这一次重启谈判，必须要说，全程都是按中国的逻辑在走。两边不再进行根本性的谈判，而是进行纯技术性的讨论，爆出来的谈判焦点，其实都是些枝微末节。就这么磨磨蹭蹭的谈啊谈，这个月在你这谈，下个月还到我那里去，似乎根本就不会出什么成果似的。就美国政府方面来说，反正它把该加的税都加上了，并且还规定了进一步加税的路线，到时间了就继续往上加。在这一段时间来说，美国政府的态度似乎是：能谈成就谈，谈不成就继续加关税，反正打关税战美国人不吃亏。在此期间，美国人对中资企业的打压一直在持续，所谓的实体清单一直在扩张，几乎把深圳喊得上名号的科技型企业都整了一次，安防和无人机领域的企业是重点，全都登上了美国人的限制交易名单。这事骨子里，透出来的就是对中国人的不信任。两边既然错失了上一次达成共识的最佳时间窗口，以后就根本不要指望能重建信任。两边的整体关系基调，此后就只剩下深度的相互怀疑和指责了。

这一波的谈判，一直谈到今年的1月上旬，终于谈出来了第一阶段协议。其实协议内容很简单：中方承诺在两年内增加自美国的进口规模2000亿美元，并且详细规定了商品种类；同时中方承诺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水平；取消了金融领域的一些行业准入限制。最有意思的是，该协议还制定了一个争端解决流程：首先是由双方共同组建争端解决办公室，在争端发生时，向该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诉。被申诉方的代表需要迅速处理该申诉，在10天内给出回应；如果无权处理，需要在第一时间向上提交，由被申诉方指定有权处理的官员，在21天内予以处理；如果还是无法处理，则由双方的副部级官员在45天内进行磋商以达成共识；如果依然无法达成共识，则转由双方的最高代表进行磋商，这一次的最高等级磋商必须在30日召开；如果最高磋商会议依然无法达成共识，则申诉方有权采取行动，包括停止本协议下的任何义务，直至退出本协议。这样算起来的话，争议发生后，最多也就是100天左右，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必须要出结果。否则被申诉方就有权单方采取行动，退出协议。

这个协议在1月15日完成签署。此后美方根本就不急着启动第二阶段协议谈判，乃至在其国内，出现了清晰了反对启动谈判的声音，主流的意见是：看看中方这边执行第一阶段谈判的情况，再做决定。这种态度当然是基于极为严重的不信任。

而在此之后没过几天，从1月23日开始，全球的焦点突然就从中美贸易战上转移到了新冠病毒之上。中国从这一天开始封闭武汉，一周后扩大到湖北全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禁止老百姓出行，实行严格的闭户管理政策。对这种最高等级的抑制政策，欧美国家一开始不为所动，后来伴随着新冠的大规模传播，及从华裔开始的恐慌浪潮的蔓延，3月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被少部分人的恐慌情绪所裹挟，纷纷采取各自版本的封闭政策。这种全球性的自我封闭，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重打击，消费断绝生产停滞，造成的是全球生产链条的断裂。而链条一旦断裂，所带来的其实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全球生产链的重建。

各位一定要意识到，全球生产链重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好事。中国是前一次全球生产链重建的受益国，2001年加入世贸后，中国承接了全球范围内的基础制造业转移，并因此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这次新冠危机，源起于我国的恐慌潮最终斩断了全球的生产链，逼迫全球生产链重建，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简直让人无从吐槽。特朗普跟中国打了近两年的贸易战，总想着在中国的美资企业能够归国，但是在产业链正常运作的情况，这些企业等闲其实很不愿意动弹，重建产业链是一件吃力也未必讨好的事，所以真正响应其回国号召的美资企业其实也不多。但是一场新冠危机闹到现在都没消停，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新冠的真实病死率其实也就是1-5‰（注意，这是个千分号），跟流感基本一致。新冠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高达9成，他们连症状都没有，当然也绝不可能死亡（不要质疑这一点，欧洲最惨的西班牙，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血清抗体检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但恐慌的浪潮已经形成，短时间内根本无从改变，这就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就此被斩断，借此机会重建产业链，突然就成为了摆在每个企业主面前的重大抉择问题。

各位理解了这点，就理解了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特朗普政府的高官们，以及美国国会的议员们，会如此密集的发布抨击我国的言论，并在5月17日发布对华为断供的大招。虽然美方高官们包括特朗普的很多言论都是非常的无厘头，如指责新冠来源于我国的武汉病毒实验所，这些话一看就荒谬无稽，不值一驳，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认为这些美国的精英真的都是弱智，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故意要把水搅浑，要强化中美之间的不信任，要加深双方之间的嫌隙，从而逼迫在华的美资企业主们尽快做出抉择：在这个重建产业链的全新的时间窗口，你是要选择回归美国本土，还是继续留在跟我们已经呈现水火不容之势的中国？

而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极尽全力，修复与企业主们的相互信任；还是放手对骂，让美国的企业家们逃之唯恐不及呢？(来源：槽点挖掘机 作者：数据吐槽中心)

                                 
                                           政经观察
                 



全球疫情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持续几代人                 
【研究员】：wh
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需要依靠两种基石，分别是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经济交流。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其破坏力之强，让全球面临“至暗时刻”，必将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之所以会下如此判断，是因为当下人们遭遇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几十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宏观环境已无托底力量。与应对金融危机时相比，此次国际合作的成效乏善可陈。中美两个大国更是吵得不可开交。WHO面对疫情的爆发显得手足无措，美国更是激烈抨击WHO，停止缴纳会费，并威胁永不缴纳。

                                 

【博览财经特稿】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已超过400万人，波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死亡人数近30万人，并且还处在以指数级增速爬坡阶段。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前召开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历时数月，目前仍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阶段。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专栏文章。基辛格指出，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笔者认同基辛格的判断，并认为，疫情过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将呈现如下十点走向。

走向一：疫情冲击可能堪比1929年全球“大萧条”，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4日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在遭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预计今年全球GDP将萎缩3%。IMF强调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报告补充道，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在下半年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将遭遇更大打击，今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6%。如果疫情持续至2021年，明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2.2%。

IMF预料全球经济遭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而且情形可能更糟糕，这场“大封锁”衰退将是接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并警告说，如果冠状病毒徘徊不去或者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的收缩幅度和复苏步伐将比预期的更糟。

中国学者郑永年教授也认为，三点原因致使本次疫情引发的危机可能甚于1929年“大萧条”：一是当前的高度全球化；二是危机当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难同当”，开展国际合作非常困难；三是缺乏有力的领导者。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慌引发的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是多重危机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爆发，是“并发症”，和2008年比较单一的“病症”有很大不同，也更加危险。

走向二：全球稳定的政治及经济合作两大基石可能被打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这次危机的形式非常特殊，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处在一种停滞状态。

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需要依靠两种基石，分别是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经济交流。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其破坏力之强，让全球面临“至暗时刻”，必将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之所以会下如此判断，是因为当下人们遭遇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几十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宏观环境已无托底力量。与应对金融危机时相比，此次国际合作的成效乏善可陈。中美两个大国更是吵得不可开交。WHO面对疫情的爆发显得手足无措，美国更是激烈抨击WHO，停止缴纳会费，并威胁永不缴纳。大国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让G20会议很难复制当年的高效与决断。国家之间各自为政，主权政府已开始逐步收回曾向国际机制让渡的权力。

所以，郑永年和IMF把当下形势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类比，并非是一种夸大。正如“霸权稳定论”提出者金德尔伯格所总结的，世界各国协调合作的缺失与政策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大萧条”难以控制的关键原因。现如今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的同时缺位，将不可避免地让人类社会遭遇近几十年来从未遇见的最大危机。

走向三：美国深陷疫情泥潭，复不起的工，防不住的疫，不排除后续疫情继续严重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民生人道危机、政治危机、严重骚乱暴乱一起到来的严重社会失控局面。

急于从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之中迅速复工复产，是美国经济决策者的艰难选择。早在疫情暴发初期的不作为、消极应对，已经为当下的美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埋下祸根。虽然美联储推出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国财政部推出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但美国当下的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防，防不住；抗，抗不起。美国经济社会已经被新冠病毒逼入几近无解的困局。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疫情下的美国经济形势研判如下：2001年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若特朗普在下半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将使美国陷入第二次“大萧条”。现在这里像个第三世界国家，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的失业率在疫情期间或将飙升至20%或30%。

2008年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美国在真正重启经济前，还需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最终损失数万亿美元的GDP。

2013年得主罗伯特•希勒：我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重回巅峰了。

走向四：疫情过后，因为难保世界第一的危机意识，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美国下届政府可能极大幅度加大挤压中国发展力度，战略性反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地缘政治竞争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

疫情危机会让美国自身产生强大的危机感，疫情一缓解地差不多，美国就会报复性回击，展现力量。美国的力量还很强大，要极其重视美国，不要轻视。美国及美国大公司拥有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美国在科技创新等很多方面仍然非常强大。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与中国沟通良好，但读他最近的文章，能够感到他对美国可能失去领导世界地位的深深忧虑，这种情绪在美国精英层是很普遍的。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经济领导力和防疫的科学领导力，借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但说实话，和当年的美国不一样，这两点美国现在都做不到了。

佐利克警告，中美陷入冲突的代价和危险不可估量。《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14日发表佐利克的文章称，今天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做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做的意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a parallel, separate system, with very different rules）。佐利克警告，美国需要提高警惕：发生误判和非预期后果的风险正在增加。中美两国陷入冲突——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

走向五：中美经贸及科技将加速“脱钩”。经济全球化可能大幅倒退，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产业链去中国化加剧。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原因一是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国家。二是美国和西方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的模式。三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太快。

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有三派，一是贸易鹰派，二是安全鹰派，三是人权鹰派。疫情期间，美国的强硬派会利用疫情推动与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脱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中国第一波疫情中推动制造业回流。即使在欧美国家发生第二波疫情大爆发之后，这些鹰派分子也不顾美国民众的利益，继续推动中美“脱钩”，打击华为等科技企业等。

就连纽约州州长都在记者会上抱怨口罩、呼吸机、防疫服甚至检测试剂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疫情让很多国家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成为美国推动中美“脱钩”的新借口。近日美国等国表示要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并出台各种鼓励政策，全球化有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态势。未来的世界经济有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供应链，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经济上反思全球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这次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从这个角度说，疫情是一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大事，因为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心态。换句话说，疫情之后人们的“活法”会变，国家的想法也会变。

走向六：疫情过后，美国可能深刻反思，凝聚全球联盟。

很多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只是暂时的特朗普，而不是美国，相比信任中国，一定是更信任同文化的美国。

疫情确实重创了美国，但美国不会就此衰落，美国如果经过反思，重视传统盟友，欧美会抱团。如果特朗普连任，他会选择反击，如果特朗普下台，美国全球政策可能会回归奥巴马时代，也将更加重视盟友，美国盟友的力量可能远超今天。

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这次抗疫的表现很糟糕。基辛格之前发表的文章认为，此次疫情将会重塑全球格局，希望美国能够借此机会深刻反思自己目前已经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来应对新的世界格局。不要小看美国，这个国家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复苏和调整能力不容忽视。如果拜登上台后，对盟友的凝聚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将值得高度关注。疫情之后，美国上下进行反思和战略调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走向七：全世界将一段时间处在一个“负时代”。

全世界可能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负时代”。第一个是负利率，第二个是负增长（经济增长），第三个是负作用，第四个是负能量。

什么是负作用？美国的领导力倒了，负作用正在蔓延。除“退群”以外，“美国优先”体现的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维，特朗普反复地自己也承认说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全世界现在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起一个负作用，并不是一个榜样。

什么是负能量？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种族主义抬头，将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政治上，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欧盟国家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大家又走向了自私。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走向八：新冠疫情中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暴跌或将永远改变石油行业。

高盛3月30日表示，由于低迷后拥有优质资产的公司越来越少，新冠疫情中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暴跌或将永远改变石油行业。华尔街银行警告称，尽管经历了上一次价格下滑及2015-2016年之后另一轮“精简、曲折”的行业整合，但经历这次价格暴跌的公司的资本支出将受到限制。高盛分析师在文章中写道：“大型石油公司将整合业内最好的资产，而去掉最坏的资产；当行业从这场低迷中崛起时，资产质量更高的公司将会减少，但资本约束仍然存在。”

走向九：中国对外贸易复苏遥遥无期不容乐观，对外开放难度将持续加大，“一带一路”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中的合作，将比以前更难推进。

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景颇为黯淡。哈佛大学一个疾病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表明，全世界民众到2022年底之前可能都需要间歇性地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交隔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中旬发布的预期，乐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会下降13%；悲观情境下，全年货物贸易降幅更是可能高达32%。IMF预测，如果疫情持续至2021年，明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2.2%。如此情况下，中国近两年面临的经济压力将比较大。随着“逆全球化”的持续，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打压加大，中国对外开放难度将持续加大，“一带一路”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中的合作，将比以前更难推进。

走向十：未来将取决于国际合作开展情况。

虽然目前看来困难重重，但我们能依靠的似乎也只有国际合作。当下的“美国优先”与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诚意领导国际合作。如同历史上美国对其他挑战者的打压一样，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其三分之二时，美国已经难以容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让中国承受国际宏观环境恶化的损失，其战略优先级已经超过领导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而目前的中国，还难于凝聚西方世界，也不具备独立担当国际治理领导者的能力。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的逻辑将超越经济的逻辑，成为影响全球宏观环境稳定与否的关键。（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彭胜玉）

                        

新冠疫情经济是“U型复苏” 而非非典经济的“V型反弹”                 
【研究员】：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全球经济是一片惨淡。而我们要意识到新冠带来的疫情经济和08年的金融危机或上世纪的大萧条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都属于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集中表现，属于慢性病的恶化。新冠带来经济衰退是急病，来得快，去得也会比较快。更重要的是，慢性病要治好需要很长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实际到今天还没有走出08年的金融危机，因底层的经济失衡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疫情经济的复苏主要取决于医疗上的突破：一旦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被创造出来，经济会很快复苏，甚至有猛烈的反弹。

                                 

【博览财经特稿】疫情经济不同于金融危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下滑6.8%，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与中国相对照，美国数据下滑4.8%。这个数据看似比中国温和一些，但其实不然。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受新冠影响只有三月份，头两个月基本是平安无事，因此这个数据实际上意味着三月份的经济下滑在15%以上（头两个月可能还有增长）。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几乎没有悬念会进一步下滑，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新冠疫情的损害威力。这种经济下滑的速度是百年一遇的，大大地超过08年的金融危机，仅次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的失业率数据也有类似的表现，在一个月之内从4%猛增到了14%，超过了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仅次于大萧条时期的25%超高失业率。

和美国的失业率飙升的惨痛状态相比，中国的失业率在第一季度只上升两个百分点。这种让人奇怪的结果很可能是中美劳工阶层构成的差异：新冠来临，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可以回家远程办公，最先失业的大都是服务行业或制造业第一线的蓝领工人或服务员。美国百分之九十几的城市化率，失业了就只能待到城市的家中领救济金。而中国的绝大多数蓝领来自农村，春节都回了家乡，城市里没有了工作就干脆暂时不出来了，所以就统计不到失业数据里面去。

毫无疑问，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全球经济是一片惨淡。而我们要意识到新冠带来的疫情经济和08年的金融危机或上世纪的大萧条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都属于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集中表现，属于慢性病的恶化。新冠带来经济衰退是急病，来得快，去得也会比较快。更重要的是，慢性病要治好需要很长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实际到今天还没有走出08年的金融危机，因底层的经济失衡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疫情经济的复苏主要取决于医疗上的突破：一旦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被创造出来，经济会很快复苏，甚至有猛烈的反弹。人们最近非常担心的，是新冠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架构的深远影响，比如产业链转移、中美关系恶化、全球治理重构、等等，实际深层的原因和新冠都没有关系。新冠起到的作用只是加速了世界已经开始的一些变化，因此是催化剂，而不是直接的动因。

为什么新冠会引起如此惨烈的经济衰退？

到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内，新冠感染人数略超三百万，死亡人数略超二十万，是非常严重的疫情。但和全球每年五千多万的死亡人数相比，新冠带来的生命损失目前只是一个零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新冠会引起全球经济如此猛烈的衰退？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是在所有国家牺牲经济、积极抗疫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没有这些强有力的抗疫政策，世界所有的医疗体系都可能已经瘫痪，感染人数可以是十亿级以上，而死亡人数可以是千万级。所以，新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传染病，是一百年来唯一可以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相比的流行病。而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在五千万左右。

因为目前还没有疫苗或特效药，应对新冠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社交距离”来控制疫情。像中国一月的封城、封省的这种做法也属于社会隔离，只是比较极端，把保持社交距离做到了极致。但全社会的隔离必然带来经济的停摆。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需要人或机器的持续工作来产生，一旦人无法去工作了，需要人工作的那部分经济活动自然就停止了，因此经济就一定下滑。这是疫情的供给效应。所有的行业都受到供给效应的影响，但需要人和人近距离接触的行业，比如餐饮、零售、交通、住宿等，则影响更为剧烈。要解决新冠的供给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对疫情产生有效的控制。

疫情对经济带来的第二个打击来自于产业链的全球性分布。一、二月时，中国的疫情在全球最重，其它国家影响都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济不会受新冠的影响。如日本和韩国的车企就不得不停工，因中国的零配件供应商都停工了。同时，东南亚供应中国的上游企业也得停工因没有中国的订单。到三、四月，中国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中国企业因此得以复工，但美国和欧洲的疫情却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采取和中国类似的紧急措施。这样，中国的企业就仍无法开始全负荷工作，因为虽然有了产能，但订单却消失了。所以，一个企业要想真正恢复疫情前的生产，就必须等到整个产业链从顶头到末尾都完全逃离新冠的阴影才可能。

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把产业链从中国转到其他国家实际上并不能解决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即使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出口企业被分散到了东南亚各国，西方目前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缓解。事实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产业链的两端有更多的部分在中国，由于中国全国性的统一抗疫成功，实际这个产业目前更容易复工复产。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产业的“完全安全”，只有完全地去全球化。但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大到几乎无法估算，尤其对中小型国家而言。

疫情对经济带来的第三个打击来自于需求端。为了抗击疫情，消费者一旦居家隔离，会突然发现很多的日常性消费实际都是非必需品。最早取消的是旅游，这样就去掉了对交通、住宿的需求；再次就是餐饮，隔离时人人都变成了厨师；既然不用去上班、聚会，很多人发现化妆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头发也不用勤洗。实际上除饮食、住宿，其它大部分消费都可以暂停。这种对终端消费的重大打击，随后会顺着产业链再传导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消费者不旅游了，就没人坐飞机；航空公司没有收入，就不会订购新的飞机；波音和空客因为没有订单就不会采购配件；最后上游的中小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关门。一旦疫情引起大规模的失业和降薪，经济的整体需求又会受财富效应的影响：因为收入降低了，所有的消费者对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都会降低，以至于没有任何企业能逃过新冠病毒的影响。

此外，新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反应到资本市场就是大规模的资产价格下挫。由于企业和投资者都或多或少动用了财务杠杆，股权价格的下跌又会导致信用评级下降和融资困难。当下行的风险足以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时，所有的投资人都只想要现金，而会抛售所有哪怕有丝毫风险的有价证券。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就彻底失去流动性，而即使优秀的企业，如果完全失去从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也无论如何是扛不过去的。这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负反馈。这种反馈机制一旦形成，实体的问题又再反应到资本市场上便是价格进一步下跌，价格进一步下跌再导致实体受进一步的重创。以此类推，反反复复，如果控制不当，一个流行病就会导致一次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大萧条。

新冠疫情不同于非典

自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后，世界经济都没有再真正受到过流行疾病的重大影响。最近十年的赛卡、埃博拉在全球的整体经济影响百亿美金左右。08、09年的H5N1和H1N1影响更大一些，但也只有三、四百亿美金。中国更直接受影响的是03年的非典。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现在要小得多，非典在全球的整体影响也只有四、五百亿美金。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03年的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由于疫情影响缩水4%左右，但到第三季度就完全复苏了，是典型的V字型反弹。

新冠比非典的影响大这么多，这是病毒的特性决定的：虽然新冠的死亡率远比非典低，但是新冠的传染性却是极大地超过非典，甚至超过一般的流感。非典的重灾区主要在中国，并集中在北京市和广东省，而新冠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瘟疫。03年中国控制住非典疫情后，全球疫情就基本消失，而且到了秋冬也没有任何的反弹。所以非典疫苗还没等诞生就都夭折了——因为已经没有发明或制造的必要。从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发展到今天，从全球角度看，疫情还完全没有被控制住，而是愈演愈烈。疫情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得到一定控制，而更让人担心的是非洲、南美、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区。

经济要想真正复苏，需要产业链从顶端到末尾都走出新冠的阴影。任何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所以，由于新冠的发展是全球性、有延时地依次发展，全球经济要想把新冠的负面影响集中到一个季度是完全没有可能，不可能是像非典时期一样V字形反弹。由此可见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字形的。所以，如何把U字压缩到最扁，让它更接近V字形是管理经济的要点。

如何压扁U字型复苏？

新冠带来的经济衰退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原因。如果没有对疫情的基本控制，任其自然发展，任何重启经济的举动都是徒劳的。当对疫情有了基本的控制后， 疫情有零星的展现，但没有大规模的泛滥，供给侧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对于农业和工业来说，在生产的过程中人和人的距离是可以保证到一个安全的地步的。新加坡最近的疫情第二次上升并非是因为在工作场所的感染，而是因为移民劳工特别拥挤的居住条件。服务业会难一些，因为人口更加复杂、密集。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小心，通过测试和流程也是可以恢复大多数正常的供给。

更难的是需求侧，其中最核心的是解除老百姓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解除恐惧的核心又是彻底控制疫情的发展。新冠已经在全球如此大面积地扩散，要想把它完全消灭已然是没有多大可能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控制它。目前看，有效疫苗是最根本的控制方法。但由于疫苗的开发有它内在的逻辑和流程，估计最快也得再等一年以上，但最慢两年应该也可以了。所以，有理由相信，一年或一年半以后，由于有效疫苗的诞生，全球经济大概率会届时复苏。

在疫苗诞生前，我们也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只是时间和经济成本会更高一些。目前看，测试、隔离、取消大型社会活动被证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方法。其中，测试的性价比远远大于其他控制疫情的方法。引入大规模测试，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疫情监控系统，就可以对疫情有很好的控制。要强调的是，政府建立这套系统的速度越快，经济就能越快恢复，U字形的底部就会越短，而更像V字形。

在建立这套体系的同时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对经济来说是像狂风暴雨一样的急症，许多产业中的企业都可能熬不过这场风暴的清洗而轰然倒下。对在正常市场情况下都无法生存的企业来说，在新冠疫情中倒下实际也是合情合理，虽然对企业的内部人是个损失，但对社会来说可能还有新陈代谢的好处。但如果优秀的企业也成了牺牲品，损失的产能就是社会巨大的经济浪费。试想，疫情过后，如果企业没了，即使有强劲的需求，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因此经济的恢复就会很慢。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政府的救市计划一定要到位。货币供应应该充足，疫情前有融资能力的企业不应该因为疫情而失去融资能力。政府也可以大规模举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甚至直接的财务补贴。有人说，增大货币供给和大规模举债不是会带来高通胀吗？有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疫情经济长期的影响主要在需求不足，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通缩现象而不是通胀。其次，在应对这种百年一遇的大疫情、经济大萧条时，如果把一个百分之五、六的通胀率但避免经济大衰退的选项，和一个百分之五、六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大幅通缩的选项做比较，我想，大部分的社会都会选择前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实际是股东和公司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好，政府的税收就多；企业经营不好，政府的税收就少；企业死了，税收就消失了。政府通过对企业的税收实际上和公司建立了与股东和企业非常类似的经济关系（政府就像优先股的投资者）。那么，如果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过不去就会死掉，做为公司的股东不但不应该要求正常的分红（税收），而是应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想方设法让公司活下来。因为只有公司活下来了，政府和社会做为企业的“股东”，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中国政府在这次应对新冠的过程中态度相对谨慎，力度有限。可能的原因是08年四万亿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些用力过猛，因而造成了多年难以消化的产能过剩。所以很多人担心这次会重蹈覆辙。这种担心实际是有偏差的。次贷危机是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集中表现，而且发源地在美国，中国只是受到感染。中国的超大规模救市行为为世界提供了紧缺需求，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但并不能根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此次不同，因为新冠疫情是一个实打实的短暂性冲击，而且来势比次贷危机更猛更烈，在产能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渡过难关绝对是第一要务。

百年一遇的疫情对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知道，疫情过后就是春天，一两年内经济就会重新恢复增长。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渡过这个漫长的冬天，能否活下来。要活下来，企业在战略层面就必须保持理性，甚至保守。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在疫情当中寻找逆势的扩张和增长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能活下来的企业，在疫情过后，面对的将是比疫情前好很多的竞争格局，因为相对较弱或者冒进的企业都会消失，而相对需求，产能由过剩会转变成不足。其次，对某些行业，如汽车、地产、家电等，疫情的影响不是消灭了需求，而是把需求推迟到了疫情以后。所以，一旦疫情消失，这些行业的增长很可能是集中爆发式的。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的打击极其重大，是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分散分布及疫情的逐步扩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疫情经济中独善其身。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得等到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是中国和西方的主要经济体，都能全面地控制疫情。所以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型的，而不可能和非典经济一样，是个非常尖锐的V型反弹。为了这个压扁U字形，政府需要尽其所能，保护所有应该保护的产能。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08年金融危机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不应该因为上一次的用力过猛而在这次对经济衰退的反应上缩手缩脚。对于企业来讲，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防守而不是扩张。应该把活下来作为最基本的目标。（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劲）

                        

财政赤字化话题引争议 中国要不要赤字货币化                 
【研究员】：wh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根据IMF最新预测，在二季度疫情能够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为-3%，为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更将下滑至-6.1%。在巨大的经济衰退压力下，各国普遍性采取财政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更是纷纷寻求央行直接购买主权债等类赤字货币化的方式：IMF统计的35个发达国家中，34个放松财政政策（去年为21个），所统计的40个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中，36个放松财政（去年为24个）、只有3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去年为11个）。

                                 

【博览财经特稿】近期，关于财政赤字化话题，引发不少争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一下子激起关于中国是否应当推行“赤字货币化”的热烈讨论。适逢今年全国两会将召开，一揽子宏观政策行将落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自然成为关注重点。

我们认为，新冠疫情冲击下，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举固然重要，但对非常之举的中长期影响也要做合理评估。当前，中国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改革空间，常规货币政策仍然有效，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仍有提高空间，因此，更好地评估、珍惜、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应是首要考量，尚无需、也不宜采取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至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多少出于无奈匆忙祭出的赤字货币化举措，中国大可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静观其变、适时评估、动态应对。

赤字货币化的讨论背景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根据IMF最新预测，在二季度疫情能够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为-3%，为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更将下滑至-6.1%。在巨大的经济衰退压力下，各国普遍性采取财政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更是纷纷寻求央行直接购买主权债等类赤字货币化的方式：IMF统计的35个发达国家中，34个放松财政政策（去年为21个），所统计的40个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中，36个放松财政（去年为24个）、只有3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去年为11个）。根据IMF预测，2020年发达国家的一般财政结构性余额将从2019年的-3%上升到-10.7%，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将从2019年的105.2上升至122.4%。发达经济体央行亦纷纷扩大资产购买，根据惠誉数据，这四大央行今年将购买价值60亿美元的资产，是2013年高点的三倍。截至今年4月，美欧日三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比2月时扩大了25%。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债，本质上就是赤字货币化。

新冠疫情猝然而至，使中国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刺激力度成为必须，这才使得比照海外，“大胆假设”，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开始发酵。中国拥有比较充足的财政政策空间：2019年，中国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4.4%，低于印度（71.9%）、巴西（89.5%）、美国（109%）等赤字扩张更快的国家，远低于日本（237.4%）、意大利（134.8%）等重债国。而且，中国99%的政府债务是内债，不存在财政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但2015年以来，中国财政扩张速度位居全球前列：一般财政结构性余额从2014年的-0.5%快速扩大至2019年的-6.4%，远高于2009年的-1.8%，由此导致政府债务存量迅速扩张。2020年，IMF预测的中国一般财政结构性余额将从2019年的-6.4%升至-11.2%，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从54.4%攀升至64.9%。

赤字货币化的三个问题

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涉及三个问题：如何偿债、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如何稳定金融市场预期。

1、中国名义GDP增速远高于长期国债利率，有条件随着时间推移在增长中降低政府债务率。

理论上，一国在大幅扩张政府债务之后，只能通过三条路径去偿债：提高税收、债务违约、在增长中降低债务率。增税往往面临政治逆风，债务违约容易导致动荡，第三条路径最受欢迎、也最能将债务“消弭于无形”。而要实现在增长中化债，一个潜在要求就是名义GDP增长率要高于长期国债利率，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就会相对于GDP缩水。发达国家实行赤字货币化，除了央行直接为赤字融资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并稳定国债利率。日本央行目前正在采用的国债收益率控制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得以满足名义GDP增长率高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要求，中国更是如此（图1）。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际，IMF预测中国今年仍能录得1.2%的正增长，正是对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的肯定评估。

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国债利率明显下移。这接近目前实行赤字货币化国家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土耳其、印尼、巴西和欧洲重债国国债利率上升的情况（图2）。这说明中国政府主权信用良好，国内有足够国债购买意愿，而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对外开放，人民币资产相对其他资产的相对收益率优势，也在吸引外国投资者加速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私人和海外部门的充足购买力和购买意愿，令中国政府即使在更大量级上增加赤字增发国债，也没有必要推行赤字货币化，引入央行来购买国债。

2、财政政策更能解决结构问题，但积极财政政策（更不用说极致形式的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是，财政资金使用要有效。

首先，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仍是有效的。支持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糟糕的情形是陷入流动性陷阱，资金沉积在金融体系徒增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而居民和企业仍然不愿或不能增加消费和投资。这恰恰是目前实行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所遇到的棘手问题。此时，依靠财政政策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会不仅效果更好，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而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货币宽松的效果显著，4月M2和社融增速分别达到11.1%和12%，明显突破了2019年的较低平台，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可见，借助于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降低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工具，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仍是有效的。

其次，要考虑推行赤字货币化，首先需要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有效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4月财政监控报告中的估算，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回报率开始显著低于债务成本率，2017年二者差距超过2个百分点（图3）。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不是赤字不能货币化，而是看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化必须以货币政策目标为限才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财政政策要有效率才不会伤害经济。经济危机时期财政赤字的比率不是不可扩大，此时要在挽救经济与财政纪律中做权衡”。这不啻一个正本清源、一针见血的评论。

3、本次疫情危机中，中国金融市场表现相对稳健，无需以超常规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

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几近枯竭，于是类似无限量量化宽松的激进措施频频出台，没有最多只有更多的财政纾困举措也相继祭出。这些加码的逆周期调控政策，除了避免经济衰退演变为经济大萧条之外，另一重要目的就是稳定和引导金融市场的预期，稳定和夯实极其脆弱、极端波动的金融市场。毕竟，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国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3月下旬，美元流动性危机遽然爆发，资产被无差别抛售，市场卷入腥风血雨，就给各国政府上了生动的一课。目前，除了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大举推出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之外，智利、哥伦比亚、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也纷纷酝酿或开始购债，其中都有很大一部分考量是释放积极信号以稳定金融市场。而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一直较小，并不存在稳市救市的问题。

赤字货币化的两个约束

反对推行赤字货币化的理由，最强有力的有两个：严重通胀和容易上瘾。

中国的核心通胀虽然不高，但结构性风险仍然不可小觑。赤字货币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严重通胀，一旦发生，一国就会陷入是急剧加息抑制通胀从而伤害经济，还是容忍畸高通胀从而滋生经济社会动荡的两难境地。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近年来通货膨胀似乎成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欧美日通胀水平一直运行在其目标通胀之下，因而赤字货币化的即期阻力减弱很多。不过，近期随着疫情发展，关于发达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高通胀的讨论和担忧也在增多。中国的CPI明显高于核心CPI，尤其去年以来猪价飞速上涨，推高通胀。

对此，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剔除猪都是通缩”是个伪命题。“民以食为天”，去年中国猪价高涨，对市场预期的扰动、对其它肉类和生活成本的间接推动，都不容忽视。二是，中国的CPI统计对房价和服务价格的反映是不充足的。2012年以来，中国36个城市的普通病房床位费上涨50%，物业费上涨30%，一线城市房价上涨1倍；而同期，CPI的医疗服务分项仅上涨27%，居住分项仅上涨15%。因此，中国存在结构性通胀压力，控制和稳定通胀仍是宏观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并非像西方发达经济体那样一“胀”难求，从而可以短期内危机下有意无意地选择无视。

赤字货币化的另一问题是容易上瘾。赤字货币化是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颠覆，放弃容易，复得弥坚。《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代理国务院财政部门向各金融机构组织发行、兑付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正是为了杜绝赤字货币化，推行稳健的财政纪律。

新冠疫情创伤之深之广之持久远超预期，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举渐成共识。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为避免政策反应不足的风险，宁愿承担政策反应过度的风险（比如金融市场的宽松依赖症、相关经济主体过度的“搭便车”行为，以及未来政策退出的难题等），渐成应对危机的政策主基调。因此，在常规货币政策空间濒临极限的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开始在争议中流行，而作为其最主要政策诉求的赤字货币化也在或显或隐地被采纳实施（该理论认为央行在一级市场购买主权债更明显，二级市场购买主权债更隐晦）。

但对中国而言，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改革空间（包括旨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透明和有效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尚有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因此，“非常之举”的内涵应该是，更好地评估、珍惜、用好中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至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上的“花样翻新”，赤字货币化的滥觞之举，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终极的“压力测试”，让中国搞清在极端情境下，不同的宏观政策组合效力究竟如何。这其实是一个“干中学”的机会，只不过让西方发达经济体先“干”，中国有理有据有节制地去“学”！

央行人士狠怼财政部人士“赤字货币化”观点

“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

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

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来源：FT中文网 金融时报 作者：钟正生、张璐、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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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制度到了改革时 一刀切取消恐并不现实                 
【研究员】：WH
公积金不仅覆盖范围广，而且使用效率并不低。数据显示，公积金制度建立20多年来，累计发放了个人住房贷款3334.82万笔，提取总额为8.8万亿元。2018年，公积金实缴人数达到1.44亿人，当年提取人数为5195.58万人，占比35.99%。这意味着，仅2018年一年，就有5000多万人利用到了公积金，超过总缴存人数的1/3。而20多年来，整体提取总额更是高达8.8万亿，相当于目前房贷余额的1/3。

                                 

【博览财经特稿】要不要取消公积金？这是2020年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前不久，包括黄奇帆、楼继伟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接连吹风建议“取消公积金”。

近日，中央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份重磅文件对房地产有三个定调，其中就包括“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一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二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三是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不难看出，房地产税的表述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核心在于“稳妥推进”；而公积金的表述则是“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核心在于“改革”。这意味着，公积金制度终于到了改革之时。而改革的说法，是否意味着不会轻易一刀切取消公积金？

黄奇帆为何建议取消公积金？

在黄奇帆看来：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学习自新加坡而来。而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 12% 的成本。

取消公积金，为企业减负，这一说法一经爆出就引发千层浪。毕竟，公积金不只是职工福利，还拥有享受公积金贷款低利率福利、合理避税、增加实际收入等一系列潜在利好。

更关键的是，在劳资关系不对等的大背景下，取消公积金，相当于挪用职工利益以为企业所用，企业负担倒是减轻了，但职工利益何处弥补？

显然，企业不会将降低的成本，拿来给员工涨工资的——这种担心有着强劲的现实基础。

对此，黄奇帆再次撰文表示：可将住房公积金转为企业年金。公积金被取消后，原来企业给员工缴纳的6%公积金将转变成企业年金，剩余6%是职工个人自愿缴纳，不做强制要求。

而年金不同于公积金。公积金纵然存在各种问题，但至少可以提取、可以用于偿还贷款、可以申请最优贷款利率乃至可以用于大病医疗。年金类似于养老金，不到退休很难拿到，这笔资金对于职工来说，仍旧是一笔长期沉淀资金。显然，取消并不可取，改革或是可行方向。

公积金一刀切取消恐并不现实

公积金纵然有诸多问题，但已经深入扎根于经济生活，一刀切取消恐怕并不现实。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145899.77亿元，提取总额87964.89亿元。2018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291.59万个，实缴职工14436.41万人。

不难看出，公积金覆盖面已经高达1.44亿人，而缴存总额则高达14.5万亿。其中，缴存人数最多的是广东，超过1900万职工纳入公积金系统。

公积金不仅覆盖范围广，而且使用效率并不低。数据显示，公积金制度建立20多年来，累计发放了个人住房贷款3334.82万笔，提取总额为8.8万亿元。2018年，公积金实缴人数达到1.44亿人，当年提取人数为5195.58万人，占比35.99%。

这意味着，仅2018年一年，就有5000多万人利用到了公积金，超过总缴存人数的1/3。而20多年来，整体提取总额更是高达8.8万亿，相当于目前房贷余额的1/3。

要说公积金缺乏普惠性，并不真实。这几年，各大城市频频爆出公积金额度紧张的消息，背后的原因正在于公积金贷款使用频率相当之高，毕竟贷款利率不是一般的低。

从2015年至今，公积金贷款利率一直维持在3.25%的水平，而2020年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5.5%，苏州、无锡、南宁、合肥等个别城市在6%左右。即便经过几轮LPR降息，但在加点模式之下，房贷实际利率仍然在5.3%以上，比公积金利率高出2个点以上。同样100万30年期的贷款，公积金贷款比商业贷款每年少交至少2万元利息。

因此，在没有替代性制度之前，贸然取消公积金，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公积金制度不是没有问题

长期以来，公积金就饱受“鸡肋”和“劫贫济富”的双重质疑，这也成了取消公积金的最大支持依据。

之所以说鸡肋，是因为公积金强制缴存。如果不买房，能提取的额度十分有限，大量的资金沉淀在账户里，任其贬值，同时还面临被地方政府挪用的风险。

即使买房，在暴涨的房价面前，公积金贷款额度越发捉襟见肘。北京上海公积金贷款上限都是120万元，而这两地一套房子动辄六七百万，120万的公积金贷款，可谓杯水车薪。

之所以说是“劫贫济富”，是因为很多人无缘使用公积金。在过去，部分单位公积金动辄20%以上，而中小企业仅有5%深圳0缴存，这就让某些单位获得了灰色福利。同时，在不断上涨的房价面前，大多数人无力买房，根本就无从使用公积金贷款。即使上好的政策福利放在面前，也很难享受。

不过，这一局面正在被扭转：一、各地公积金都已设置上限，一般不得超过12%，总基数不得超过2.8万元，这就杜绝了个别机构将公积金作为变相福利的可能。

二、公积金使用范围一改过去的局限，使用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不只是买房提取，装修、租房同样可以提取，大病也可提取。

三、公积金贷款异地互认互贷已经迈出破冰之旅。

成都重庆正在推进公积金互认互贷，广州则表示，在佛山、清远、中山、东莞、惠州、韶关等地买房可提取广州的住房公积金。

增加公积金扩大提取范围更务实

公积金到底该怎么改革，这一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年之久。一边是形同鸡肋、劫贫济富、资金沉淀的老问题，另一边是增加实际收入、政策贷款福利、合理避税的现实好处，这两者到底该如何权衡？

讨论任何政策，都必须立足现实，不能做理论上的空谈。公积金存在的弊端不可计数，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现实经济和生活中的影响无处不在，任何政策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普通人。

就理论而言，取消公积金，取而代之以国家住房银行，无疑是更好的选项。国家住房银行，类似于美国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

当然，“两房”曾经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即便是住房政策银行，也要规范其权限。

回到现实。必须承认，打造国家住房银行并不容易，增加公积金透明度，扩大提取范围，无疑更加务实。

无论是租房还是购房抑或装修，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甚至对于没有购房能力的缴存者，只要有需求，都应该赋予定期提取公积金的资格。同时，可考虑打通住房公积金与医疗保障基金、养老基金之间的通道，赋予职工个人更大的自由支配权。

必须重申的一点是，公积金的钱，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企业的，而是员工个人的，个体理应享有最终的支配权。

无论如何，一刀切取消住房公积金、没有任何补偿性前提之下的取消公积金，尤其是单纯基于为企业减负的理由取消公积金，都是不可取的。（来源：国民经略 作者：凯风君）

                                 
                                           形势分析
                 



楼市回暖速度超预期 市场热销含金量与持久性几成？                 
【研究员】：wh
2019年，全国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创下历史新高，千亿房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少中小房企都踌躇满志。但疫情突发成为2020年全球经济的黑天鹅，房地产当然也未能幸免。形势所迫，自救成为房企唯一出路。自2月以来，各大头部房企纷纷使出“杀手锏”。恒大率先出战，推出一波“全民买房”营销，声势浩大，频上热搜。甭管买不买房，老百姓都知道恒大在做卖房优惠活动，噱头赚得足足的。

                                 

【博览财经特稿】春去夏来，随着复工复产节奏加快，全国范围在五一节迎来一波特征明显的楼市“回春”。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18个城市“五一”期间二手房日度成交量同比增长60%左右。其中，北京市因学区房政策和疫情防控等级下调加速了置业需求进一步释放，市场升温较明显，同比增幅更是超过100%。房地产行业正在快速重启中，重点城市如深圳、杭州、北京等地甚至出现了过热现象。

在疫情还未完全消退时，楼市回暖的速度超出市场预期。据相关机构统计，一线城市房价较快恢复，二三四线城市房价均较为平稳。一线城市近3个月房价累计上涨1.47%，涨速稳中略高。近3个月二线城市房价累计上涨0.59%，三线城市房价累计上涨0.75%，四线城市房价累计上涨0.28%。

面对楼市迟到暖意，市场上也出现很多质疑行情的声音，城市分化严重，局部火热之下，市场热销含金量与持久性有几成？

小阳春冷热难均 杭州表现出色

2019年，全国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创下历史新高，千亿房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少中小房企都踌躇满志。但疫情突发成为2020年全球经济的黑天鹅，房地产当然也未能幸免。

形势所迫，自救成为房企唯一出路。自2月以来，各大头部房企纷纷使出“杀手锏”。恒大率先出战，推出一波“全民买房”营销，声势浩大，频上热搜。甭管买不买房，老百姓都知道恒大在做卖房优惠活动，噱头赚得足足的。

近期，碧桂园也推出新玩法，邀请到国内主持人汪涵、大张伟在抖音进行了一次直播购房活动，并一次性推出1.7万套房源供直播活动销售。

在强热的营销推广攻势之下，恒大斩获不错的销售业绩。日前，恒大发布的销售简报显示，4月单月实现销售额652.1亿元，同比增长11.6%；销售面积71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5%；销售回款646.5亿元，同比增长70.8%。这样的数据，在这样形势之下，估计当下没有几个房企能交得出来。

克而瑞也发布2020年4月统计数据，Top100房企单月实现全口径销售金额9002.3亿元，较3月环比上升17.2%，与去年4月同比基本持平。

也就是说，被突发卫生事件影响的房地产行业正在加班加点的恢复中。而碧桂园、恒大这样的头部房企，已经摆脱影响，并且逐渐转向“正收益”。

显然，管制放松，疫情之下房企大手笔“花式玩法”，叠加之前被抑制的需求，在五一这个重要节点，使市场显现出令人乐见的活跃情势。

而官方数据也在佐证类似的市场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三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均价出现上涨，其中一线城市新房上涨0.03%，而二手房则大涨0.38%。

相对一线城市上涨分化，二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就显得更加平衡平稳。据统计，国内二线城市一手房上涨0.15%，二手房上涨0.12%，其中，杭州市在二线城市中更是以新房环比上涨1.3%，坐实了二线城市新房涨幅第一名的位置。

虽说3月成交上涨只是疫情刚刚结束后的集中释放，那么4月的继续放量，就可以说是行情开始出现一些小幅升温。

据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4月，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转暖，成交量环比增长37%，同比跌幅进一步收窄至10%。24个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量环比也近乎全线回升，同比跌幅大幅收窄至4%。显然，升温是坐实了。

小黄是一名在杭州打拼4年多的年轻人，目前工资约9千多元，为了以后能留在杭州真正扎根，小黄也趁“五一”假期买下自己的第一套房。

了解发现，杭州楼市在“五一”假期也很火爆热闹。小黄看了杭州多个区域的楼盘，萧山区较好的新盘已达到2.7万元/平方米，由于价格超出小黄预算，最终选择一个离杭州中心较远的富阳区新盘。

在中介带看下，小黄看中杭州富阳区的两套房源，但就在与家人商量纠结过程中，这两套被看好的房源很快就被别的买家相中买下。浸染这种浓厚的市场氛围下，一直在纠结中的小黄也迅速定下一套房源，虽然该房楼层较差，但相对权衡之下，这也是小黄的最优选项。

这套位于杭州富阳区的中铁项目，房源价格约在2万元/平方米，如果以30年的贷款计算，每月需还8000元房贷，这让工薪阶层的小黄压力巨大。小黄表示，自己是刚性需求——这是最终下手的决定性原因，再加上近几年杭州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后，有大量年轻人回流涌入，他自己有对未来房价会持续上涨的担心。迟早要买，索性早买更合适。在多重要素或助力或压力综合效用之下，小黄最终购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有专家分析表示，市场虽然在反弹，但根基还不牢固。购房者还是要谨慎决策，避免被市场情绪感染而仓促上车。

相关成交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楼市最热的城市为北京、深圳。其中，一线城市上海、广州成交都是同比下滑；二线城市南京、杭州成交增幅比较大，但苏州、成都的成交同比跌幅较明显，苏州录得20%以上跌幅，成都由显现70%以上跌幅；三四线城市成交量同比在30%以上跌幅。

事实上，从全国通盘看，城市分化还是较严重。其中武汉、大连新房成交呈现同环比双双下滑局面。武汉市作为疫情重灾区，虽然已经“解禁”，但市场对这个城市价值的兑现仍需要很长时间消化。今年五一假期，武汉新房成交下降6.6%，大连今年的楼市略显疲态，五一假期也不例外，成交同比去年假期下降63.6%。

针对预期，市场有共识是，2020年市场行情和2019年没有太大区别，甚至整体看涨能力小于2019。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一线城市目前属于价格底部，由于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所以增长性会更强一些。

专家预计，二线城市虽然出现小阳春，但居民整体购买力趋弱，在5月后或持续衰退，房价起伏不大。目前，二线城市市场目前分化严重，像青岛、成都、长沙这种已在去年回调或房价还处于合理状态下城市，需求释放较强，房价会有一定增长。

北京楼市异动，政策扎堆

“成交太快了，太快了！”5月5日是“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北京市西城区某中介在向询价客户推送成交报告时写了这么一句话。

在五一假期，北京销售市场也异常火爆。数据显示，北京五一期间前四天的成交套数统计，新房网签成交666套，二手房网签成交139套，共计签约805套，比2019年同期的376套，涨幅达到114％。

房企打折，多方促销，让疫情期间无法消化的需求得到释放。同样的热度表现，也出现在北京的二手房交易市场中。五一假期，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暴增100%。二手房市场恢复，有政策因素作用，也有积压需求的爆发。此前受疫情影响，二手房市场基本处于“停摆”状态，1-2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降超5成。

贝壳研究院此前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约1.2万套，同比下降27.4%，2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约3477套，环比下降59.4%，同比下降42.9%。此外，受新疫情影响，二手中介机构暂停对外营业，客户看房热情减弱，整个市场几乎陷入成交冰冻期。

随着疫情减退，线下带看的恢复、需求延迟释放外，还有比较重要的原因在4月30日晚，北京学区房新政出台，西城多校划片使部分家长为了孩子教育问题，加快入市，使五一期间西城交易量同比和环比增长均超过100%，尤其是金融街和德胜片区。

因为自西城下发学区房新政后，很多家长五一期间抢购西城学区房，抢先在7月30日之前落户。显然，西城区的政策为部分家长留下窗口期，在7月30日前，按照正常二手房交易来说，两个月的时间已很宽裕。预期内西城区热点学区房在政策实施之前肯定还会继续上涨。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西城区是北京最后一个未实行多校划片的优质教育资源区域。2019年北京海淀、东城等多个区域已经落地义务教育入学多校划片政策。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在执行多校划片半年后，海淀房价下跌11%，东城房价下跌7%。

专家也预测，通过政策调整，在政策实施后，西城区的学区房也会将会面临降温的态势。

对此次楼市成交量增长，中介人员表示，成交量的大涨，与马上就要召开“两会”有关。按经验，每年“两会”后房地产价格都往上走，现在又有疫情，国家也在出台很多政策刺激经济，房地产多类产业都有涉及，贷款利率现在也低得很，都是原因。在4月已经成交6套二手房5套新房，相信5月成交量肯定会增加，自己业绩也会随之有改善。

不过，北京“五一楼市热”也在预料中，除整体环境利好因素之外，土地的火热传导到新房市场。疫情期间，北京拍出多宗高楼面价优质地块，1月20日，海淀区拍出两宗楼面价超7万元/平方米的地块；2月海淀区又成交2宗高价地，溢价率分别为26.22%、25.95%。4月底，北京拍出2宗五环内西红门限价地块，限价6.44万元/平方米，比周边二手房均价约高1万元/平方米。

未来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北京楼市需求将得到释放，疫情前被积压的购房需求将更加坚定，加之政策在供应端利好频频，各界普遍看好后市。

面对全国楼市还在努力复苏、回暖，此次全面热销似乎也不能以偏概全。但种种迹象表明优质区域楼市有按捺不住的苗头，但房价又不可能过快上涨，深圳已有前车之鉴。另外，不同能级城市、城市不同区域，甚至同城市不同楼盘的分化都在越来越明显。所以，热销也好，滞销也罢，在今后必然是同时存在的。（来源：地产杂志（ID：dichanzazhi） 作者：许鑫）

                        

房地产税再入中央权威文件 真正落地不会那么快                 
【研究员】：wh
早在2013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就已出现在权威文件。2017年，“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成为热门话题，2018年和2019年两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次再次现身权威文件。事实上，房地产税开征，早已万事俱备。房地产税要想顺利开征，必须满足不动产统一登记、70年产权续期、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等前提。如今这些举措都已陆续落地，房地产税开征只剩时间问题。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中央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及：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这是继2018年和201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房地产税再次进入中央权威文件。这意味着，立法是大势所趋，房地产税一定会来。但“稳妥推进”四字，说明落地恐怕不会那么快。那么，房地产税何时会到来？

房地产税开征早已万事俱备

房地产税，一直都是热门话题。早在2013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就已出现在权威文件。2017年，“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成为热门话题，2018年和2019年两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次再次现身权威文件。

事实上，房地产税开征，早已万事俱备。房地产税要想顺利开征，必须满足不动产统一登记、70年产权续期、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等前提。如今这些举措都已陆续落地，房地产税开征只剩时间问题。

技术不是问题，推进路径也早已明晰。早在几年前，有关负责人就明确表示：房地产税立法，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12字原则进行推进。

立法先行，说的是房地产税必须历经草案起草、征求意见、人大立法、审议通过、落地执行等法定程序，不会突然袭击，不会贸然开征，必定给社会留足缓冲空间。而充分授权和分步推进，则意味着房地产税可能不会全国一盘棋，也不会一刀切全部征收，可能会拿部分一二线热门城市进行试点。

前不久，深圳因房价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当地有关部门就曾明确表示或将“考虑房地产税”：对于房价上涨，深圳准备了很多手段。比如在交易环节，对高价房采取少杠杆、高利率、高税收等手段，与普通住房差别化；在持有环节，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考虑房地产税的问题。

可以说，社会共识有之，技术储备有之，立法原则有之，地方需要也有之……万事俱备，房地产税为何没能迅速落地？

房地产税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房地产税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否开征房地产税，不仅是技术问题，也不只是立法问题，而是关乎一系列的利益博弈，关乎房地产长远发展的大环境。

从根本上说，房地产税最主要的作用并非降房价，而是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以取代日渐枯竭的卖地收入。毕竟，房地产税是未来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当楼市从黄金时代步入白银时代，卖地收入日益收缩，住房整体接近过剩状态，房地产税的迫切性越来越强。

房地产税的推进，虽然不是为房价而来，但势必影响到整个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遭受一些群体或明或暗的抵触。

房地产税是持有税，只要有房就要长期缴税。即使每年税率只有1个点，累计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成本，这就与个税、契税、增值税这种交易时才会产生的一次性税费，形成悬殊对比。

更关键的是，房地产税至少将会影响近半家庭，这背后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根据《央行最新调查报告》，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七成财富都是房产，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退一步讲，假设一套房的刚需家庭可以免征，那么房地产税覆盖的家庭比例也高达41.5%，影响范围之大，可见一斑。

房地产税开征还需稳定的楼市环境

回到当下，房地产税开征，还需要稳定的楼市环境。通过这几年的舆论效应不难看出，楼市越是高涨之时，房地产税的呼声就越高，来自官方的各种表态也就越密集。

相反，楼市越是横盘乃至存在下行风险时，房地产税的声音就越少，基调也就更为稳重。

这种现象很好理解。毕竟，房地产税是为厘清土地房地产税费体系、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而非降房价，而为保证征收效益最大化，也要防止楼市出现明显波动。

一言以蔽之，房地产税开征，时机很重要。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未能得到有效缓解，楼市下行周期进一步延长，房价下跌的风险日益放大，房地产税推出的时间可能还会推迟。相反，如果楼市再度转热，居民杠杆率进一步攀升，金融风险随之而增加，那么房地产税的推进有望加速。无论如何，推进房地产税都是大势所趋，唯一的悬念只是时间。（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

                        

疫情之下 中国制造业经历一次很重要洗牌                 
【研究员】：wh
前几年，金融资源很难有效地流到中小企业那里，更多地流到虚拟经济、股市、楼市等等。但今天，我们能看到一些定向降准、专项扶持的出现，在危机中，这些政策有助于中国的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偏斜。当然，可能达不到政策设计者所意图的程度，但是，政策受益者至少比过去更容易分享到金融资源。从相对值说，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我并没有很大的担忧。跟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规模更大，产业链更完整，规模大就意味着面对危机的时候，回旋余地大。

                                 

【博览财经特稿】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也就是说，社会保持长时期的缓慢稳定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出现的某些重大事件，会带来历史的突然加速和秩序的深刻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发展状态。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的一种。

危机之下一切都在重新洗牌

疫情的出现，让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次很重要的洗牌。很多在运行中勉力维持的中小企业，都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维持不下去。

不过，就算它们破产了，它们在过去所满足的需求，已经被真实验证过，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破产之后，设备还在，人员还在，这些设备和人员会被那些活下来的企业整合起来。这些活下来的企业，会活得更好、更健康。

从国家经济政策的角度，也能看到一些变化。前几年，金融资源很难有效地流到中小企业那里，更多地流到虚拟经济、股市、楼市等等。但今天，我们能看到一些定向降准、专项扶持的出现，在危机中，这些政策有助于中国的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偏斜。

当然，可能达不到政策设计者所意图的程度，但是，政策受益者至少比过去更容易分享到金融资源。从相对值说，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我并没有很大的担忧。跟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规模更大，产业链更完整，规模大就意味着面对危机的时候，回旋余地大。

回旋余地大是什么概念？其他国家规模比较小，一旦出现什么危机，对它来说弄不好就会变成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很难缓过劲来。

所以疫情蔓延之后，世界有可能会发现，那些中小新兴国家对疫情的应对能力不如中国。所以往外转的那些制造业企业，有些还会再转回来，最近已经看到一些相关消息了。

市场最终会告诉你答案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供应链效率还是很高的，其他国家跟中国有不小差距，西方国家也是一样。中国供应链的效率之高，主要原因在，中国供应链的规模效应。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一个很基础的概念：市场规模决定了你的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你的效率。

如果市场规模很小，只需要100根针，那么一家企业就必须做全部流程才能活得下来，只做其中特定环节是活不下来的。如果市场规模变成了5000根针，那么一家企业只需要做一个特定环节，就能活得下来。

所谓分工深度，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工厂所做的事情的专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专业化能力，专业化能力决定了效率。

中国供应链的专业化的分工深度上，也是极深的。我在东南沿海调研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家生产拉杆天线的企业，它只生产拉杆天线当中的一节。专业化的分工深度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分工深度越大，做的东西就越专门化，产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别好。比如，过去螺钉、螺母你全都做，今天你只做螺母，再往后你只做特定口径的螺母，再往后你可能只做特定材料、特定口径的螺母，分工深度越来越深。而这种特定材料的、特定口径的螺母，并不只是在一个产品上使用，有可能在很多种产品上使用，于是，你跟其他企业就形成了互为配套的关系。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每个厂家只生产其中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这时候，不同厂家生产的乐高积木就可以拼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这就是互为配套的关系。

这种互为配套的关系，在供应链网络当中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所以，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就是以整个网络为单位，获得弹性，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确保效率。效率、弹性兼得，便带来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这一切都是以供应链网络的超大规模性为前提的。

供应链有自身的演化过程，事先不能做任何人为的设计。如果一个厂家坚持认为你必须要有全流程，当然可以这样坚持，但是很快市场就会告诉你，坚持全流程不如只专注做一个产品。

因为另外一个厂家发现，它不用做全流程，而是可以把每个流程都分包给某一个厂家，最后在自己的工厂里做总集成就可以了。就像苹果和诺基亚，诺基亚坚持自己全流程，而苹果就把很多东西分包出去。

人们在一开始不知道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但是最终市场会告诉你答案。

清醒地认识自己，不妄自菲薄，不妄自尊大

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工厂，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谁能够决定未来的技术走向，谁才能称老大，中国肯定不是老大。今天，能决定未来的技术走向的还是西方国家，中国所做的主要还是中低端制造业。

西方的高端制造业跟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高端制造业是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对技术、工人的要求非常高，但是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单价高、需求量相对较少，总价相对较低；而中低端制造业是以成本优势为基础的，产品单价相对较低、需求量更大，总价相对较高。

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高端制造业就在塔尖，而中低端制造业就是金字塔的基底。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不能赶超西方国家。

但是，高端制造业产品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产品不是终端产品，只是一个中间品。比如一家企业做镜头特别厉害，但是用户没有办法直接用镜头，镜头必须要被装在手机上或者相机上才有用。而把镜头装在手机上的组装过程就属于中低端制造业。

仅从技术路线而言，西方是引领的，中国只能是一个追随者。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如此。如果让中国自己往前演化，效率比西方可能会慢很多。

以汽车业的演化举例。在西方国家，电动车理念一出来，马斯克迅速把它变为现实，其他人开始追随。手机上也是一样，中国靠自我演化的话，很难演化出智能手机，但是乔布斯能把它变成现实。这是由西方的技术路线以及理念决定的。中国在这些领域仍然是追随者，这是必须接受的。

引领者和追随者的区别就在于，引领者是从0~1的过程，而追随者是从1~100的过程。中国供应链从1~100的能力全世界最强，但是从0~1的能力仍然很弱，而真正能够爆破性增长的，都是在从0~1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不行。

要成为领先者，需要一系列东西的支撑。比如，你的基础研究是否到位，你的技术研究、创新理念等是否得到位。而这个沉淀过程实际上又关涉到工人激励机制的问题。怎么能够让工人一辈子只干一个活，但仍然让他能够获得巨大的职业荣誉感。

我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在全球制造业上干体力活，确实没地位。但如果全世界体力活都在中国，那地位就不一样了。但是，即便全世界的体力活都在中国，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我们干的还是体力活，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

中国的供应链在“溢出”

我们看到很多消息都在说了“中国制造业快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吗？

到越南做了调研之后才发现，现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比如，媒体上说2019年10月2日三星的手机最后一家手机工厂从中国大陆搬去越南，因此中国手机业马上就要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追问，三星是搬迁了它的工厂，还是搬迁了它的制造业生态？

在经过一系列调研后发现，三星往越南的搬迁，只不过是它的组装环节，上游的很多环节仍然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中国制造业的转移，而是溢出。

我还考察家具厂、包装厂等等，它们在原材料方面，都对中国有很深的需求依赖，所以这就更加证明它们只在当地完成最终的一个组装环节而已。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过去也只是组装，现在的越南是不是在重复中国的老路？我的结论是，越南做不到。

在工业经济当中，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没有重化工业，很多机器和原料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生产的。

当然，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照样也能发展，前提是你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些东西，然后完成别的工序。中国有重化工业，越南没有重化工业，而且越南未来也发展不起来重化工业。原因在于，从市场逻辑来说，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跟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相反的。

后发国家资本匮乏，但重化工业是高资本的；后发国家劳动力富裕，而重化工业又是低就业的。所以纯粹按照一个市场过程而言，后发国家是没法自发地生长出重化工业的。

那么，后发国家要想发展出重化工业，就必须要靠国家强力的扶持，像日本、韩国都是这样，但是这会带来国家内部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严重地损害国家内部的国民福利。

不过，如果这个国家出于别的考虑，不管不顾，非得这么搞的话，最终重化工业是有可能被搞起来的。

现在，之所以各国的工厂都在往越南搬迁，因为它的贸易环境好，而贸易环境好是因为美国愿意把越南纳入自己的自由贸易系统，而纳入进来的前提是你必须得是自由市场经济。

如果你靠国家扶持，美国就会把你踢出去了，而一旦踢出去，对于越南来说，它之前所有的优势全都丧失了，它就只能走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而只要走这个路线，那么重化工业就发展不起来了。

没有重化工业，你的经济照样可以发展很好，但条件是你必须跟另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有契合关系，这就是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往越南搬迁不是转移，是溢出。

疫情还在继续，对全球经济来说，6个月的恢复期也只是一个乐观说法。如果全球经济恢复不起来，就意味中小企业的订单始终回不来。

这时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先盘一下手上的现金流状况，如果觉得能撑得过6个月，要考虑怎样节流。现在开源比较难，当然也有机会，但是竞争非常激烈。要看一下自己的企业身处在什么行业？行业的需求是否是一个被市场真实验证过的需求？只要是，那就是你开始储备更大产能的机会，因为等到疫情过后，谁活下去，市场就是谁的。（受访者施展，历史学博士，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笔记侠 作者：牟小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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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币圈遇上口罩圈 到处充满骗局和谎言                 
【研究员】：wh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我国经营范围含“熔喷”的企业达4477家，仅在2020年以来就新增2638家。这些入局口罩世界的人来自电子烟行业，来自微商行业，来自外贸、医疗器械行业，还有来自制造业、服装业等传统行业。而其中最醒目的或最典型的方阵，则是来自币圈或区块链行业。不少来自矿圈、币圈、盘圈的从业者发现，微信群里、朋友圈中时常出没着疫情物质倒卖人员。

                                 

【博览财经特稿】从事区块链，尤其是币圈的人应该早有察觉——身边买卖疫情物资的人突然多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以前在朋友圈喊卖矿机、叫嚣梭哈买入的好友们，纷纷干起了口罩和熔喷布的行当。

朋友圈的热词不再是比特币、梭哈、开多、开空，变成了KN95、切片机、熔喷布。尔东（化名）表示，“年前一堆废铁，年后成黄金。”他认识一位做熔喷布生产设备的老板，机器开一天赚200万。

暴富神话正发生在当下的口罩圈。短短几个月内，熔喷布价格从1.5万元/吨最高涨到75万元/吨，翻了50倍，

回观币圈，除合约场上的血腥厮杀的场景，十倍币、百倍币的故事久违流传。据一位现投身口罩圈的前币圈人士透露，身边在数字货币一级市场被割了200万的老板，靠倒腾口罩在1个月时间挣了6000万。

在以一夜暴富而著称的币圈，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暴富故事。币圈的苍天没了，口罩的黄天起了。

当币圈遇上口罩

疫情之下，全民都在做口罩。“三天回本，月入千万。”口罩界如是传闻比比皆是。

暴富神话刺激之下，诞生一条关于口罩生产倒卖的产业链，原料、熔喷布、生产设备、口罩机，人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仅以熔喷布为例。熔喷布作为生产口罩最核心的材料，被称为口罩的心脏，主要原料是聚丙烯（PP），由原油炼制而成。熔喷布被称为布黄金，在疫情下，每吨价格1.5万元涨到75万元，翻了50倍。

在微博找人一栏搜索“熔喷布”，会拉出来十几页的微博账号；在QQ搜索“熔喷”二字，出现数不清的来自天南海北的熔喷布交流群；而在抖音上，关于熔喷布的视频被3亿次播放。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我国经营范围含“熔喷”的企业达4477家，仅在2020年以来就新增2638家。

这些入局口罩世界的人来自电子烟行业，来自微商行业，来自外贸、医疗器械行业，还有来自制造业、服装业等传统行业。

而其中最醒目的或最典型的方阵，则是来自币圈或区块链行业。不少来自矿圈、币圈、盘圈的从业者发现，微信群里、朋友圈中时常出没着疫情物质倒卖人员。

一位矿机贩子表示，做矿机没意思，一台二手矿机才赚20块，出了问题也麻烦，矿机现在不好搞了，跟随客户需求，转业买口罩了。

如果说之前的关键词是梭哈、买入、比特币，那当下流行的是KN95、切片机、熔喷布。倒卖疫情物质，再加上币圈，仿佛已经释放别样的想象空间。到底这批转行疫情物质行业的币圈人士或前币圈人士，做得怎么样？

根据调研的几位转行口罩的币圈/前币圈人士情况，管中窥豹。

浪潮下转身

“新冠医疗器械行业就是2017年的矿机行业，动辄10倍。”

廖翔在朋友圈如是说道。这位曾经的BTG（比特黄金）创始人此前想的是分叉比特币和以太坊，如今每天谈论的是复合熔喷布、手套、自动KN95机。“上熔喷布挖矿项目，十天回本。有兴趣，需求的联络我。”廖翔称。

像廖翔这样投身医疗器械行业的币圈人士不在少数。95后创业者王子健此前一直在币圈创业，今年3月开始做一款名为趣买卖的医疗物资对接交易平台，上线几天后就实现了盈利。

“人性是逐利的，哪块有财富神话，人群就涌向哪方。”王子健表示，这也是他转型口罩的一个原因。

人人资本CEO赖梓裕表示，自己旗下一家纸巾工厂现已转型做口罩生产，此外，他还投资上述的趣买卖。赖梓裕介绍，他主要生产一次性民用口罩（KN95和一次性医用口罩），靠此挣了超过千万元。

此前，他重仓8位数的比特币和以太坊，挣了近千万。也就是说，这几个月的口罩生产，已经超过他在币圈挣的钱。那么大多数人靠口罩都挣到钱了吗？

王子健介绍，现在只有极少数赚钱了。2月初最早入场那批赚了，他一个朋友靠自己开设生产线一个多月就赚了6000万，而那位朋友之前在币圈的一级市场被割了200万。很多人也没亏钱，只是在群里和朋友圈发发信息。不过不到最后无法统计。

王子健总结称，在有行业资源情况下做口罩相对更容易赚钱，而币圈除头部企业容易外，更多是割韭菜。

骗局遍地

如同币圈充斥着空气币、山寨币一般，口罩世界也充满了骗局和谎言，其中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最为主要。

熔喷布从业者贾花（化名）介绍，很多人选择花了几十万组装了山寨的熔喷布生产机器，因为整个的熔喷布生产得投资几百上千万，建设工期就得三个月。

但这样的机器在市场还是受到追捧，就如同曾经的比特币矿机一样，预定1个月后的期货可能也会面临无货的状况。据悉，在被被强制停产整顿前，江苏扬中就有涉及上万家从事伪劣熔喷布的小作坊。

赖梓裕介绍，口罩机厂商在生产上的阻碍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资质不合规，二是产品质量不合规。

资质方面，国内至少需要营业执照、GB检测报告、对外贸易经营备案、海关备案，对外出口则要具备CE和FDA双证以及P2/P3检测报告等。

利益之下，一批币圈人士冒着违法的风险顶风作案。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一家区块链公司正在倒腾生产假口罩。口罩里的熔喷胶只有中石化总产，他们不知从老家哪整的假冒的，然后改红头文件，改为合格企业。让设计改红头文件，设计不改，也被开了。人性的黑暗你根本想象不到，玩区块链至多会遇到割韭菜的小诈骗犯，但倒医疗物资的是一群老头子，看着别人去死。

放大灯团队采访的一位医疗物质的“倒爷”就来自区块链，他从2月初就开始关注并从事防疫物资买卖，口罩、额温枪、呼吸机、熔喷布，“都是同一拨人在炒”。

黯淡退场

市场变了。赖梓裕发现，这两周的生意不好做了。如果前段时间还能靠出口国外保持生产线不停工，那现在是彻底“凉凉”了。

“现在更多的是国外的采购。刚开始谁有货谁就能卖出去，现在国内产能上来，光有货还不行，谁有渠道谁才能卖出去。”王子健介绍。

在一众淘金客入场把原料、熔喷布、机器哄抬走高之后，口罩市场开始走凉。从口罩机厂商而言，当下喷布机器大量上新，但熔喷布的需求又在减少。同时，全国上下都在打击非法熔喷布，即三无熔喷布。外贸市场也持续走低，除面临海关查封的风险，口罩出口还得接受进口国家的检验。

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表示，撤回中国60多家制造商向美国出口N95口罩的许可，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来自这些公司的大量低质量产品。

北京时间同日，60多位中国卖家前往亚马逊深圳办公室维权。他们在亚马逊平台售卖口罩等防疫物质，被平台判定为违规，账号冻结、被删除，款项无法提出，申述无门。

“口罩机厂商，接不到订单，没有合格的布，又不敢做。来的订单都是低价格，到底是出还是不出，是选择亏还是不亏。”贾花称，这是当下现状。

就如同币圈正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那样，口罩圈也面临着监管的重压，以及前浪收割后浪的陷阱。

贾花透露，最近很多朋友搞熔喷布机器大部分亏本了，都是不太合格的，又没有技术也没有设备，然后没有好的原材料的，达不到90的，亏本的。

贾花以前身价上百万的朋友破产了，因为布不达标不合格卖不出去，机器都停在这里。

在经历几个月忙碌之后，口罩市场走凉，贾花终于有时间给自己放个小假，给自己奖励了一个限量款名牌包。接下来，她会继续在其他行业搜寻下一个机会/猎物。

而疫情物资对王子健来说只是短期项目，他觉得，币圈目前是周期性低谷，在牛市他又会allin进来，这样投入产出比会更高。

矿工尔东介绍，现在的口罩比起之前的矿机像过家家。矿机最疯狂的时候，一个人说自己有机器，给对方拍个仓库视频，什么没谈，几十万定金就发过来了，然后再谈价格、聊发货。持续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都是暴富。回忆此前盛况，不免落寞和唏嘘。（来源：深潮DeepFlow（deep-flow）作者：深潮）